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内部发行”的“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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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凤凰网读书

  

《摘译》创刊号


通常所说的“文革”时期是指1966年5月到1976年底这十年时间。在这段萧索的年代里，极“左”思潮甚嚣尘上，文学翻译和其他文化事业一样遭到了严重摧残。嗅体表现为译作数量的急剧减少和作品类型的日趋单一。作为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文革”十年的文学翻译在翻译主体(多以集体翻译为主)、译作选材(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译作发行范围(部分为内部发行)等方面都与其他时期存在明显差异。而实际上，“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情况与其前后几年的翻译状况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显示出相类似的特征。

在1966年文学翻译工作基本停顿之前，随着国际上“反修”运动的开始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扩大，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起，文学翻译即开始走下坡路；而在1976年“文革”时期文学翻译的标志期刊——《摘译》(外国文学)停刊之后的几年中，文学翻译工作中意识形态的影响依然存在。所以，在探讨“文革”时期文学翻译的时候，既要看到它的特殊阶段性，又要认识到它的历史连贯性，从而重视对这一时期文学翻译的研究。

比较而言，对“文革”时期文学翻译的专门研究极少，该时期的翻译活动常常被概括为“空白”而一语带过。对“文革”时期文学翻译的多数叙述是零散的，见于翻译家的散文、随笔及纪念文集、传记之中，如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季羡林的《季羡林自传》、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萧乾的《萧乾文集》、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和《白皮书时代的往事》、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等。

“文革”十年是文学翻译百年来的一个低谷，文学翻译刊物被迫停刊，翻译家们遭受迫害和冲击，译作数量锐减且部分译作质量下降。但从总体上说，它既不是完全空白，也非微不足道。正如马士奎所说，“这期间的翻译活动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自有其特色，通过这一极端的例子，可以对翻译行为的复杂性及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有更好的认识。”
事实上，“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可分为两大阶段：一是完全空白期，从1966年5月到1971年底，也就是从日本作家西野辰吉的短篇小说《晨霜路上》出版，直到另一位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两部作品出版，外国文学翻译出现长达五年半的空白；另一个阶段是缓慢恢复期，从1971年底到1976年底，其间供少数读者参考的内部发行译作约为五十种，面向大众公开发行的译作为二十余种，刊物不足十种。该时期的译作多见于新创办的《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外国文艺)等刊物，批判苏联文学中“当代英雄”的文章曾经出现在《人民日报》和《红旗》等)。

具体而言，《世界文学》虽被迫停刊，仍有内部发行的《摘译》(外国文艺)在数年间(1973--1976)共出版三十一期(包括增刊九期)，每期发刊量大约为一万五千册，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中译。作为“文革”时期文学翻译的标志期刊，《摘译》分为外国哲学历史经济、外国自然科学哲学和外国文艺三个系列，《摘译》(外国文艺)经常刊登苏修的文艺作品供批判用，其编辑方针代表了当时文学翻译的指导思想，“《摘译》是一本只供有关部门和专业单位参考的内部刊物。(顺便提一下：不是为了批判和研究，只是单纯的阅读，甚至是‘欣赏’，而在人们中间流传，那是不对的。)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文艺揭示苏、美、日等国的社会思想政治和经济状况，为反帝反修和批判资产阶级提供资料……”①单行译本的情况大体类此，许多书出版是为批判而内部发行。

其中苏联的反华作品比重较大，如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长篇小说《阿穆尔河的里程》、《苏修短篇小说集》(《摘译》增刊)等。真正作为芷面读物的则数量不多，它们大多反映亚非拉美人民的斗争生活，如《越南南方短篇小说集》、《巴勒斯坦战斗诗集》、《柬埔寨通讯集》、《莫桑比克战斗诗集》。有些则反映阶级矛盾或阶级斗争，如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蟹工船》，伦沙万的《生活的道路》，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的《青铜的种族》等。坼多译著和译文在其原文化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文学作品极端匮乏的时期更显其特殊意义。此外，国内优秀的作家、翻译家也没有放下手中译笔，默默地翻译着外国文学名著，这些书在“文革”后不久便问世，而且大都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经典之作。这些都汇成了十年动乱期间的涓涓细流，在读者大众的文艺生活中增添着某种色彩，在揭示事实真相、沟通中外信息方面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阿穆尔河的里程，[苏联]尼·纳沃洛奇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1949年建国后，中国长期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压制，人们尤其是部分当权者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和鄙视也逐渐增强。“文革”时期一些当权者在过高估计和评价自己在文化改造方面成就的同时，极力否定西方文化，认为“腐朽下流，毒害人民”。这一阶段的外国文学翻译活动首先是由当权者为异己的文化定位，然后试图通过翻译行为来强化这一形象，目的是使人们从译作中得到的对外国文化的认识与其他官方媒体的宣传相一致，同时消解对立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合法地位。从晚清到20世纪中叶，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在中国经历了由济世“良药”到反面“毒草”的转变。

“毒草”的暗喻最早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提出：“美国的文学艺术堕落到让黄色小说、阿飞舞、黑猩猩的‘绘画’在那里称王称霸。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已经完全破产。它对我们只有一个用处，就是当作毒草来加以研究，以便使我们有个反面的教员，使我们学会认识毒草，并把毒草锄掉变为肥料。”

这说明贬低和否定西方文化价值的趋势早在1958年，即“文革”前已经开始。“文革“期间，外国文化被认为是“毒害人民精神的危险渠道”，对外文化交流是“封资修文化大交融”。这种对异己文化的蔑视和戒备制约着翻译活动的开展。外国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地陷入低潮，而且译者在对异文化作品的译介过程中多采取批判的和居高临下的态度。这种态度从标题到序跋都有突出的反映：复旦大学外语系外国文学评论组翻译的《一株鼓吹侵略扩张的大毒草——评苏修电影文学剧本(俄罗斯的田野)》；《阿穆尔河的里程》前言中，译者鲜明地指出“《阿穆尔河的里程》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我们怀着极大的愤怒把它翻译出来，供读者批判”；《他们为祖国而战》被视做“大肆宣扬战争恐怖和活命哲学的毒草小说”；“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长篇小说(《蓝色的闪电》)，获得了苏修国防部文学奖金。这部拙劣得简直看不下去的毒草，为什么会走鸿运?”；“总之，邦达列夫的这本《热的雪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无论通过哪一个主要人物来解剖，它都是一株浸透毒汁的大毒草”。

“文革”时期的翻译理论和思想几乎是空白，但通过译作的序跋和评论却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当权者的政治意图，而且由于译作多是集体话语的产物，翻译批评也就成为一场群众性的运动。译作甚至降格为“批判”运动的旁证材料，序跋和评论将其重新组合，以使所塑造的原语文化形象符合政治批判的要求。此时，译作的序跋和评论成为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发挥政治功能、塑造异己文化形象的关键环节：解读和阐释作品，评判原语社会现象，为原语文化定位，影响并规范人们对原作的理解，消除或减少作品可能产生的“毒害”，在目的语社会形成统一的原语文化形象。

难以置信却又势所必然的是，这些原应去批判、去铲除的“封资修”的“毒草”却成了孕育思想启蒙、感受异域文化的重要的养料。一些难能可贵甚至唯一有限的精神食粮被赋予两个名字，一是正式名号“内部书籍”，一是民间称谓“白皮书”。×皮书，是内部发行书籍的代名词，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中国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著作，涉及政治、文学、历史、哲学等，一律以灰色、黄色、蓝色、白色、绿色等单一色调为书衣颜色。根据《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1949--1979}(中华书局，1998年)的统计，全国这三十年出版“内部书籍”共18301种，其中属社会科学的有9766种之多，而1966年“文革”以前出版的差不多有四千种，除去大量的马列、毛泽东著作，其中属于西方理论和文学的著作，“文革”前大约有1041种，而“文革”中则出版了近一千种。“内部书籍”在“文革”前期暂停出版，于1971年重新继续出版。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批从干校回来工作的俄苏文学编辑王之梁先生讲，1971年遵照周总理指示，出版社重新组建，恢复工作。

当时发生了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剖腹事件，上面有文件，明确指示尽快出版三岛的作品。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了三岛的作品。这些封面或封底上标有“供内部参考”或“内部发行”字样，专供少数人参考的作品在“文革”期间外国文学译作的单译本中所占比重最大，约为五十种。封面装帧极为简单，多数只是在稍厚的白色胶版纸上打印书名和作者名字，故俗称“白皮书”。从内容来看，每本的编排都大同小异，序言总是一篇杀气腾腾的批判文章，振振有词地历数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种种罪恶，而且密密麻麻引用的领袖语录都以黑体特别标出。翻译的目的也同装帧一样单一而明确，就是作为反修、反帝的靶子，即反面教材，其中主要包括苏联、日本和美国三国的当代文学作品。

还要特别说明的是，“白皮书”的译文大都质量一流。这些署名“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的译者，其实是当年落魄五七干校的一批专业译者，他们奉命组织了翻译连，承包了这些作品的翻译任务。很难想象，在那么紧迫的时间里，那样逼人的政治气氛中，翻译家们是如何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的。孙绳武、苏杭、曹苏玲、秦顺新、冯南江、钱诚、孙广英、荣茹德，还有许多用“斯人”、“伍桐”这样的笔名代替真名的译者，都值得我们永远地记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批书再版，冠上的译者名分别是“温戈忠”、“武启”、“甘孝人”、“佟灿年”，等等，按音索骥，大概是“文革中”、“五七”、“干校人”、“共同参加的连队”之意，这穿越时代的幽默在引人思索的同时，也使后人感铭于心，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这段“白皮书”的历史在中国的出版史、中外(尤其是中苏)文学交流史、文化史上都非常重要。虽然名义上为内部参考，限制了大部分人的阅读权利，但是，一旦深入地分析这种片面性的译介和有限性的接受，便会发现：一方面，译介的具体展开并非如当权者期望的那样实现对外国文学在思想和价值上的全部否定，而是会在一定程度上隐含某些审美价值评判；另一方面，这些内部作品以多种其他方式传播，大众“误读”的结果有时候会得到一些与翻译初衷迥异的感受和结论。总之，棵棵“毒草”点缀着这片看似荒芜却引人深思的译苑。

前苏联文学；“批修”浪潮下的译介暗流


  
《你到底要什么？》(弗·阿·科切托夫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


从建国到“文革”之后的几年，“中苏关系经历了结盟(1949一1953)、蜜月(1954--1957)、分歧(1958--1960)、争论(1961--1964)、破裂(1965--1967)、冲突(1968--1979)等不同阶段”，苏联文学在中国也经历了由“榜样”到“反面教材”的蜕变。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时期作为外在因素的“左”倾政治对于文学的极端控制，使中国文学处于空前的畸形状态。另一方面，政治同样也控制着外来文化的进入，极端的封闭与畸形的文化状态就像一个具备了特殊条件的实验室。

一段时间内，由于意识形态(进而是国家政治)的全面对立，苏联文学被处处作为中国的反面教材加以歪曲批判。《摘译》杂志就是在这样的宗旨下创刊的一份译介刊物，内容包括苏联、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及其评价，还包括一些对这三国文坛现状的消息报道，而其中苏联文学占一半以上的篇幅。这并不仅仅由于中国译者对苏联文学现状更加熟悉一些，而是因为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苏修”这个“敌人”的危险性甚至已经超过了“美日帝国主义”。

直到1972年，压抑数年的社会气氛才有了松动的迹象，一批苏联小说(当然还是“毒草”)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了，久违的苏联小说改头换面的出现，让曾经迷醉于苏联文学的中国读者备觉亲切。

这样，自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后期的中苏文学，便形成了某种逆向对应关系：当苏联文学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俄罗斯文学传统和当代西方文学成就时，中国却大批所谓“厚古薄今”和“崇洋媚外”，并以此作为与“修正主义者”的“尖锐分歧”；当苏联文坛讨论人道主义问题，肯定个人的自身价值时，中国则大批“人性论”、“人情论”；当苏联文坛大力塑造具有丰厚性格内涵的人物形象时，中国则批判“中间人物论”，并以“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代之；当苏联文坛号召描写“科技革命时代的当代英雄”时，中国则开始了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并认为苏联的新型企业家与中国“走资派”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当苏联文坛对转型期社会弊病与道德危机做出深刻反思时，中国文坛却在大唱“文化大革命”的赞歌。

这种逆向对应的关系中，苏联当代文学被片面地、有限地译介进来，并做出全面歪曲的批判。这种倾向性首先体现在译介者对苏联当代文学思潮及作品的选择上。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苏联文学中的许多重要理论与创作成果都被排除在译介对象之外，或者至多做一些相当片面而简单的介绍。其次，在对于同时期苏联文学作品的具体译介中，几乎全部以敌对的政治滤色镜加以批判或者歪曲，这种有意的误读现象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的。
其中，前苏联的文学作品有24部，包括：

长篇小说《人世间》(谢苗·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你到底要什么？》(弗·阿·科切托夫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
《多雪的冬天》(伊凡·沙米亚金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
《他们为祖国而战》(长篇小说的若干章节)(米·肖洛霍夫著，史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
《白轮船》(钦吉斯·艾特玛托夫著，雷延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落角》(弗·阿·科切托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
《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维·利帕托夫著，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10月)；
《礼节性访问》(收五个话剧、电影剧本，包括《礼节性访问》、《外来人》、《幸运的布肯》、《湖畔》、《驯火记》，齐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4月)；
《特别分队》(瓦吉姆·柯热夫尼柯夫著，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
《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3月)；《绝对辨音力》(《摘译》增刊)(谢苗·拉什金著，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三年级师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
《现代人》(谢苗·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核潜艇闻警出动》(阿·约尔金等著，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组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
《不受审判的哥尔查科夫》(戏剧)(萨·丹古洛夫等著，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三年级八、九班工农兵学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
《最后一个夏天》(康·西蒙诺夫著，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0月)；
《明朗的天气》(以对话、书信、电报与其他文件等形式表达的现场报道剧)(米·沙特罗夫著，北京大学俄语系苏修文学批判组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10月)；
《苏修短篇小说集》(《摘译》增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
《阿穆尔河的里程》(尼·纳沃洛奇金著，江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12月)；
《四滴水》(戏剧)(维·罗佐夫著，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苏联文学研究室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1月)；
《蓝色的闪电》(阿·库列绍夫著，梧桐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3月)；
《热的雪》(尤里·邦达列夫著，上海外国语学院《热的雪》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6月)；
《泡沫》(风尚喜剧)(谢尔盖·米哈尔科夫著，粟周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8月)；
《淘金狂》(尼·扎多尔诺夫著，何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1月)。


日本文学作品：三岛由纪夫类的反动文学


  
四部曲《丰饶之海》之《晓寺》，1972年8月。


“文革”时期翻译出版并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作品，则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远远超过公开出版发行的作品。

日本文学方面有9种13部，包括：
三岛由纪夫《忧国》(未注明译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11月)；
四部曲《丰饶之海》(第四部《天人五衰》，1971年12月；第一部《晓寺》，1972年8月；第二部《奔马》(《丰饶之海》)，1973年5月；第三部《春雪》1973年12月)；
户川猪佐武的《党人山脉》(《吉田学校》第三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
山田洋次等著的《故乡——日本的五个电影剧本》(石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6月)；
有吉佐和子的《恍惚的人》(秀丰、渭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4月)；
小松左京的《日本的沉没》(李德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6月)；
日本电影剧本《沙器》、《望乡》(《沙器》[日]桥本忍、山田洋次著，叶渭渠译，《望乡》，广泽荣熊井启著，高惠勤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1月)；
五味川纯平的《虚构的大义一个关东军士兵的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组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3月)；
坍屋太一的《油断》(渭文、惠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8月)。

当代美国文学：资本主义的“精神养分”



《阿维马事件》(内德·卡尔默著，馥芝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


当代美国文学作品5种6部，具体为：
《美国小说两篇》(收理查德·贝奇著、小路翻译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和埃里奇·西格尔著、蔡国荣翻译的《爱情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
《乐观者的女儿》(尤多拉·韦尔蒂著，叶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
《阿维马事件》(内德·卡尔默著，馥芝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
三卷本《战争风云》(赫尔曼·沃克著，石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11月)；
《百年》(《摘译》增刊)(詹姆斯·A．米切纳著，庞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6月)。


如前所述，所谓的“内部发行”并不始于“文革”，“文革”以前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就曾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过十数种二战以后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了，包括荒诞派、存在主义、垮掉的一代等流派的作品，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由于这些译作的封面都设计成黄色的，所以当时还有一个俗称“黄皮书”。

但是，如果说在“文革”前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的一些外国文学翻译作品，除含有“供批判用”的意思之外，还有一点“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信息或参考”的意思的话，那么到了“文革”期间，这后一层意思已经完全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供批判用”的意思了。更有甚者，“文革”前“供批判用”的还仅仅是所译作品的本身，而到了“文革”期间，所批判的已经不限于所译的作品，也不限于原作中不合中国时宜和趣味的文学表现手法，而是原作所反映、涉及甚至仅仅是从原作引申出来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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