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汝棼：我所了解的“畅观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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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9月12日   16 版）


     北京市委在畅观楼召开的一次会议已过去很多年了，“文革”初期，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北京日报》连篇累牍地对这次会议进行“革命大批判”，这次会议一下子变成了“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成了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又一大罪状。“文革”结束后，“畅观楼事件”不见于正史，海外某些出版物大多是根据“革命大批判”材料写的。“畅观楼事件”究竟是一次反革命事件，还是一项正常工作，成了遗留的历史谜团。

    当年参与“畅观楼事件”的同志多数已经去世，作为一个还活着的亲身参与这一事件的人，我愿意将所了解的情况写下来，免得若干年以后，以讹传讹的记述反而以假乱真。

    畅观楼原本是清皇朝的一个王府，现在位于北京动物园内。“畅观楼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个地方还很幽静，并无畅观可言。1955年3月，毛泽东曾亲自到此看望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并同他作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对“畅观楼事件”进行“革命大批判”，畅观楼一时间出了名。

    “畅观楼事件”发生在1961年12月。这一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搞实事求是。“畅观楼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清醒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各地整风整社试点的经验。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实行方针、政策，要有一种方法。你们有很好的方针、政策，而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就等于没有。”1961年1月中旬，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提出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标志着党在经济建设领域的指导思想再次转向纠正“左”的错误，从主观主义转向实事求是。

    1961年5、6月间，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先要总结经验。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二次庐山会议）在庐山召开，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在会上讲“对社会主义，我们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与有关人员谈话时，多次谈到要大搞调查研究，总结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他感慨地说，他有三大志愿：一是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以便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做官僚主义者；二是骑马到长江、黄河两岸进行实地考察；三是写一本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人民去评论。邓小平作为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在会上也表示中央书记处要负主要的责任。

    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准备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通知指出：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为了准备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以来中央方针政策的经验教训，中央书记处决定委托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同志，在北京组织一个班子，查阅1958年以来中央书记处批发的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于是在1961年12月，北京市委组织、召集了一些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借畅观楼这个幽静之处，执行中央交办的任务。这就是“畅观楼事件”的由来。

    1961年12月，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项子明，在畅观楼召集市委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要大家查阅1958年以来中央书记处批发给北京市的由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以及少量的北京市委转发给下面区、县的文件。根据会议的通知，北京市领导机关各口都要派人参加。我当时是北京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主任，作为基建口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据我的记忆，当时来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各口的副职领导，个别人还带了一个助手。现在能记起名字的，除项子明以外，还有市农办主任常浦、市委文化部副部长韦明、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市委工业部副部长陆禹、市计委副主任万一。

    项子明在会上说，这件事是由中央书记处交办的，具体做法是把文件中认为有问题的段落摘录下来，待汇总以后上交中央书记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就开始工作。不过，当时大家并不是每天都在这里工作，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大摊子事要做。具体的做法当时称之为“流水席”，各口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随叫随到”，看完指定的文件，作一个正式的发言以后，就可以回去了。我当时大部分时间还在抓基本建设工作，只是被叫到时才到畅观楼去，查阅摘录文件。

    项子明对参加会议的人传达中央指示，说的是让大家把中央报告中各自认为有问题的段落摘录下来，并对相关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要求大家畅所欲言。但是，无论是在非正式发言的时候，还是在正式发言和做摘录的时候，大家都还是很谨慎，主要是根据当时中央坚决纠正“五风”的精神，对中央报告中一些浮夸和高指标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将其中的一些段落摘录下来。参加查阅文件的同志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批评，比如，对谭震林，说他压指标，说北京是锅底；对新华社，说乱放“卫星”。但这些批评都还是在中央纠正“五风”的范围之内，当时就公认的，并不尖锐，对党中央、毛主席更没有讲任何看法。毕竟我们这些人的党龄都比较长，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而且又刚刚经历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个个都是战战兢兢工作，夹着尾巴做人，即使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也不肯、不敢在会议上表露。而且当时我们对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很崇拜，认为毛主席过去是正确的，今后也必然是正确的，现在出现的一些困难，是下面执行中出了偏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三面红旗”的决策还是正确的。

    畅观楼会议的正式会期是九天。九天的时间里，大家是“你方歌罢我登场”，轮流到畅观楼查阅文件，发表看法。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对大家的发言，无论是非正式的讨论，还是正式的发言，都做了记录。正式会议结束以后，有关工作人员对摘录的文件进行了整理汇总，时间稍微长一点，大概是十几天。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完成了中央交托的任务。

    北京市委把查阅文件摘录下来的段落汇总以后，写了一个报告，上交中央书记处，同时也给北京市委的有关部门发了一份。我当时所在的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就得到一份。我看了以后，由基建委员会办公室存档。该报告分农业、工业、基建、财税、城市人民公社、教育6个方面，共有29项110多条，近2万字，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大家摘要的文件和发言，为七千人大会的准备工作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畅观楼事件”的经过大体上就是这样，在当时是很平静、普通的一件事。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普普通通的一次会议，居然会成为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一大罪状。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虽然已经“顷刻瓦解”、“一朝覆亡”，但这个“反党集团”到底有哪些反党罪行，老百姓并不清楚。不少人认为，“二月提纲”毕竟是出在中央的问题，《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也只能说是写文章的人的问题。因此，制造出一个为作反对毛主席的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做准备，背着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事件，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畅观楼事件”遭到“革命大批判”，成了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十大罪状之一。

    1967年春，我已沦为“黑帮”，被专政将近一年了。白天在单位挨斗、接待外调、写交代材料、扫厕所，晚上还可以回家。一天晚上，小儿子慌慌张张回家说：“爸爸，坏啦，动物园畅观楼办了一个展览，里面的会议桌上摆着‘黑帮’的名牌，还画了漫画像，也有爸爸的名牌和漫画像。”原来，小儿子到畅观楼参观过了。

    其实，《北京日报》、红卫兵小报和许许多多的大字报，已经连篇累牍对“畅观楼事件”进行“革命大批判”了。我已经多次为此被批斗，专案组严令我彻底交代参加这个“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罪行。

    对“畅观楼事件”进行“革命大批判”期间，各种揭发材料很多，姑且举出一例。1967年4月，当时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首都红卫兵组织散发了一份《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揭发材料。该材料宣称：1967年11月，在刘少奇、邓小平的庇护下，由彭真亲自授意，刘仁等指挥，带领市委内部各部委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西郊公园畅观楼密室“审查”中央发至县级以上的文件和毛主席的党内讲话、批示，其直接目的是收集反党材料，企图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配合“刘、邓黑司令部”，向毛主席猖狂进攻，妄图一举把毛主席推下台来，实行其反革命政变阴谋。这就是耸人听闻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

    根据各种揭发材料，以及对我的“逼供”，可以清楚地知道策划者为了制造“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确实费尽了心机。他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歪曲的：

    第一，捏造查阅文件的范围。根据项子明布置的要求，查阅的是中央书记处批发的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以及少量北京市转发给所属区、县的文件。这个查阅范围可以由参加会议的同志证明，也可以由当时在会上分发文件的同志证明，查阅以后汇总上报的文件更可以证明。中央书记处存有这份汇总上报文件，从北京市委的档案里也可以找到，北京市委有关部委的办公室也有存档。但策划者却一口咬定，这次会议查阅的是“中央发至县级以上的文件和毛主席的党内讲话、批示”。对查阅范围的这种篡改，真是用心险恶。

    第二，捏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革命大批判”文章里专门有一章，叫做“群魔乱舞”，说什么畅观楼会议上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历史上凡是犯了路线错误，都不能自己纠正”，说什么会上攻击“总路线”是违反了经济规律，攻击“大跃进”是万马折腾，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其实，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言论，查阅一下上报给中央书记处的汇总文件和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所做的会议发言记录，就可以一目了然，但是策划者偏偏要对已经被隔离审查的“黑帮”进行逼供。

    第三，捏造“畅观楼事件”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一点同样用心险恶。畅观楼当年是个幽静之地，挑选这个地方不过是为了工作不受干扰罢了。但是，“革命大批判”却绘声绘色地将这次会议讲成是“行动诡秘”、“策划于密室”，极力把这次会议诬陷成阴谋行动。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等强加给彭真的不实之词，均予以彻底推翻。至此，我们这些亲身参与“畅观楼事件”的人，总算是摆脱了身上的一道枷锁。

    总之，我所了解的“畅观楼事件”，是在1961年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搞实事求是的背景下，受中央书记处委托，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所做的一项正常工作，目的是为了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根本不是什么“策划于密室”的“政变阴谋”。

    （本文节选自《红色往事 ——党史人物忆党史（第二册）》，本文作者宋汝棼，济南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定价：60.00元/册，全6册 36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