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佑：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

蓝白脑子

《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

1966年至1976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称“十年浩劫”。尤其是1966年到1969年文革的高峰期，我只有十几岁，亲身经历了一幕幕荒诞离奇、人性扭曲、残酷恶劣的人间丑剧，现在回忆起来仍不寒而栗。

破“四旧”、立“四新”，老师穿绣花鞋扫街
    文革的最初序幕，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当时我上小学四年级，班里有一份《少年报》，报上都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文章，我和小伙伴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大伙成天吵吵嚷嚷，互相指着一团一伙的小伙伴是什么“三家村”、“四家店”。具体是什么内容根本就不理解。
　　我老家赵庄村，是河北省鸡泽县二中和县二高（高级小学，即五、六年级）的所在地。风雷动而树梢摆，海涛涌且小舟摇，就是这县二中、县高小也紧随着文革的大潮而起伏飘摇。最初是喊着口号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扛着红旗，上千名学生四路纵队，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到各村庄游行。
再就是学生挨门串户破“四旧”。文革初期有一个文件叫“十六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场大革命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所以学生们喊着“破四旧、立四新”，每到一个村便上房拆除屋脊上的兽头，砸八仙桌太师椅上的花牙雕刻，收缴一切书籍，包括妇女的绣花鞋，以至发展到剪辫子。那时时兴姑娘头上梳两根大辫子，就像豫剧《朝阳沟》里银环的打扮。在“破四旧”的号召下，女学生们带头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一时间剪辫子成风，学生们挨门串户动员姑娘剪辫子，最后发展到村村设卡，查路口，只要见谁头上留着辫子，不管愿意不愿意，强行剪掉。那时，最时髦的姑娘穿戴是绿军装，扎军用宽皮带，头上留着和男青年一样的分头，弄得人们连男女都难以分辨。还有就是禁演一切“老戏”（古装戏）。
接着便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到村里和学校“串联”、“点火”，号召群众学生起来成立“红卫兵”组织，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开展，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满街乱撒的油印传单，内容是批判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当权派”。言词激烈，如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砸烂×××的狗头”，“×××十大罪状”等。这些大字报和传单有署名的，有不署名的，大都是××战斗队等，接着就是将校长、老师们揪出来斗争，开批判会，游街示众。一些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或定为右派的老师，成为主攻目标，专政对象，造反派把他们叫做“牛鬼蛇神”，对其进行批斗游街。游街的老师们头戴白纸糊成的大高帽子，通常有三四尺高，上面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帮×××，或坏分子×××（名字）。胸前挂着“黑帮牌”（和现在公捕犯罪分子的牌子差不多）。有的“黑帮牌”是造反派”精心制成的，达十多斤重，用细铁丝串起，挂在“黑帮”的脖子上。三伏天让他们捂着大棉袄，有的兜子里还让装上两个铅球。许多出身不好、长相俊俏的女老师被诬有作风问题，游街时脖子上挂两只破鞋。
二中有一位天津籍老师叫杨昌希，家庭出身资本家，眼睛高度近视，造反派将他的眼镜摘掉，用席篾儿插成眼镜挂到他的眼上。高小有个教师叫顾振中，是满族人，在红卫兵的眼里，他是皇亲贵族，是比地富分子都高级的坏蛋，所以成了主要专政对象，不但让他戴高帽子游街，而且还让他穿着一双妇女的绣花鞋在村子里扫大街。顾老师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和侮辱，于一天夜里服下大剂量安眠药以求自杀。第二天造反派看他昏迷不醒，就４个人一组用杠子轮流抬着他摇晃。边晃边喊着“瞎老顾，醒醒，别装死，快起来”（顾一只眼睛有毛病）。顾自杀不成，对他的斗争更加升级。
外地的教师如此，本县的教师又是怎样的处境呢？教语文的贾老师，最早被戴上三尺多高的白纸糊的大帽子游街，在经受了数次残酷的折磨后，他无奈地说：“有谁能让我睡一觉醒来就成了文盲，那该有多好啊！”孟贯庄一位姓王的老师，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实难忍受，趁造反派不备越墙逃命，当爬上墙时被造反派发现，造反派拽掉他两只鞋，没有从墙上把他拽下来，他光着脚逃到山西，直到“文革”过后才回来。
在农村也是大揪“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兴起了“抄家”风，光赵庄一个二百余户的村，被抄家的就有十几户。时值春节，被抄家户十几口人老少几代被锁在一个屋内，将他们家的缸、箱、盆、罐摆了一街筒子，少数人忙着抬东西，多数人围观，人群中大多是表示同情的，但谁敢道一个“不”字？
　　以上事情发生在文革初期，那时我上高小。

红宝书、红袖章，世界一片红海洋
在文革中，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全国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纯朴感情，导演了神州大地一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标志颜色为红色，如红军、红色政权。在文革中，红色成了“革命”的象征，无处不见，无所不在。
文革伊始，先学校后农村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高唱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雄赳赳、气昂昂地到处造反。
参加红卫兵组织必须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标志是臂上戴红袖章，红袖章上大都用黄色广告色印刷上“红卫兵”三个毛体大字，上面一行小字为×××战斗队，战斗队的名字都与伟人相关，或从毛泽东诗词中取名，仅二中就有“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在险峰战斗队”、“从头越战斗队”、“劲松战斗队”、“征腐恶战斗队”等等。开始还有个学校领导组织，后来就完全成了自由结伙，三五人、甚至一个人也自称一个什么战斗队、司令部。当时最出名的当数一中的“红联”，二中的“红旗”，红卫兵把一中改名为“红专中学”。
毛主席在天安门身穿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更使红卫兵一时间成为神州大地的主宰。鸡泽县的红卫兵和全国各地一样，有的上北京要见领袖，有的到南方瞻仰领袖家乡，有的上各大城市周游，也有的沿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行进。几个月时间，一切秩序都被冲散。红卫兵所到之处，乘车不买票，吃饭不掏钱，名曰：“大串联”。就连鸡泽这样一个交通不便的小县也设立红卫兵接待站。名目繁多的红卫兵战斗队，都打着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旗号，夺取政权是他们的目的。随着各级党政机关的被夺权靠边站，各组织纷纷扩充实力，搞兼并联合，最后发展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相互争斗，“文攻武卫”。他们都标榜自己是真革命、是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皇是指各级的当权派），最后发展到相互攻击，大打出手，甚至动用了枪炮，发生了武装冲突。后来中央文革要求停止“大串联”，复课闹革命，中央派军队“支左”，持续两年的“红卫兵运动”才逐渐消退。
“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64开或更小的精装本，红塑料封皮，极精致，上面印有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章摘录。当时全国有七亿人，几乎是人手一本。林彪号召要年年学、月月学、天天学，最后形成了“语录的世界”。每当开会先把“红宝书”举过头顶，一人领呼，众手挥动“红宝书”齐喊：“毛主席万岁！打倒×××！”会场一片红彤彤。当时放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纪录片电影，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千万人同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银幕上真是红色的狂潮、红色的海洋。
关于“红宝书”的故事之一。时为被专政对象的“当权派”副县长安广辰一日入厕，不小心“红宝书”从裤兜内滑出落入茅坑，在当时如被发现将其告发，就会定他个极端仇视领袖的“现行反革命”罪，或许会被判死刑。安广辰吓得浑身哆嗦，面如土色，马上爬到茅坑边往外掏，因长期被捆绑打斗，手脚都不听使唤，加上害怕着急，伸手没能够着。他心想，若不见了“红宝书”，将如何向造反派们交代？此时电影队的老郝师傅入厕，见状，马上爬到坑上掏出了“红宝书”，擦拭干净，交给了吓得目瞪口呆的老县长，老县长急忙把书揣在怀里。老郝师傅这样做，可算帮他逃了一劫。多少年过去了，提及此事，老安县长和子女们还心存感激。
关于“红宝书”故事之二。一位姓徐的女教师的“红宝书”前页伟人像上被人写了一句谩骂的语言，于是对徐的专政升级，她被剃了光头，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牌子游街。当时徐老师怀有身孕，手被反捆，游走一段路就让她站在凳子上亮相，造反学生用脚踢倒凳子，使她一头栽倒在地，前边挂的牌子碰得她满脸是血。我母亲从街上回来，气得浑身发抖，痛哭流涕，边骂红卫兵丧失人性，边把我们兄弟叫到跟前，厉声严训：“谁要敢在外边捅人家一指头，回家非揍扁你们不可！”徐老师受尽磨难后被关进了监狱，才保了一条命。后来查出了当时仅十三四岁的红卫兵司令李建生，他为陷害老师，故意制造事端，也受到了惩办。
毛主席像章是文革的又一重要标志，上至中央领部，下到几岁娃娃，每人胸前都戴着毛主席像章；当然，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是没有资格戴像章的。像章有钢质、铝质、铜质、塑料海绵质、陶瓷质甚至竹制等等，造型各异，大到像碗口一样，小到纽扣一般。中间印有毛泽东主席各个时期的头像，大都精美绝伦。人们有的戴一个，有的戴数个，有的则将左半胸襟上挂满像章，以示对伟人的尊敬。像章风随文革的消退，逐步降温、消失。

早请示、晚汇报，三祝愿、对语录
文革中全国出现建“主席台”热，从县城的重要路口到农村的十字街头，到处都建起“主席台”，达到了队队有“主席台”，家家有主席像。生产队每次出工前，全队社员都集合起来，列队站在“主席台”前，手举“红宝书”进行“祝愿”。
领队：首先让我们敬祝七亿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
群众（同时前后挥舞“红宝书”）：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领队：再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群众（如前动作）：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祝愿”过后才下地干活。当时，家家街门上贴着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身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亲切交谈的留影像，像下面贴一个剪纸的桃形忠字，以示“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屋里冲门口墙上也都在一个剪纸红太阳上贴上主席像，用红纸条贴出光芒，要求每吃饭前都要“祝愿”。早晨起来还要先站在主席像前进行“请示”，说当天的工作计划，晚上要在主席像前检讨自己一天的言行，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这就是“早请示，晚汇报”。
“对语录”是表忠心的又一种形式。当时大兴语录风，如去供销社买二斤盐（当时是计划经济，所有商店均为国营），要先背一条毛主席语录，买盐的人说：“要斗私批修。买盐。”供销社服务员就说：“要拥军爱民。多少？”致使一些农村上岁数的老头儿老太太不敢出门说话。又如哪个村庙会，村里都会派人查街口，进村走亲戚的人要背毛主席语录才让进去，背不出来就别想进村。记得一次半夜里，高音喇叭喊叫全体社员（村民）紧急集合接“最新最高指示”。全村的人都急忙赶到大队院内，站队后又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半夜里冻得人瑟瑟发抖，后来才接到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也不知何所指，现在想起来真令人哭笑不得。
同时，“文字狱”、“言语罪”盛行，一个词写错就遭批斗，一句话说差可被判刑。二中小寨村的一名学生说了句：“林彪的脸像个烂黄瓜。”被判了三年刑。县医院一位爱开玩笑的医生在唱颂歌时，戏谑地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俺老婆亲。”他把原歌词中领袖名字换成“俺老婆”，被举报后认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蹲了十年大牢。这种对领袖的崇敬、对领袖的颂扬达到无以复加的狂热地步。
1971年秋天，在这种活动热度还没有退尽之时，突然上级来传达绝密文件，林彪反党叛国，林彪、叶群与其子林立果，逃窜敌国，飞机坠毁，自取灭亡。这不啻晴天一声炸雷！记得当时会场上大眼瞪小眼，谁都连大气儿也不敢出，连传达文件的上级干部也连连用手掐大腿，怀疑自己在梦中。“副统帅”、“亲密战友”、“九大”党章明确规定的“接班人”，刹那间成了“林贼”，也是文革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

十二级台风与大批冤假错案
红卫兵运动发展到后来，经过夺权，两派武斗，解放军“支左”，各地纷纷成立了新的政权组织。这个组织据毛主席原话是：“叫革命委员会好。”在“革委会”（“革委会”行使政权十余年）领导下，又有专案组、专政组，对所谓的“阶级敌人”的斗争形式又升了级，各村、各单位都设立公堂、牢房，将一些有问题的人关押起来，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
县税务局一位局长多次被捆绑吊打，过堂跪砖、上老虎凳，逼其供出反动组织。在实在熬不过的情况下说：“实话说吧，我还有一件大事没交代呢。”“棒子手”一听来了精神，停止拷打，竖起耳朵听他断断续续地说：“那年……那年……八国联军进中国是我带的路，还放火烧了北京圆明圆……”“棒子手”一听这么大的事，又让他再说一遍，写供画押之后，这个“棒子手”以百米赛的速度跑到县革委会主任、武装部长办公室邀功：“可抓住大家伙了！”当他气喘嘘吁吁地将局长供词学一遍后，当然地挨了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主任一顿臭骂。后来这个局长被折磨得曾吞一把直别针想自杀。类似这种无中生有、望风捕影的冤案层出不穷。
一天早上我去上学，临街南大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近前一看是一墙漫画，画得非常恐怖：上千条大小毒蛇，人头蛇身，张着血口，吐着芯子，每条蛇身上都写着人名，标题是“杨家黑线示意图”。再细看我父亲的名字也写在下角一条小蛇的身上，我看得毛发直竖，腿软头懵，踉踉跄跄回到家中。没几日学校就不让我上学了。杨家黑势力是鸡泽文革中一大冤案。解放前杨氏家族是县城名门望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杨家以杨直轩、杨廷魁为代表的一批热血青年，毁家舍业，不怕流血牺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创造了许多英勇业绩，解放后又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所以文革中造反派便把他们和与杨家沾亲带故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杨家黑势力”，“杨家黑线”，涉及干部群众数千人。
在1968年，关押打斗之风十分激烈，高音喇叭上整天喊着：要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紧要时几乎人人自危，邱县抓“国民党”厉害，鸡泽就去邱县取经，在全县大抓“国民党”、“迎蒋团”，短短的几天时间，仅十三万人口的鸡泽县，被诬为“国民党”、“迎蒋团”者达数千人。
　　一天深夜，小寨公社紧急发动了五六百基干民兵，包围了西木堡村，按名单抓捕了六十多名所谓的“国民党员”。造反派大搞逼、供、信，采取严刑拷打诱供逼供让其交代团伙，只要谁被说成是“国民党”、“迎蒋团”，就会被立即关押。有的人今天还积极参与打人逼供，明天他也被诬为“国民党”成了阶下囚。一些拒不交代问题的“顽固分子”，造反派用尽各种酷刑惨忍地对其折磨，有的被活活打死。当时在造反派眼里，所谓“阶级敌人”的生命粪草不值。鸡泽名医、县医院副院长赵淮源，因不按造反派的要求交代问题，造反派不准吃饭，不准睡觉，腿被打折，腮帮子被打脱落，惨遭折磨致死，被扔到离关押地２里外的井中，造反派以“畏罪自杀跳井死亡”八个字了事。他死后，用排子车将尸体从县城拉回，村里造反派不让进村，找了一个枯干的大坑，芦席卷身埋葬。建国前参加革命的鸡泽县法院副院长马清吉，一家四十多人被关押，十三位亲人惨死。像这样的实例举不胜举。
当时抓“坏分子”定指标分任务，每个生产队都要抓出几个“牛鬼蛇神”进行批斗，有的生产队让这些人身背草耙子，写上当时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名字，让被称为“走资派”孝子贤孙的“坏人”，到地里挖坑“埋人”（草耙子），逼其磕头、哭爹等等，进行人格侮辱。
县革委会还在赵堡村东的东碱地里设立了“五七干校”，大批的干部被变相关押在“干校”里进行劳动改造。

军队支左和“反军派”
在“刮十二级台风”以前，红卫兵造反冲垮了各级党政组织。红卫兵夺权后权力分配不均，全国各地都形成了两派、多派红卫兵组织，中央号召红卫兵组织“大联合”，但红卫兵们根本不听招呼。当时说法是中央一元化领导，即各组织都只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为了夺权，红卫兵组织之间武斗升级，矛盾愈演愈烈，有些地方竟然抢了军械，装备了枪炮，局面“天下大乱”（当时的常用语，领袖话：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时从上面派军队“支左”，部队都派出军代表进驻学校和厂矿企业。双方都激烈地争夺军代表的支持，军队支持的一派为正宗，不支持的一派马上就成为“站错队”，就是“反军派”。邯郸两派主要是“市革联”和“地总部”（也俗称“地老总”），以“市革联”居为正宗，打跑了“地老总”，“地老总”们退居磁县。“市革联”和军队包围了磁县，双方动用了机枪、步枪，死伤了很多人，这就是轰动全国的“磁县事件”。
全国各地都在揪“反军派”，那个时期农村相对平稳些，一些在大城市“站错队”的学生纷纷逃到农村避难，赵庄村当时就有从太原来的学生，有在外上学偷跑回家的大学生。我邻家一个在保定上大学的女学生就躲在家里，一天深夜我在熟睡中被父亲推醒说：“院里有动静，你悄悄地出去看看。”我刚一开门，被几道强手电光刺得睁不开眼。有人对我低吼：“回去！不准出来！”恍惚间我看到满院子人，房顶上也有人。一会儿工夫，听见北院里有人大声争吵，只听那个学生说“不用捆，说去哪里我跟你们去就是了！”再往后院里没了动静。她母亲从墙上翻过来到我家，天不明就让我去打探消息。我转到村设的“牢房”，又转到公社“牢房”，只见她在公社的“牢房”被扣押。经多方打探，原来是学校对立派红卫兵组织给我县来了协查，她被抓后，已经通知校方来带人，若学校带走，将难以活命。家里如热锅上蚂蚁，千思万虑只好铤而走险，破狱救人。第二天夜里，她表哥偷摸进公社的“牢房”，将她救了出来，送到石家庄在同学家躲藏起来。她的母亲和舅舅被本地红卫兵扣押了好几个月，没问出结果才罢休。在县里，武装部长的话就是“圣旨”，一中的“红联”和二中的“红旗”成了“反军派”。一般人员“反戈一击有功”，头头们纷纷被抓。记得乔屯庄一同学是“红旗”的头头，他逃走后二中红卫兵将他年迈的父母抓到学校打斗游街。让他父母敲着铜锣呼喊“我是反军小丑×××的娘”“我是×××的爹”，“我死后狗不吃、人不埋”……凄厉的呼号使人为之惊悚。儿子终于不能忍受父母替他受罪，跑回来自首。那天我正在学校，一帮人老鹰捉小鸡一般将他提到大伙房改成的“牢房”里，三下五除二将他吊上房梁，十多个男女红卫兵抄起木棍，乒乒啪啪劈头盖脸地狠揍，他开始还哀嚎，后来就没有动静，昏死过去。在关押游斗数天后，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头上伤口都生了蛆，扔在牢房角里奄奄待毙。亲戚去送饭，说，“他已死了，别臭了你们的地。”这派红卫兵才让把“尸体”拉走，到家后又埋了假“坟”。几年后才听说他当时尚有气息，转移亲戚家救治了半年才活了过来。
　　老干部受了冤枉委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拨乱反正后还有个平反说法，而这类先斗人造反、后挨整成了“反军派”的人，受的折磨再也没人提起来。写到这里，我想多说几句。仔细想来，文革十年没有“赢家”。一开始红卫兵斗倒“走资派”；再往后红卫兵与红卫兵斗，一派压倒另一派，一大部分又成了“反军派”； 十年过后，剩余的一部分所谓正确而掌权的红卫兵，又在拨乱反正中被定性为“三种人”（文革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受到法律和政治制裁。整整一代人在政治的大潮中被淹没。

八戏三战一本书，买啥东西也凭票
文革十年将以前的古今中外文艺作品都视为毒草，一律批判或禁止。戏剧只有经“旗手”江青批准的八个所谓的“样板戏”，即：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电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一本小说即为浩然著的《艳阳天》。翻来覆去人们大都看了数十遍，真可为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台上唱上句，台下都能接下句。
文革中，每个单位、学校、生产大队（村）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般由二三十名青年男女组成，大多是“脱产的”专业村级宣传员。排练的文艺节目，内容是“红太阳颂歌”类、“样板戏”选段和结合“大批判”内容的演唱，甚至有的村还排了整出的样板戏，每开会前总要先演几个节目。至于公社、县、地区范围也常组织汇演，我县东六方村的宣传队阵容最强，常被邀请出村演出。
物质生活在这时期很是困难，物资奇缺，全年条件好的生产队人均口粮每天一斤，差的为八两，每人每年一丈七尺布，二斤食用油，过年每人半斤肉，都发票。买东西光有钱没相关的票证也不卖给，何况钱也没有，许多人家还要省些布票出卖，换些粮食度日。除这些外，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小到碱面、火柴都是缺货，供销社货架上常空荡荡的。谁家若有个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的亲属，街坊邻居也都很羡慕，说人家有“后门”。
当时公社下辖各村为生产大队，大队下约百余口人划为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为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几十个人在一块地里干活，大家都出工不出力。比如每年春天，社员（村民）被组织常干一种去春白地里打坷垃的活儿，男女老幼一字排开，手举坷垃槌，打一下歇两下，一晌漫过一块地。有时打完后没别的农活，队长就让再打一遍。还有大年初一要过“革命化春节”，社员们被安排挖坑底土背到田中。大家反正不准请假和歇工，只好磨洋工。谁要做个小生意，如卖个花生、瓜子都要被管被抓，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
农业产量很低，县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定目标，叫做：“三年过黄河，五年跨长江，粮食上纲要。”过黄河是全年两季麦子、玉米或高粱加起来五百斤，跨长江是八百斤，上纲要是两季四百斤。就这样的目标也是可望而不可即。为了粮食大上，还多次发生过上级某领导说高粱产量高，玉米产量低，种蔬菜是资本主义等，下边就组织人到田中拔玉米、铲蔬菜等荒唐事件。每年春天都要有一些农家缺粮断顿挨饿，发生饥荒。
还有一事印象很深，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边境武装冲突，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在这一时期非常紧要。村与村、公社与公社、县城之间挖了无数的“战壕”，沟壕纵横交错；每村都组织了民兵连，并有“执抢排”，装备真枪实弹，常搞战时演习。这当然属题外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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