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读《陆平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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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陆平纪念文集》

作者：杜钧福


原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在任）陆平（一九一四—二ＯＯ二）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位知名人士，虽然官不大不小，却一直处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中。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涉及他的公案颇多，评价不一。时至今日，人们自然希望知道陆平或接近他的人对这些事件是如何看的。或者说，陆平本人应对这段历史有所交代。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这些曾生活在陆平治下的北大校友来说，更关心有关陆平的人和事。

幸好，今年三月份，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陆平纪念文集》，包括陆平本人及其子女的回忆录，以及在北大的同事及部下的回忆文章。其内容涉及这一段颇具争议的历史，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书中也包括陆平原来在铁道部的同事的文章，因不熟悉这段历史，在本文中暂且不论。在以下的引文中，我们略去书中每篇文章的题目，只提作者，因为这些题目一般都很长。

大家所关心的，其实是这样几件公案：反右、调走江隆基、邹鲁风之死、批判马寅初。当然还有文化大革命，但其过程已比较清楚，问题是如何评价。

首先谈反右。一般认为，反右开始时北大的党委书记江隆基是位好好先生，希望用辩论的方法制服右派，因而压不住场面。于是中央将铁道部的陆平调来，用铁腕镇压了右派并继而进行残酷迫害，造成了旷古未有的大冤案。

对这一及其它批评，书中王效挺的文章似乎是专门辩诬的。他说，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八日，陆平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十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党委第一书记。十月十九日，校务委员会开会讨论“反右派及整风第三阶段工作”。江隆基副校长报告说截止到现在，教职员中有右派九十人，学生中有右派四二一人，共计五一一人。（和以下数字有些不符暂不论）

一九五七年底到一九五八年初，上级指示反右补课。一月三十一日，党委副书记谢道渊向校委会报告处理右派分子情况时说，“到去年十月底共有右派分子五二六人（其中教职员九十人），后来反右补课，补划一七三人（其中教职员二十人），现共有右派分子六九九人，其中教职员一一零人，学生五八九人。”

他的意思是，陆平来到北京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右派已划。陆平对此不应负责。他只对补划的负责。

伊敏的文章也如是说：“他来北大时，反右派已近尾声，大部分右派均已划定。他来北大以后也按照‘左’的标准划了少部分右派分子，但他觉得按照这一思路划下来，打击面太宽了，因而也制止了一部分报批的右派分子。”

他所说的“制止”，是指陆平对各系报上的右派分子候补名单没有全批。陆平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说，对各系报来的名单，一部分未划。“这件事做得是对的。”

我未经历北大反右，也不掌握有关资料。此说也许能澄清有关问题，减轻陆平在反右中的责任。希望知情人核对。但陆平到底是哪天来北大的，书中未提，实际上很重要。我还对他最后一句话感到很不舒服。举一个或许不恰当的例子：有个保险柜中有六百万块钱，某贪污犯拿走了五百万。事后他在法庭上说，我没拿走那一百万，“这件事做得是对的”。或许我们还应感谢他，例如皇帝要某官员死，但开恩不将其斩首，而是令其自缢，某人及其家人一定感激涕零，谢主隆恩。

第二桩公案是“赶走了江隆基”。江是著名教育家，在北大有良好的声誉，能团结知识分子。一九五八年陆平来后，他被调往兰州大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王效挺的文章说，这“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一九五七年十月，陆平调北大任党委第一书记、第二副校长。江隆基任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央决定调江任兰州大学校长。“十月下旬开始，在鉴定过程中，常委们提的一些意见，江隆基同志有些接受，有些保留。”他的意思是江完全是中央调动，与陆平的排挤无关。一眼就看得出，这些完全是官话。

同一本书上谢龙的文章对此只有一句话：“江隆基书记兼副校长因抵制极左而调离北大。”由此可见，“赶走了江隆基”未必没有根据。

第三桩公案是“逼死了邹鲁风”。这句话据说出自聂元梓之口。邹鲁风是原人大副校长，后调北大副校长，在一九五九年因调查人民公社问题在反右倾运动中自杀身亡。

王效挺的文章说，这也“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他说，邹是一九五九年四月调北大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五月二日到校。一九五八年末，人大、北大联合组织人民公社调查组，邹为总负责人。一九五九年五月下旬，派往各地的调查组成员陆续回京，分三组进行总结。八月，一个小组的材料传出后，一些内容被登在内部刊物上，题为“人大、北大部分师生猖狂攻击人民公社”。九月，市委召开十七级以上干部会，市委负责同志点名批了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会后北大党委开会，“也互相提些意见”。邹却于十月二十六日夜或二十七日晨自杀。“此前北大对他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

他把这事说得太轻飘飘了，还不如陆平本人的叙述实在：“十月二十五日，他在北大党委常委反右倾整风会上做了一次检查，常委同志对他提了一些意见。没有批斗，气氛是和缓的。邹提出‘停职反省’的要求，常委没有同意，并指出‘停职反省’的想法不妥当，要从积极方面去着想。邹表示同意。由于当时我觉得邹对错误认识不够，思想负担很大，便在当天晚上到他在北大的寓所和他谈了一次话，劝他好好检查自己的错误，不要负担太重，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他表示他是多年的党员，这件事能经受得住，也想得开。没有料到他在二十六日夜自杀了。”“可见他自杀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公社调研组被列为批判对象后，他感到压力太大而致。”

不能说陆平的话毫无道理，当时的北京市委应负有责任，但他想摆脱干系也难。邹已经是思想负担很大了，陆平还认为他对自己错误认识不够，他的思想负担岂不是更大了，还能不自杀？

我是一九五八年入学的，但未能见江隆基、邹鲁风两位副校长一面，可是从同学师长口里，不断听到对他们的正面评价和对他们离去的惋惜。所说的“赶走了江隆基，逼死了邹鲁风”，就是在同学中间广泛流传的说法。对这二事件的细节，我至今并不清楚，希望历史学家研究，但是当时我们根据在北大生活的亲身体验，都相信这话是真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在不谙时事的普通老百姓中流传一种说法：聂元梓是邹鲁风的夫人，邹当时的立场完全是正确的，只是方法不对。这流言当然很快不攻自破。但是，谣言本身往往是老百姓们所希望实现的愿望。它清楚地表明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寄托与希望。

第四桩公案是批判老校长马寅初。这是我们亲历的。我记得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声势浩大，全校师生，包括我们这些理科学生，也都写大字报，批判他的经济理论“团团转”。批判以后不久，马校长就被解除职务，由陆平取而代之。

陆平本人在书中对这一批判未做任何交代。但是书中陈守良的文章中披露：“我问他，为什么批判马寅初校长。他说，我再蠢，也知道马老不能批呀！康生要我批马寅初。我说马不能批。他仍坚持要批。我说你实在要批，可以让人民大学批，北大不能批。康生说，我就是要你北大批。”

当然他后来还是批了，而且批得声势浩大，将马批下了台，他取而代之。

我们相信陆平讲的是真话，是康生让他批的。但是康生让他如何批，批到什么程度，是否让他取而代之，我们却不知晓。

陆平的话使我想起一个人，就是他所深恶痛绝的聂元梓。在陆平批马寅初的六年半后，也在康生策动下，聂元梓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揭发批判陆平。对于康生和聂大字报关系的深浅，有一些争论。我觉得，事实真相应该弄清，但这一关于细节的争论对研究文革历史没多大价值。陆平及北大原来和现在的当权者都竭力主张，大字报是康生直接鼓捣出来的，以此证明聂元梓的邪恶。

这里有件奇怪的事：都是受康生指使批判北大的现任校长，陆平实行于先，聂元梓继续于后，看不出二者有什么实质区别。聂元梓是在仿效陆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但是，受康生指使这一点，在陆平，是其清白的证明，在聂元梓，却是其邪恶的证明。所以，陆平将两事件都竭力往康生身上推。这里的逻辑，我思索了几天至今还没想明白。

不要以为这书的内容都是些阿谀奉承之词。北大至今仍不乏有识之士。我们也应该感谢编者。我再引书中几段：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政治风暴，肆无忌惮地扼杀了北大的学术自由传统，对创造世界第一流大学设置了重重障碍，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如果正视现实，可以说这种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谢龙）

“一九五八年以后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陆平同志领导北大工作。这段时间，政治运动不断，挫伤了许多好同志。虽然他不是始作俑者，但在北大他当然负有主要责任，而他也从来不以执行上级决定为由推卸过。”（胡寿文）

最后一句是春秋笔法。他是否推卸责任，我们已经看到。

这书保存了一些史料。一九五九年，在批判马寅初的同时，还批判了“党内专家”。这是我们普通学生不知道的。一九六四年还批判了哲学家冯定。这些批判“在党内发生较深的消极影响”（夏自强）。从此依稀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在北大爆发的一些根源。

http://www.edubridge.com/letter/dujunfu.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