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默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变—史沫特莱叙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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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变 史沫特莱教舞惹风波—史沫特莱叙说的故事

程默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聚散是中共党史上一段语焉不详的插曲。毛泽东与贺子珍聚於一九二八年的井冈山，当时毛的发妻杨开慧还在湖南从事地下活动。

毛泽东与贺子珍散於一九三七年的延安。中共官方的说法是贺经过长征的磨难，特别是途中被迫将一个幼儿寄养他人，精神一度有些失常，後来自己要求去苏联治病，离开了延安。这麽一来毛贺离异的帐就算在了国民党的头上。但经过长征“磨难”的女同志多矣，将孩子寄养掉也不在少数，为何独有年纪最轻、身体最好的贺子珍会精神不正常呢？这种精神失常难道与毛泽东没有关系吗？

毛贺的离异的背景，实际上和当时在延安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另一个女性有关。以下是史沫特莱告诉斯诺、由斯诺後来转述的故事。虽然这两人都是中共官方所供奉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神龛中的大神，但这段故事在进香时是无论如何不会提及的。


史沫特莱对中共的钟情

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莱三十年代中期就在上海和中共以及亲共的政界和文化界人士有来往，和鲁迅、宋庆龄等是朋友。原来她曾被中共列入邀请去延安、在国际上宣传中共的的美国记者人选，但後来考虑她的左派色彩过於浓厚，而改让当时政治态度比较中立的斯诺出了这个风头。

史沫特莱失去了这个机会，自然有些不甘心。一九三六年冬她来到中共地下党十分活跃的西安（斯诺去延安时西安就是第一站），试探去延安的可能。恰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封锁消息，史沫特莱在西安电厂将事变情况及时向上海的西方新闻媒体通报，成了相当一段时间里唯一的英文新闻来源，一时声名大噪。

西安事变後，一九三七年一月，她应邀来到延安。中共对她不薄，一路上受到左权、彭德怀和贺龙的接待，进延安前左派女作家丁玲受党委派前来迎接。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延安党政机关举行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在会上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反帝斗争经历。

史沫特莱去延安的最初打算是采访，也写一部象《西行漫记》那样的作品。如果她象斯诺那样本分地采访和写作，那後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但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她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延安争取援助，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中国部分原因就是她的推荐。她邀请自己的许多记者朋友来延安，要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她参与并主持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她甚至还发起了一场节制生育运动，但从上海运来的有柠檬味的消毒水被很多村民当糖水喝掉了。接著她又发起了灭鼠运动，开始被嘲笑为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讲究，但後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37年史沫特莱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但被中共拒绝了。她嚎淘大哭，把前来通知她的陆定一惊得不知所措，只能用“当一个党外记者作用更大”来安慰这个美国女人。


史沫特莱延安教舞惹风波

史沫特莱投身中国革命的热情受到了中共最高层的欣赏。他们虽然身处中国西北的黄土坡，但也景仰西方自由奔放的生活方式，而这是斯诺没有教他们的。当时正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内战停止，但抗战还没有全面爆发的时候，延安有一段为时半年多的相对安定时期（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史沫特莱到延安後的第二个月，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亲自要史沫特莱教他们跳社交舞。他们告诉史沫特莱：在艰苦斗争之余，革命者需要休息和放松。为了开展工作，他们替她找来了一台旧留声机和一些西方音乐唱片。

史沫特莱一开始不太相信这些穿着厚棉袄的农民革命家会合着维也纳小夜曲翩翩起舞，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三请诸葛亮，终於使她相信了他们的诚意。於是延安的窑洞里响起了三十年後被批判为是靡靡之音的西方音乐，每天深夜史沫特莱都教舞教得筋疲力尽，觉得双脚好象被一个师的士兵踩过了。那年她已经四十四岁。

男女勾肩搭背在一起欢舞，固然让毛周朱等领导人和其他高级干部开颜，但却让他们的老婆怨恨起来。这些女性多半是经过长征的，到了延安後男多女少，奇货可居，加上丈夫的高位，日子本来过得称心如意。虽然有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知识女性从北平和上海等大都市来到延安，吸引了一些老干部的目光，但这些学生丫头属於受教育的，一直被女红军大姐们压着一头。

而跳舞的风气一开，白天在“老大姐”们面前规规矩矩的女青年一个个在晚上和那些“姐夫”们跳得兴高采烈。女红军们开始还去光顾舞场，後来越看越窝心，便集体抵制起来。冤有头债有主，她们渐渐觉得是史沫特莱的存在给自己带来了威胁。毛泽东的老婆贺子珍就是她们当中对史沫特莱积怨最深的。

深受西方女权主义教育、对婚姻和性关系态度开放的史沫特莱本来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既帮助男性革命家通过跳舞培养对妇女的绅士般的尊重，也给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的妇女介绍进一种男女平等的娱乐形式，压根没想到会受到女革命家的反对。当她发现这些“大姐”们是害怕失去丈夫和地位时，便对她们回以轻蔑。不但如此，她还觉得这些女革命家是利用自己的革命经历，建立起了新的等级制度，压制刚参加革命的年轻女性，这使得崇奉平等并以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创造平等的她深恶痛绝。她认为贺子珍不但生活乏味，而且心胸狭窄，根本不配做革命领袖的妻子。她和贺子珍互不答理，彼此敌意极深。


贺子珍夜闯莉莉的窑洞

史沫特莱多次采访毛泽东和朱德，她的翻译是一个叫吴光苇（WU GUANGWEI）的女人，她年轻漂亮，刚离过婚，和史沫特莱一起工作後起了个英文名字叫莉莉(LILY）。她是史沫特莱的得力助手和舞场上的伙伴，也是“大姐”们怨恨的对象。她就住在史沫特莱隔壁的窑洞，很多高级干部都瞒着他们的老婆到她的窑洞里去聊天，很多时候莉莉要史茉特莱也在场。史沫特莱觉得自己扮演着西方社交场合下陪伴初出道的少女的年长妇女的角色。

毛泽东对莉莉非常感兴趣，他不但利用一切时间要她做翻译，而且教她写诗，时间一长莉莉也会和着毛诗的韵脚凑出几首诗。每到黄昏日落时分，毛就带着一个警卫来到史茉特莱的窑洞，就着米酒或茶吟诗作赋或是谈天说地。毛和史年龄相当，他对西方人的爱情生活十分感兴趣，经常问她西方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些爱情细节是否是真实的。史沫特莱後来告诉斯诺说：“他那种孩童般的幼稚好奇真是让人吃惊。”史茉特莱渐渐觉得在莉莉为毛泽东做翻译时，毛的很多有关男女感情的话其实是在向莉莉传达着一种信息。

有一天晚上，史茉特莱刚刚上床要休息，听见窑洞外面有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隔壁莉莉的房门。从说话的声音中史茉特莱知道这是毛泽东。她听见门开了又关上的声音。很快，从窑洞外面又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著史茉特莱听到莉莉的房门被猛地撞开，一个女人高声地在叫骂。史茉特莱从床上一跃而起，披上外套就冲了出去。

莉莉的窑洞里，毛泽东坐在桌边，仍然戴着军帽，穿着制服。贺子珍狂怒地用手电筒敲他的头，一面哭一面继续叫骂。毛泽东没有制止她，警卫不知所措地立正着站在门口。莉莉则背靠墙站着，被暴怒的贺子珍吓坏了，就象母老虎面前的小猫。毛泽东终於发话了：“子珍，安静点，我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麽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只是在谈话。你在败坏一个共产党员的声誉，赶快回到你的窑洞去罢。”

贺子珍突然止住了对毛泽东的叫骂，她扑向莉莉，骂道：“小资产阶级！舞场上的母狗！你大概和每个男人都睡过觉罢？你胆敢愚弄起主席来了！”然後她开始抓莉莉的脸和头发。莉莉逃到史沫特莱的背後。於是贺子珍开始对史沫特莱发威了。

“帝国主义者！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滚回你自己的窑洞去！”她开始用手电筒打史沫特莱。从小在密苏里就干过农活的史沫特莱奋起反击，一拳把贺子珍打翻。贺子珍躺在地上对着毛泽东哭道：“你还算是丈夫吗？你还算个人吗？你是不是个党员？我在你面前被这个帝国主义者打成这样了，你连吭都不吭一声？”

毛泽东教训她道：“难道不是你先动手打她的吗？她保护自己是不错的。是你让我们大家觉得难堪。你的行为象个美国电影里有钱的坏女人。”然後毛泽东命令卫兵进来将老婆扶起来带出去，但贺子珍拒不服从，赖在地上。一个警卫弄不动她，毛泽东无奈只好另外再叫来两个警卫把她弄走。


三个女人都离开了延安

贺子珍大闹莉莉窑洞的事第二天传了开去，全城议论纷纷，毛泽东被迫在中央会议上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央决定党员干部不许再议论这件事。史茉特莱被通知说她会受到保护，但她也不要和任何人再谈这件事。但贺子珍不干。她逢人就告莉莉和史沫特莱的状，还召集一些女红军商议对付史沫特莱和莉莉的办法，要把他们赶出延安，还要禁止跳舞。一场男女自由交往和保护婚姻之间的斗争展开了。很多人还有这样的疑问：要是毛泽东连自己的老婆都管束不了，怎麽领导中国革命？

不久毛泽东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郑重地说：“我们答应过不要再谈那件令人尴尬的事，但我的老婆破坏了这个决定。现在城里到处是流言和诽谤，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我相信现在有必要反击造谣者。这次我要和子珍完全决裂。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知道真相和我离婚的原因。所以你现在可以说话了，你可以公开为自己辩护。”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再次提出他的婚姻问题，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也是要由组织作出决定的。毛泽东要中央政治局批?他离婚，并要在有关文件中写上离婚的原因和背景，这样才不至於给他的权威造成损害。

恰在此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延安全力应付事变，中央已经顾不上在毛泽东的婚姻问题上耗费时间，於是匆忙作出批准离婚的决定。贺子珍受到严厉批评，说其行为完全与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要求不符，必须接受政治教育，并且离开延安，前往苏联。莉莉虽然没有受到批评，但也被责令离开延安，随同丁玲的战地剧团到前线去。莉莉无辜受牵连，得到通知後哭了一场，在窑洞里焚了毛泽东送给自己的诗稿。

史沫特莱没有受到任何批评，但两个月後她也离开延安去了汉口。


从毛贺婚变看中共党史

这是斯诺从史沫特莱那里听来後转述的故事。斯诺的第一任夫人海伦·斯诺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她当时也是由史沫特莱介绍来到延安，写她的有关延安生活的短文集《红色尘埃》。但她和史沫特莱关系不佳。史沫特莱长她十岁，认为她政治幼稚，思想浮浅，对她的年轻漂亮怀有一点嫉妒。而海伦·斯诺则觉得她自负，虚荣，有点神经兮兮，属於典型的左派女知识分子性格。她在延安和那些男革命家的关系不如史沫特莱和他们那麽密切，和康克清、邓颖超等倒常在一起。在有关跳舞和莉莉的问题上，她支持那些大姐们，反对自己的美国同行。但她们两人後来一起去汉口，在路上消释了前嫌，成了朋友。

从毛贺婚变的风波中，人们不难窥见被神圣化的所谓“延安作风”的另一面。在中共的“革命队伍”中，政治上的等级制、性别关系上的男性中心主义，都集中表现在领导人的特权上。那些号称要解放全中国妇女姐妹的“大姐”们自己被这个制度所压抑，反过来又建立了革命妇女内部的等级制，处处压着那些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女性，唯恐失去丈夫，从而失去地位。

这和她们口口声声要打翻的旧制度下妻妾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倒是有几分相似。一旦争风吃醋起来，这些“大姐”一样耍赖撒泼，只不过会给对手戴上“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类的政治帽子。由此可见这些政治概念在共产党那里本来也很难说有什麽严格的内涵，只不过也是一种骂街和栽脏而已。

此外，毛泽东在这场风波中的处境也颇值得回味。作为一党领袖，夫妻失和要由政治局会议来干预，这对霸气十足的他来说决不会是一个愉快的记忆。贺子珍的放逐，莉莉的上前线，何尝不是对他的间接打击？

可以想象，一向不信邪的毛氏自此憋了一口气，一旦日後和蓝苹生米煮成熟饭，他便不顾党内高层的反对，执意要和这个上海滩上的二流明星结合。这股蛮劲恐怕是其来有自的。而政治局却通过一个决议，不准蓝苹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亮相，更不能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只能“照顾”主席，充其量是个生活秘书。

这就怪了：明明是老婆，却不准以老婆身份出现；明明参加了革命，却不准公开“革命”。

这种“革命队伍”奉行的是哪家封建伦理？这不和旧时代从良的风尘女子在大家庭里的地位差不多吗？难怪江青後来要口口声声说被压制了几十年。也难怪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整老同志时，先给江青解掉颈圈，把她放出来，因为他知道这个女人苦大仇深。更难怪当初拍胸脯力保蓝苹的康生会在文革中被委以重任，因为他当初就是毛泽东在和政治局的婚姻战争中的战友。

而那些看不惯蓝苹的老同志，如彭德怀和贺龙，都被活活整死。

从浅里说，最高领袖的家庭内部都有这麽一笔孽债，这就注定了党内政治斗争会和个人恩怨难解难分，从而斗得死去活来。外人看得莫名其妙，当事人个个心中有数。往深里说，一个政党非要把家庭生活也政治化，让政治权力干预到人类生活最私密之处，甚至最高领袖也不例外，那人们还能指望这个政党当权後能把国事和家事分开，清明理智地治理好国家吗？

在此文完稿之时，看到陶铸造夫人曾志今年刚出版的回忆录，内中有一段曾志与毛泽东的对话可印证史沫特莱和斯诺所叙述的故事。当曾志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这段话是曾志时隔半个世纪再写下来的，细节当然不能苛救其准确，但毛承认有史沫特莱的影响这应该是可信的。在此书发表前，中共正式文献（或回忆录）中从未如此披露过毛贺婚变的细节。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smedle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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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莉莉後来的故事

作者：朱汉生


编者按：延安时毛泽东的情人吴莉莉后下嫁国民党军人张研田，中共建政后随夫去了台湾。张研田曾任台湾农学院院长，台糖董事长、兼职经济部政务次长，对台湾土地改革有杰出贡献，逝于一九八六年。有关其妻子吴莉莉曾赴延安结识毛泽东的秘闻，张研田留在大陆的长子张依群曾有记述。


我的父亲朱亚英是一个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二年。直到「文革」末期，特赦最后一批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时，才把他释放出来，安排在河北省邢台劳改农场就业，月薪三十二元。后来经过我们子女上诉，找到有关证明人作证，在一九八○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认定这是一起错案，恢复了他的起义人员身份，安排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任工作员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参事，月薪五十六元。

父亲回到北京时，已是一个瞎了一只右眼、半身不遂的七十四岁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当时我们一家三口（我和妻子，一个两岁的儿子）挤在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实在无法容纳父亲。只好把他安顿在北京东郊管庄的一家农户，答应把他的全部工资交给人家，这家人才肯照料这样一个瘫痪的老人。我又用退还给他的没收财产费（折合人民币二千多元），给他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供他解闷度日。平时我每周骑车从城里到管庄看望他一次，从家里做些他爱吃的饭菜，如饺子、红烧肉、炸酱面等，给他解解谗，再陪他聊聊天，略尽一点子女的心意。


回忆儿时认识的张伯母

一九八○年十月的一天，我正和父亲一块看电视，一边聊天，他对我述说了一件往事，我终生难忘。

那天正好审判「四人帮」的江青，江青出场后，态度十分嚣张，桀骜不驯。父亲看了，感叹道：「中国落在这么一个女人手里，老百姓不倒楣才怪。要是换了吴莉莉，中国这段历史可能要重写了。」「爸爸，您说的这话是甚么意思？吴莉莉何许人也？她怎么可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这不是胡言乱语吗？」

「还记得你张伯母不？」

「记得，当然记的。她不是妹妹的乾妈吗？小时候，因为她长得美极了，我们都叫她天下第一美人。」

「她是你妈妈的好朋友，你张伯伯又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咱们两家走得很近。你妹妹小时候长得活泼可爱，她特别喜欢，就收下做了乾闺女。你母亲病死后，又是她给我介绍的续弦，也就是你的继母王慧敏。所以你张伯母和咱们家的关系不一般。」

父亲说的张伯母就是吴莉莉，毛泽东的情人。

我的眼前马上显现了张伯母的形象。

张伯母有着中等偏高的身材，皮肤白皙，有对大而有神的眼睛，对人态度冷漠，不大爱说话，她有一头波浪飘逸的卷发，常常穿着一身将校呢的军装：上身是紧身夹克，下身是马裤，足蹬长统马靴，右手食指上晃荡着一个钥匙链，那是她开的吉普车钥匙。那时在众多身穿旗袍、浓妆艳抹的国民党官太太中，她显得「鹤立鸡群」。当时小汽车还很少见，但张伯伯是胡宗南手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自然有办法给她弄来车子。

在她的身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常使人迷惑，给我的印象很深。比如说，当时我母亲病重，我们家便由王曲搬到了西安，以便就医。那时我才是个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父亲却把我送到王曲的国民党军官子弟学校中正小学住校，这也是张伯母所支持的。

她对父亲说：「亚英兄 ，你放心。星期天就让孩子来我家过，我给他改善生活。」

张伯母见到我便问：「汉生，学校的生活好不好？吃得怎么样？」

我回答：「一点也不好。吃的是黑面馒头和咸菜，馒头都馊得发酸了；老师动不动就动手打人。」

她一本正经地教训我：「住校就是为了让你从小得到锻炼，能吃苦耐劳，适应集体生活。一个小孩子不能娇生惯养。」

过了没一会儿，她又问我：「汉生，你没发现我们家里有甚么变化吗？」

「没有。」

「你看看，我们家屋里全都铺上了地砖，这样就乾净漂亮多了，小孩子应该培养观察力，你怎么连这么明显的变化都没发现！」

她对我教育很严；自己却追求生活的舒适和讲究（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般的住房都是土地）。

这就是张伯母的为人。


思想激进与史沫特莱去延安

父亲开始和我讲起了张伯母的故事。

张伯母原名叫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张伯伯叫张研田，是她北师大的同学。

后来，她去美国留学，思想激进，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在延安时期，她在「鲁艺」自编、自导、自排、自演了高尔基的名著《母亲》，引起了轰动。

后来史沫特莱觉得延安的生活太单调，就建议毛主席在延安推广交谊舞。徵得毛同意后，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跳舞训练班。老师就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年轻貌美的吴莉莉，她是一个离过婚的老练演员。

毛主席经常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在这里史沫特莱对他进行采访。吴莉莉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翻译。他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一整天，有时吃饭也在这里。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革命，抗日，苏联、美国、德国到浪漫主义的爱情，英国诗人济慈的诗......毛是个诗人，文学家，浪漫主义者。「精神上十分寂寞和孤独」，吴莉莉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的爱好者，给他介绍和讲解了济慈......

作为翻译和舞伴，她和毛泽东就这样相识了，很快两个人就恋爱了，双双堕入爱河，并且打得火热。

这件事自然瞒不过贺子珍的眼睛。有天半夜，毛主席来到吴莉莉的窑洞。贺子珍跟踪而来，这下可捅了大漏子。

据史沫特莱说，她上床睡觉的时间不久，忽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门前响起了熟悉的毛的脚步声。接着，像猫一样的尖叫声划破了夜空。史沫特莱冲进了隔壁窑洞，看见毛坐在吴的炕头挡住妻子的拳头。贺子珍站在一边，对毛大叫大喊，毛默默地承受了她一阵子责备，然后给了她一记耳光，要她停止。于是，贺子珍冲向缩在墙角的吴莉莉，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用手指甲抠她的脸。史沫特莱过来干预，贺子珍开始大骂史沫特莱，说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在这个革命根据地败坏了共产主义道德。史沫特莱反驳她，说她不配当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夫人，并且给了贺子珍一个耳光。这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愤怒欲狂的贺子珍拔出手枪，要射杀吴和毛（此事只是当事人吴莉莉所说，史沫特莱并未提及，故史料不全，难以确定）。此时史沫特莱指责贺子珍说，你出于疑心和嫉妒而攻击革命领袖，犯下了反革命罪行。最后只好由毛的警卫员把贺子珍强行拉走。一路上都有人偷偷观看，议论纷纷。


吴莉莉被送出延安内幕

这件事发生后，毛和贺的婚姻彻底破灭了，很快就把她途经西安送往苏联，治疗「精神病」。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强行送往西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毛当时也无法违抗，只能在临别时，温柔地捧着吴的双颊，充满柔情地说：你是好女人，但不适合搞政治......二人洒泪而别；另一说法是：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见面。吴莉莉到了西安之后，自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拘捕了她。但在此时，一直追求她的大学同学张研田，已经当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来，两个人结了婚。

婚后二人生了一个儿子张小芒和一个女儿张小菲，但感情一直不好，吴莉莉根本不爱张研田。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奇特：虽然在人们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亲密和谐。但是一关上家门，就形同路人，谁也不再理谁。就连张研田在外面终日和两个歌女鬼混，吴莉莉也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吴莉莉一九四九年从成都去台湾

吴莉莉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其夫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光祖，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北方的那位伟人」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的烟卷熄灭了，烟灰跌落在白锻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张研田一家在成都，和张光祖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后来张研田带着两个孩子坐飞机去了台湾，吴莉莉竟然拒绝前往，躲在了好友雷锦章家，张研田到台湾一个月后，有一天，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闯入张光祖和雷锦章的家，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她虽然竭力挣扎，哭哭啼啼，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带走，送到了台湾。但是，吴莉莉在张家却留下一个手提箱没有被拿走，其中就装着毛写给她的四十多封信件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


毛送了四十多封情书给吴

毛对吴莉莉是一往情深，可能吴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就是在吴到了西安之后，他还不断派专人去西安，前后送来四十多封书信给吴。其中不乏缠绵悱恻的诗词和一套毛最爱读的线装书《聊斋志异》，封面上亲笔题词：「润之赠吴莉莉」。据说，吴莉莉离开延安后，毛十分痛苦，有很长一段时期，心情不好，郁郁寡欢。直到康生又给毛介绍江青，取代了吴莉莉，毛的情绪才恢复正常。由此内心中郁结了对周恩来的极端不满，结下了个人恩怨。这也是他不断整治周恩来的原因之一。

"解放"后，毛专门派人来找张光祖和雷锦章夫妇，把那些书信收走了，并严词警告：「此事不许告诉任何人！」

雷锦章很喜爱毛的那些情诗，曾悄悄抄录了一份，把它们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深藏了起来。他们的孩子张宗爱小时候曾经读过，印象颇深，便向母亲索取，但雷锦章怕他惹事，只是答应，将来他长大了，可以把这些东西遗留给他。可惜经过「文革」和各种动乱事变，这些珍贵的革命爱情文物早已不知去向。

我听了父亲的这段述说，当时心中很不以为然。我确信吴莉莉和毛主席谈过恋爱这是事实。但说是因为周恩来把吴赶走，并由此结下毛、周之间的个人恩怨，以至“解放”后毛不断地整周，我不相信。我认为这件事肯定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而毛批判周，是出于政治观点和政策上的分歧。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怎能为个人情爱而和亲密战友结下死仇呢？另外，如果假设当初毛泽东和吴莉莉结了婚，吴当了「第一夫人」，就因为她曾留学美国，比较亲美，就会影响到毛泽东不会搞亲苏的「一边倒」和抗美援朝运动？简直是荒诞不经。

我当时就和父亲争论起来，说他这完全是唯心史观，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父亲感叹道：「你小孩子，懂得甚么？」

「我都三十多岁了，经过这么些年党的教育，我是个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者。」

父亲苦笑了笑，再没说话。


吴莉莉与丈夫张研田的下落

一九九二年，我随中国电视艺术代表团访问台湾，曾托我在台湾的表弟陈良打听张研田夫妇的下落。在「文革」时期，我有一次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个消息，提到张研田是当时台湾驻日的「亚东关系协会」理事长。

后来，表弟陈良告诉我：张家人丁凋零。张研田夫妇均已过世，他们的儿子张小芒也死于帕金森病；女儿张小菲现在美国，是一位经营中药材的富商；吴莉莉的死，好像是在毛逝世的前一年，她今天如果还活着，应该有九十六岁了。

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不知为甚么，我忽然觉得当初父亲的看法，不无道理。

（注：贺子珍大闹窑洞，是否要用枪击毛与吴这一情节，系吴本人所言，恐为片面之词，为准确起见，建议读者参阅彼得·兰德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李辉、应红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二ＯＯ一年。）


摘自《开放》二ＯＯ七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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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忆毛泽东跳交谊舞：他生理上没节奏感
  
湛江日报  
   

    1937年1月底，美国人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延安交际舞就是由其传授，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一直盛行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贺龙……是身上惟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地直接接触让参加过长征的女英雄们感到，男人们在异动。

    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漂亮女秘书吴光伟坐得很近，面对面地正在谈话。她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吴光伟起身招呼：“贺子珍，请坐，来，来！”而贺子珍却厉声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吴光伟大约在1937年7月底“被礼送”悄然离开延安。稍后，贺子珍于8月间离开延安，经西安转道赴苏联。史沫特莱到9月初便与斯诺夫人一道告别了延安。但是，延安交际舞时潮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至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期间，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周恩来在跳舞(资料图)
周恩来在跳舞(资料图)
    这些青年学生的到来，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而且使延安焕发出年轻的光彩，成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就更加别致了。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还有萧军夫人王德芬当垆的窑洞酒吧供应饮料。但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鲁迅艺术学院）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鲁艺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整晚就没有放下过。不久，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流辉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三年后的7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晚会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延安交际舞时潮持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1943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在中央机关偶尔还有交际舞会，尤其是招待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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