谭宗级：评《五·一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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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五·一六通知》

谭宗级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
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并为全世界被压迫民
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客观事实
。但是，毋庸讳言，他在晚年也犯了严重错误，这主要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使党
、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
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
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
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
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
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些“左”倾错误论点，首先集中表现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经一九
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通称《五·一六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以后曾被概括成所谓“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通知》，是一九五七年以来党内“左”倾错误
思想的发展和集中表现，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因此，剖析《
通知》，对于进一步认清“文化大革命”在理论、方针、政策上的错误，从中汲取
教训，是有益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
春桥等人谈话，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同时，他
还提出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根据康生传达的毛泽东同志
的上述指示，中央书记处于四月十二日作出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
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四月，在上海由陈
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组成中央文化革命
文件起草小组，负责起草《通知》。《通知》先后八次易稿，经过毛泽东同志多次
修改审定，于四月二十四日提交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
然后，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五月十六日正式通过，作为党内文件下发到县、团
一级党委。一年以后，经毛泽东同志批准，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在《人民日报
》公开发表。

从《通知》的结构来看，它包括三个部份。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
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
政治局常委之下。二是罗织《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逐条进行无限上纲的错误批
判，提出一整套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方针、政策。三是要求各级
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
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通知》涉及的范围很广，问题很多，本文仅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些初
步的剖析。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党制定路线、方
针、政策的客观前提和科学依据。“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之所以错误
，首先就在于它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主观臆断。

一九六六年五月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建立十七年，基本完成对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有十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
内政治经济形势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暂时困难业已克服。党内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
弊端，但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人民是团结的，社会是
安定的，人民政权是巩固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以上是这一时期的主
导方面。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国内还存在某些残余形态的阶
级斗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某些不相适应的方面也
需要继续调整。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
和政策，这些问题并不难解决。总之，当时并不存在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
政治大革命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而《通知》却无视这一基本形势，错误地把剥
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阶级对抗始终存在的社会，把我国的现
实描绘得一团漆黑。

《通知》在第九条里对六十年代前期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和基本情况作了
这样的描述：“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
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
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

这种概括一笔抹煞了建国十七年来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成就和主流，而认为
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五界和上述报纸、广播等十三个方面
，所有这些文化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无一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都是毒草丛生、牛鬼蛇神充塞的黑暗世界，这些论断是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
况的。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文化思想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左”倾思潮严重，党内
和国家民主生活受到了削弱以至破坏。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反
右倾”之后，一方面是心有余悸，另一方面是“宁左勿右”的思想情绪日益滋长，
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种情况，直到传达毛泽东同志一九六
二年一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和一九六二年三月周恩来、陈毅同志在广州全国科
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后，才有所缓和。

但为时不久，毛泽东同志便在同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
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估计
，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又发出关于文学艺术的两
个批示，认为文艺界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艺团体和文艺刊
物已“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化部已蜕变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
者外国死人部”。

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文化领域里的“左”倾思潮又发展起来，错误地批判了一
系列文艺作品和学术观点，打击了许多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有的还被说成
是服务于某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因而对他们的批判实际上成为政治定罪。到
一九六五年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
出笼后，特别是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等同志后，无限上
纲，罗织罪名，这种政治批判愈演愈烈。《通知》下达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被
严重混淆。从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
老手”、“三反分子”的帽子满天飞，陷人于罪的棍子到处打，大兴“文字狱”，
造成了严重后果。

《通知》不仅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形势和基本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而且
对六十年代中期整个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也作了同样错误的估计和判断。最使人惊心
动魄的就是《通知》中的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
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
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
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
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而
且《通知》还说，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个别的
”，而是“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
物”。这也就是认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篡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
且渗透到党、政、军和文化界的各个领域，遍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机关。照
此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已经是危机四伏，眼看就要“党变修、国变色”了。这是
一幅对社会主义现实作了多么严重的歪曲的图画。

正是基于这样的错误估计，所谓“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围，后来
毛泽东同志也说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
治大革命”。但实际上这样的形势和随之而来的任务并不存在。因此，无怪乎全党
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对这场“革命”的发动感到“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
力”了。这场运动根本违反了人民的意愿，当然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的
拥护和支持。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二）

《通知》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首先，《通知》严重混淆了人民内部思想认识上、学术观点上的矛盾，同革命
和反革命的敌我矛盾之间的界限，提出要用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打倒、清洗的方
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通知》把敌我矛盾的政治问题
和人民内部的学术问题完全等同起来，然后又把政治问题视为禁区，不准讨论，不
许被批评者申辩。《通知》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切阶
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论断为依据，来抹煞政治和学术的区别，这是根本不正确
的。应当怎样理解“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命题？列宁解释说：“‘一
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
人同业主的任何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
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
列宁全集》第４卷１９１—１９２页）

更何况，“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根本就不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据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批判和反对修正
主义，但是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
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
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
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
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
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其结果是
“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走
资派”；在学术上有成就的、著名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被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
”，一律加以批判、打倒。

《通知》认为，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
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第二条）很明显，《通
知》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学术讨论、理论探讨，武断地认定一切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
题，这不仅完全违背了在学术上必须实行“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必须反对企图
用粗暴、简单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的做法，而且其结果必然是把错综复杂的学术
领域里的不同意见简单地归结为两家：不是无产阶级一家，就是资产阶级一家，把
“百家争鸣”说成实际上是“两家争鸣”。这就在实际上既取消了肃清封建主义思
想遗毒的任务，也忽视了我国当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量存在，而且这样一来，就
使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都可以被贴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标签，于是这个斗争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通知》提出无产阶级学术要消灭资产阶级学术的方针，这就背离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历史遗产一贯的理论和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
的学术成果，如对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所采取的批判继承的方针，这是人所共知的。列宁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作过
坚决的斗争，批判过所谓要消灭资产阶级文化，否定文化遗产，鼓吹文化虚无主义
，想要凭空创造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口号。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
”的文化虚无主义，列宁在一九二○年十月发表了题为《青年团的任务》的著名演
说，反复强调学习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的极端重要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只有
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
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压
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１卷３４８页）毛
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曾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横排本〔下同
〕第２卷４９９页）应当说，这些道理都是人们所熟知的。

与此相反，《通知》却要消灭资产阶级学术，请问怎样消灭呢？林彪、江青、
康生、陈伯达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倒行逆施，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
：凡是不符合他们帮派口味的，管它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观
点和原则，一律斥为“封、资、修”的“黑货”而加以封禁、销毁，对这些作品的
作者一律予以打倒，甚至投入监狱，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一时之间造成了百花凋零
、万马齐喑的严重局面。那时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封建法西斯的淫威下，连郭沫若
同志也不得不违心地宣布要把自己的著述统统付之一炬！所谓消灭资产阶级学术的
方针，说到底，就是毁灭文化的方针。执行这一方针造成的恶果是：抓辫子、扣帽
子、打棍子的现象到处盛行；说假话、搞迷信、打砸抢愈演愈烈，造成了一场文化
学术的大灾难。

其次，《通知》主张“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第四
条）。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通
知》说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
什么是“专政”呢？列宁说得好：“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
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列宁选集》第３卷８３５页）这
就是说，专政是一种强制手段，通常是指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在政治斗争中为解决
敌我矛盾时所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政治措施。谁对谁实行专政，这只能是政治领域里
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把专政手段移用于思想文化领域，那就大错特错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决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只能用批判的武器，不能用
武器的批判；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对待人民内
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
非常有害。”（《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３９１页）因为一定的思想和文化作为一种
观念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只能伴随
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才能实现。因此，企图采取专政的手段来强制解决某种
思想文化问题，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在“文化
大革命”中，某种观点、某部作品、某一出戏、某部影片，一旦被认为有问题，常
常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和这些作品的作者都当作阶级敌人、革命对象，而对他们实
行专政，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以后，“四人帮”变本加厉地提出所谓“在思
想领域专政”，“在意识形态专政”，“把文化部办成意识形态里的公安部”，以
及张春桥鼓吹所谓“全面专政”论，都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
，就是把“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论断歪曲引用、任意延伸的结果。“
四人帮”肆意抹煞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同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区别，在他们
看来，似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切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都是敌我斗争，都要实行专
政，这是他们敌视人民的反革命本性所决定的。

再次，《通知》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真理的阶级性。“在真理面前人人平
等”，这个命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明真理是客观的。客观真理是不依人
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人都有权探索真理，宣传真理，捍卫真理。不论是谁掌握
了真理，人们就应该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见，即尊重真理，服从真理。马克思、恩
格斯对于掌握了真理（包括掌握了部份真理）的人，从来都是采取尊重和学习的态
度的。这就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尽管有的人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学者，马克
思、恩格斯照样吸取他们学说中的合理部份，用来建立和证实自己的理论，并不因
人废言。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李嘉图、圣西门、
欧文、傅立叶等的态度，便是明显的例证。马克思主义正是批判地吸取他们学说中
的合理部份才创立起来的。同样，列宁并没有因为普列汉诺夫在后期犯了机会主义
错误，而否定他前期在俄国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这也是一种平等待
人的态度。毛泽东同志也多次强调，真理只有一个；不要跟一个人，要跟真理，谁
发现了真理，就服从谁，管他是挑大粪的，还是干别的什么的。“我们除了科学以
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１３１页）
这表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无可非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通知》却认
为这个观点否认了真理的阶级性，斥之为“资产阶级口号”。但真理有阶级性的说
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
映，这就是说，从人们的认识形式来说它虽然是主观的，但就其内容来说却是客观
的。真理是客观的，它包含着不依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
内容。尽管人们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观察同一对象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
反的结论，但是，认识同一对象的真理只能有一个，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才是
真理。因此，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承认真理有阶级性，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
真理客观性的观点，就会陷入诡辩论和相对主义。《通知》以真理有阶级性的错误
论断来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正确观点，恰好证明这一观点是不可驳倒的
。

《通知》接着又把在真理面前是否人人平等的论题一下子改变为完全不同的论
题，它问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
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
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
吗？”（第四条）很明显，这些问题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截然不同的两类问题
，这种改换论题的批判当然是很错误的。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马克思主义
观点，便否认了客观真理，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标准，就在客观上助长了林彪、康生
、江青一伙的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人们在真理面前不是平等的，这就意味
着在真理面前象在封建社会一样有人身依附关系、等级关系，只有某些人或某个人
才有权有资格掌握真理，其他的人只有等待这些人的“恩赐”，才能看见真理的光
辉。而掌握真理的人，又一定是睿智非凡的伟大天才。这种人的地位越高，真理就
越多，地位达到最高峰，他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了，他的话就成了不可移易的“金科
玉律”。这种真理化身的人的言论，只能成为信仰的对象，而不能成为研究的对象
，别人无权研究，最多只能进行注解阐释。谁如果要探讨、研究这些言论是否正确
，就会被认为亵渎神圣，大逆不道，横祸便会从天而降。在林彪、“四人帮”横行
时期，我们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异议，不仅被开除党籍
，陷身囹圄，而且竟惨遭杀身之祸。这种理论上的专制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
还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最突出的是《公安六条》中规定的“恶毒攻击”罪，不
少冤案都由此而来。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权力真理”观并未绝迹。坚持“
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同志，实质上还是坚持“权力真理”论。这种观点，无疑是
十分错误的。

最后，《通知》还割裂“破”和“立”的辩证关系，主张以“破”代“立”。
必须全面理解破和立的辩证关系。破，是对旧事物的批判和否定；立，是扶植和支
持新事物的产生、成长和发展。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绝不能互相取代
，决不能说：“‘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
主义论》中说过“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可见破和立是不同的两个范
畴，绝不能说，立等于破，可以以立代破；也不能说，破就是立，可以以破代立。
我们打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旧的国家机器，还要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
新政权。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建立了国营和集体所有的两种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且
还要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建设和斗争，才能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
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说“‘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呢？
我们干革命，破并不是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一个被打碎的旧社会的废墟，而是为了
在这个废墟上建立新社会，创造新生活。破，是为立扫清道路、创造条件的。立，
才是我们革命的目的。破的任务是艰巨的，但立的任务往往更艰苦更困难，需要花
费更大的气力，更长的时间，决非一蹴所能成就的。把破当成目的，说破就是一切
，这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时期，破无疑是中心任务，那时
应当破字当头。但是，当工人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破的任务虽还未完成，但
立的任务即建设的任务却日益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成为全国工作的重心。我们党
提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是表明我们已把立提到首要地位，也可以说是立字当头
。这是合乎辩证法的，不能说是任何时候都要“破字当头”。老是破，不稳定，没
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怎么谈得上立、谈得上建设？应当说，没有破是不可能立
的。但是没有立，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破；没有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会
自行到来。如果我们不能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把它建设好，资本主义的
东西就不可能真正彻底破除掉。因此，《二月提纲》说的“要有破有立”，“没有
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而《通知》却斥之
为：“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
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
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第六条）这样无限上纲，大张挞伐，实
际上是割裂破和立的辩证关系，从而为林彪、“四人帮”大搞破的绝对化，推行“
破就是一切，破就是立”的“捣乱哲学”大开方便之门。

（三）

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十六条》强调的“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再论述分清敌我的极端重要性，他着重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
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毛泽东选集》第１卷
３页）恰恰在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首要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
化大革命”严重混淆了敌我，犯了令人痛心的错误。《通知》由于对形势的错误分
析和判断，并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以致错误地把党和国家
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视为“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视为“反动学术权
威”，号召对他们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直至夺取他们的“领导权”，
“清洗这些人”。实际上，是把各级领导干部和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
统统打倒。

在我们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事
业的骨干力量。虽然党内也混进了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但在党
内并没有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指什么人，从一九六五
年一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的《二十三条》提出这一概念，直至“文化大革命”结
束，并无确定的标准，完全凭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因而同样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
”中竟可以昨天是“走资派”而被打倒，今天是革命派又成为结合的对象，明天因
不合“造反派”的口味再度被打成“走资派”。这种变幻莫测的政治沉浮，完全要
看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的态度如何来判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走
资派”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上自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党支部书记，甚
至连炊事班长、汽车班长、生产组长也都成了夺权的对象。因为“走资派”的内涵
不清，只要沾一点“权”的边都可以被说成是“当权派”，而“当权派”就可以被
打成“走资派”。不仅如此，而且“走资派”这一概念的外延很广，随便可以打出
成千上万个“走资派”来。正因为“走资派”是这样一个既不确定又不科学的概念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便可以利用它来打倒他们想打倒的任何人。林彪、江
青之流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能够猖獗一时，大搞“普遍罢官”、“全面夺权
”、“打倒一切”，就是利用了这个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走资派”的“左”倾概
念。

总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涵义不明确，“当权派”所指又非常广泛，使用
这一概念，便错误地把党内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看成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只
能扩大打击面，而被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利用来作为“打倒一切”的根据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滥施淫威，致使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无
辜受到诬陷和迫害。如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三十三人，除去世的三
人外，遭受诬陷的达二十人之多，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八届中央委员、候补
中央委员共一百九十四人，除有病、去世的三十一人外，遭到诬陷、“靠边站”的
九十六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九。仅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在“文化大革
命”中因冤案而死的即达九千八百零四人之多。（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实践表明，“走资派”这
个概念并不是“科学的抽象”，而是制造冤假错案的方便手段，我们必须坚决摒弃
这个“左”倾错误的概念。

《通知》第九条提出“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结语又要求“彻底揭露
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以后，《十六条》又规定要批判所谓
“反动学术权威”。所谓“反动”，不言而喻，指的当然是政治上的反动，这是属
于敌我矛盾的用语。但其结果，凡是权威的，即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统统
被看成就是“反动”的学术权威，都被纳入清洗、打倒之列，甚至我们党在思想文
化战线上战斗几十年、卓有成就的老同志也不能幸免。在林彪、江青一伙肆虐横行
的日子里，文化界的大批知名人士横遭迫害，仅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遭受迫害的就
达二千六百余人之多。（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

总之，由于混淆了敌我的界限，就使广大干部、广大知识分子以及同情他们的
广大群众受到了打击和迫害。

以上从形势估计、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等几个方面，对《通知》作了一些初步
的剖析。由此我们应当得到什么教训呢？教训就是：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
来说，应当经常注意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自觉地揭露
和克服自己组织中确实存在的阴暗面，坚决防止和避免走上脱离人民、压迫人民、
蜕化变质的道路，这的确是一项长期的严肃的任务，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
决的重大课题，绝不可等闲视之。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对党和国家的政治
状况作出符合实际的估量；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这是部份的、小量
的）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主要的、大量的），而决不可以主观臆断，夸大敌情，
以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必须依靠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而决不可以抛开党的组
织和人民群众；必须凭借社会主义法制的手段，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
措施加以解决，而决不可以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总之，决不可以采用《通知
》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这种完全错误的理论、方针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
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
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仅仅进行一次，已经使我们
深受其害，至今犹有余痛，以后决不能再搞了。这是我们党和人民付出了惨重牺牲
得来的历史教训，我们一定要永志不忘。

恩格斯在一八九三年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过：“没有那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
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３卷１４９页）我们党
全面地深刻地总结和汲取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重新确立了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
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纲领，找到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正确道路，采取了许多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有力措施，并
且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我们国家出现了安定团结、兴旺发达的生动
景象，目前正在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有
志气、有能力、有信心，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一定能够象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
用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这场历史的巨大灾难。

□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８期

http://www.cnd.org/CR/ZK01/cr100.hz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