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1975年11月11日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的前前后后

tuffy05

1975年11月11日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的前前后后——读《毛泽东年谱札记》之八

朱永嘉

2015-07-12


《毛泽东年谱》记载了自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初这一段日子，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十一月十七日的谈话，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泽东十七日的谈话，是根据不可靠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十一月中旬同基辛格会谈时讲错了话。（按：尽管毛泽东那两次谈话的前提是不可靠的汇报，但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谈话的精神还是好的，尽管几十年过去了，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美关系也有很大的变化，那次谈话仍是我们外交工作需要时刻注意的问题。而且那次谈话纯粹是工作上的方针路线问题，对个人无论是对总理还是叶帅都没有任何恶意。后来，年谱称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姚文元对周恩来、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这次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及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对此，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十二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毛泽东说：这次会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泽东只批评了江青一个人，没有涉及其他人。江青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便有“乱战一气”的表演，所以毛主席出面纠正她的讲话。江青不懂得什么事都要有一个分寸，她就不如叶剑英在会上表现得聪明而得体，叶剑英由此赢得毛主席的信任，江青反而受了一肚子闷气。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批示下发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这封来信批评了江青在文艺工作上的问题，意见有八条之多，基本还在理，毛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这件事似乎有点蹊跷，怎么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有这么一封来信，能送到毛主席那儿，反将了江青一军。从这件事的处理上，既可以见到毛主席之宽容大度，不包庇自己的夫人，也可以见到江青哪儿是他人之对手，吃了一鼻子灰，也说不出什么来。可惜的是江青没有借此机会，好好调整文艺政策并收敛自己的锋芒，没有设法改善与老同志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善自己的形象，仍然一意孤行。故后来之败，也是难以避免之事，毛主席去世后，他们对江青怎么看待呢？怎么不除之而后快呢？哪里还会顾及到她毕竟是毛主席的遗孀呢？从这一点看，做什么事都要留一点进退的余地，毛泽东在那几年，一次又一次批评江青，是为他身后给江青留有余地，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江青还是有感情的，但江青不懂，仍然任性而为，最后从她个人来讲，也只能自作自受了。

从年谱这一段记载看，这个问题应该是已经翻过去了，毛泽东与基辛格的谈话是在十一月十二日，在此之前，十一月十日，晚九点半，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基辛格会谈，十点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等汇报会谈情况。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本日下午同基辛格会谈情况的汇报。《毛泽东传》有一段记载讲到：“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周恩来同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是1973年11月14日）这应该是公报发表后当天的事，要说不足之处，那就是没有如毛主席那样当场把他的球踢回去，仅此而已，事后毛泽东还做了周恩来的思想工作。《毛泽东传》记载，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娲尔尼，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们汇报情况有关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这次批评会我没有看到过记录的原文，从各种传闻中，我印象深的叶剑英的检讨居然也用了《红楼梦》的典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也用的很妙，可见读《红楼梦》妙用无穷，写检讨也能帮忙，与毛主席讲话呼应得好，不仅没有事，反而更加重用，可见在那时读《红楼梦》，会用其中典故的好处多着呢！现在就缺少这一份文化艺术的修养和幽默了。还有邓小平是最后一个发言，批周的调子也很高，受到毛泽东的欣赏，说他还是会讲的，由此取得毛泽东的信任。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在那年的十二月十二日，晚七点到八点，在中南海住处同周恩来、王洪文讲话。八点半，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你（指邓小平）呢，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咱们中间也有矛盾，就是一个指头有矛盾。你（指叶剑英）以后胆子大一点吧。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以下的讲话转入军队问题了，也就是八大军区司令员换防的问题，这留下待以后有机会再说。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之再一次会见基辛格，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邓小平、乔冠华、黄镇在座。基辛格说：我们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赋予极大的重要意义。毛泽东说：意义有一点，不大。基辛格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对手。毛泽东说：对，你们（指基辛格和邓小平）吵了一架。基辛格说：只是在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应采取什么手段上吵了一点。毛泽东说：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是不对的，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基辛格说：你们对世界问题的概念是我们打交道的国家中最清楚的，而且大部分意见是我们都同意。苏联对我们是极大地危险，但并不在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占第一位。毛泽东说：不对，超级大国只有两个，我们是最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我们是第五。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基辛格说：我们不是想利用中国跑莫斯科，因为这种做法会是自杀性的。毛泽东说：已经跑过了！当基辛格说美国准备曾试图表示在军事问题上提供帮助时，毛泽东说：军事方面，我们现在不谈，等打起来再说。这个皮球，不让他开口，就挡了回去，又不把话说绝，这才是高超的政治艺术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关于世界形势，基辛格说：我重读了两年前主席与我的谈话，从中我读到了主席对世界形势极深刻的分析，我们十分重视。毛泽东说：有些估计还要看。现在欧洲太软，太散，害怕苏联。西德和东德统一起来，就像（举拳头）这样，我们赞成统一。现在德国统一没有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致。日本自己要搞霸权主义。基辛格说：日本称霸的潜力是存在的。毛泽东说：你太忙，不忙看来也不行啊。风雨欲来燕子忙，现在世界不太平，风雨要来，所以燕子就忙了。推迟可以，但要阻止风雨难。谈话中，毛泽东还说：第一，问候福特总统先生。第二，问候尼克松先生。基辛格说：这两件事我都将十分愉快地去做。”从这份谈话记录看，这次与基辛格谈判的是邓小平，不是周恩来，周病重了，在医院里。邓小平与基辛格会谈时两人是吵架的，而这次毛与基辛格的谈话，也是针锋相对。基辛格想讲两国军事关系，毛泽东挡住了，现在我们没有战争，谈这个问题没有意义，等打起来再说，把皮球踢了回去。接下来说东西德统一的问题，这对美国在当时来看还是一个矛盾，弄不好会立即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那就是把祸水引向西边。接下来说日本有霸权主义倾向，这个预言后来完全得到印证。日本是美国的占领国，现在美国把它作为同盟国，重新扶植军国主义，这对美国来说拿不住中国，只能扶植日本来与中国抗衡。毛泽东把基辛格比作燕子，那是战争的象征。这比二年前说得更加明确，那时还是一个问题，是燕子还是鸽子，还是一个问号，现在明确了，是燕子，不是鸽子。中国一句老话，燕子低飞，天要下雨。从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五年毛泽东与基辛格的三次对话，可以知道毛主席对基辛格既坦率又真诚，在什么问题上我们可以一致，在什么问题上我们有分歧，在什么事情上你们有阴谋，你们踢过来皮球，作为守门员，毫不客气地当场踢回去，一切都是明明白白，丝毫含糊不得，这样对人民有利，只有光明磊落，不图小利，才能使他们对我们无所措手足，也明明白白告诉对方，无非是火来水挡，刀来枪挡而已，这就是大国的外交风格。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基辛格表面上几句奉承的话所迷惑，唯其如此，才能少吃亏。当然，我也理解基辛格，那时他是美国的国务卿，相当于中国的外交部长，他来中国的这几次讲话是职务行为，是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的需要。从为人讲，他的本质属性并没有根本的变化，这在他那本《世界秩序》一书中表现得很明白，但也得承认他与中国人民还是有一点友好的感情。现在他作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信使，传递一点信息，在双方头脑比较热的时候从中泼一点冷水，降降温，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矛盾的性质，还是有益于和平的。即使如此，双方立场还是不同的，仍然要抱着分析的态度。从毛泽东与基辛格在一九七三年二次对话，一九七五年一次对话，美国的智库都懂得，在中国最难对付的是毛泽东，不是其他人，要颠覆中国的现行秩序，必须颠覆毛泽东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要收买能出卖灵魂的人。第一个被收买的是李志绥，他用造谣中伤的办法，在生活上抹黑毛泽东形象，其实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他在书中所言之荒诞了，而且此书是美国有关方面做了修改和纹饰，纯属造谣污蔑。还有一个便是辛子陵，仅凭这些还不够，又造谣什么邓颖超的日记，分明是伪造的东西来攻击毛泽东。他们攻击和抹黑毛泽东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国内的知识分子往往亦为之迷惑，分不清是非和黑白。在我心目中，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一个分水岭，也正因为如此，如何评价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关系到今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可以含糊的地方。我不是说毛没有不足之处，这是两回事，人无完人嘛。但在大是大非上，则容不得一点含糊，历史会证明这一点。这是试金石，真金不怕火炼。

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的讲话中，便说过“乱战一气，也不行”。总之要有理有利有节，毛泽东都用婉转的隐喻来说明问题，这便是他的讲话技巧，用《红楼梦》中那些经典性的语言，来巧妙地说明那时世界形势的大局，也反映了毛主席语言艺术的高超。至于所谓批周的问题，也只是为了拨正我们外交工作的方向，错在外交部一部分工作人员，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至于那个所谓老实人，《论语·先进》：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译成语体：“被称为忠厚老实，问题是真君子呢？还是装出来的？”历史已给他回答了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其结果只能是死活两头都不讨好。至于有一些事，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年谱记载：“汪东兴传达毛泽东关于老干部出来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有些问题是逼供信搞出来的，我早就说过不能搞这个东西，逼供信在中央苏区搞过，在延安也发生过。逼供信搞出来的不可信，不能算。我们一些干部的看法不对，有的是形而上学，把干部一时的错误说成是一贯的错误，这样不能正确地认识一个干部。”这个话还是有道理的，文革中有这种倾向，文革后，恐怕也不能说没有这种倾向吧，谁也打不了这个包票。否则的话，我们现在还有必要搞司法制度的改革吗？还有必要平反那么多冤案吗？

一九七三年的五月廿五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讲话，谈到批林整风时，毛泽东曾说：“人要能上能下，我们的人就只能上不能下。我是多次又上又下，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能够得到机会读书。即使不是自己犯了错误而是被错怪了的，那也要安心读书，得机会嘛。”这个话很有道理，能上能下，对一个人来说上是一个考验，下也是考验。上时心情要稳重一些，要谨慎，如果忘乎所以，得意忘形，那栽跟斗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下也不应背包袱，即使受到委屈，也要乐观，不要患得患失，否则的话，自己心态也坏了，说不定健康也垮了，要懂得这可是读书的好机会。任何人都有暂时不被人理解的时候，即使如孔子也会遇到这种情况，《论语·宪问》有那么一段话：“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贡问的是不被人理解时，该怎么办。孔子的回答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里的下学，那就是研究当时的人事关系，上达便是知其然和所以然。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行了。知我者其天，是指最终人民会理解你的。我是不喜欢那些整天向共产党诉苦的人，对那些人诉的所谓“苦”，我打心底里抱着怀疑态度，至少这样的人经不起考验，担不了重任，或者心术不正。这样的人如果后半辈子真苦了，靠别人对你的同情来生活，那又算什么东西呢！在能上能下这个问题上，说到底，还是孟子说过的，大丈夫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关键还是一个如何为人的问题，对自己要严格一些，对人要宽厚一些，对敌人则要“威武不能屈”。当然，对人也要作分析，对同志和朋友当然要宽恕，以仁义相待，对另一类“人”的宽恕可是对人民的残忍。鲁迅被毛主席称为圣人，他去世前，有人根据基督教的精神，问他是不是宽恕过去那些论敌，鲁迅的答案是一个也不宽恕。有时候己所不欲就是要施之于人，那是因人因时因事而异的，为人不能做毫无原则的乡愿，连孔子都骂乡愿是“德之贼”也，可见孔子讲宽恕还是有原则的，不是无原则的滥好人。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有着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历来如此，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讲到：“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153个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例子中，有10个导致了战争。因此中美双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根据行为模式和历史经验都预言，中美两国必有一战，这并不令人意外。”他还说“一些举足轻重的智库把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所以他认为：“中国拒绝承认自由民主的传播会有助于国际秩序，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传播民主，特别是采取国际行动实现人权。”还说：“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它绝不可能放弃这些原则。”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基辛格在书中说：“在中国方面，邓小平的话道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七国集团）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双方的分歧就在这里，我们要维护国权，才能维护好本国人民的人权，他们是借着维护人权的借口，颠覆我们的国家。前几年他们通过茉莉花革命在北非和中东伸张他们所谓的人权，利比亚就一直处于乱局，大批难民跨过地中海涌向欧盟，损人者最终还是害己。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他们伸张“人权”的结果，他们自己也摆脱不了那里乱局的拖累。美国在阿富汗要撤军也很难，在伊拉克撤了军，还得再增兵，狂轰滥炸也难以阻挡伊斯兰国的崛起。他们那个普世价值和人权主张，在北非、中东变成毒药了，看看叙利亚，越来越乱了，始作俑者还不就是美国那个霸权主义，奥巴马是骑虎难下啊！中国能照他们那套人权主张行事吗？那样的话还不是找死嘛。邓小平说过，若是中国乱了，几亿难民跑哪里去啊？你们美国容纳得了吗？他们既然把现在的中国视为冷战时期的苏联，渴望中国也能出一批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物，这行吗？在中国，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物露不了头，做不了主，所以美国不高兴，傅莹在文章中也点明了这个问题。过去欧美颠覆苏联的手法，有一篇《从苏联解体看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危害性》的文章，里面说得很清楚，过去美国那套做法，很难在中国生效了。至于美国在东亚的另一手，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扶植日本安倍政府来复兴日本的军国主义，还不都是冲着中国而来，安倍公开对媒体讲，他的许多主张都是冲着以中国为假想敌而来的，东海问题，南海问题，还不都有美国霸权主义的背景嘛。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王毅外长最近的讲话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撇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东亚地区实际上实际上存在一个均势平衡的问题，基辛格说：“中国、韩国、日本、美国之间存在类似均势平衡，俄罗斯、越南算是处于边缘的参预者。”其实还有菲律宾阿基诺那样的跳蚤，这几天阴雨绵绵，我家里潮湿，所以跳蚤很活跃，实在闹人得很。如果冷静地分析，美国在东亚的政策，说的与做的可谓完全自相矛盾，一方面在行动上加快与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日本安倍政府结成军事同盟，一方面又声称与中国保持战略伙伴的关系。中美两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只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通过对话，尽量增加共识，这就是今年6月22日到2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上，双方对话产生的具体成果的清单。然而在东海及南海问题，以及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还是各持己见。会谈以后，不一致的地方又突现出来。至于在军事方面的交流，关键是管控好误判，避免不必要的擦枪走火事件。在中美之间如何保持一个均衡关系，从哲学上讲，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只能从不平衡中寻求相对的平衡。基辛格这一论述，我表示赞同，即双方“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我想还是借用孔子《论语·子路》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比较好，不同在哪里，两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地理环境等基本国情不同，两国的历史不同，社会制度也不相同，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这是基本方面的区别。为什么要和呢？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两个国家的相互关系都有很大的变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经济领域几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有那么多投资在中国，中国制造的各类产品，供美国民众消费，人口往来那么密切。就美国而言，在美俄僵局无解的情况下，怎么能有余力在美中之间发动战争呢，那样只会搞成两败俱伤、鱼死网破的结局。这是我们处理中美两国关系和一切国际问题所面临的大局，所以两国相处，只能在承认双方不同的基础上，在某些问题上寻求妥协，在不损害自身利益基础上互相容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对方的利益和权利。如果一定要把一方的意图强加于另一方，那样做的话，势必是 “小人同而不和”了，既然不和，也就谈不上同的问题了。

最近一周的股市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市，这一周的急转变化在表面上是市场行为，其背后是双方在政治上的较量。股市在上半周的暴跌是外资推动的，高盛做报告唱空，摩根大通带头做空，一天盈利三亿。做空渠道是新加坡、香港及上海的股市，是外资在翻江倒海。为什么？因为下半周是习近平赶赴出席金砖国家会议和上合组织会议，这次双峰会议之议题之一便是推动金砖国家金融合作，设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便涉及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那么这场股灾便涉及相关国家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忧虑了，这个在会议的财长及专家的议论中已经涉及了，在此关口稳定股市便成为国内一项政治任务了，所以才有李克强总理亲自来抓，全面调动国内各个机构，从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中央人民银行到财政部，甚至有公安部副部长来查恶意抛售。国营的大型上市公司迅速回购自己的股票，八、九、十日这三天股市迅速翻转。唯有如此习近平才能在双峰会上挺住腰背说话，才能规划世界金融市场的新格局。外资一看中国如此出手，便出现了如索罗斯这样的人物也转向唱多了。因为他们手中筹码有限，做空也已到顶了。这一场股灾背后还不就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嘛。经济与政治二者密不可分，从这一场股票市场的闹剧说明还是社会主义好。新古典自由主义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本质上是为霸权主义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这次股市闹剧今后还会反复上演多次，要懂得他们做多是为做空做准备的，目的是颠覆我们的金融秩序，借此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维持其霸权主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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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毛泽东与基辛格的两次对话——读《毛泽东年谱札记》之七

朱永嘉

2015-07-05 11:21 阅读(882)评论(0)

亨利·基辛格著的《世界秩序》一书，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了，这可是一本难得的一本反面教材。《经济导刊》的第五期登载了傅莹与基辛格就世界秩序与中美关系的对话，第六期则摘要刊登了《世界秩序》，其中有相当篇幅介绍了基辛格对毛泽东的评价，如果把这个评价与1973年他同毛泽东对话时基辛格那种谦卑的形象相对照，那种前卑后倨的变化就太明显了。对与自己交往的故人之轻薄，那是缺乏为人厚道的表现，如果把他过去的回忆录与这次《世界秩序》上的论述对比一下，这个变化就显得异常突出。当年二人对话时毛泽东对基辛格的评价还未确定，提出究竟是鸽子还是燕子的问题。到一九七五年基辛格来访时那次对话，明确了基辛格是燕子。中国一句老话，燕子低飞，天要下雨，那是战争预兆的象征。先谈一下《毛泽东年谱》所刊载的那两次谈话的记录，就可以理解基辛格来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了，中国怎么可能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的关系呢？毛泽东对此一眼看穿并加以拒绝。基辛格此人我见过三次，一次是基辛格陪尼克松访华时，他们的专机先在上海着陆，那时我是在专机前迎接他们的成员，他们下舷梯与欢迎者一一握手时，从尼克松到基辛格还是比较谦逊的。后来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举行欢送尼克松的宴会时，我再一次见到尼克松和基辛格，他们亦还比较谦逊。那时他们有求于中国，越南战争他们打不下去了，想从越南撤退，如果那时中国在越南拖住美国的军队，美军甚至有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如当年越南在谅山地区打败法国军队那样，美国在越南的遭际也许会比朝鲜战场更惨。一九七二年尼克松那次来访，在美军从越南安全撤军的问题上，我们毕竟放了美国一马，没有穷追猛打，让美军体面的回国，没有进一步激化美国国内的矛盾。一九七三年的两次来访，是诱骗中国参加他们的军事同盟，被毛主席点穿和拒绝了。现在他们过于看轻中国后来的领导人了，所以基辛格那么盛气凌人。其实他们的估计是错误的，重温一下毛主席与基辛格在一九七三年的两次对话，还是有益的。毛泽东在高龄时还能高屋建瓴地与基辛格对话，基辛格是那样谦卑地听毛主席对他的教诲，但这个孺子毕竟不可教，才有今天出版的那本《世界秩序》。当然我们还是欢迎基辛格这个朋友的，大家还是应平等相待，直面对话时，大家还得心平气和地各抒己见，从异中求同吧。尽管对新型大国关系理解不同，但大家能在一个方向上多做一点添砖加瓦的工作，毕竟有益于目前世界和平的格局。

尼克松访华以后，我们随即向越南和朝鲜通报，他们处在抗美的第一线，1973年2月1日，越南的党政领导来访，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他他们，有周恩来、张春桥、姬鹏飞在座。在那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对美国有一段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说：“至于美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美国的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它一定要使东方有缓和的局面才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们到北京来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们天天讲平衡，而这个世界就是不平衡，天天讲从实力地位出发，实际上就是想跑嘛，其所以想跑，是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吃亏了，再呆下去不好办，再就是别的地方紧张。”“谈到《巴黎协定》签订后的越南形势时，毛泽东说：‘暂时休整一个时间很有必要，有些左派共产党就是不赞成啊，说最好你们再打下去，没有喘息的时间，这种话就是不好听，不好相信了，并不是不革命，那有不革命的，停它半年、一年或者一年半就叫不革命？’阮维祯说：“现在确实需要有一段休整时间，解决结束美国介入的问题，然后再过来解决政治问题。”毛泽东说：“对。只能是这样的方针，列宁从前就是这么做的，列宁那时候比你们弱得多，那时候有个人名叫托洛斯基，他反对同德国人妥协。列宁跟德国人订布列斯特合约，那时候苏维埃刚取得政权，也看到德国要垮了，美国整个垮还不是眼前的事，可是阮文绍垮，那是可靠的啊，一两年之后，或者什么时候，所谓一段时间，阮文绍要垮，我们将来还是多搞乡村和中小城市，让阮文绍把大城市占领了，让他被陷在那里，分散之，然后逐步吃那些大城市。”毛主席这次与越南领导人谈了二个问题，一个是怎么看待美国，另一个是将来如何统一越南南方。就如何看待美国而言，它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句话很形象，又非常贴切，与“纸老虎”的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对美国一定要把美国广大人民与少数霸权主义统治者区别开来，何况那儿还有不少华裔的“美国公民”，即使如我本人，也有一个侄儿、二个侄孙女是美国公民呢！对那些短命的统治者我们也只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基辛格与尼克松访华的目的是为了如何在越南脱身，越南的仗实在打不下去了，士兵没士气，国内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如果中国出兵帮越南打大规模歼灭战那就事情更不好办了，另一方面又想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拿中美关系的改善来压苏联，是踏在中国人的肩膀上跑莫斯科讨价还价。从我们讲，两面作战也不利，两霸中改善中美关系孤立苏联，我们进入国际环境可以游刃有余。从越南讲，让美国人体面地离开越南，然后收拾南越阮文绍若囊中取物了。毛主席这个策略思想还是高瞻远瞩，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那时中越两国配合的非常默契，后来南北越终于统一了，他们毕竟受益于毛泽东的那次谈话，现在情况如何，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咱们毕竟是好邻居，当然，邻里之间难免有一些口舌之争，这个问题，我还是想以孔子《论语·里仁》二句话作本段结尾，一句是“德不孤，必有邻”，另一句是“放利而行，多怨”，希望中越两国友谊之树长青。

那几年中美之间往来，美国的想法与中国的态度，从毛泽东与基辛格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了。基辛格是美国的信使，他接二连三地访问中国，1973年2月15日—19日基辛格又一次访问中国，2月1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基辛格，有周恩来在座。基辛格说：“我们同别的国家从未像同你们这样开诚布公和诚实地谈话。”毛泽东说：“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们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在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有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你们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如果我们仔细体味一下二人对话的开场白还是很有意味的，二者是争锋相对的。毛的话很尖锐，而且话中有话，只是没有挑明讲你基辛格来是有使命来的，什么“开诚布公”是假象，什么窃听器之类，是挖苦美国，后来尼克松不是倒在水门事件上嘛。你们做小动作我们不会上当，你们搞大动作，我也不怕，也不会有效果。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是“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在外交场合这样讲可尖锐了，一点情面也不留，但又不像对着他，好似说着玩儿的。这是毛主席高超的语言艺术，把对方肚子里的东西一眼看到底了。“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这是挖苦他的话。“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这个比喻妙极了，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而燕子飞来飞去则是风雨将袭的象征。这二者属性不同，妙在毛没有把话挑明，为人们提供了很大的思考余地，说话不经意的艺术表现背后实际上是高超的政治艺术！美国现在不是指责我们搞黑客网络攻击，实际上大规模进行窃听和黑客网络攻击的大本营不正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嘛，斯诺登不是揭穿了美国的谎言了嘛！毛主席五十年前与基辛格的对话不正是被现实证实了嘛！

接下来毛主席说：“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基辛格说：“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毛泽东说：“我们也需要嘛。你们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作握手姿）HAND-IN-HAND （手握手）。”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是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这是讲国家关系，在一个时期双方可以共同的目标，在桌子底下，他们对中国还另有打算，那就是在文的方面美国还要搞思想渗透，什么人权啊！说到底还不就是和平演变那一套，而我们也要抓意识形态斗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本质不会变，如果连这一点警惕性也丢失的话，那可要吃大亏的啊！

接下来是议论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毛泽东说：“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啊。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基辛格说：“我们的观念十分相似！”毛泽东说：“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这下子基辛格反应过来了，立即申辩地说：“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说：“我正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欧洲和你们以为这一下子可好了，总希望这股祸水到中国那里去哩。世界上的事难说啊，我们宁可这么想比较好，从坏处想。”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肯定也会反对他们的。”

我想毛主席对基辛格的话有他自己的理解。因为这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先是坐山观虎斗，等到有利时机才出手的，这是他们的基本经验。让欧洲大陆先内斗不休，他们才有利可图，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间隔为他们创造了有利的地理条件，他们现在的做法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中俄之间的关系与过去不同了。美国在西面想让欧洲与俄国对立，东面想让日本与中国对立，使他们在全区处于有利的地位。这一点现在看来，他们难以如愿以偿，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在中东地区陷得太深，很难自拔。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到叙利亚问题，他们难以脱身，中东的矛盾是他们打破那里的平衡，希图从中渔利，结果是二边都得罪不起，自己脱不了身，还冒出一个伊斯兰国的问题，那么多次轰炸，伊斯兰国反而坐大了。与此相关联的是拥有大量移民的美国和欧洲自己国内种族矛盾所引发的危机也愈演愈烈。还有颜色革命在北非、中东地区那么多难民问题，他们的出路又在哪儿呢？奥巴马在那儿进退两难。于是挑起一个乌克兰问题，让西欧与俄罗斯斗，但西欧与俄罗斯都不想干，七国首脑会议是同床异梦，最终北约军事经费的担子还得压在美国身上，为此迟早有一天，美国在欧洲的老伙伴英国也会因此而与他们闹翻的。美国亚太战略把重心东移是想在欧洲和中东脱身，恐怕很难，以色列也不会放过他们。所以奥巴马这两届总统做得实在不舒心。读毛泽东与基辛格的谈话，对我们认清今天的世界形势，国际矛盾的格局还是会有启发的。要学会用世界全局的眼光看形势。中华民族要自力于世界之林就要有全局的眼光，才能顺势而为。要高瞻远瞩，不要鼠目寸光局限于身边的小问题上，才能成大器。

谈到民族的包容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基辛格说：“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毛泽东说：“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侵略中国十四年，占领大部分领土。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它赔偿，他们赔不起（周恩来：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也只有这样，人民之间才能由敌对变成和缓。”这一段对话的背景是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9月27日，毛泽东与田中谈话中有一个插曲，毛泽东说：“你们这个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田中说：“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所谓“添麻烦的问题”《毛泽东年谱》上有一条注释作了说明，其云：“1972年9月25日，在欢迎田中角荣一行的宴会上，田中在致词时谈到日本历史上侵华战争时表示：‘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多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田中解释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周恩来强调麻烦在汉语里意思是很轻的。田中表示我们两国之间需要互相理解，应当找能为两国国民所接受的表达方式。后来《中日联合声明》中的正式表述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述深刻的反省。”毛主席这一段话的内涵是表示我们对过去一百年受侵略受侮辱的历史记忆犹新，如果大家真心诚意地反省这段历史，那我们还是会友好相处的。对日本的态度就是只要他承认过去的错误，那就免了他们的赔偿，希望两国人民在今后能友好往来。向基辛格讲这段话，是表明中华民族气量是宏大的，是抱着友好的态度，但这又是有前提的，你们不能再抱着损人利己的态度来交往，这一点我们有经验，不要埋怨我们在这方面缺乏包容。相互之间应有一个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问题，不要打小算盘，不要老是想着算计对方，否则的话，相互之间便很难相处了。

《毛泽东年谱》1973年6月24日，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建议周恩来就苏美签订该协议会见布鲁斯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二十日紧急约见我外交部负责人，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正本已于六月十九日由基辛格交给黄镇），并提出希望周恩来接见的请求。尼克松来信，主要向我国解释美国拟同苏联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理由，表示希望我国表达反对该协定的意见的方式，不要使美国政策“复杂化”。毛泽东阅后，让王海容转告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与资联合常忌斗争”（这个话实际上是批评外交部在与资本主义联合的时候便忘了还有矛盾和斗争的错误倾向）。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于二十五日会见布鲁斯，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协定是靠不住的，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二十六日，毛泽东看过周恩来同布鲁斯谈话要点后，当晚让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这才腰杆子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7月4日的晚上，毛泽东与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说：“你们俩位是负责起草十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大概你们也知道吧？（指7月1日晚上，毛阅外交部六月二十八日编印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刊登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基本看法》一文，该文分析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2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向外交部的核心小组转达他对该文的批评意见。——按：毛泽东在六月二十四日对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在二十五日接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谈话中，已明确表示了中国的态度，而外交部的《新情况》在二十八日仍反其意而阐述此事，说明外事部门根本不听从中央的意见。所以毛为此生气了，要让王海容给外交部党组传达他的批评。毛的中心主旨是不要让我们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要独立自主，要有斗争性，不能忘乎所以。这次毛泽东找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是要他们两个把这个问题放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那时我听张春桥的传达，毛的调子很高，把这个问题提到修正主义的高度，年谱还是说得轻的。）美苏两家开了二次会，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意见，不相联系，对于越南问题，有人说美国战略重点东移，还说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了一个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7月5日，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核心小组7月4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检讨报告和周恩来3日关于《新情况》问题给外交部的信，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周恩来给外交部信中说：“你们和美大组没能认真研究，在六月二十八日写了那个不对头的《新情况》（一五三号）。我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在美苏会谈后，我们没认真研究讨论一次。希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外交部的检讨报告说：这次错误地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导世界的气氛更浓’，说明我们形势的看法是右的，对如此大事，核心小组没有认真讨论，决心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一定要抓紧大事，认真研究问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同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春桥传达毛主席七月四日谈话内容，周恩来详述六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指示内容。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多次指示精神，对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从以上《毛泽东年谱》的记载看，这件具体事件是告一段落了，所以《毛泽东传》也就没有提到此事，而这件从《新情况》提出来的事情，看似不大，实际上是要不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从当时表面看似乎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还是毛主席的论断正确。之后几十年的发展证明，美苏之间在欧洲与中东的争夺更加激烈，阿富汗的问题，恐怖主义的泛滥，都是美苏争霸留下的后遗症。美苏之间的矛盾斗争，深入到二霸的内部，苏联放松了警惕，美国大量非政府组织的涌入，导致苏联的解体，后来的俄罗斯，听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俄罗斯至今尚未恢复元气，吃了大亏以后才有俄罗斯的觉醒，才有今天普京的绝地而起。有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千万不能相信美国这个霸权的催眠曲，否则必定会昏昏欲睡，死到临头再觉醒就太晚了。事实证明，不坚持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是要倒霉的，弄不好还有亡国的危险。认真读《毛泽东年谱》，对如何从本质上认识世界形势，如何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对如何从本质上认识世界形势，如何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其中有着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

1973年11月12日，下午五点四十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又一次会见基辛格，周恩来，姬鹏飞在座。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当基辛格说目前中东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时，毛泽东说：‘统治不了，野心很大，能力不够。我们现在跟你们有一点不同，我们什么问题都挡回去。你们是打中国式的太极拳，我们是打少林拳。你们总是说，我们自己也这么说，你们跟我们的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们认为现在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毛泽东说：‘我们的核能力只不过只有苍蝇那么一点，一个国家要兴起来，短时间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说：‘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对于美国这一番好意，毛泽东并不领情，他反而说：“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总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要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欧洲、中东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毛泽东这一番话把基辛格的话挡了回去，矛盾的焦点还是在欧洲和中东，是美苏两霸之间的争斗。对于中美建交的事，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么死，那么着急干什么呢？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我想不要一百年。你们如果有需要就办，如果还不行，就推迟下去。”毛泽东还说：“有一个问题想说一下，我相当怀疑你们那个民主党，如果登台会搞孤立主义。”基辛格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我认为目前在知识分子和一些民主党人中，有孤立主义倾向，一是要从欧洲撤军，二是在挑衅面前不愿采取迅速而残暴的行动。”毛泽东说：“所谓残暴就是指打仗吧？”基辛格说：“如果受到苏联的进攻，我们将进行战争。”毛泽东说：“打仗也不是打原子弹，打原子战争我们也不赞成。你们两家打原子战争，我也觉得不太好，要打，你们去打常规武器好了，原子弹，核武器，那个东西放到核武器库，不要动，吓人的呢。”以上是那天下午谈话的全过程。从基辛格开始谈话的主旨，是中苏要打核战争，毛主席把这个话题挡回去了。这个不可能，还是美苏在欧洲与中东的矛盾占主要的地位，还是你们二霸去打吧，但不要打原子弹，还是用常规武器！基辛格代表美国的政策，把矛盾向东推，毛主席不吃表面上好听的话，把矛盾推了回去，你们在欧洲与中东的争夺占主导地位，你那些话，我们并不领情，也不需要，也不与你们闹翻。总之，这次与基辛格的谈话，比1972年2月那次谈话要尖锐。

11月12日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之后，11月14日中美双方发表基辛格访问中国的公报，公报说：“双方回顾了一九七三年二月基辛格博士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国际事态的发展，他们注意到国际关系正处于激烈变动时期，他们重申信守上海公报中确定的原则，并重申应在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他们特别重申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或世界的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双方回顾了一九七三年期间双边关系的进展，美国方面重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二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中国方面再次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才能实现。”“在过去一年里，两国贸易有了迅速发展，双方认为，采取措施为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贸易创造条件，是符合两国利益的。”

11月17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沈若云、唐闻生等谈对这次中美会谈的看法，毛泽东说：美国说苏联要打我们，才不要信他们的话呢。我那篇讲话，意思是把他的球踢回去，当心，北极熊要咬你们，要向西，到欧洲、中东和美国，对付他的“当心！北极熊要整中国”。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时候容易“左”，搞联合时容易右。我看不跟他搞什么军事联盟一套，什么不称霸！什么不对付第三国！就是反对苏联。这回不提台湾，不提尼克松访华。台湾，我们必须提，一百年也要提。这回这个公报，我就欣赏一句话“世界是在激烈的变动中”，美国人起草的。帝国主义自己承认世界是在激烈地变动。世界的事要看嘛，一百年。建交，意思无非是推迟。美国人甚至于可以承认不称霸呢！今天在座的，有年老的同志，中年的同志，青年同志占多数，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事要用点脑，有所分析。但是，切忌不要忘记凤姐讲的话：大有大的难处。谈到《红楼梦》时，毛泽东说：是部政治小说。从康熙到乾隆年间，有两大派，一派胜利者即雍正皇帝，抄另一派失败者的家。写的是从兴盛到灭亡，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亡史。“坐山观虎斗”也是凤姐的话，“大有大的难处”，特别对我们有用。“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美国、苏联就是“千里搭长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你们这些娃娃（指在座的年轻人——编注）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

我读这一段话，感到也许这是《毛泽东年谱》整理毛的讲话最经典的段落之一。记得孔夫子在《论语·为政》中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要与思考相结合才能有所收获，在《为政》这一篇孔子还有一句名言，便是“温故而知新”，要有历史知识，才能推陈出新。读这一段经典，要与这五十多年的世界历史联系起来才有趣呢。这一次争论是如何看待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引起的，究竟是“欺骗性更大”，还是“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显然都不是，美苏这二家还不就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嘛，这场筵席在上个世纪就散了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两家没有调和的余地，最终是美国压垮了苏联。至于说“一派胜利者抄失败者的家”，美国在苏联解体以后，不是不断在抄前苏联的家嘛。苏联在东欧的盟国，包括那么多加盟共和国，不是大多数被美国挖墙脚给弄垮了吗？至于“大有大的难处”，不仅是讲那时苏联的处境，何尝不是今天奥巴马的难处。美国的日子不好过，它称霸世界的结果，还不弄得七处冒烟，八处冒火，疲于奔命。“坐山观虎斗”，那时美国人想挑起中苏的冲突，让他们可以坐山观虎斗，毛主席把基辛格送来的皮球给踢回去，让他们去斗，我们反而坐山观虎斗，岂不优哉游哉！回顾这五六十年的历史，再来看这次毛主席与基辛格的谈话，实在妙不可言。要学而思才能体味到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中美之间先后二次谈判过程中，怎样以高超的技艺扭转了全局，本来是美国想把我们这块肉放在铁板上做烧烤，这个事我们怎么能干呢？毛泽东的外交路线把这个球踢回去，让他们二家先后放在铁板上烧烤。毛主席反复强调不能和美国搞什么军事同盟，这话非常深刻，哪一个跟美国人搞军事同盟都没有好日子过，英国是美国军事同盟的铁哥们，现在他们知道日子不好过了，出钱出兵，替美国人卖命打仗，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都有英国士兵的影子，现在英国要压缩军费，缓和国内的矛盾，奥巴马便要教训他们了。欧洲与美国结军事同盟，日子也不好过啊！这次七国会议，在德国召开，明显可以看到他们在乌克兰的问题上是同床异梦，只有日本安倍这个傻瓜，起劲想通过替美国卖命来发展国内军国主义的倾向，我看日子也长不了，日美双方都有痛处，美国不会忘记珍珠港事件，日本也不会忘掉两颗原子弹的痛处，还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不信的话，我们等着瞧吧。当时毛泽东要那些娃娃读一点古代的东西，那时候的几个年轻人，有的现在还活着，不知道他们读懂了没有。看来《红楼梦》里面的学问深着呢，把它作为政治小说来读，跟红学家们完全不一样吧，关键还是要对生活观察得深刻，才能信手拈来，使人觉得其中妙趣横生，如醍醐灌顶。毛泽东在十一月十七日的讲话中，还有一句话也非常重要，那就是“乱战一气，也不行”。这一点在对内对外上都一样，记得抗日战争时期，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与国民党在联合的基础上仍然要有斗争，这方面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今天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同样应当如此。在南海、东海问题上，要坚持原则，在管控偶发性事件上，如何防止双方的误判，该妥协时还得妥协。这次范长龙同志访美，就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就在范长龙离开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太平洋海军司令就发话，要日本派海军到南海去巡视，阿基诺又到日本去大放厥词，美国的国务卿居然在中美外长会议上大谈香港的事，唱的好一出双簧戏，演给谁看呀！就怕我们看不懂。中国的老百姓真那么傻吗？连这种低级的把戏都看不穿吗？也太小看我们的水平了。所以在妥协的时候，不要忘了还有矛盾和斗争，无论妥协还是斗争，霸权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无论处于何种情况下，我们大家都要保持一份冷静和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能忘乎所以，才能使自己取得主动的地位。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好有好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起报销。在这个问题上，要相信历史的裁判是最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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