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汉超：建国初期民族资本家的日常生活未受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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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玮琳

2015-08-23 12:16 来自 私家历史

2015年7月1日，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艾伦人文学部教授卢汉超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林》编辑部主办的“史林讲坛”上作了题为“适者生存：‘文革’前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的报告。卢教授长期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和城市史，著有《赫德传》《霓虹灯外》《叫街者》等多部享誉国际学界的专著。此次报告，他介绍了自己正在从事的有关1950-196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他在研究中发现，与我们固有的印象相反，解放后民族资本家的生活待遇并非急转直下，也不一定像某些海外回忆录描写的那样一团漆黑。

潘玮琳：您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是现代上海史研究方面的经典名作，其中对从人力车夫到小市民，从棚户区到里弄的市井生活百态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描绘。此后，您在《叫街者：中国乞丐文化史》中继续挖掘了另一城市边缘群体——流民与乞丐的众生相及其牢牢扎根于中国底层社会而生长出的绵延不息的“小传统”。您在此次演讲中介绍了有关建国以后资本家的生活。请问您的研究关注点是如何从庶民与社会边缘群体转向社会精英阶层的？
卢汉超：其实我的研究并不仅仅有关社会底层。例如赫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我称他为“中国第一客卿”，《赫德传》就是一本精英人物的传记。《叫街者》当然是关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但即使在《叫街者》这样一本关于城市贫民的书中，读者也可以看到底层社会和主流社会乃至精英阶层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往往是非常生动和具体的，而且恒久绵长，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霓虹灯外》中的小市民，包括了住在石库门弄堂里的店主和小作坊主人，有些就属于解放后被定为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群体的一部分，更有一部分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今天的报告一直是我的研究兴趣的一部分。学术界有一个交叉学科的领域，一般称作“日常生活研究”（Everyday Life Studies），我想我的研究大致在这一领域内。
潘玮琳：那时候喜欢说“民族资本家”。
卢汉超：建国后把“资产阶级”分为三类：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前两类是革命的对象，最后一类是团结、统战的对象。但具体划分时有相当的灵活性，往往因人而异。比如，康乃尔大学的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教授在关于建国初期上海刘氏家族的研究中就发现这一定义的模糊性。上海滩响当当的“企业大王”刘鸿生在1949年以后被划分为民族资本家，他本人对这个官定的身份十分困惑，因为他曾任英商开滦煤矿的买办，也在国民党政府的招商局任经理，所以按照共产党的定义，他应该既是买办资本家，又是官僚资本家，为什么自己被算作民族资本家？他曾经向周恩来总理当面提出这个问题。周总理很坦率地告诉他，政府需要这样的范畴来划分敌友，你是朋友，所以你就是民族资本家。这反映了共产党政策可以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的政策日益左倾，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了“文革”凡是资产阶级，均在打倒之例，民族资本家也被当作敌对势力了。
潘玮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卢汉超：我们知道，毛泽东对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向来十分关注，晚年可谓到了“痴迷”的程度。早在1958年，他就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很重视。张春桥之所以在“文革”中成为风云人物，追根溯源，在于他1958年刊登于《解放月刊》上的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此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其中有关供给制和平均主义的观点使毛泽东有“心有戚戚焉”的感受。毛泽东后来决定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刊登此文，并亲撰编者按，提醒大家注意这一问题。1966年，张春桥得到重用，与这篇文章有直接关系。后来有知情者，如以建国初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背景创作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提到张春桥当时已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处得知毛泽东在关心这一问题，因而投其所好写下此文，非其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自发思考。
到了“文革”前夕的1965年，毛泽东在接见时任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André Malraux）时说，现在中国重新产生阶级的力量十分强大。当时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他发动“文革”的原动力之一。到了1974年，已是“文革”后期，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时说，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掌权外，在工资制度等方面与旧社会没有什么差别。这说明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距离他理想中的均贫富社会仍然十分遥远。次年，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延续了他在1958年文章中的思路，只是阐述得更加具体，此文也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写的。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还讲过“林彪一类如果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搞不好就腥风血雨”之类的话。所以，总的来说，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一直忧心忡忡。

《上海的早晨》插图，该书反映了建国初期上海资本家的生活。
潘玮琳：从1949到1975年，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已经过去二十五年，毛泽东为何还对“资产阶级法权”如此担忧？
卢汉超：据我看到的材料，物质层面上的巨大差异确实存在。资产阶级所享有的特权，乃至“文革”开始以后，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存在，我们可以通过建国后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看出端倪。
要考察中国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上海当然是最理想的样本采集地。我可以用一组简单数据说明：1949年，上海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比为百分之三十六。根据1952年全国私营业者登记数据，全国私营业者人数是五百五十万左右，上海为十六万七千余人，不到全国总人数的百分之五，但是资金总额却占到一半以上，是别处无法比拟的。1964年的一项工资调查显示，全国月薪三百元以上的一千零四人中，九百三十七人出自上海。而这一统计实际是很保守的，有别的材料显示，当时上海的高薪阶层人数远超这个数字，且月薪一千元以上者也大有人在。对比当时上海职工平均工资水平，1962年的平均年薪是六百八十四元，满师的技术工人月薪四十元，1968年以后全市统一为三十六元。
以“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为例，当时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干部，月薪为六十四元，他在“文革”期间一路升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央委员，但也没大幅加薪一说。他的妻子在同一家工厂工作，月薪是二十四元。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第一年的月薪是四十六元，第二年调整为五十六元，上海比这一全国平均水平略高一些。不少回忆录也提到，毛主席当时的工资是四百零四块八毛，周总理是四百块八毛，与很多资本家相比，连一半也不到。
对在事业上有雄心创业的资本家而言，1949年以后，从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到后来的大跃进等等，确实是没有机会了。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并没有重大变化。而且，与解放前，特别是1940年代末战乱频仍、黑社会横行敲诈、物价飞涨的情形相比，建国后除了抗美援朝初期较为紧张外，生活还是比较平静和富足的。此外，到“文革”以前，人民政府延续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许多资本家的日常生活并未受到重大影响。法国著名的上海史专家白吉尔（Marie Claire Bergère）在她的《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一书中也简约地提到这一点。
潘玮琳：您能否为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卢汉超：比如，“水泥大王”徐美峰的女儿徐令娴女士曾回忆，共产党刚来的时候，有钱人自然是害怕的，但不久就很有些喜出望外。他们在高安路的洋房仍归他们所有，而且因为她父亲是水泥大王，房子在建造时用的是最好的水泥，外观时尚，工艺考究，建国后就成了“样板房”，经常有外宾来参观，每每由徐令娴接待。花园的池塘里仍养着金鱼，荷花盛放如旧，运动房里的乒乓桌等器材也整洁如新，诸如此类，他们感到在生活上与过去并无差别。
又如，永安公司四小姐郭婉莹（上海作家陈丹燕曾为她作传），她在解放时已经四十岁左右，完全是一个见解成熟的成年人了。她的说法十分生动：解放了，五星红旗替换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但对此我们几乎不加注意，因为政权的更替对日常生活没有影响。著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在公私合营后曾对记者说，在物质生活方面，自己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刘鸿生甚至写信给在海外的子女，劝他们回来，他在信中说：前途非常光明，刘家后代应该留在这里发展。
当时的一些海外报刊，如《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时报》等，在相关的报道中，差不多一致提到外国记者对上海资本家仍然过着奢华的生活大感意外。1966年5月，美联社记者Barry Richman到上海时，他以前结识的一位资本家朋友开了一辆捷豹牌跑车到机场来接他，并带他参观自己的工厂。Richman后来写道，他所见那位朋友的生活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主没有什么差别。建国后政府确实有组织地邀请外国人来华参观，类似见闻当然是经过事先安排的。但是报道中所描绘的工厂与原厂主居所的情形，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解放前后资本家生活状况的延续性，不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那样，资本家基本上被剥夺生存权利。
还有一个例子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已故作家程乃珊。她的家庭并不是刘鸿生家族那样的大资本家，但是她的祖父程慕灏是南京西路花园公寓（此建筑现仍在）的股东，公私合营以后每年的定息是三万两千元，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程乃珊描写她二十岁前在花园公寓的生活如同伊甸园。程乃珊的丈夫更是出身豪门，其外祖父吴同文是哈同路（今铜仁路）上那座有名的绿房子主人。因他喜好跳舞，家中客厅配有弹簧地板，招摇的家庭舞会在解放后也未停止，一直进行到“文革”前夕。当时的资产阶级子女，以戴雷朋太阳眼镜（Ray-Ban）、骑英国的蓝翎自行车（Raleigh）和拥有德国的罗莱佛来反光照相机（Rolleiflex）为荣，因为这三样东西的首字母都是“R”，所以“3R先生”（Mr. 3R）就成为了时髦青年人的代名词。

花园公寓
现居海外的上海人张大朋，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位他称作“华伯伯”的朋友在1963年说的一番话，大意是虽然经过了三反五反和公私合营等运动，他现在已不工作了，但是仍有一栋房子，拿的定息这辈子是吃不完的。这位退休的资本家有一次甚至拿了五万元送给张，说是根据星象学，他六十四岁要遭殃，倘或此卦成真，请他这位年轻的忘年交届时照顾一二。1966年“文革”事起，是年六十四岁的华伯伯果然“遭殃”， 不过最后仍挺过“文革”。1969年张结婚时，他的姑丈送给新婚夫妇一万元作贺礼，姑丈原为资本家，送礼给张时称自己“就是现在也还是个有钱人”。
大隆机器厂老板也有同样的感慨，就是有钱没有地方用。1962年外汇紧张时期，他一次汇了一万美元给他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当工程师的小儿子作零花钱。那年国庆时，他在国际饭店顶楼开了十七桌，每桌人民币一百元，用现在的物价水平来衡量，我看差不多是一桌价值一万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不过一个朋友开玩笑让他国庆节请客，他就订了十七桌。当时上海全市职工平均年薪还不足以付这顿饭的一半价钱。他家的花园在江苏路、愚园路一带，占地五千平方米，现在还在，一直是私产。他喜欢在家里聚会，常在开舞会前打电话到街道派出所，居高临下地打个招呼：“我家里今天要举行舞会，叉叉麻将，关照你们一声。”虽然早在1952年8月，政府就明令禁止打麻将。
潘玮琳：您刚才所描述的上海资本家在建国后到“文革”前的优渥生活，确实与许多文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日常生活状态很不一样。现在我们对于1950-1960年代的一般印象是，单位制下的城市个体的生存状态由其身处的社会环境与集体决定，一次次的社会运动左右着人们的命运、生活方式，在极其有限的物质条件下，时尚、品位或者格调是距离中国人日常生活十分遥远的东西。比如，1950年代后期到访中国的法国《世界报》记者罗伯特·纪兰（Robert Guillain）曾把当时的中国人形容为生活在红旗下的六亿“蓝蚂蚁”，因为他无论走到哪里，见到的中国人永远穿着一式一样的蓝布罩衫。在纪兰出版他的中国游记之后，“蓝蚂蚁”在西方世界就成为了描绘社会主义中国个人生存状态的一个生动符号。您谈到的那些仍然追求“3R”的资本家子女、照旧在家开舞会的资本家在这幅图景中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他们可以置身其外的原因是什么？
卢汉超：我想，根本上是因为共产党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灵活性，与我们一般的印象不同。刘少奇在解放初期到天津讲话时说过，我们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资本主义假如不发展，工人就要受罪。后来在“文革”中，刘少奇作为“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这番讲话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然而，这并不是刘少奇个人的看法，而是当时整个中共领导层的意见，毛泽东本人也这样看。刘少奇的这些讲话都是请示过毛泽东，并得到批准的。
当然政治人物都是复杂的，他们的论调会因时因地而变。毛泽东在内心深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渴望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但在操作层面，他也知道，中国要发展，离不开一定程度上的市场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而且中国已有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特别是对新中国这样一个饱经战乱而渴求发展的国家而言。毛泽东在1956年2月的全国工商联会议上明确指出，在经济上要照顾资本家，特别是大资本家。因为对于小资本家而言，政府给他们一些定息，当然对他们的生活有帮助，但是他们更大的利益在于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加入工人阶级行列，在政治上能抬头。但是大资本家的帽子不可能摘掉，那他们就希望在经济上得到照顾。
毛泽东还特别点到，当时的外国人特别喜欢到上海荣毅仁的家中去访问，看看他家有几辆车，有没有钢琴等等。毛泽东以此为例说，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这对整个国家是有利的, 并称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总要天理人情讲得过去”。毛泽东甚至还不无得意地说，当时一个法国资本家到访中国后感叹，假如法国共产党也学中国共产党的样子，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过去因为政治需要都没有发表。“文革”一开始，刘少奇就被打成了“走资派”，刘少奇确实讲过诸如“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剥削有功”这样的话，但刘少奇的这些讲话，都是得到毛泽东的同意的。
195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不过人民币十七亿元，折合美金才七亿元左右，所以毛泽东说难怪帝国主义要欺负中国，我们的工业产值才这么一点。言下之意，政府要照顾中国硕果仅存的民族资本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八个字被写入《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这都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政策，甚至文字都来自于他本人。1958年，毛泽东一方面在《人民日报》编者按中表达出对张春桥论“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情有独钟，另一方面在同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说：“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所以说，中共上层对待资本家方面有这么一个统战的意愿和政策，这一政策直到“文革”前执行得还是比较好的。

1956年1月，上海市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左一为荣毅仁。到“文革”前，人民政府和民族资本家处于蜜月期。
潘玮琳：除了建国后的统战政策外，民族资本家自身是如何争取自己的利益的？
卢汉超：旧中国的各类政权，从军阀到国民政府，到敌伪再回到国民政府，其实从未善待过中国百姓，包括生意人。所以相当一部分上海资本家或“资方代理人”与当时还以“新民主主义”相号召的政府非常合作。这些旧社会过来的所谓原工商业者， 极力适应新社会的政治规范和话语环境，使自己能在新政权下有立足之地，所以我用“适者生存”来形容他们。即使后来经过三反五反、公私合营这样的运动，这些人对政府的基本态度仍可用八个字来形容——“颇有牢骚，并无敌意”。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文化、有技术，在公私合营后仍然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政府所用，长期兼任厂长经理之类，在政治上也向政府靠拢，在行内被称为“前进分子”。中上层的资本家则通过各种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这样的组织，争取到一定的政治身份和实际利益。他们也往往鼓励自己的家属和子女融入主流社会。在1962年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以前，资产阶级子女还能争取到入团入党，成为政府表彰的各种积极分子，在升学、提职等方面也较少因家庭出身而受到歧视。在比较富裕的社区，积极参加街道里弄工作的基层干部中，也不乏资本家家属。所以有西方观察家称，直到1965年，中国共产党和资本家尚处于蜜月期。虽然言过其实，但也不是全无根据。
潘玮琳：那么到“文革”前夕，这些资本家的富有程度究竟如何？
卢汉超：这是我研究中关注的一个问题。我刚刚举到的一些例子都是比较著名的人物了。普遍的情况如何需要用一些统计数字来说明。为此我通过查阅档案资料与访谈，调查了“文革”初期抄家的情况。为什么要了解抄家的情况？因为公私合营时期交出的企业是台面上的公开资产，难以隐瞒，而中国人除了我们一般看到的炫富陋习外，更有“藏富”的习惯，所以当时核定的资产并不能反映资本家财富的全貌。抄家从当时的意识形态上讲是为了破除四旧，而从实际效果上来说，是政府挖了资本家的“家底”，拿走了他们的私房钱。
从上海抄家的情况看，可谓“战果累累”。在1966年8、9月抄家最密集的时期，全上海抄出的纯金条是三万两千五百公斤，金银首饰九十万件，珠宝玉器三十万件，美钞三百三十四万，其他外币三百三十万，银元两百四十万枚，人民币现款、公债等三亿七千万元。“文革”中上海被抄家的资本家家庭是四万八千家，抄家物资中贵金属与现款的总价值约为四亿八千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当时上海每户资本家家庭的不动资产相当于一般工人二十年的收入，可见当时社会虽然经过解放后的种种运动，旨在消灭有产阶级，但实际上的财富差距仍然非常之大。

“文革”时资本家被抄家的清单
潘玮琳：您花这么大力气收集这方面的案例与数据，想说明什么问题？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解放前后、建国后的前后三十年中国城市生活的变化有什么新的启示？
卢汉超：我想提出一个看法，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一旦政策放开，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并且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许多所谓摩登的东西就非常迅速地回来，我想原因就在于1949年以前的一些比较西化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从未被完全铲除，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是如此。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上海著名的老大昌，一楼卖蛋糕点心，二楼是咖啡座，“文革”期间也照常营业，里面坐的大多仍是那些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的人物。毛泽东时代的二十七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强调阶级斗争和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但是实际上，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一旦有机会就会马上全面恢复。所以上海相比中国其他城市，在融入全球现代性方面的步伐更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静水深流式的延续。
潘玮琳：您谈到解放前后以及建国后前后三十年中国城市日常生活方式上潜在的连续性，很有意思。一般的历史研究中，1949年前后是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前者属于现代史、民国史范畴，后者属于当代史、国史范畴。您的研究显然跨越了这一约定俗成的历史分期，这似乎也是新近兴起的一股研究潮流。您能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观察与思考？
卢汉超：西方史学界过去约定俗成的分期法是以二战结束为界，二战以后的历史为当代史，一般历史学者较少涉足。这种划分，转换到中国史领域，则是以1949年为界；四九年以后的中国，一般是政治学者研究的领域，也有一部分社会学家和政界、新闻界人士参与，历史学者则极少参与。历史学家的本性似乎是要等尘埃落定，再作判断。但最近二十年来，这种情况已有改变。就美国史学界为例，研究二战后的题目，如越南战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1960-70年代的民权运动、战后都市问题等，已成显学。
在中国史领域，由资深的历史学家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柯伟林 （William Kirby）、贺萧（Gail Hershatter）等人倡导，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年轻学者，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研究题目，或者在某个课题的研究中跨越四九年。我认为形成该潮流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历史并不是如以前一般认为的那样在1949年突然来了个义无反顾的大转弯，许多发生在四九年后的事有其早期的根源，而过去“旧社会的事情”在四九年后也仍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所以提倡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跨越1949年”。其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六十多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至今也已半个世纪，尘埃有点落定，可以做点比较实在的研究了。其三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各种信息比较容易获得；特别是五六十年代部分档案资料的开放对历史学者来说是极大的鼓励。此外，中国的崛起也使更多的人想探其究竟，对人民共和国早期历史的研究自然成为首选之一。当然也不能排除一些研究生认为当代史比较没有语言上的藩篱，材料上比较容易驾驭，因而选择四九年以后的题目做博士论文。
学术课题的选择和成果的发表是个长期的过程。总的来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但这个领域很开阔，也非做不可。尤其重要的是，趁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人还在，多留点口述材料，让一般进不了学者视野和政府档案的普通百姓也有他们的声音，我以为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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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弄堂照片是南京西路1522弄，南京西路常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