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岩：七千人大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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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岩

　　为了总结195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的经验教训，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以更好地指导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毛泽东根据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建议，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这就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一)会议前的准备。

　　1.1961年11月12日晚，毛主席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的情况汇报时讲话。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的大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11月13日)
　　2.毛主席离京，经上海、杭州小住，12月13日来到太湖之滨的无锡。分别听取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150万担到200万担，实际完成220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这一年多来，关于国内情况，毛泽东听到的和看到的(包括书面材料)，尽是困难和问题，农业严重减产，工业生产完不成计划，农村的严重困难情况，使他感到压抑，这次听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讲的一些好消息，工、农、财贸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为高兴。他15日写信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们也来听一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
　　听取汇报中间，毛泽东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关于形势，他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他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这事是刘少奇支持，邓子恢大力推行的。)
　　讲到1962年的工作时，他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毛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插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12月20日)
　　“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这些话最能反映毛主席那个时候的心境。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是到了“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
　　3.毛泽东在返回北京途中，17日又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汇报;19日又听了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的汇报。作了一些重要插话。
　　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时，毛主席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
　　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主席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毛泽东听取谭启龙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2月17日)
　　他在插话中还着重讲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毛泽东听取刘子厚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2月19日)

　　(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1961年12月20日开始，1962年1月10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1962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1.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中央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主要由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会议的开法，毛主席讲了话。
　　在谈到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时，毛主席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主席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当周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主席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
　　接着，毛泽东讲话。他说：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
　　毛主席讲过之后，刘少奇讲了他有病休息的情况。讲到，他这次真休息，只能看《红楼梦》。讲到《红楼梦》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讲述他对《红楼梦》和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看法。毛泽东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的一席谈，代表了红学研究中的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学术界、在中国和世界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
　　2.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上作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毛主席说，他感觉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有了“六十条”，最近又把队为基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的情况是见效的。毛主席特别举例，讲到江苏省委最近组织了几个反对派，向来不说好话的人，下去自由访问，先看坏的，后看好的，这次回来也讲好话了。
　　关于党的工作，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了一下，回来跟我们谈，明年要抓工、、商、学、兵、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年。
　　最后，邓小平谈到如何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
　　3.1962年1月8日，刘少奇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还没有写出来，正在抓紧进行。到1月10日上午10时，毛主席看了报告稿的前两部分。他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邓等，说：“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找来商量，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充分发表。

　　(三)七千人大会。

　　1.1月11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分组讨论刘少奇报告稿，讨论很热烈，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2.16日晚上，毛主席召集刘、邓、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在不同意见面前，毛主席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他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共21人)，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杨尚昆日记》下，P113)
　　起草委员会反复修改，集中各方面意见，终于形成一个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作用的文件。
　　毛主席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七千人大会的安排问题，还讨论了刘少奇口头报告提纲。
　　3.毛主席亲自主持七千人大会。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起草的报告稿，而是对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外作发挥和说明，这就是刘少奇口头报告的由来。
　　1月27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全体会议，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1月29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毛主席主持，林彪讲话。
　　林彪的讲话，应该说是比较科学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造成严重失误的原因。林彪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而且情况已经在开始好转，今后必然会继续好转下去。造成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使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减少了，但我们取得了经验。全党来了个大学习，使我们党员、干部的质量和能力大大提高了。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在讲话中，还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军事方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62-64)
　　林彪讲话之后，毛主席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到1962年3月20日，毛主席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62)
　　根据几天来分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鼓掌。毛主席说：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大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八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六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刘少奇等人在许多问题上是封锁毛主席的!——笔者注)。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9日)
　　1月30日下午，毛主席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高潮。

　　(四)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一共讲了六个问题：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民主集中制问题;我们应当联合哪些阶级，压迫哪些阶级;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
　　七千人大会的主旨是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一点毛泽东是赞同的。但问题是如何实现集中统一，用什么来反对分散主义。实际上，在当时既有分散主义的问题，也有刘邓等人个人专断(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大权在握，镇压迫害了多少好干部、好党员、好群众，就是其个人专断活生生的例子!)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因此，大会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不同意见，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毛主席在讲话中，没有把反对分散主义而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心问题来讲。事实上，这几年党的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大刮“五风”，主要也不是分散主义，而是刘邓等人个人主观武断，不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造成的。所以，毛主席在讲话中，理所当然的，不把反对分散主义作为中心问题来讲，而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学说，并且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像毛主席这样阐述民主集中制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只有党的几十万高中级干部，都从思想上真正明确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才对于贯彻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才能自觉的实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五个统一。这样，毛主席就从更高、更全面、更深刻的层次上，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主要经验教训。
　　毛主席这次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与其说强调集中，不如说更强调民主。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毛主席批评了党内的一种现象，说：“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在这里实际是指刘少奇等人)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他举了一些省委发扬民主、作自我批评的例子，说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他还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指安徽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主席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足见毛主席是多么光明磊落!这与那些隐秘自己的错误，嫁祸于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反革命两面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毛主席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在会议大厅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
　　毛主席讲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在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教训的时候，毛主席常常讲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强调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讲到哲学上一对重要的范畴：必然与自由，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这次讲话中，毛主席结合党的历史，结合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加以比较，系统地深刻地阐述和发挥了这个问题。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这一点的最后，毛主席讲到：“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在这个极重要讲话中，毛主席一共讲了六个问题，而在1978年7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时，是全文发表的;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刊载时，随着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他们竟把这篇文章的涉及到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两个重要问题，拦腰砍掉了。这就是第三点和第五点，现引录于下：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一定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从删掉的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删掉的是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大问题。这篇重要文献，在1978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为纪念建党57周年，第一次公开发表时，是全文发表的，并没有任何删减。而中央文献研究室，他们竟然秉承上面某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旨意，在编辑出版毛主席著作时，大量阉割毛主席著作的灵魂和革命精神，特别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精华和灵魂，这一篇他们的阉割是很典型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总有一天，用马列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共产党人和亿万人民群众，是要同你们算总账的!
　　这次大会，正如毛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指出的：“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16-43)
　　毛主席的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大会的民主气氛。与会代表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这几年来党的工作，充分发表意见，热烈讨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到2月2日，“出气大会”告一段落。2月4日是除夕，毛主席和与会代表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同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人员一起出席团拜会，共度春节。
　　大年初二(2月6日)邓小平、朱德讲话。朱德的讲话，主要是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大年初三(2月7日)，周恩来讲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的办法。大会最后，通过书面报告的决议。之后，毛主席宣布大会闭幕。

　　(五)七千人大会的伟大意义。

　　这次大会，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有着极其伟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必然与自由的科学范畴，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都作了极其重要的创造性理论贡献;同时，对于指导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迎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后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自上而下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发动亿万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造反，揭露党和国家的阴暗面，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总之，七千人大会以其辉煌的光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载入史册!
　　(六)毛主席亲自修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毛泽东随即离京去外地。走之前，曾交代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二月下旬，田家英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面见毛泽东。
　　毛泽东对田家英整理稿不太满意。2月24日凌晨，给田家英写了一个条子，说：“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如有三份，可以叫林克参加。如你身边有一份，就不要北京再送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54)
　　第二天，讲话稿送来了，是一个录音记录。毛主席花了一天工夫，在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改出后即交田家英，并批示：“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同上)
　　从这时起到3月20日，毛主席又先后改了七遍，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和补充，主要集中在民主集中制问题和认识客观世界问题这两部分。其中有一段话，意思是说，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这种下降和调动，无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毛泽东在修改整理稿时，读到这里，觉得言犹未尽，忽然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随手引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引证之后，毛主席兴致勃勃地发挥了一篇议论。为了引证无误，毛泽东特地嘱咐田家英找来《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加以校对。
　　经过毛主席多次修改和补充，以及文字上的润色，使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更丰富，理论色彩更浓，文字也更为流畅。另外，在1966年的二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夜，中共中央在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曾经他本人同意，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44注释5)
　　到了21世纪初，一些政治流氓、文痞实在找不到什么子弹来攻击毛泽东了，竟造谣、诬蔑和诽谤说什么：《毛泽东选集》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著作都不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而是其他领导人和胡乔木、陈伯达等人所写。这些造谣者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就是连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同志，都公开出来辟谣。胡乔木尽管曾被毛主席赞誉为“党内的一支笔”，但他比较起毛泽东来，自愧不如。毛主席真是大手笔，远高于陈伯达、胡乔木不知多少，根本就不是在一个档次上!有人造谣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写的”，连胡乔木自己的诗词，都要请毛主席给他修改、笔削，才能发表，而他写的词，却要冠以毛泽东的名字，这更是令人笑掉大牙!
　　笔者在学习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曾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写了一篇哲学论文，现引录于下。
　　附录：
　　毛泽东对必然和自由这对哲学范畴的创造性贡献
　　孙焕臻
　　毛泽东从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艰难的岁月里，为了批驳“左”的和右的修正主义思想，结合总结经验，深刻研究和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曾经多次讨论和阐释必然与自由的科学范畴。
　　194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20年，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也已完全成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认识已完全由必然达到了自由的境界。这个时候，毛主席为了使全党普遍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克服主观主义，首先在高级干部中通过整风方式，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批判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端正和提高执行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觉悟。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必然与自由的哲学内涵。
　　一、必然和自由的科学内涵
　　毛主席在1941年《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科学地揭示出必然和自由的科学内涵。
　　必然——客观存在的规律性。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然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而主观唯心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是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象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他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二、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毛泽东到了上个世纪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运用必然和自由哲学范畴，深刻地阐述了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他指出：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1942年冬天到1945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期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统一了认识。至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30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30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3万人，就是说，不到30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30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了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比起那个30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在报告(1962年七千人大会)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吃了一些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后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的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地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1960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规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1960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1961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到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1960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17世纪到现在，已经有360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18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9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期以前，在17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比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余，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为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重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总结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1961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12年分为前8年和后4年，1950年到1957年底，是前8年。1958年到现在是后4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4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60条，工业企业70条，高等教育60条，科学研究工作14条，这些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个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然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8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提出，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期，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一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1930年以前入党的，20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总之，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27-37)
　　三、运用必然和自由这对哲学范畴使其成为
　　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毛主席对必然和自由这对哲学范畴的创造性理论贡献，对于用这个哲学范畴来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是极其巨大的。我们所以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世界观武装头脑，其最根本的目的，或者说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必然，并根据认识的必然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人们的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从而获得自由。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P845)
　　人们学习哲学，掌握哲学，运用哲学，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认识事物的必然，并运用这一正确的认识去指导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使人们获得自由，自觉地主动地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历史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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