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tuffy05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于光远

周扬的名字，我老早就知道了，直到1940年6月，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才第一次和他相识，但也没有同他交谈。四年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下辖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三个学院，任命周扬为校长。我于1943年在“抢救运动”后从西北局调到行政学院接受?绫稹?944年甄别结束，党组织没有让我回西北局，决定我到延安大学工作，成了周扬的部下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我与周扬第一次同事。以后又几次相处，但时间都很短。抗战胜利后我到北平办《北平解放报》后，重返延安，参加几个地区的土改，1948年到中央宣传部。1954年周扬来到?醒胄??康备辈砍ぃ?止芪囊沾?涂蒲ТΓ?沂强蒲ТΥΤぃ?殖闪怂?苯拥牟肯拢?啻κ奔渚统ち耍?运?簿陀辛私仙畹牧私狻Ｋ?谕?蒲ТΦ耐?窘哟ナ彼担??衔?车目蒲Чぷ鞅任囊展ぷ鞲??匾???怯捎诶?返脑?蛩?坏貌皇率瞪细?嗟毓芪囊辗矫娴氖虑椋?Ｍ??久嵌运?兴?陆狻?
五六十年代，中央宣传部在文艺工作方面的事情很多：胡风问题、丁、陈（丁玲、陈企霞）问题等。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周扬当然每次都参加，每次都发言，对这些问题他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而我作为中宣部的一个处长，虽然每次开部长办公会议我都列席，在会上对这些方面的事我也听到许多，但当时我认为文艺方面——特别在人事方面的事，太复杂了，实在听不清楚。心想反正自己不管文艺处的工作（文艺处处长是林默涵），也就不去仔细听，经常利用开会的时间做“副业”。有人把周扬描写成特别喜欢在政治上整人的人，我了解的周扬并不是这样的人。当然我对文艺界的事几乎完全无知。
关于胡风与周扬的关系，我所知道的只有30年代在上海的口号之争和鲁迅文章中所写的关于“四条汉子”那些话，其他一概不知。直到“胡适批判”之后，在中宣部里我又听到了还有一个“胡风批判”的事。关于胡风问题，开始，给我的印象是又一场学术批判，一场与文艺路线有关的学术批判。按说，既然是学术批判，同兼任理论、科学两处负责人的我，并非没有关系。如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事，就找到了我，我也就管过一阵子。可是对胡风批判，完全没有给我任何任务，连要我关心这方面的事的话，部领导也一句没有对我说过。我本来就没有接触过文艺的事，情况不了解，乐得不闻不问。
1955年初我在部长办公会议上才听说胡风问题不简单，可能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在活动。不久就公布了一批材料，《人民日报》发表这个材料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把胡风等人定为“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以后又公布了第二、第三批材料，编辑部加了注，还有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加的那些分量很重的按语。
那时有一段时间中宣部部长会议经常讨论胡风问题。在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打成反革命集团这件事上，部长是十分积极的。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我们多次听到，认定胡风等是反革命是党中央、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把问题提得那么尖锐，那么明确。那时毛泽东虽然没有署名（把它们作为毛泽东的著作正式发表是在《牦选》五卷出版时），但是不仅我们这些参加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的人，而且可以说许许多多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当时我认为，毛泽东这么说，必然会有充分的根据，没有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深思。
在反胡风的斗争中，周扬当然是主角之一，每次讨论他都发言。但我实在记不住他和别人在会上发言的内容，甚至可以说一点也回忆不起来。部长办公会议是那些熟悉情况、有意见可发表的人讨论的场合，他们之间早已有共同的信息为基础，不了解有关人和事的人，即使听了，仍然不懂。周扬也是处理胡风反革命问题十人小组的成员，但组长不是他。而且这个小组的许多工作是公安部长在抓。周扬在部内一直被部长认为是“政治上不那么尖锐，带有书生气的人”，部长常常说周扬是“好人”（带有某种贬义的“好人”），说他把胡风和党的斗争，视作“文艺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这样的话，我就是在部长办公会议上听到的。当然部长的话说得很温和，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听明白。对这种批评，周扬也从不辩护。当时我还听说毛泽东对周扬也有“政治上不尖锐”的批评。参加部长办公会议的还有一些处长，我请几位和我共同回忆了一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印象。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也许有人会说，你说了一大篇，对胡风问题什么也没说清楚。我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好在胡风集团这个涉及到许多人的大冤假错案已经正式平反，而且有许多人写了文章。文章的作者有的是作了调查研究的，写的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结果，有的是当事人，写的是自己亲身的经历。文中所写的周扬的言行，我想大都会是事实。事实是最雄辩的。我是个局外人，而且并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上面写的那些只是在中宣部期间给我留下的印象。
丁、陈事件对我来说与胡风事件有一点不同。丁玲和陈企霞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丁玲这个人和她被捕后在南京的那段历史，1939年我一到延安就听人们讲得很多。后来，她的《三八节有感》发表后，人们对她又特别议论了一阵子，但一直没有见过她。直到1946年我同她从张家口一起出发去桑乾河流域搞土改，算是相识了，不过不在一个村工作。建国后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她当过一个短时期的文艺处长，一起开过会，但没有交谈过，没留下什么印象，好的不好的都没有。我同陈企霞倒比较熟悉。1940年我在延安中央青委机关，他同我都是“轻骑队”的积极分子。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闲聊。我认为他有一个优点：看问题尖锐。我喜欢听他讲话，只是感到他说话似乎过于尖刻。1941年下半年他从中央青委调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当丁玲助手之后，我们再没有联系。
1955年提出“丁、陈反党集团”后，我有这样一个思想活动：从40年代起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反党”。这是个很重的罪名，但是我一直不懂得怎样的行为是反党，我觉得“反党”似乎是一个模糊概念。连什么是“反党”也不清楚，却在中宣部办公会议上对丁、陈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反了党”讨论来讨论去，我实在没有去认真听的兴趣。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虽然说得非常之多，我却越听越不明白。
在讨论丁、陈反党集团时，我听到又把丁玲和陈企霞的历史问题翻了出来。丁玲的历史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连我这样对她的经历毫无所知的人，1939年一去延安就听人讲了很多。我想既然是老问题，想必组织上早审查过。建国初期她来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组织上一定审查清楚了，而且问题的性质一定不严重，否则不能让她担任党内这样一个重要职务。陈企霞也是延安整风中经过审查的，我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又成了有问题的。可是也没有听说发现了什么新的材料。有没有历史问题是个硬问题，查清楚就是了。当时部领导对这件事抓得很紧，我估计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一定做过什么指示。对这，我当时没有听到，我只是根据中宣部所开展的批判都有毛泽东的某种指示这个一般规律来判断的。我想对丁、陈也不会例外。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在1956年12月的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审查丁玲历史反党集团问题专门小组汇报之后，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文章认为周扬这么讲是不真实的，周扬这样解释令人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对这篇文章提出的这一点，我倒觉得并不“奇怪”。毛的讲话要不要人传达，不是周扬能做主的。过去的历次批判也不都传达。而且周扬讲的这件事我想陆定一是一定知道的。那次部长办公会议上周扬讲这句话时陆定一在场，他没有说否认周扬的话，可以反证周扬讲的是实话。根据多年与周扬的交往，我相信周扬不会也不敢无中生有地把毛泽东没有说过的话歪曲成毛说过，周扬也不会当着陆定一的面说假话。周扬可以有这种错误或那种错误，但周扬不具备这篇文章中所描写的说假话的那种品质。至于在处理丁、陈“案件”过程中许多复杂的情况，有待于弄清楚。可惜知情人一个个地逝世，完全弄清楚的难度相当大。
我认为这个事件一定有“左”的指导思想这个大背景，而这个大背景是不容忽视的。
那些年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上我听到文艺界受批判的事可真多，凡是在部长办公会上讨论过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事件，而这些事情，我回想了一番，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指示：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在前，小说《刘志丹》、电影《早春二月》、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后，都有毛泽东的指示。丁、陈事件毛泽东做了什么指示，至今我不知道，可是我相信周扬的话，也会有。
我还有一个疑问：毛泽东为何对文艺发表这么多的指示，是否每篇都是他看了作品后的感想？有一些我不怀疑，有一些我怀疑是江青在其中发生了作用。对电影《武训传》和《海瑞罢官》进行批判这两件事中，江青是出了面的。其他江青未出面的事情中有一些江青也可能起了作用，她起作用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对这我只是怀疑，我不掌握材料，因此不能作出有事实根据的判断。
周扬在“文革”结束后回到社科院，有一次在安儿胡同，我对他谈起陆定一“文革”后在北京医院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陆定一对中宣部的工作能作这样一个反思，使我对陆产生很高的敬意。周扬听了我的话苦笑了一下说：“可不是嘛！事情就是这样。”陆定一讲话向来概括性强，周扬不会说出陆定一那种高度概括的语言。“文化大革命”后，周扬对自己在中宣部（或更早以前的那些年份）做过的事也常作反省，在许多场合他还向许多文艺工作者道歉。那时我听说在周扬作这种反省时，有人还认为周扬不应该那么做，因为许多整人的事并不是周扬自己决定的，而是中央决定的，周扬无权去检讨。但是周扬还是反省，还是道歉了。对于在我们党内统治了许多年的“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经过“文革”，陆定一有了很大的觉悟，周扬也有了很大的觉悟，而有一些人却不觉悟。
周扬这么做我认为是很正确的。尽管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事情有当时的大背景，周扬却没有因此推卸自己个人的责任。他能这样做说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是有原则的人，也说明他是一个服从真理的学者，而且他作检查和道歉也不是不冒一点风险的，那时在意识形态部门还有一股不小的势力阻碍他改正错误。
我还认为他在“文革”前在中宣部所犯的错误，在不同的事情上，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还是喜欢说一句话，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要掌握真理必须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我对许多事情还没有作具体分析，不便发表意见。因此我在这里想再一次声明，我说的有些话并没有把握，说出来只是表述自己的一些认识，更多的是有一些疑问，我写的目的也是提高自己的认识，希望不吝指教。
反右派斗争开始，运动不断：1958年反右补课，1959 1960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七千人大会后才有了一个短时期的、比较宽松一点的空气，这时候聂总搞“科学技术四十条”，我参加了这个工作。此外工业有个二十条，教育也有个多少条，这些我都没有参加。文艺先是有十几条，后来?闪税颂酰?抑?勒馐窃谥苎镏鞒窒赂愕摹?
我认为对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是非功过，不仅要研究1954年至1957年他的表现，还要研究60年代他的表现，尤其是他主持起草的文艺八条。应把这八条的内容，和柯庆施、张春桥，也许还有江青等反对八条的活动联在一起研究。由于我不是文艺界人，“文革”前对文艺太不关心了，所以不太了解，没有资格写中国文艺工作、文艺思想的事情，可是我真希望有人研究一下，这对我了解周扬会有很大的帮助。
1962年春，在广州同时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讨论第二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还有一个是讨论戏曲电影等工作。这两个会议受到周恩来、陈毅的特别关注，聂荣臻等领导人主张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个主张得到参加这两个会议的人的肯定。广州文艺工作方面的会，是一个在党的文艺工作历史上很重要的会议。周扬参加了这两个会议。
1961至1962年春这种比较宽松的环境时间很短，广州会议后不到半年，毛泽东8月间在北戴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广州会议的基本精神也就被否定了。
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中，对原先刘少奇起草的那个稿子予以否定，提出把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为运动的目标等等。在这段时间内，周扬一直在斗争漩涡的中心。在1965年他被任命为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但我观察到他情绪不高，有一种想离开这场运动远一点的倾向。在这期间他常去天津。他去天津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他去天津小站搞社教，这是不对的。去小站是陈伯达的事，周扬并未参加。他去天津名义上是研究青年的问题，我看出他不过是借个题目下去走走。当他在天津的时候，我也曾为其他的事去过天津。见面后我向他汇报科学处的工作，也同他进行了单独的谈话，听出他一些心声。
1965年下半年，医生检查出周扬患了肺癌。在阜外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并且幸亏是早期。手术后他去了天津休养。他也就因此暂时离开北京尖锐的斗争。
正当周扬在天津养病的时候，“文革”就在北京爆发了。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陈伯达做了权力很大的“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风声传到天津。周扬从天津打电话给陈伯达，想了解有关这个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同周扬的私交是不错的。可是周扬的电话陈伯达根本不接。周扬在中宣部中是仅次于“大阎王”陆定一的“二阎王”，同时他又是“又长又黑”的那条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红得发紫的陈伯达又怎能不和周扬划清界限，而接他的电话呢？我想，从陈伯达不接电话这件事中，周扬是会得知有关“文革”对他将是一场很严峻的政治运动的信息。
我不知道周扬何时从天津被弄到北京（后来才知道是1966年12月）。在“义革”初期，周扬从来没有在中宣部大院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挨过斗（也是最近我才知道他被弄回北京后，在部队的一个礼堂他和陆定一两人被中宣部的群众各斗了两个晚上，可是当时没有让我参加）。在文艺界据说周扬也挨了斗，我更不知道。只是在沙滩中宣部大院里见到许多批判他的大字报，在教育楼参加“声讨”周扬的大会，看到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见到过他这个人。在周扬被带回北京前，他其实一直在天津。当时都说周扬在上海养病，这是中宣部陶铸等保护周扬的一个措施。许多红卫兵组织要去揪斗周扬，没有找到他。按照当时还在台上的刘少奇的指示，要周扬“有病养病，病好了再接受批判”。半年之后他才从天津回北京，回京后没有回家（他家就在中宣部院内的孑民堂），直接关在安定门外的一个部的招待所（那时陶铸还没有垮台。后来听说那几次斗争会周扬就是从被监护的地方揪出来挨斗的）。后来周扬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1975年6月，林默涵被中宣部解除监护，恢复自由后，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感谢，毛在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病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于是周扬在7月14日被释放出狱，获得自由。不过那时我已经离开中央宣传部，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了。

（选自《窗外的石榴花》，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