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六十年代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tuffy05

2007-4-18 来源：世纪潮汐

王海光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从1963年到1966年上半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部分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以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为主要内容，1965年后统一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贯彻“反修防修”、“反复辟”、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部署，虽然对解决大跃进后的基层干部作风和人民公社的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社教运动实际成为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和虚拟化的重大步骤。在社教运动中，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都被人为地上升为阶级斗争问题，不仅伤害了大批基层干部和群众，并使阶级斗争的目标逐步上移，越来越集中于领导权问题上，深化了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误区，使“左”倾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的越演越烈，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拉开了帷幕。

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和“四清”的提出

1962年秋，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及其准备阶段的会议上，毛泽东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尖锐地指出：只要有阶级、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哪有有阶级不进行阶级斗争的？
毛泽东持阶级斗争理论，将党内其他不同的主张批判为“黑暗风”、“单干风”和“平反风”。在会上点名批判了力主“三自一包”的邓子恢，不点名地敲打了其他的赞成者和支持者，号召进行一次彻底的社会主义教育。他说：“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会上作了检讨。同时，毛泽东也接受了刘少奇等提出的不要影响调整工作的建议，没有立即把阶级斗争当作一场运动来搞。

八届十中全会后，各地迅速传达贯彻全会的精神，强调用阶级斗争观点教育干部，揭发阶级斗争的各种表现，先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整风整社，全面落实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人民公社六十条》(修正草案)。中共中央先后批转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1962年10月23日)、《中共安徽省委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及今后的工作部署的报告》（1962年12月11日)等文件。
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搞得比较积极的地方发生打人和乱搞斗争等违法乱纪现象，引起中共中央的严重注意。中央于1月14日专门发出了严禁运动中打人的通知，要求各地党委，“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防止纠正”。
毛泽东从1962年冬到1963年初，巡视了11个省，了解传达贯彻十中全会精神的情况。各地负责人在汇报中，大都对阶级斗争讲得少，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大讲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重形势和用阶级斗争进行社教的经验，得到毛泽东的赞赏。
毛泽东认为各地对他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措施不力，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讨论一下开展阶级斗争的问题。
2月11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指示规定：运动只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中进行。至于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县级以下的工商企业中如何开展运动，将另行安排。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立即在会后组织领导干部“洗手洗澡”，开展运动。与此同时，许多省区先后召开了三级干部会，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
由此，以城市“五反”、农村“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陆续在全国发动起来。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研究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制定文件。
毛泽东在会上连续批发了湖南、河北、河南、湖北、浙江以及东北局报采的20个文件材料。这些报来的材料都是顺着毛泽东搞阶级斗争的思路，对本地阶级斗争形势做了夸大的报告。而这种投其所好的反映又成为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政策的根据。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四次讲话。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有关批示，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作为指导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前十条》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并归纳了九种表现。认为这场社教运动，是一场“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
《前十条》强调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下中农，他们“是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对头，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所以要“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建立贫下中农组织。

《前十条》规定“四清”运动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95％以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并把干部认真参加集体劳动，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认为如不这样做，“势必出修正主义”。《前十条》指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向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斗争，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

社教运动的初步开展和《后十条》的制定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按照《前十条》的内容，重新训练干部，在一批社队进行试点。与此同时，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9月份，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其他各级机关、科教文卫、企事业单位的运动正在进行。
根据5月8日毛泽东关于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的批示，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展了访贫问苦，请“三老”(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报告，通过社会调查写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等活动，向学生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

在运动试点中，许多地方发生了乱斗、打人、体罚等违法乱纪的情况，经济退赔面普遍偏宽、处罚偏严等。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些具体的政策规定。在中央9月工作会议上，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邓小平、谭震林主持，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即《后十条》，报送毛泽东。《后十条》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并亲自起草了宣讲两个十条的通知。经反复修改多次，征求了部分省委的意见后，11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了这个文件。随即由毛泽东批准下发全党。
《后十条》在指导思想上和《前十条》一致，都是强调阶级斗争，防止出修正主义，并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后十条》的出发点，是力求缩小打击面，约束过火斗争，减轻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文件强调要团结两个95％，并做出了相应的政策规定。
关于团结95％以上的干部文件说，团结95％以上的干部，是团结95％以上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规定，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组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教育为主，处分为辅。
关于团结95％以上的群众：文件强调，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必须团结中农，正确对待上中农。要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被利用的落后群众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分子与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同正常的贸易活动加以区别，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家庭副业加以区别。文件还特别指出，一般不重划阶级，不进行清查漏划地主、富农分子的工作。
1963年11月14日，中央下发通知，改变了5月20日中央在传达《前十条》通知中“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县、社、大队，暂时不要下达”的规定。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点、面结合去做为最有利”，决定向全体群众包括地、富、反、坏、右在内，宣读两个“十条”，“要使全国人民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毛泽东认为，“这样一来，一切党内外干部，一切战士，一切人民，都会大进一步；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人，也会受到教育，得到改造。”
    1964年3月22日，中共中发出《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要求凡是能下去的干部都要下去宣讲文件，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运动。毛泽东在文件中强调说：从中央委员到县市委委员，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
从1963年冬开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部门、机关单位，解放军各单位都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搞“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更大的范围展开了。1963年到1964年春，华北地区在1.1万多个大队，约占全区农业人口六分之一的范围进行；中南地区开展运动的大队占全区大队总数的五分之一强；其他大区的情况也人体如此。
这一阶段，运动在农村主要是，建立健全贫下中农组织，打击地富反坏，搞运动还是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组起参谋作用，对干部整的还不太激烈。“四清”主要是清经济，“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同时解决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但是，运动尊奉的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打击面过宽的情况在所难免，自杀等事情在各地屡屡发生。

社教运动的全面铺开和《后十条》的修正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较大范围中开展起来后，从中央到地各级领导机关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越来越严重。同时，中苏论战的激烈开展，也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国内的政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提到了“铲除发生修正义社会基础”的战略高度。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大“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上安排国内工作的重要会议。会议除讨论“三五计划”、大三线建设外，还着重讨论了：社教运动，中央《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和条例草案。以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此时的会议气氛已和制定《后十条》时大不相同。会上印发了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关于白银厂夺权的报告，介绍了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公社夺权的经验。许多人的发言都反映出过火的“左”的情绪。有的甚至提出要在农村社教中“搬石头”，城市“五反”中划阶级等极左的建议。   
6月2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说“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他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认为有些地方四不清干部对付工作组的办法是“喂、顶、拖、混”，要想办法摆脱他们。他说：他们抵抗四清就是反党，破坏就是反革命，要开除党籍。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

6月8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他在会上讲话中谈到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时说：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如白银厂、小站就是搞修正主义。他还忧心忡仲地提出，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他要求大家“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刘少奇在会上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
鉴于对干部状况作出的十分严重的估计，毛泽东从防止党内出“赫鲁晓夫”的忧虑出发，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关于防止出赫鲁晓夫和培养接班人的思想，得到中央其他高层领导人的赞同，成为加紧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的推动力。
会议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对“烂掉了”的单位要夺权，不仅要追“四不清”干部在下面的根子，还要追他们在上面的根子，把运动搞深搞透。据此，会议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出新的部署，城市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整个运动要延长时间，规定七年内全国搞完，三年内完成三分之一的地区。    根据5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6月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修改《后十条》。6月25日，中央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提出对过去划错的阶级成分都应该认真审查并改正过来。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四消五反指挥部，刘少奇挂帅，并负责《后十条》的修改。

6月底，刘少奇离京南下。7月，他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他一路上了解运动的情况，做了多次讲话，督促各地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对前一段“四清”运动很不满意，沿途对各地多有批评。
刘少奇在这些讲话中，反复强调了以下内容：
对当前运动的看法，刘少奇认为，过去一年多的四清运动多数搞的不深不透，甚至是根本没有入门，打了败仗。他要求干部“要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对“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的估计，刘少奇认为，也许不止三分之一。他多次强调“追根子”的思想，对“四不清”要“追上面的根子”，“追到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刘少奇感到党内存在严重的右倾。他于7月25日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说，不要怕“左”，半年总结一次。8月1日，刘少奇专门给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他后来说，这个报告“不戴右的帽子，实际上全是反右的”。
8月5日，刘少奇又离京再度南下，主持《后十条》的修改工作。
《后十条》经过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审阅后，9月18日由刘少奇签发，印发给县以上党委和工作队。这个修正草案，称为《后十条》修正草案。
《后十条》修改草案强调指出，阶级敌人“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这一次运动是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有的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文件要求，要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问题；文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从而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实际上把基层组织和干部撇在了一边。实践证明，这是导致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大步骤；文件还要求领导干部亲自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文件提出，整个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解决“四清”问题和对敌斗争问题，第二阶段主要是组织建设。
《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各省市区对照检查了前一段的情况，重新调整部署。大部分进行社教运动地区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靠边站”，由工作组取而代之，严重扩大了对基层干部的打击面。同时，集中上万人的工作队在一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也在不少地区推行开来。夺权斗争成了运动的中心，加剧了“左”的急速发展。


社教运动的矛盾深化和《二十三条》的制定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一年多，发现了很多问题，也发生了很多问题。在各地“四清”运动中，普遍发生了打击一大片和乱斗、打人、“熬鹰”等体罚现象。连毛泽东表扬的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也受到了冲击。许多高级干部对刘少奇主张的大兵团作战和“桃园经验”扎根串连的搞法，也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分歧也日益严重。江青对王光美在中直机关作的“桃园经验”的报告极为不满，并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64年底，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领导干部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机会，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开一个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针对前段运动出现的问题，制定一个文件。会议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运动方针上的分歧公开化了，发生了直接冲撞。
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2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如何确定主要矛盾和运动性质等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意见分歧。刘少奇认为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还对刘少奇主张的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做法，提出批评。
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十七条》对运动的性质统一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取消城市，“五反”运动的名称。规定运动的时间是全国7年内搞完，3年内搞完三分之一。毛泽东批示“照办”、“照发”。12月28日，《十七条》作为中央811号文件印发。
因为刘少奇等对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表现出明显的保留态度，与会人员的意见也不一致，毛泽东认为问题没有说透，决定把与会者召回继续开会。1965年1月初，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毛泽东几次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毛刘的冲突，使党内高级干部深感不安。刘少奇主动向毛泽东作自我批评，收回了自己的意见。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重新讨论会议纪要，由陈伯达执笔，将《十七条》推倒重来。毛泽东在文件修改时亲自加上一段很严厉的话，批评“四清四不清”等提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了大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于1月14日正式发出。
《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中共中央在下发《二十三条》的通知中说：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二十三条》对城乡社教运动的搞法，作了重要修改，为纠正前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左”倾错误提供了政策依据。这些政策规定对于解脱大批基层干部，稳定农村形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二十三条》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纠正“左”倾错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首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说支持这些走资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左”倾理论又一次的新发展，更系统、更理论了，成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口号。
各地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调整运动规划，对工作队进行整训，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打击面过宽的偏向，解放了一大批基层干部，使部分地区出现的紧张局面有所缓和。此后，运动在更大的范围中比较平稳地继续开展。
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的有694个县、市(其中包括少数只搞了一部分的地区)，占总数的32％；已经搞了40％以上的有辽宁、河北二省；北京、上海二市基本结束。加上随后开展的单位，全国开展“四清”的重点地区超过三分之一以上。其他地区，则普遍开展了面上的“小四清”，即经济“四清”。全国厂矿企业，大体上也是这种情况。县以上各级机关和大、中、小学及文化单位，则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对“四清”运动的兴趣明显淡薄了。他认为这场运动形式连同文化战线的批判，都不能够充分发动群众，解决根本问题，他要寻找新的阶级斗争方式来彻底解决问题，开始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地正在部署的第三期“四清”，被这自下而上的更加激烈的新运动所取代，实际上不了了之。    　　　　
历时近4年的“四清”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反修防修的错误实践，运动的基本方面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运动对于多年来农村经济中账目不清、购物不清、管理混乱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加强了集体经济的管理监督工作。运动解决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等经济不清的问题，也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迫切要求。运动中强调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对于转变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先后参加工作队的各级干部、教师、学生和其他人员有二百多万人。他们与广大农民、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倾听群众的疾苦，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但是，从清经济开始的“四清”运动，发展到政治上的“夺权斗争”，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实际上成了“文革”中夺权的预演。“四清”运动在方法上，从依靠95％以上的干部，发展到要首先解决干部问题；在指导思想上，从“追根子”发展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到党内和领导机关。同时，运动中贯彻的一套“左”倾方针，在一些问题上严重地颠倒了是非，这些错误，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的、理论的、舆论的、干部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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