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访谈：评宋彬彬刘进道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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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王晶垚的声明与宋彬彬刘进的道歉——评宋彬彬刘进道歉系列访谈（之一）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4，02，01）


*王晶垚先生声明：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1月27日，“文革”中遇难的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发表了《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十几年来，“心灵之旅”节目曾经多次寻访过1966年8月5日在“文革”中第一位被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血案的见证者和研究者，以及1966年8月18日该校学生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与“文革红八月”等等事件的研究者。
2014年1月12日，当年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回到母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在五十多名“文革”时期师生和几位教师后人参加的会上讲话表示道歉。

十五天以后的1月27日，“文革”中遇难的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现在已经93岁高龄的王晶垚先生签名发表了《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其中说“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2014年1月30日王晶垚先生就发表《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接受采访*

王晶垚：她们的道歉是虚伪骗人的——

1月30日，我采访了王晶垚先生。

主持人：“您怎么想到要用书面形式来表达您对她们这个道歉的态度？”
王晶垚：“对，应该是 这样。对这些人没有别的办法。她们过去这伙人就是共产党的高干子弟‘红卫兵’，都是一些杀手。她们道歉不是真实的，她们想蒙混过关，是虚伪的、假的。

主持人：“您觉得什么样情况下您可以接受？什么样情况下您不可以接受？”
王晶垚：“她们讲真话、心里话就是真的；要是讲假的、虚伪的那是骗人的。”

王晶垚：她们从来没有抢救过卞校长——

主持人：“那在事实方面呢？您不能接受的理由？”
王晶垚：“因为她们说的是虚伪、假的。比如，她们明明杀害校长，她们说很多谎，说她们抢救了，说他们向医院提出要求如何……这些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

主持人：“您这个声明，我们也看到了您的签名、您签字当时的照片，我从网上看到了……”
王晶垚：“是为了证明这个声明是由我本人决定写的，我本人负责任。我非常欢迎国内外的读者能够发表意见、我更感谢国内外的读者能够主持正义，谴责他们罪恶的行为。非常感谢你！你们（在海外）过新年吧？”

主持人：“是。（此时正是中国大年三十晚十一点多，过）春节。”
王晶垚：“祝你新年快乐！”

主持人：“也祝您全家过年好！谢谢您！”
王晶垚：“等有时间我们再联系。”

主持人：“好的。谢谢您！再见！”
王晶垚：“再见！”

*王友琴博士2014年1月31日受访谈王晶垚先生《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她在该校经历了“文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王友琴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的。

2014年1月31日，王友琴博士就王晶垚先生27日发表的《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接受我的采访。
王友琴：“我读了王晶垚老先生的声明，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
首先，他非常清楚的描述了事实。在1966年8月5日，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用暴力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同时他也清楚的描述了这个暴力杀害的后续事件。也就是在北京打死了更多的人，有近两千之多。
第二，他分析了这个暴力杀害的原因，他指出了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红卫兵’组织做了这个在北京历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他也明确的指出来了，是宋彬彬在天安门上献袖章所导致的后边的更大的杀害。
第三，我觉得他明确表达了受难者的家属要求获得正义的呼声。长久以来，这些普通人的受难者不被提到。他们的名字不被提到，他们受难的这些悲惨的过程更不被提到。人们压抑了很多年了。四十七年过去了，是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王晶垚先生站出来大声的告诉我们，这个应该得到正义。我觉得这不只是为了受难者，也是为了年轻的一代，为了民族的未来。”

*录音资料回放：王友琴博士谈卞仲耘校长遇难经过*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王友琴博士简述过卞仲耘校长遇难的经过。

王友琴：“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她是副校长，因为当时这个中学没有正校长。当时卞仲耘老师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了17年。她是4个孩子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

8月5日大概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开始，打的过程一开始是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汁、挂黑牌，甚至有人踩在她身上。两个多小时后，她已经昏倒在宿舍楼台阶门前。这时候就被放在一个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没有人送她去医院。

大概到了晚上才送到医院，医生说人已经死了大概几个小时了。”

王友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从那天开始，好像一个人就可以这样被一群人打死，没有关系。在‘革命’的名义底下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在北京，卞仲耘老师是第一个教师里的受难者。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师自杀了，但是被活活打死的，这是最早发生的。”

*录音资料回放：卞仲耘之死与8.18天安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

王友琴：“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有一部分‘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插播：“八.一八”大会现场记录片片断）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广场音乐：“大海航行靠舵手……”

现场播音员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众欢呼呼 ：“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女：“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录音资料回放：王友琴博士谈“8.18”毛泽东“要武”说与被打死教师数骤增*

王友琴：“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统计数字是1，772人。杀戮手段特别残忍，是用棍棒、铜头皮带、用开水浇烫……由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执行。

‘8.18’接见以后，每日被害人数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又跳到三位数。最高峰时，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8月19日，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张福臻老师被打死，8月20日，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北京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打死。8月22日，北京八中负责人华锦被打死，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教师靳正宇，负责人江培良，和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被打死，8月26日，北京女十五中负责人梁光琪被打死，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

在我的文章《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还记载了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教师喻瑞芬，北京25种语文教师陈沅芷，北京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北京陈经纶中学教师齐惠芹，北京女十中教师孙迪，人民大学附中教师杨俊等被打死。这张名单很长很长，需要一个很长的纪念会来一一读出。他们都在8月的下旬被打死。这些死亡日期就表明了8.18集会和毛泽东‘要武’的说法的重大作用。”

*录音资料回放：王友琴博士谈宋彬彬的“光荣”与卞仲耘的鲜血*

王友琴说：“ 由于各种原因，这样严重的罪行没有得到审判，甚至也没有得到记录。可是到了（2007年）女附中（现实验中学）的校庆，竟然变成了一种‘光荣’。这个学校做的校庆光盘，题为‘光荣与梦想’。而这张宋彬彬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照片，就印在画册上，也出现在这个光盘上。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王晶垚保存了1966年8月5日那天卞校长留下来的每一个东西。其中有一件浸透了鲜血的白衬衫，上面还有墨汁写了‘打倒’两个字。还有一块手表，表带已经被扭曲了，因为当时戴在她的手上，表带被打歪了，手表也停住了，停在三点四十分，这就是她挨打的时间。王晶垚把每一个东西都用塑料袋非常仔细地包好，然后装进一个皮箱里。他保存着这一切。”

*2014年1月21日王晶垚先生受访谈话录音*

王晶垚：宋彬彬所谓“道歉”缺乏诚恳，我不相信——

卞仲耘校长遇难47年多以后的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和另一位当年的“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回母校首次道歉。当发言的内容发表后，1月21日王晶垚先生接受了我的采访，第一次谈他对她们道歉的看法。

主持人：“看到宋彬彬的发言后，很想知道您对她发言的措辞、态度和道歉是什么样的感受”
王晶垚：“宋彬彬的讲话我不相信。”

主持人：“您不相信在什么地方？您能提出几个具体的问题吗？”
王晶垚：“她们哪，不诚恳。”

主持人：“您为什么说她们不诚恳？”
王晶垚：“哎呀，她们这些人，女附中里边这些人过去在‘文革’中的情况，很多啊，都是根据毛泽东、共产党的意志行事的。”

王晶垚：这次开会（对我）讲都不讲，没请我参加——

主持人：“这次他们开这个会，宋彬彬道歉，有没有邀请您参加？”
王晶垚：“没有没有，没参加，没人邀请我，没让我参加。”

主持人：“他们又向卞校长的塑像还鞠躬，为什么没有邀请您参加，您怎么想这事情？”
王晶垚：“女附中造反的学生，她们是愿意怎么干怎么干，她们根本就……对卞校长也好，对卞校长的家属，像对我本人她们不当回事儿。（开会）他们讲都不讲，没请我参加。反正一句话，现在女附中学生的这次所谓的‘道歉’，缺乏诚恳哪！”

王晶垚：干坏事残害卞校长的是女附中“红卫兵”、“红委会”这伙人——

主持人：“您是从她们说的什么话上感觉到她们缺乏诚恳？”
王晶垚：“一句话，这些人她们在女附中里就是犯罪的一伙，她们现在不会讲很真正诚恳的话，到现在为止也还是这样，尽管也同我见过一些面。(长叹)哎！——”

主持人：“您觉得关于这件事，她们如果要表达诚意，应该讲哪些问题？”
王晶垚：哎，关于她们的问题，我想是不是这样——我们再缓一缓，别着急，我考虑一下，我们再细谈。再有一点，你要知道今年我已经……很老啦，93岁。 ”

主持人：“您觉得宋彬彬的发言里，有哪些地方是真话，哪些是假话？”
王晶垚：“这个问题我再考虑考虑，想想她们的态度……可以这样讲，女附中的‘红卫兵’、‘红委会’ 干坏事的都是‘红卫兵’，残害卞校长的就是这伙人。”

主持人：“现在47年了，快48年了，她们出来表了这么个态，您是怎么看这个态度好还是不好呢？”
王晶垚：“态度不好，总的讲不好，关于怎么不好，我另外跟你具体再谈，好不好？”

主持人：“好的。谢谢您！再见！”
王晶垚：“再见！”

*2014年1月24日王晶垚先生受访谈话录音*

王晶垚：她们表示表示以为就交代过关了——

1月24日，我就宋彬彬刘进的道歉第二次采访王晶垚先生。

主持人：“这次能请您更详细说说吗？”
王晶垚：“她们现在想自己混过去，现在到这个地步，在中国过去干了许多坏事，包括她们同我讲话，她们心里是不可能很宽松的。现在她们最近也不找我了，她们就表示道歉，表示表示她以为她就过关了，以为就交代了，就算完成他们的责任了。”

主持人：“您听她的道歉词，按她的说法，道的是什么歉呢？”
王晶垚：“她的说法就是没很好的保护老师。”

主持人：“您觉得她当时有没有这个义务？有没有这个能力？她当时会不会是保护老师？而且她说她去阻止了打人。根据您所了解的，有这回事吗？”
王晶垚：“没有。她们没有阻止打人。卞校长就是在女附中这么一个学校……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做的这么个事情。”

王晶垚：后来的校长袁爱俊把学校过去杀人害人的事说成好事——

主持人：“她们做的这个事情与共产党、与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什么关系？这方面您是怎么看？”
王晶垚：“毛泽东就是到处害人杀人，在他底下共产党系统里面的一些包括党员干部在内，他愿意怎么统治就怎么统治。女附中就是共产党高级官员的子女占统治地位的学校。现在他们还控制着这个学校，‘文革’结束以后，有新的校长袁爱俊……”

主持人：“您还给她写了公开信……”
王晶垚：“对。”

主持人：“有没有回音呢？”
王晶垚：“没有。我跟你说就是一句话，袁爱俊这个人当校长这段时间，我根据她的表现，各种表现非常坏，她就是一个法西斯啊。这句话我不是加她一个空帽子，根据她的表现。现在她已经不当校长了。袁爱俊就把过去女附中做的事，杀人、害人的事情，她把它说成好事。袁爱俊当校长几年，后来表现坏极了，她不是开大会借用人大会堂做些活动吗？”

主持人：“您说的就是那次九十年校庆？”
王晶垚：“嗳。”

主持人：“九十年校庆的时候有没有请您？”
王晶垚：“没有没有，不会，不会的。”

主持人：“这次道歉会按理说应该请您哪！”
王晶垚：“没有，没有。这些人敷衍了差，说明他们还‘有过表示了’，有过所谓‘道歉’了，认为‘自己过去没有很好的保护老师’。哪是保护的问题？”

王晶垚：宋彬彬说和刘进阻止了打人，完全是谎话，无中生有，她从来没做过——

主持人：“宋彬彬在这次道歉讲话中说，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这里边她又说阻止了，只是没有‘强势的’阻止，根据您所了解的情况，和她所说的理由，您是怎么看？您认为……”
王晶垚：“‘阻止了’完全是谎话，无中生有的话。她从来没做过。”

王晶垚：说李松文带头签名是为抢救卞校长，是谎话，当时卞已经过世——

主持人：“然后她又说‘李松文老师在8-5晚上，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
王晶垚：“不，不，没有这个，这完全是谎话。李松文当时我见到过，就是李松文当天（8月5日），到医院之前，我在学校里边见过他，他态度很坏。”

主持人：“有没有这个情节‘带头签名作保是为了抢救卞校长’？还是李松文早早就告诉您卞校长过世了？宋彬彬说的他‘签名作保是为了抢救卞校长’这个成立不成立？”
王晶垚：“不成立，不成立。李松文那天进医院，我先在学校办公室里见到过他。”

主持人：“李松文当时有没有肯定卞校长已经过世了，已经遇难？”
王晶垚：“嗳，已经是，是这样。”

主持人：“那到了医院还有‘带头签名作保抢救’的问题吗？”
王晶垚：“没有这回事。他确实是出现了，他同几个‘红卫兵’学生在一起，没有这回事说‘要求抢救’啊，不可能的。这时候人已经早没有了。”

主持人：“这几个人是什么时候签的名？是您去医院前，还是去医院后？”
王晶垚：“那时候人已经过世了。李松文我先在办公室见到他，就讲过话，他态度不好，以后我们分别到医院去，（医院）就是（在）学校对门。”

主持人：“您在办公室见他之前他去过医院吗？”
王晶垚：“还没去医院呢。”

主持人：“那他没去医院的时候已经告诉您卞校长已经过世了，现在宋彬彬说当天晚上是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才签名作保，这个细节……”
王晶垚：“没这回事儿。”

主持人：“您觉得宋彬彬在道歉的过程中，她的话里有这么一段内容，您是什么看法？”
王晶垚：“她们自己往身上为自己讲好话吧。当场那个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我都在场，他们都在场。当时卞校长遗体已经在另外一个房间，人已经过世了。”

主持人：“签字的时候，卞校长的遗体已经摆在另一边了，是这个意思吗？”
王晶垚：“两个房间。”

主持人：“换句话说，在医院里边签字的时候与抢救卞校长毫无关系，是这个意思吗？”
王晶垚：“那，人已经过世了。”

主持人：“宋彬彬说这个学校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您有这个印象吗？”
王晶垚：“当时有这个事儿。这个事情在毛泽东讲话以后，底下当然宣传，因为毛泽东的话金口玉言嘛！

主持人：“在这个道歉里，宋彬彬又讲‘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王晶垚：“宋彬彬这是谎话。”

王晶垚：这次在学校开会没通知我，所有有关人员可以仔细考虑考虑——

主持人：“您作为受害者的家人，她这次道歉，全篇的说法与您所希望的有多大距离？”
王晶垚：“她们除了说谎，没说过任何老老实实的话。这次他们在学校里开会，也没通知我去呀。”

主持人：“没通知您参加这个会，您怎么看？”
王晶垚：“嗨呀！这个事情可以……所有有关的人员都可以仔细考虑考虑嘛，她们道歉的事，她们想自己走个过场。”

主持人：“他们向卞校长鞠躬，可是您这么多年在追问这件事情，却不让您知道，不通知您去，也不邀请……”
王晶垚：“哎，对对，就算道歉了，她们自己道歉了。”

王晶垚：目前所谓“道歉”，不能让她们混过去，不能容许——

主持人：“事过47年，不到48年，宋彬彬把‘道歉’两个字说出来了，您怎么看她说出来的意义和结果？”
王晶垚：“（长叹）嗨呀！——道歉不就是自己应付一下，说明她们道歉了。她们敷衍一下。”

主持人：“这个道歉之后，您也听到了各方面的反应，您自己也有一些想法，您觉得这个道歉之后的后果和影响是什么？”
王晶垚：“影响……说明表示表态一下，应付一下，这些活动就是她们敷衍一下，就是有所表示，有所表态，就混过去了。”

主持人：“宋彬彬说‘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她只是说她‘没有强力的去阻止’……”
王晶垚：“她们就是想抵赖掉她们起的坏作用。”

主持人：“您作为卞校长的亲人，47年坚持着要申这个冤，要讨说法，您能再重申一下您的要求吗？。”
王晶垚：“好。可以。她们以为做一些所谓的‘道歉’就算交代了，想混过去，目前所谓‘道歉’，不能让她们混过去。不能容许。”

王晶垚：她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实际情况——

主持人：“为什么呢？”
王晶垚：“她们应该说清楚，老老实实地说清楚。但是她们没做到，她们不愿意做到。到现在她们自行所谓‘道歉’以后，以为她们的事情就做完了。”

主持人：“您觉得她们应该说清楚什么呢？”
王晶垚：“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实际情况。”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 ... 020320141505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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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王友琴：评道歉驳假话 ——评宋彬彬刘进道歉系列访谈（之二）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里播出了“评宋彬彬刘进道歉系列访谈”之一，今天请听该系列访谈之二。


2014年1月12日，当年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回到母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在五十多名“文革”时期师生和几位教师后人参加的会上讲话，表示道歉。
十五天以后的1月27日，“文革”中遇难的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现在已经93岁高龄的王晶垚先生签名发表了《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其中说“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1月30日，王晶垚先生就此接受我采访时说：“她们道歉不是真实的，她们想蒙混过关，是虚伪的、假的。”

主持人：“您觉得什么样情况下您可以接受？什么样情况下您不可以接受？”
王晶垚：“她们讲真话、讲心里话就是真的；要是讲假的、虚伪的那是骗人的。比如，她们明明杀害校长，但是她们说她们抢救了，向医院提出要求如何……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
这个声明是由我本人决定写的，我本人负责任。我非常欢迎国内外的读者能够发表意见、我更感谢国内外的读者能够主持正义，谴责她们罪恶的行为。”

*回放多年前王友琴在本节目受访录音：简述卞仲耘校长遇难经过*        
十几年来，“心灵之旅”节目曾经多次寻访过1966年8月5日在“文革”中第一位被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血案的见证者和研究者，以及1966年8月18日该校学生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与“文革红八月”等等事件的研究者。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她在该校经历了“文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王友琴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的。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王友琴博士简述过卞仲耘校长遇难的经过。

王友琴：“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她是副校长，因为当时这个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老师当时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了17年。她是4个孩子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
8月5日大概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开始，打的过程一开始是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汁、挂黑牌，甚至有人踩在她身上。两个多小时后，她已经昏倒在宿舍楼台阶门前。这时候就被放在一个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没有人送她去医院。
大概到了晚上才送到医院，医生说人已经死了大概几个小时了。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从那天开始，好像就是说一个人就可以这样被一群人打死，没有关系。在‘革命’的名义底下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回放多年前王晶垚在本节目受访录音：忆1966年8月5日早上夫妻握手告别*
以下回放一段五年多以前王晶垚先生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我采访的录音。
王晶垚先生回忆1966年8月4日、5日两天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科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王晶垚：“当时在共产党最高领导的鼓动下，成立了‘红卫兵’，‘红卫兵’中高干的女儿作为骨干领头进行暴行，自己的校长残杀。
1966年8月4日，我晚上回家很晚。卞校长就告诉我，她们当天下午已经开始遭受到‘红卫兵’的威胁和殴打，当时情况很严重，非常危险了。我跟她讲‘感觉当时是由红卫兵在管理学校，很危险，你是不是暂时走开？比如回到故乡农村暂时回避一下……’她表示，如果自己离开，这些‘红卫兵’就有了借口，说更证明她有问题了，所以不能离开。而且她也预料到有生命危险。”

主持人：“她离开家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王晶垚：“我记得。因为我们两个人分住两个房间，她起得早一点，她就走到我的寝室，告诉我要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家保姆劝她‘你不要去了，感觉很危险嘛’，她说，还是要去。
临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不约而同的握手告别。”

*回放多年前王晶垚在本节目受访录音：前后三天，三位同我有关的人非正常死亡 *
主持人：“通知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言词使她意识到危险很大？”
王晶垚：“现在有人记得有过正式预告，通知说‘第二天要斗争你们’。现在有个当时的同学，一个作家，写了一篇文章。她出过一本书叫《集体谋杀》，说‘卞校长的死刑是她一进学校大门的时候就开始执行了’。
这里要联系起来看。我在我的单位已经是革命对象了，8月5日上午我进我单位的时候，我们三个老干部已经被造反的人划定为‘小三家村’。说我们三个老共产党员要同他们造反派争夺权力，这是加到我们头上的陷害语言。
我们之中一个人，头一天晚上（4日）跑到‘人定湖公园’，喝‘敌敌畏’自杀死了。但当时（单位）没宣布，我们正在开会。自杀者叫祁式潜是国民党高官、考试院院长居正的女婿，我看他最后一眼，是他4日下午从单位出去的时候，我进大门。第二天8月5日，卞校长被他们杀害了。再过一天（6日），过去《大公报》的名记者刘克林、我的大学同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跳楼自杀。”

主持人：“是不是刘自立的父亲？”
王晶垚：“对，对。同我有关的，（三天）就死了三个人。”

*回放多年前王晶垚在本节目受访录音：1966年8月5日晚，得知噩耗*
主持人：“您回去得到卞校长消息是几点钟？”
王晶垚：“八、九点钟。”

主持人：“您怎么得到消息的？”
王晶垚：“我回去以后，女附中人事干事、总支办公室干部赵桂英从医院打电话给我，说‘卞校长受伤了’，实际上是不在了。九、十点钟的样子，我带着孩子赶到医院。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是‘受伤以后救治无效’，实际上早在学校就已经完全被打死了。”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一直保存着卞仲耘校长的遗物*      
王友琴博士说：“王晶垚先生立刻就去商店买了一个照相机，把卞仲耘尸体身上的伤痕、肿大的头部和身体都拍了下来，他也把卞仲耘身上的血衣……还写着‘打倒’字样的墨字，还有她当时穿的裤子，裤子上有她被打昏以后大小便失禁的排泄物。他把这些东西都保存起来，其中还有几十个纱布球，是他们当时看到尸体上被打出来的血窟窿还在渗出体液，所以他们就拿那个去擦，他把这些东西都仔细地保存在一个皮的箱子里边。

在北京，卞仲耘老师是第一个教师里的受难者。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师自杀了，但是被活活打死的，这是最早发生的。”

*录音资料回放：卞仲耘之死与8.18天安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

王友琴：“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有一部分‘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插播：“八.一八”大会现场记录片片断）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广场音乐（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现场播音员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众欢呼呼 ：“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女：“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王友琴：“8.18”毛泽东“要武”说与被打死教师数骤增*
王友琴：“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统计数字是1，772人。杀戮的手段特别残忍，是用棍棒、铜头皮带、用开水浇烫……由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执行。

‘8.18’接见以后，每日被害人数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又跳到三位数。最高峰时，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

*王友琴：“荣誉校友”宋彬彬的光荣与王晶垚家衣柜中的卞仲耘灵堂*
王友琴博士谈到“八.五”事件四十一年后。
王友琴：“ 这样严重的罪行没有得到审判，甚至也没有得到记录。可是到了（2007年）女附中（现实验中学）的校庆，竟然变成了一种‘光荣’。这个学校做的校庆光盘，题为‘光荣与梦想’。而这张宋彬彬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照片，就印在画册上，也出现在这个光盘上。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1967年在卞仲耘被打死之后的一年，王晶垚在他的家里，在一个衣橱里布置了一个卞仲耘的灵堂。衣橱的门平常是关着的，他们把卞仲耘的照片就贴在衣橱的里壁，然后在照片前边会放上一枝花。平常衣橱的门总是关着的。因为1967年那时候来抄家的事情是比较少了，1966年抄家的非常多，被人发现的话这是大的问题。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秘密的纪念卞仲耘，表达他们心头的悲哀。
同时，王晶垚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调查卞仲耘被打死的经过。
他当时见过宋彬彬，王晶垚和宋彬彬的这种争论，也已经延续了四十七年。在当时他的记录本上就有他跟宋彬彬的谈话，宋彬彬还说‘我们革命委员会只是想杀杀她的威风’。”

*王友琴：对近年的“红卫兵”道歉，我一直认为是道德行为、好现象，表敬意*
王友琴博士谈到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回母校表示道歉。
王友琴：“首先我想说，对这几年出现的‘红卫兵’道歉，我一直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三年以前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你们开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介绍（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申小珂等八名‘红卫兵’向他们的校长程璧老师道歉。
我认为他们的道歉是个很道德的行为，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做了坏事错事应该道歉。同时他们的道歉是在他们自愿的情况下做的，是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不道歉，也可以照样安然生活下去。
一直到最近发生的陈小鲁的道歉。他作为当年‘红卫兵’知名领袖和高干子弟当然就受到了社会更多的关注。
我认为他们的这些道歉是好的，我觉得对道歉者应该表示敬意。”

*王友琴：但宋彬彬道歉情况可能不一样。回顾“红卫兵”暴力迫害的“否认派”*
王友琴说：“但是，对宋彬彬道歉，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宋彬彬一直相当积极地否认‘文革’中间的迫害和杀戮。她是‘红卫兵’中对‘文革’事实、对‘红卫兵’暴力迫害的一个‘否认派’。

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

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的“否认派”——

2004年有一个纪录片叫《八九点钟的太阳》，作者是Carma Hinton，英文片名是《Morning Sun》，早晨的太阳。宋彬彬两次出场，强调说她在‘文革’中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而且她受谣言的危害。
电影里有北京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在我的《文革受难者》书里和我的文章里已经列出的九名受难者，是被这五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的。其中有两名是在师大女附中校园里被打死的。师大女附中有三名前‘红卫兵’出现在这个纪录片中讲话，她们没有一个人为这样血腥的暴力事件说一声‘对不起’，说一声‘道歉’。甚至还有一个人说，卞仲耘死是因为她有心脏病。整个这个电影也根本就没有提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时‘红卫兵’打死人这样的事情。
这是第一次。

宋彬彬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九十年校庆作为一种荣耀挂出来——
第二次是在2007年，宋彬彬参选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的“荣誉校友”，她当选了。当选者有一块展板，她就把她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大照片挂出来，作为一种荣耀挂出来。
当时王晶尧先生非常愤怒，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当时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在这封信里，王先生非常悲愤地说‘宋彬彬给毛泽东献的这个袖章，沾满了卞仲耘的鲜血’。可是宋彬彬根本不予理睬。

宋彬彬和她的支持者‘团队’是“红卫兵”暴力迫害的否认者——

从2010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宋彬彬和她的支持者们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现在她的支持者们也自称是她的‘团队’。发表文章说我写的关于‘红卫兵’暴力、关于女附中怎么杀死卞仲耘和怎么在杀死卞仲耘之后又在校园里杀死了附近饭馆的19岁女服务员的事情‘是故事不是历史’。有两篇署名文章，一篇是《四十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篇是《王友琴加于我的历史耻辱架》。他们甚至还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就是《故事不是历史》。所以我才说他们是‘红卫兵’暴力迫害的否认者。

宋彬彬和她的支持者们的策略。
第一，是否认‘红卫兵’暴力的存在。以前他们不要提卞仲耘怎么被打死，也不要提在师大女附中的校园里还有第二个人被打死，至今他们也不提这个十九岁的小服务员。同时也不要提在整个北京城里有多少人被打死了，在那个夏天有1，772个人被打死。不提受难者的结果当然就是这整个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组织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可以被称为‘八九点钟的太阳’，在任何一个文化里，‘太阳’都是很正面的形象嘛。
第二，是他们否认‘红卫兵’在这个暴力迫害中的主力作用，特别是中学生‘红卫兵’的作用。因为当时在北京市被打死的人中间，最多的就是北京西城区，而打死人基本上都是中学‘红卫兵’做的。
第三，就是打死人的‘红卫兵’暴力的规模和它的残酷程度。因为卞仲耘不是一个人的死，也不是一个学校的暴力。我们可以看到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也就是所谓的‘红八月’里，有那么多和平居民和教育工作者被杀死。而且你可以看到全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以刚去世老师死无对证“之说”诬蔑受难者家人是做了假材料——

那么，这个事情一直到最近，2013年的12月31日，帮助宋彬彬最得力的一个刊物《记忆》网刊在105期上还发表了一篇文章，用化名发表的，讲到在11月27日有一位老师叫刘秀莹去世了。
刘秀莹原来也曾是师大女附中的一个教员，王晶垚先生曾经出示一份在1967年他跟刘秀莹的谈话，1967年已经是卞仲耘被打死一年后了，那时候王晶垚先生就开始调查这个事情，他们谈到在卞仲耘被杀死以后学校发生的事情，包括刘进在第二天早晨的广播讲话。但是这个《记忆》杂志的化名文章居然就说‘刘秀莹生前就跟我们说了，这个（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一九七六年和她关于卞仲耘之死的谈话记录稿）材料是假的，我没在1967年跟王晶垚先生讲过这个话’。就用一个刚刚去世的老师已经死无对证的一个‘谈话’，来污蔑、攻击受难者的家人是做了假材料，这是很卑鄙的做法。”

*王友琴：宋彬彬从“否认派”变成道歉者，应欢迎；但说的假话，不可接受*      

宋彬彬拒绝承认她在那天暴力事件中其实起到了领导的作用——

王友琴：“就在2013年12月31日他们还在说王晶垚先生造假，可是到了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突然转了个身，召开了‘道歉会’，还请了媒体来报导。她从‘否认派’就变成了道歉者。这种转变应该欢迎，但是关于‘文革’暴力说的这些假话，我认为是不可以接受的。”

主持人：“您刚才作了一个回顾，您觉得宋彬彬应该负有什么责任？而她自己在道歉中承认的、她肯负的是什么责任，换话句话说她为什么道歉，道的什么歉？”
王友琴：“我想，她拒绝承认她在那天的暴力事件中间其实起到了领导的作用。”

没有听到过老师和同学说宋彬彬和刘进当天制止过殴打卞仲耘——

主持人：“还有，她说她两次劝阻（殴打卞仲耘），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她说她‘没有强势的去阻止’，并且说了她‘不可能强势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的武斗’，看上去这个是她道歉的原由，她认为是她自己的责任。但同时她又说她‘和刘进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而且她说她‘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对于她的这个细节的描述，您根据对当时情况的了解，是怎么看？”
王友琴：“我没有听到过老师和同学说她和刘进去制止过。”

若要求抢救，不必签名作保，王晶垚说当时因不认识他们，所以请他们写下名字——

主持人：“在宋彬彬的这次谈话中，她也再次提到关于抢救的事情，并且她说‘李松文老师带头签名作保是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您怎么看她现在的这个说法？”
王友琴：“我想，知道当时情况的人都会怀疑这个说法。如果你去送（卞校长）去医院，你们‘红卫兵’积极要求抢救的话，医院当然会抢救。卞仲耘是北京市第一个被打死的，医院的工作就是送来的病人都要救治，他们当时不知道后来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后来有的医院就开始拒绝接受，但是第一个他们不会拒绝。
第二，你们说（要求救）就可以了嘛，医院救就好了嘛，用得着叫你写下来吗？那个（字条）上边也没有写‘我们作保，要怎么怎么样’。
第三，我觉得李松文老师自己的态度是相当有问题的。他就是这个‘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师大女附中有这么多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这样的迫害，遭到毒打、遭到监禁，甚至像卞校长这样，被活活打死。47年来（李松文）他说过什么话呢？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很显然他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否认派’里的人物嘛！ ——你当时是个老师，你比学生年纪还要大，你说过什么话？为卞校长的死、为胡校长、刘校长、梅主任和汪副主任的被毒打——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这就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吃惊的事情。
第二呢，就是王晶垚先生说这个纸条不是这样来的，他有他的说法：他在医院里的时候因为不认识这些人，这些人是当时学校的新的权力者，所以他请他们写下（名字）你们是谁。我想王晶垚先生的解释也很清楚的。”

如果《光明日报》文章是冒宋彬彬名，宋彬彬应详文说明伪造背后的细节——

主持人：“在宋彬彬的这个谈话中也提到，在‘八.一八’之后的两天，也就是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她说这篇文章不是她写的，和她没有关系。根据您的研究和当时一些知情者的回忆是怎么样？”
王友琴：“这个其中背后的细节，我觉得宋彬彬可以去讲的，她应该写出文章详细的来说。如果她说是他们伪造的，那你就说是他们怎么伪造的，这也是很好。但是她没有说。”

有关“红色要武中学”的几个例证——

主持人：“接下来还有，她提到‘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您的记忆中她这个说法是不是属实？”
王友琴：“那这个就是要关系到定义什么叫改名，在师大女附中的大门上贴过‘红色要武中学’的大字。在8月25日成立‘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时候，因为有五十多
个学校的‘红卫兵’参加，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两个‘红卫兵’（组织）列在上面的就是北京‘红色要武中学红卫兵‘和‘红色要武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个当时铅印的记录还在的。”

*王友琴：关于“八.五”事件和“八.一八‘要武’”的责任者*

准确说明每个人的责任需法庭那样的机构来做，我们应首先客观说清历史——

主持人：“对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这样一个大事件，您刚才也讲了种种细节，那么关于宋彬彬应该负的责任，还有当时那个历史，以及您所提到的运动的那个总的发起者、领导者，这些中间的关系，您又是怎么看？”
王友琴：“您提得很好。可能应该非常准确的来说明每个人的责任。但是，这样的工作是需要有一个法庭那样的机构来做的时候，才可能的。你看到我的书里也只是很客观的写了宋彬彬当时的一些活动，普通的人都会做自己的判断。所以首先我就说，我们应该把大的历史说清楚，在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们也能比较懂得他们各人的作用和责任。

对于这个道歉的发生，我想普通人也都看得很清楚的。在王晶垚先生这样的47年的坚持下，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王晶垚什么都不说，我想现在宋彬彬可能也不会来道歉吧，而且到现在她也不愿意去向王晶垚道歉。”

宋彬彬、刘进如果真心道歉，会说出所知道的幕后事情——

主持人：“另外，对刘进（在同一天）的那个道歉，您有没有想说的话？这次刘进出来又讲了，上天安门是她作为总领队派宋彬彬上去的等等，您有想发表评论的吗？”
王友琴：“这个她说她派的，那当时她权力很大啊。我想刘进说的这些跟她自己以前说的都自相矛盾了。她以前都提到因为她的爸爸好像也开始有问题了，所以开始她就知道……
她们有一套一套的说法变换，她们自相矛盾。
包括刘进讲过的‘在天安门上献袖章的时候，是宋彬彬和谢富治商量过的’。但是刘进本人没有上天安门，所以应该是宋彬彬和别的上天安门的人说的。这些也都是以前我闻所未闻的。这是两年以前2012年7月刘进在北京说的。
也是刘进说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宋彬彬和她的哥哥是住在谢富治家里的。后来‘文革’中间曾经起过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把‘文革’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各级党和政府的负责人。在‘文革’中间各级政府的负责人是全面被清洗的。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只有一个原来的书记是留下来的，其他人全部被说成是所谓‘走资派’。在她的父亲被清洗以后，谢富治就命令他们当天就搬出来。

（‘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上，据刘进说，宋彬彬要去献袖章，谢富治就同意了。这个时候师大女附中的另外一个学生也在旁边，她要去献红领巾，谢富治就问了宋彬彬，说‘这是谁的孩子？’宋彬彬就告诉了谢富治她是谁的孩子，谢富治说‘那可以’。所以，那个女同学也就给毛泽东戴上了红领巾。现在，在‘八.一八’之后的《人民日报》上（转载《光明日报》）都可以看到这些大幅的照片，当年的同学都认识她们。那就是当时在城楼上发生的事情。

其实我是认为，宋彬彬和刘进她们愿意道歉是一个好的转变，我也希望她们是真心的道歉。
如果是真心的道歉，她们一定会把她们所知道的幕后的一些事情都说出来，告诉大家。我觉得这对大家进一步认识‘红八月’的情况有帮助。
你也可以看到（记录），她们在卞仲耘被打死以后立即去了北京饭店，而且她们立即见到了当时北京市的第二负责人吴德。
那么，这些事情是普通的同学、普通的老师都不知道的。包括刚才说的刘进讲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些对话。宋彬彬和刘进是知道的，她们应该说出来给大家听的。”

*王友琴：王晶垚谈“文革‘八.五’”事件的五个原因，我觉得中肯贴切*
主持人：“在刚才您的陈述中也是多次提到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这一幕，那您有没有对另一个角色就是毛泽东，他对所涉及到的这些事情，与这些事情是什么关系，您有没有特别想说的？”
王友琴：“我要找到王晶垚的那段话，他讲得非常清楚，比谁都清楚。
我是在1993年第一次见到王晶垚先生的。后来的年代里我也经常去看他。
关于卞仲耘校长之死这个惨剧的原因，王晶垚也跟我谈到多次。在我1995年跟他谈话的记录上，王晶垚先生非常清楚地跟我说，他觉得这个事情的原因主要有五个。
第一个是毛泽东，王晶垚说是毛泽东煽动杀人，是铁案。第二个，他提到是因为有一些坏人捏造事实，诬陷卞校长。第三个原因是‘红卫兵’，王晶垚先生说‘红卫兵就是毛泽东的党卫军，这也是非常清楚的事情’，他说这也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第四个，他提到当时的一些掌权者，像‘工作组’，这些人的私欲，看着别人打人，而政策不让打人，他们也不管，他们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好向上司交代。第五个原因他讲到群众的原因。他说当时人人自危，俯首贴耳。
他讲的五个原因我觉得都是非常中肯，也非常贴切的。”

*王友琴：王晶垚与宋彬彬辩论已延续四十七年，年轻人有责任谴责杀戮，以防重演*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已经九十三岁了。他和宋彬彬的辩论已经延续了四十七年。
在1967年他就开始做了调查，他也找过宋彬彬，他把这些话都记录在他的本子上。他也跟我刚才讲到的刘秀莹老师谈过话。刘秀莹老师也告诉了他在（1966年）8月5日之后这个学校里发生的关于卞仲耘之死的一些事情。
但是，这个争论真的是延续了四十七年。2007年王晶垚先生为宋彬彬当‘荣誉校友’的事情写过公开信，到了2013年的12月31日，宋彬彬的支持者们还发表文章说‘王晶垚先生出示的他1967年和刘秀莹老师的谈话是假的，刘秀莹没有跟王晶垚见过面’。
我想，我们年轻的人应该站出来帮助王晶垚先生来说明这个事实。来谴责‘红卫兵’暴力和杀戮，这样我们才可以让将来不再重复这样的惨剧。”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 ... 022720141452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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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王容芬：谈宋彬彬该做的事——评宋彬彬刘进道歉系列访谈（之三、四）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里播出了“评宋彬彬刘进道歉系列访谈”之一、二，今天请继续收听。

2014年1月12日，当年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回到母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在一些当年“文革”时期师生和几位教师的后人参加的会上讲话，表示道歉。

十五天后的1月27日，“文革”中遇难的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现在已经93岁高龄的王晶垚先生签名发表了《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其中说“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王晶垚先生就此接受我采访时说：“她们道歉不是真实的，她们想蒙混过关。她们讲真话、讲心里话就是真的；要是讲假的、虚伪的那是骗人的。例如，她们明明杀害校长，但是她们说她们抢救了，向医院提出要求如何……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

*回放多年前王友琴在本节目受访录音：简述卞仲耘校长遇难经过*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她在该校经历了“文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王友琴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的。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王友琴博士简述过卞仲耘校长遇难的经过。

王友琴：“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她是副校长，因为当时这个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老师当时已经在这个中学工作了17年。她是4个孩子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

8月5日大概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开始，打的过程一开始是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汁、挂黑牌，甚至有人踩在她身上。两个多小时后，她已经昏倒在宿舍楼台阶门前。这时候就被放在一个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大概到了晚上才送到医院，医生说人已经死了大概几个小时了。

在北京，卞仲耘老师是第一个教师里的受难者。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师自杀了，但是被活活打死的，这是最早发生的。

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有一部分‘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录音资料回放：8.18天安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
请听当时纪录片片段——
（插播：“八.一八”大会现场记录片片断）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广场音乐（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现场播音员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众欢呼呼 ：“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女：“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王友琴：“8.18”毛泽东“要武”说与被打死教师数骤增*

王友琴：“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统计数字是1，772人。杀戮的手段特别残忍，是用棍棒、铜头皮带、用开水浇烫……由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执行。

‘8.18’接见以后，每日被害人数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又跳到三位数。最高峰时，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

*王友琴：“荣誉校友”宋彬彬的“光荣”*
王友琴博士谈到“八.五”事件四十一年后——
王友琴：“ 这样严重的罪行没有得到审判，甚至也没有得到记录。可是到了（2007年）女附中（现在的实验中学）的校庆，竟然变成了一种‘光荣’。这个学校做的校庆光盘，题为‘光荣与梦想’。而这张宋彬彬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照片，就印在画册上，也出现在这个光盘上。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王容芬与文革，及她就宋彬彬刘进道歉发表文章《道歉不能为文革反人类罪结案》*

卞仲耘校长遇难47年多以后的2014年 1月12日，当宋彬彬和刘进回母校首次道歉的发言发表后，在德国的学者王容芬女士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题目是《道歉不能为文革反人类罪结案》。

王容芬1966年读大学4年级，不满20岁，她给毛泽东写信抗议“文革”，以后坐牢将近13年。

日前我采访了王容芬女士。
王容芬：“我叫王容芬，奔七十（岁）的人了，就是一块‘文革活化石’。‘文革’的时候我是没毕业的学生，给伟大领袖写了一封信，问他几个问题，为这被判了无期徒刑，坐了十二年半牢。”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我请王容芬女士朗读过这封短信。

王容芬41年前写给毛泽东的信：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
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4年级1班学生
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王容芬：我看宋彬彬不是道歉是撇清，但宋要武和红色要武中学都有记录*

今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道歉后，我再次采访了王容芬女士，请她谈谈看法。
王容芬：“第一印象——居然道歉了，总是算个进步吧。

但是，她为什么能道歉呢？她那个道歉滑稽透顶。我在网上已经评过了，她那个不是道歉，是撇清自己。她关键要……就是压了一辈子的一块大石头，一个是她没改名叫‘宋要武’，再一个是师大女附中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她主要就要说明这两点，这是她真认真对待的，别的都是耍花招的。

先说她这两点认真对待的。（关于）宋要武，那是王任重请她去武汉带着人去支持湖北省委，然后有一封‘告武汉人民书’什么的，那里头底下签名的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第一个是宋要武，后面还有四个人。现在她好像不认这个帐，（说）是别人利用她这个名字的。

然后说从来没改名过叫‘红色要武中学’。可是叶维丽说‘就是一张破纸写了几个字呗，不能叫改名’，刘进说‘就是用一张红纸黑字把原来的那校牌糊住了，这个不能算改名’。
她们现在拿西方意识‘你要改名就要正经到有关单位去政府部门注册，才算改名。

‘红八月’的时候，还有什么人敢管你‘红卫兵’啊？而且是在‘西纠’（全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成立宣言上，一大堆西城区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签名，‘红色要武中学’里出来俩，一个是‘红色要武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还有一个什么‘红卫兵’。两个都是（写的）‘红色要武中学’的，她们就楞不认账。所以，她这个撇不清。
宋要武那个改名，你再推到《光明日报》那个记者身上，我觉得也推不干净，记者到底采访了你，你是说了一些话了。

*王容芬：作为有符号意义的人，对人命说声‘对不起’就完了？说抢救是谎话*

王容芬：“另外，她耍的那个花招说‘道歉’，为什么王晶垚先生那么气愤呢？

她一开始悼念卞仲耘校长来了，然后说，因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那四个老师，她向他们的家属道歉，这些家属里就没有王晶垚了。她就是给卞仲耘（的塑像）鞠了个躬，王晶垚根本就不在她们眼皮底下的。
这个欺人太甚了！那是师大女附中第一苦主啊，第一个被打死的校长的亲人，而且王先生追了四十八年啊，落这么个结果，是谁也压不下这口气。

还有，宋彬彬在最后一句话‘现在，我要我大声说一句，对不起!’这是她的结尾，这就叫高潮了，人命关天啊，你不是踩死个蚂蚁什么的。‘对不起’是什么？你碰了人家一下，踩了人家脚，不是有意的，那要说声‘对不起’。这人命你就说声‘对不起’就完了？而且你作为有符号意义的人出来说这声‘对不起’，那你是代表‘文革’里的‘红卫兵’来说话的，那是三千多万条人命，一个‘对不起’就完了，把中国人看得也太不值钱了，没有一点人权观念。”

而且他们五个人座谈的时候，她还说抢救来着。已经没气儿了，抢救什么？就扔到推土车上，上边糊着大字报，然后压一把大扫帚，这就是他们干的事啊。谁去抢救去了？”

*王容芬：我看这是运作出来的，一声“对不起”就惊动了天下*

王容芬：“我还看了一张照片，那个桌子大概四面坐的人，那面是宋彬彬刘进她们这些主角儿，每人前面都有个三角牌子人名。这边的牌子有个陈小鲁，还有个姓卜的，不知道是卜大华还是卜二华……反正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儿，不是女附中的学生，都是男的呀……他们这么一运作，全国都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法兰克福汇报》上都登出来了。这是他们运作出来的，就说一声‘对不起’，就惊动了天下。”

*王容芬:王冀豫《背负杀人的罪责》，那不是道歉是悔罪*

王容芬：“有一个人也是‘红卫兵’，北京市的，叫王冀豫。2010年大概是3月，在《炎黄春秋》上发了一篇文章，叫《背负杀人的罪责》。后来到了8月时，凤凰有一个女记者采访了他，也发了很长的一篇,这个没有引起什么重视来，在这边都震动了。

那是一个16岁的孩子，不是什么头儿。‘武斗’的时候，他是‘四四派’，都是‘革军’‘革干’（家庭出身）的；那边是‘四三派’大概都是‘臭老九’（家庭出身）的。两边的那些初中生孩子们打起来，挥舞着棍棒什么的。别人打他，他也跟着别人那么打。

我为什么对这个人印象这么深呢？一个是他那个不是道歉，他是悔罪。四十多年，每一天都压着呀，他不说不行啊。每到那一天，他都去给那个死了的人烧纸去。

他是打最后一棍子。他说他都虚脱了，那一棒子扔上去的时候，然后惊了，天打五雷轰了‘我打死人了！’这么一震惊。后来他跑了，要到越南前线去，被抓回来了。

正好被关在北京市的看守所，办一个学习班，为了开‘九大’要放一批人。办了好几个班了。

*王容芬：忆往——45年前我在北京市看守所遇到王冀豫*

王容芬：“我是最后一次去的，就跟他赶在一起了，他是我们那个班年纪最小的。我们那儿还有个年纪很大的四十多岁了，北大经济系总支书记，叫杨勋，我认识他。
因为我的‘判决书’（罪状）里除了给毛泽东的那份封信，还有在这个学习班的‘罪行’，就是‘恶毒攻击江青’什么烂七八糟的（所以‘平反’的时候给我来了一个‘反对林彪四人帮’）……本来可以出来，我也跟着混到那儿去也要放。

但是我在那里边……都是一群学生啊，一块就随便说一说什么，越说越热闹了。那时候就说‘要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了。
王冀豫就是因为我那些话，他说给他‘启了蒙了，原来是这样！’他说他‘当时跟着人混，去打死人干嘛呀？原来这才是思想哪！’”

*王容芬：手里拿着钱追着警车的王冀豫*

王容芬：“当时把我重新押回去的时候，他们都（被）放了。上去好几个人批斗我，包括那个……甭说了，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按着我的脑袋往下压。‘坚决镇压死反革命分子王容芬！’喊着口号，嗓子都喊破了……有三、五个人没有跟着举拳头。

然后警车开的时候，王冀豫在后边追，手里拿着一张票子（钱）喊‘还王容芬的钱！我该（欠）她的钱！’他没借过我的钱，一直就追那个警车，追得看不见了。
放他的时候是那个（被打）死（的）人的家属同意了放他，这样才放出去的。”

主持人：“他后来怎么解释他追这个车呢？”
王容芬：“他说他没见过这样的……就是宁死不屈，他们就按我，我那时候就挺起来。按下去，还挺起来。最后押上那个囚车，我在囚车上喊‘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那样的。”他说，这句话把他‘给震了’。”

*王容芬：2009年王冀豫终于找到我，电话里整个是在悔罪，说他自己罪该万死*

王容芬：“后来为什么……他找我？这都多少年了，他找我，这人挺义气的。他在北京开着一个马场，马场办得很红火，他的经济头脑很厉害。他是北京市马术协会副秘书长，年年到德国来买马。他到处找我，后来老鬼就帮着他找王容芬，居然就找到我一个E-mail地址，就写信来了。然后打电话，电话里第一句话就说‘王容芬，我有话不能不说，你得听着，你让我说。’就说他打死人这事。

他说‘老天爷报应啊，老天有眼，我在磨砂轮，好好的，就把一只眼嘣瞎了”。

主持人：“这是哪年的事？”
王容芬：“2009年的时候。所以那年我就回北京了，我多少年没回去了，到他马场也去看了，他就要讲他这事。2010年他就发文章了。
他为什么非要跟我讲？一个是我们有段交情，他追我那警车，拿着一张票子，看见一个女英雄、女烈士。那时候真要枪毙了，他们那些就要求镇压（我）呀，镇压就是枪毙的意思，判死刑……”

主持人：“他拿着票子追，意思就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说法能够跟你照一面，是这个意思吗？”
王容芬：“对。就是这个意思。后来那个军代表把他那个票子还收了，到了也没给我，我在牢里那么苦也没见着这票子。”

主持人：“那您从宋彬彬道歉又说到王冀豫……”
王容芬：“王冀豫的电话里整个是在悔罪。不是‘我要说一声对不起’，不是这样的，这是太不正经了。王冀豫就说他罪该万死。”

*王容芬：王冀豫——陈小鲁——宋彬彬，再看宋彬彬的光荣与近年“文革”回潮*
主持人：“那回过头去看，从王冀豫到后来又有人……也包括陈小鲁是大家比较普遍知道的……”
王容芬：“陈小鲁后来出来（道歉）了，那是姿态呀，他有一定的符号作用。这王冀豫，谁知道王冀豫是谁呀。”

主持人：“这几位出来提这个事情，并且表示歉意……无论如何是表示歉意的，怎么给他们这几个归类，然后再做一下比较？”
王容芬：“王冀豫他认识的是‘红卫兵’的罪行，他说‘我们一帮小孩子就疯了，就去打人、就去杀人，就去当杀人犯去了，就是这样的红卫兵’。他知道这个组织是暴力组织。和宋彬彬那种‘我自己这不……那不……’什么的，就跟‘红卫’兵不沾一点边儿了。

宋彬彬现在的态度跟2007年（师大女附中）九十周年校庆那时不同了。那时候最大的就是她献袖章那个（照片）戳在校园里边大牌子上，拍在光碟里，还有发的那一本纪念册，叫《光荣与梦想》里，她那宋彬彬献袖章就是主题。那整个是一个‘文革’回潮啊。这是9月。到‘十一’，马上‘样板戏’就上演了。过了年，薄熙来就唱起红歌来了。这是2007，2008年。
2009年王冀豫（电邮电话）找着我了，悔罪呀，后来我们又见面了。每次他都说。这事。王冀豫要小得多，他当时犯案的时候是16岁，1967年打死人的，乱棒打死的，而且是武斗中，不是批斗老师。就是他们看着谁不顺眼，‘破四旧’上去就打，这都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啊。所以他就应了我说的那个‘毛泽东的暴力主义跟底下的暴力组织、青少年那种青春期的躁动扭结在一起，就造成这么一场大灾难。他就是这么一个暴徒，一个施暴者，也是一个牺牲品。”

*王容芬：邓小平提出彻底否定“文革”而且有行动，但邓小平没有把毛僵尸拉出来*

主持人：“除了刚才您已经提到的对这一事件的分析以外，您看还有什么，无论是从大的方面，共产党曾经对‘文革’否定，到今天又变得模糊，到‘红歌’又从上到下的被唱起来，然后到现在又是进入一种什么状态？”
王容芬：“这里我要说一句公正话，彻底否定‘文革’，那是邓小平先生提出来的，那是有行动的。什么行动啊？把‘文革’的主犯全都押上法庭啊。只是那个法庭没有叫‘反人类罪法庭’，叫‘审判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算他们党内的法庭。但是，确实是从法律上处置这些人了。

邓小平就是没把那毛僵尸拉出来。

把林彪、‘四人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都判了，判死刑，缓刑二年，人道也在那儿了，但是给他们判处的极刑也在那儿了。不光是这些主犯，还有那些有刑事责任的人。蒯大富什么那‘五大领袖’不都给判了十几年嘛，尤其是北大的那个聂元梓，都判了刑。

*王容芬：宋彬彬她们走出这步说声虚伪的“道歉”多么难哪！毕竟风向好像变了*

王容芬；“王晶垚先生现在认识到了，那个组织者、发动者要负什么责任、打死卞仲耘的是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他今天说出这话来，这觉悟不容易啊。

我要说，宋彬彬她们走出这一步，说一声虚伪的道歉，多么难哪！48年了，迈出这么一步来。王冀豫那是‘背负杀人的罪责’，一辈子都在悔罪。宋彬彬她们48年能认识到这么一点点。这个我也欢迎，也算是进步。她不是以‘要武’为光荣了，不是现在又弄出（献）袖章这个（照片）来，所以这个风向好像是变了。

甭管陈小鲁道歉还是宋彬彬道歉，但是他们的道歉跟王冀豫的本质上不一样的,这点进步也太难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或者这之前审判林彪、‘四人帮’，多少年了！现在这么一点点，拐来拐去，拐出一个‘我要说一声对不起’。”

*王容芬：王晶垚先生大彻大悟思维极大飞跃，说红卫兵应对他太太的死具体负责*

王容芬：“还有，我特别高兴，王晶垚先生进步非常大，到现在，王晶垚先生能认识到这三点（详见王晶垚的声明全文），能说出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还来个感叹号，我觉得是他极大的飞跃。比宋彬彬她们走出道歉这一步来，这步子迈得那要大多了，这真是彻底大彻大悟了。

王晶垚先生说出来‘宋彬彬的道歉虚伪’，就是彻底服人了。他自己以他的身份，真正的受难者的家人、难属啊。再一个就是，他是亲历者啊。而且王先生经过了这么痛苦的磨练，他认识到这一步了。到现在他说，‘红卫兵’应该对他太太的死具体负责。所以我说他的思维是一个极大的飞跃。”

*王容芬：宋彬彬在文革里有责任的，不是简单的高中生*

王容芬：“当然我还想说，这个民族不容易啊。（对）那个纳粹……几年就把纳粹搞臭了，该杀、该绞死的绞死，追到天涯海角，你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了，抓回来还得归案。
中国人呢，难死了！真是！到现在才一声对不起，别的都很难很难的。

所以，这个民族的……就是陈小鲁他们道个歉大家就欢呼了，那王冀豫的悔罪就没有人提什么。

还是迷恋这个呀，‘红二代’呀。王冀豫他父亲只不过是个后勤部的部长还是副部长，还是空军里的一个什么，跟政治局委员、常委这些没法比的。

宋彬彬在‘文革’里有责任的。最坏的是那个谢富治，她一直住在谢富治家里，跟别人不一样。”

主持人：“宋彬彬等三个人最早在学校写大字报，北大聂元梓刚写完大字报，公布的第二天，她们就写出大字报，她们只是中学生……是学生党员、高中生……”
王容芬：“她们已经参与了‘文革’决策层的工作，就是她们来执行的，不是个简单的高中生。就从高中生的角度来说，不说她爹她娘，她也不是个简单的高中生，她是中共党员哪！”

主持人：“她住在谢富治家不是‘文革’开始住，等于谢富治是她监护人是不是？”
王容芬：“对，对。所以谢富治叫她干啥她干啥。卞仲耘死了她们马上跑到那儿去汇报。第二天刘进就按照吴德说的话‘死了就死了呗’。”

主持人：“既然讲到这儿，刘进在这次道歉的时候讲出的细节，不知道您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和看法？”
王容芬：“对刘进我一直没特别重点的去看她。对宋彬彬比较关注，但是刘进也撒过谎。你撒一句谎你在我这儿人格就完蛋了。她说是抢救过，那根胡志涛的回忆不一样的。我是有证据才敢说的，我要是写的话都有出处的。
‘八.一八’上天安门的时候，谢富治是在那儿把门的，叫谁上不叫谁上，一个个的问‘你爸是谁’。宋彬彬过来的时候，她还带了一个女孩，谢富治就挡住了，问‘她是谁的孩子？’不问‘她叫什么？’宋彬彬说‘是张爱萍的（孩子）’，这就让上去了。还是他们这一帮啊。”

*王容芬：宋彬彬该做的事——把事具体说清楚，她就算对得起这历史了*

主持人：“四十七年，不到四十八年，到目前为止宋彬彬、刘进她们有这么几句话公之于众，您觉得她们还有什么该做的事情没做？”


王容芬：“她该做的事情太多了。她不要替全国的负责任，她把自己姿态摆得很高啊，我没有保护好老同志什么老师这个的……你保护谁呀？周恩来只能保护几个死党，你个小丫头片子你保护谁呀？这就是摆高姿态的。
但是，她具体地说一说——你这个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怎么成立起来的？谁指示的？第一张大字报写的谁看的，谁批的……把这整个过程……一辈子做一件事就行了，卞仲耘是怎么起来斗的，第一次怎么斗，第二次怎么斗？谁知道的？怎么斗、怎么汇报的？最后怎么死的？然后到市里边怎么说的？——就这一件事她给说清楚了，她就算对得起这历史了。”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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