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回忆录》：在"砸烂公检法"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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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回忆录》：在"砸烂公检法"的日子里

《王芳回忆录》  王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在"砸烂公检法"的日子里

　　无独有偶，祸不单行。当我在温州被作为"最大的走资派"批斗的时候，我曾经长期工作过的公安政法战线又拉响了警报。
　　浙江"省联总"造反派把我这个当年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从温州揪到杭州批斗。
　　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政法战线是重灾区之一。
　　1967年1月18日，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影响下，浙江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夺了厅党组的权，大批厅、处级干部遭批斗，工作瘫痪了。3月16日，第一次军管会成立，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连发了两个《通告》，已伤及一些反对林彪、江青等的干部、群众，造成一批冤假错案。8月上旬，浙江省公安厅军管小组成立，取代了原军管会，实行第二次军管。
　　1968年3月18日，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浙江赴京汇报代表时，江青诬陷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而对她"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进行监视"，"还有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等。江青胡说什么"这简直比过去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叫嚣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
　　3月30日，浙江省公安系统造反派召开"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誓师大会"，我和厅原来其他一些领导人被揪斗。
　　4月1日，陈励耘（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在省公安机关军管会负责人会上（人事已内定，未正式对外公布）恶毒污蔑"浙江公检法就是按帝修反一套搞的"，是"借共产党的招牌，为台湾、美帝、苏修效劳"。"浙江公安机关的领导人收集毛主席的活动情况，报到台湾去了，为台湾建立了特务组织，进行内外勾结。这样的专政机关不砸烂不得了，要彻底砸烂"。南萍（20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主任）也诬陷"公检法17年就是罗瑞卿黑线统治，干了不少坏事"，叫嚣"砸烂公检法是革命口号"。
　　熊应堂（20军军长、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附和，高喊"彻底砸烂公检法，要搞他几个浪头，这是革命，不能搞得冷冷清清，要抓情况，准备弹药，一个浪头，一个浪头坚决干。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不能手软"。
　　4月8日，浙江省公安机关军管会成立，朱全林任主任（20军副军长）。省和杭州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召开军管动员大会，朱全林在大会上讲话，全盘否定浙江解放以来的公安政法工作，说"浙江公检法机关17年干尽坏事，使人民的公检法蜕变为庇护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提出"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彻底砸烂浙江公检法"。
　　4月13日，南萍在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上说："我们不能光打防御战，要大揭大批黑班底。"同年6月，陈励耘几次到省市公安机关，要求"看准了就要抓起一批人来审查，弄清通敌罪行"。同年5月和1969年1月，朱全林两次在全省地市县人保组和军管会（组）负责人会上，部署挖公安机关"黑班底"，层层进行排队，使大批干部遭无端打击迫害，仅在省公安政法机关666名干部中，被斗争、审查的就有298人，隔离的88人，受各种处分的74人。全省劳改干部，被揪斗、游斗、关押审查的达1190人，占当时劳改干部数的四分之一。同时，推行"不靠旧公安人员带路，不靠旧技术，不靠旧方法"的"三不依靠"政策。
　　1968年5月19日，江青在接见张永生时，再次大骂浙江公检法，并公开点了我的名。
　　9月，省公安机关军管会朱全林签发浙公军管（68）59号和60号文件，报省党的核心小组和中央第二专案办公室、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说拍摄刘庄旧址影片"是一本十足的复辟账"，"其罪恶目的是阴谋陷害伟大领袖毛主席"。1969年1月10日，省革委会发了（69）8号文件，要"全面清理、一个不漏地废除反革命活动的地下军"，我们多年建设的一支对敌斗争的情工力量，被毁于一旦。
　　再追溯到北京，1968年8月4日凌晨2时，谢富治将清查情报工作档案中查出的21份档案报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他署名上报这批材料的报告中，歪曲事实，无中生有，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同志进行诬陷。谢富治还在这个报告上旁注："我是一个死官僚主义者，平时不管这些事。"既诬陷他人，又开脱自己。
　　8月5日，康生在报告上批示："从现在清查出的材料，已经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想进一步清查还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内奸们的阴谋罪行。"
　　在附送的材料中，有1957年8月25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向周总理的报告，周总理同意这个报告，并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同志圈阅。由于当时毛泽东主席不在北京，没有批送毛。康生在这份材料上批写"罪恶的报告与规定的完全相反"。还批了一段话责难周总理："这样重要的问题，不请示主席，对主席封锁，是原则性的错误。"
　　另一份报告，1961年4月2日，公安部长谢富治签署的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康生在报告上批道，"这份报告是精心制造的有意伪造蒙蔽谢富治同志，利用谢富治同志名义来欺骗中央"，在恶毒攻击罗瑞卿等领导人之时，极力为其同党谢富治开脱。
　　还有一份，是1963年9月18日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经谢富治同意的、以公安部党组名义向彭真同志作的报告（当时谢富治出差，不在北京），彭真同志阅后，批送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圈阅。康生在这份报告上批写"是这些内奸事后为了过去和以后的罪恶活动的一个烟幕，他们--彭、罗、徐、凌等内奸集团--精心策划掩盖他们的特务面目"。而因斗争需要，把情报侦察工作做到敌人内部去，浙江省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公安部的指示，也做了一些工作，这是我们斗争的胜利之举，却被从上到下横加罪名、全盘否定。这些事只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一清二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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