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上海文革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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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红卫兵运动兴起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后连续推出社论、文章号召造反。中共上海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由张春桥兼任。各委办、区县局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相继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全市大、中学校和党政机关、文化科研单位开始出现针对各级领导的大字报，揪斗“牛鬼蛇神”（注：“牛鬼蛇神”原意是指虚幻荒诞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以此作为“革命”的对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停止使用。），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8月1～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提出“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泽东8月1日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的信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上海。同月11日，复旦大学出现全市第一个以“红卫兵”命名的学生造反组织——红卫兵战斗组。他们筹集路费派代表前往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复旦运动。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的百万群众，接受并佩戴“红卫兵”袖章，从此红卫兵运动在全国风行开来。上海的红卫兵组织也一轰而起，最多时达5340多个。初期以学校为单位，自由结合。9月以后，各区先后自发成立红卫兵军区或司令部。10月开始出现全市性的几大红卫兵组织。影响较大的有：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上三司”），以及从中分离出的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红三司”）。中学跨区红卫兵组织在全市颇有影响的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红东北”）、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红西南”）、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委员会（“红反会”）等。

九十月间，部分学生先后成立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和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主张在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随着“踢开党委闹革命”风潮刮起，两个红卫兵总部被视为“保守组织”，11月以后相继被冲垮。

上海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是响应号召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23日，上海红卫兵仿效北京红卫兵的做法，从学校“杀”向社会，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继而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事物，都成为红卫兵冲击对象。南京路、淮海路等著名商业街上的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档商品被禁止出售，如老大昌的高档面包、泰山饮食店的“掼奶油”、沧浪亭的虾仁面等都停售。咖啡馆、弹子房以及珠宝、古玩商店被勒令停业。商品橱窗被大字报和标语口号所取代，形成千店一面，出现了无数“东方红”、“红卫”、“燎原”、“解放”等类同的厂名、店名。红卫兵们还对所谓“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剪“小裤脚管”、剪“大包头”、剁“尖头皮鞋”等粗暴行动。甚至违反宗教政策和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徐家汇天主堂、万国公墓等均遭冲砸。建筑物上的雕塑、石像被砸碎，岳阳路上的普希金铜像亦被捣毁。不少原工商业者的住房被抢占，私人开业被禁止。

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红卫兵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盛行起来。上海红卫兵在北京南下红卫兵影响下，到街道、里弄、派出所索要所谓“牛鬼蛇神”名单，然后按单抄家、搜人。有的当场被揪斗，有的被限期驱赶回乡。以后抄家对象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教师、干部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8月23日到9月25日，全市被抄家的共15.77万余户，占全市总户数的6.5％，有的被抄家2～3次。全市原工商业者几乎无一幸免被抄了家。全市共被抄黄金64.9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90.7万余件，钻戒、钻石4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字画27万余件，美钞334万余元，其他外币330余万元，银元239万余元，现金、存款、公债3.76亿元。在抄家过程中打人成风。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仅1966年9月1～25日，市区489所中学有361所学校红卫兵有打人行为，被打达1万余人，其中打死11人，打伤961人。

8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主持召开市委书记处扩大会议，有关部门和区县负责人到会。最后，市委作出“不要抄家，不要破坏公物，不要搞外侨，不要在马路上脱鞋子、剪裤子，不要随便拦汽车，不烧档案，保护图书”等10条口头规定，要求各区县局党委、党组回去进行普遍教育、宣传和落实，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指示难以起作用。

继破“四旧”后，红卫兵又盛行起全国大串连活动。在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下，不仅大中学生，有的小学生，机关、工厂职工也汇入大串连队伍。9月中旬以后，串连学生上火车人数由每日5000多人上升到1万人以上。上不了车的，到市郊车站爬车、拦车，出现伤亡事故。中断铁路运输事件不断发生。上海铁路分局列车正点率下降到18％。10月底，外地来沪串连师生先后共40多万人，各级党委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解决红卫兵的吃饭、住宿等问题。以北京为主体的各大专院校红卫兵设立了驻沪联络站，介入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从8月31日到9月4日，北京南下红卫兵连续发起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院事件，他们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一些上海工人、学生劝阻、反驳他们，从而发生冲突。为避免上海群众与北京学生的对立，曹荻秋一再接见北京学生，欢迎大家揭发市委领导的问题。9月5日，北京红卫兵进入市委机关大院。在北京红卫兵的带动下，上海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也开始指向各级党委，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冲击各区委机关即达200多起，参加者7000多人。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副主席林彪先后讲话，会议主要批判各级党组织执行了一条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反路线”）。根据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取消军队院校党委对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对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的指示，同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不得不宣布停止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党组织对本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此后“踢开党委闹革命”之风在上海盛行开来。

二、安亭事件

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上海的一批“造反派”纷纷起来批判市委和各级党政机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领导干部遭到冲击，很难开展工作。有些工厂的造反派亦在串连中开始纠集起来。同时，北京南下红卫兵和少数上海红卫兵到工厂串连，以“工人学生联合运动”的名义，动员工人起来造工厂党组织和上海市委的反。11月6日，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玻璃机械厂工人潘国平、良工阀门厂工人陈阿大、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黄金海等17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30余人，在北京红卫兵召集的“上海工人串连交流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计划于9日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成立，并要求中共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派负责人前去参加成立大会。王洪文被推举为“工总司”“司令”。当夜，王洪文、陈阿大等10余人，冲砸协大祥绸布店和上海市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抢劫红布、府绸等100余米，作为“工总司”袖章之用。8日，王洪文指使黄金海等40余人冲砸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砸毁办公室，殴打档案工作人员，抢劫档案，开创打砸抢先例。

中共上海市委认为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群众组织不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精神，决定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经请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和组长陈伯达，得到同意。

11月9日下午，“工总司”在文化广场自行召开成立大会。由于没有得到市委承认，会后王洪文等组织了请愿游行。10日凌晨2时，市委派市总工会主席张祺接见他们，做思想工作，但他们不听劝告。后冲进上海北火车站，强行登上开往郑州的65次列车开行，声称去北京向中央控告上海市委“打击镇压”工人造反派。上午7时火车开出，上海铁路局根据国务院指示，8时17分将列车停靠在市郊安亭站的岔道上。中午12时零2分，王洪文等率众卧轨拦车，造成沪宁全线中断31小时又34分钟。安亭站东面被迫停下的列车有12趟，上海站36趟北开列车不能发出，从安亭到蚌埠，开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停留在沿线各站，严重影响客货运输。是为举国震惊的安亭事件。中共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11日上午，组织有关局的大批干部，由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带队赶到安亭，劝说造反队员回厂。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指示，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坚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11日12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拍来特急电报，劝告在安亭的造反队员：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派副组长张春桥来沪会同中共上海市委处理此事。

11日深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乘空军专机到上海后，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从机场径奔安亭，与“工总司”和北京红卫兵代表谈判，支持他们造反。部分造反队员随他回沪。13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执行中央文革小组和陶铸指示精神。下午，张春桥到文化广场与“工总司”谈判。他违反中央文革小组和陶铸指示及他本人上午参加并同意的市委常委会的集体决定，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5项要求：（1）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2）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被迫去北京控诉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派代表）；（3）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5）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会后，张春桥回到住所，将5条协议电话告诉陈伯达，取得同意。15日，张春桥又逼曹荻秋同赴苏州，与那里坚持北上的“工总司”二兵团工人造反派签定了内容大体相同的5条，这两个五条统称“双五条”。

14日，在曹荻秋主持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不同意张春桥签字，当面批评了他的两面派行为。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16日，毛泽东听取汇报后也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中共上海市委不得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并将“双五条”印成市委文件下发到基层，引起了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混乱。许多工厂的工人打电报给中央，抗议安亭事件的处理结果。许多对安亭事件和张春桥签“双五条”强烈不满的干部、党员和工人群众，于11月26日成立了“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赤卫队”），其成员以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老工人和党团员居多，12月6日召开了30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赤卫队”成立后发展很快，最多时达80多万人。“赤卫队”成立伊始，就与“工总司”展开针锋相对斗争，并给中央文革小组拍电报，说“双五条”是大毒草，要求张春桥回上海检讨。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表态。

［安亭事件后，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点要求］

三、《解放日报》事件

1966年11月25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曹荻秋等市委领导被迫到会。受江青指使、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身份来沪鼓动造反夺权的聂元梓（注：聂元梓原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是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主要作者。）在这次大会上公然称：“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并领头呼喊“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的口号。会后，“红革会”要求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大会消息，遭到拒绝。“红革会”主办的《红卫战报》第九期成了这次大会特刊，并刊有题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文章。11月27日、29日，“红革会”先后派代表到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和解放日报社，要求将这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以便“消毒”。解放日报社请示中共上海市委后，拒绝“红革会”的无理要求。于是“红革会”400多人于11月30日凌晨占领报社，强行阻止《解放日报》发行。

“红革会”的行动得到解放日报社和文汇报社造反组织的响应。然而全市大多数市民非常反感。很多赤卫队员、工人和市民聚集在报社周围游行示威，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并同“红革会”展开辩论，要求他们尽速撤出报社。12月2日，王洪文派“工总司”成员进占报社，支持“红革会”，与报社外广大群众及赤卫队员对峙，不时挑起冲突，致使《解放日报》被迫停刊9天。

其间，聂元梓频繁接触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头头，煽动他们说：《解放日报》是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市委才能倒；上海的权要夺，但难夺，宣传机器不在你手里，所以要夺报社的权。

12月3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和副市长宋季文、李干城等进入报社对红卫兵作说服、劝说工作。他们和报社工作人员遭受了人身迫害。《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市委经请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作出的处理意见是，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可以分开发行；如果红卫兵硬冲，要说服，要顶住，这是个原则问题。然而12月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电话指示中共上海市委，说《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欢迎；地方报刊停那么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共上海市委不得不承认“红革会”的《三项决定》（注：《三项决定》主要内容：（1）《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2）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允许“红革会”查阅报社内有关文章、底稿等；（3）解放日报社党委就执行资反路线作出检查和交代。）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注：《四项要求》主要内容：(1)支持“红革会”的要求；（2）市委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行动；（3）《解放日报》事件的后果由市委负责，并作公开检查；（4）保证工人革命造反队回厂后不受刁难，否则引起的后果由市委负责。）并于12月8日就此发出市委文件，通知各级党组织执行。至此，“工总司”、“红革会”才相继撤离报社。《解放日报》事件后上海社会动乱加剧，市委的处境更为艰难。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民上街游行］

四、市委机关“后院起火”事件

1966年10月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就数次通过电话、面谈形式，催促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副书记郭仁杰以及朱永嘉等早日起来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以争取主动。12月12日晚，姚文元在给徐景贤电话中，催问市委写作班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如果他和张春桥回上海，写作班能不能做他们的工作班子。13～14日，市委写作班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最后决心按张春桥、姚文元几次电话精神，全体一起造反。并串连市委机关内部一批造反的人，搞所谓“心脏爆炸”、“后院起火”。徐景贤派人联络了《支部生活》造反队、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市委党校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与市委写作班共同发起批斗市委大会。还串连“工总司”、“红革会”等造反组织，取得他们的支持。16日，大会筹备会发出通知，“勒令”全市各区、县、局党委、党组负责干部到会听取大会的批判发言，各机关均须派代表参加。

12月18日下午，以市委写作班为首的机关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红革会”动员了8000多名红卫兵压阵助威。“工总司”也派了1500余名成员声援。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书记、市委常委以及部、局级领导干部均被“勒令”到场接受“批斗”。会场挂出“火烧陈丕显！揪住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注：陈丕显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杨西光任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常溪萍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的大幅标语，这些口号由徐景贤与聂元梓共同商定，得到张春桥的赞赏。市委写作班在大会上宣读了集体《造反声明》，徐景贤作了《造反才知主席亲》的长篇发言，说上海市委“始终贯彻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从上到下贯彻了一条黑线”。会后出版发行了10万份会刊《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攻击污蔑上海市委。

这次大会后成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注：王承龙当时为《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等为联络站负责人。该联络站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

“后院起火”事件后，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各部门一下子出现了上百个造反组织。这股造反之风很快又波及到各局、区、县，一时间，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林立。他们“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势日益高涨。党政机关工作瘫痪。

五、康平路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前后，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赤卫队”）与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张春桥、姚文元和“工总司”将“赤卫队”视为他们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障碍。“工总司”一方面对“赤卫队”不断挑起事端，另一方面又胁迫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不支持“赤卫队”。

1966年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市委“资反路线”大会，向市委提出了承认“赤卫队”为革命群众组织、制止“工总司”的打砸抢活动、反对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双五条”、要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等8项要求，曹荻秋签字同意。25日，“工总司”又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大会，强迫曹荻秋承认“赤卫队”是“保皇组织”。28日下午，2万多名赤卫队员陆续来到康平路市委机关，要求市委领导澄清是非。

张春桥在北京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打电话到上海指示王洪文等抓住时机调动人马对付“赤卫队”。同时张春桥叫当时在北京的“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司令耿金章立即乘飞机回沪，补充实力。张春桥还授意其妻捏造了一个“赤卫队”在康平路抄了张春桥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授以“工总司”围攻“赤卫队”的借口。

29日上午，曹荻秋同“赤卫队”谈判，承认“赤卫队”是合法的群众性组织。“赤卫队”准备下午撤离康平路。此时，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等20多个造反组织在衡山饭店成立了联合指挥部，迅速调集10多万造反队员包围、控制了以康平路为中心的周围道路，不让“赤卫队”撤出。30日凌晨2时，造反派手持长矛、木棍冲进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对手无寸铁的赤卫队员进行围攻和殴打。到清晨6时左右围攻结束，大批“赤卫队”队员受伤，伤势严重当场送医院治疗的有91人。“工总司”抓了300多名“赤卫队”骨干。当晚，“赤卫队”总部被解散，各区的大部分“赤卫队”基层组织也相继被砸。31日，约2万名“赤卫队”队员北上赴京控告，被阻于昆山，“工总司”派人乘汽车赶到追打，制造了又一起流血的“昆山事件”。此后“赤卫队”各级负责人遭到迫害，主要负责人被捕判刑。康平路事件后，大批赤卫队员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使生产、交通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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