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颐 重寻“畅观楼事件”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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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寻“畅观楼事件”的真实

作者：傅颐

《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5期

“文化大革命”伊始，北京市委被揭发出一起震动全国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事件”被诬指为“彭真反党反毛主席、阴谋篡党篡国的地下活动”并公开流传后，在党内外和社会上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冤案喧嚣数年，至1979年2月终获平反。但是所谓“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真相是怎样的，迄今未得到彻底澄清。许多关心此事和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甚至其中的一些当事人，也未知其详。现在，随着史料的不断发现，重寻“畅观楼事件”的真实终成现实。

一、由来

1961年冬，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为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央对1958年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加以清理的意见，彭真让北京市委对中央这一时期下发的文件也进行一次检查。市委组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对文件进行检查并整理出一份《摘要》。检查文件的地点，安排在北京动物园内西侧一座名为畅观楼的原市委的一个常用会议场所。这次检查中央文件的工作，同中央书记处组织人员检查文件一样，是为总结经验教训，为即将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

1961年初，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并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工作会议。这个设想，首先在1961年11月10日至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提了出来。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清理中央文件的要求。11月12日晚，毛泽东听取汇报并讲了话。他说：要把即将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帐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他还提出，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1]11月13日下午，邓小平传达毛泽东上述谈话的大意，并说： (毛泽东)要陈伯达把这几年发的中央文件清理一下，究竟有哪些不对，要开个单子。[2]毛泽东提出的清理中央文件的工作，是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一项准备工作。中央书记处随即进行布置。《杨尚昆日记》中记载：“下午办公，(陈)伯达同志来谈中央文件检查的事。”[3]

根据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决定，中央于1961年11月16日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史称七千人大会。

中央书记处检查“大跃进”三年来的中央文件后，编选出两本材料，并向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一个报告。邓小平在1961年12月1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和12月21日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都谈到这方面的内容。[4]在12月21日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到中央书记处编选的两本材料：“一本是毛主席讲话，结果没有错误；一本是具体指示、批转文件，毛病很多，许多毛病出在这里。”其中，第二本材料的内容，“有三个是权利下放的过多的，三个是关于高指标的，有四个是关于大办的，还有两个限期完成技术改革的。”邓小平说：“这些都是中央书记处办的。真话就是中央责任第一。过去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是出在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错了，还是出在具体措施具体政策？我们研究的结果、结论，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因此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间的问题。”

据此，邓小平认为，在中央书记处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要提到书记处四个方面的错误。(1)没有及时研究提出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或有些不合实际，具体政策本身就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2)计划指标过高、多变，不论钢、粮、煤指标。1958年至1961年四年中最多一年有七变的，今年变了三次。今年是变得最好的。(3)不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搞了几个“大办”。这几个“大办”影响很大，实际上冲垮了我们原来的方针，冲垮了群众路线。大办，轰轰烈烈是群众路线，但是它本身是违反群众路线的群众运动。这个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假象，群众并不高兴。主席讲，食堂群众就不高兴。(4)权利下放过多，还有许多电话会议、现场会议。中央书记处检查中央文件的工作及报告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肯定，成为七千人大会总结工作的基础。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说：“这个报告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5]当刘少奇还提出中央和各省委应该认真地清理一下近年来提出的不切实际的口号时，毛泽东插话说：“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6]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中央书记处检查“大跃进”以来的中央文件，总结经验教训，是经毛泽东同意的，是经中央决定的。在中央书记处清理中央文件的同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根据中央的要求，向北京市委布置了检查文件的工作。

据彭真的政治秘书张彭回忆：

有一天彭真从中央开会回来，对我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要把这几年的工作总结一下，要把1958年以来下发的中央文件进行清理，看看有什么不妥当的问题。中央政治研究室正在做这项工作。你可以把这些年中央下发的文件也找出来，看看有些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有些中央部门、地方党委上报中央的文件中也掺杂了一些错误的东西，我们没有细看就批转了。随后，我就把机要室现存的部分中央文件找出来看了一些。彭真后来给市委的同志直接谈了这件事。[7]

据彭真的机要秘书岳祥回忆：

一天下午，彭真把项子明找到家里，对他说，小平同志已跟尚昆同志谈过了，中央书记处让中央办公厅把这几年中央下发的文件检查一下，看有些什么问题。你这儿也组织几个人看看。当时彭真急着外出，就在院子里向项子明简要交待了这项工作。[8]

据当年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回忆：

1961年冬天中央办公厅开始检查文件时，彭真曾经找到我说，中央为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要对“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作一次系统检查，中央书记处已在做这项工作。小平同志考虑到地方党委更接近实际，说市委也可以找一些熟悉各方面工作情况、头脑清楚的人，把文件从头到尾看一遍，主要是中央批发的各地方、各部门的文件，可能问题比较多，彭真要我来组织这件事。当时我正忙于同计委、经委的人集中研究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事，我向他说明情况后，建议找邓拓来主持，彭真表示同意。[9]

二、经过

1961年12月12日至18日，北京市委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在畅观楼对中央文件进行清理检查。关于这项工作，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1．到畅观楼检查文件的有哪些人？

根据档案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参与文件检查工作的人员主要有：

市委有关部门负责人(11人)：项子明(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琪(市委宣传部部长)，常浦(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陆禹(市委工业部副部长)，苏一夫(市委财贸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张文松(市委教育部部长)，韦明(市委文化部副部长)，崔月犁(市委卫生体育工作部部长)，宋汝棼(市委工业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万一(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工作人员(7人)：张明义(市委研究室财贸组组长)，廖叔俊(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办公室负责人)，许孔让(市委工业部办公室秘书组组长)，赵学政(市委办公厅机要科科长)，冯学岩(市委办公厅机要科科员)，郎冠英(市委研究室工业组组长)，王振信(市委办公厅干事)。

有3人和畅观楼文件检查工作有关，他们是：邓拓(市委书记处书记)，张彭(彭真政治秘书)，肖甲(市委研究室负责人)。此期间，有3人到过畅观楼，但不是为检查文件工作，他们是：刘仁(市委第二书记)，范瑾(市委常委、北京日报社社长)，贾星五(市政府秘书长)。

市委指定邓拓主持文件的检查工作，但邓拓并未直接参与，具体工作由项子明负责。关于畅观楼检查文件的工作， 1980年3月17和6月8日，两位当事人项子明和陆禹接受北京市委有关部门的访问，并撰写了证明材料。项子明写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关于畅观楼问题，当时他并没有想起。到1966年5月11日，市委机关有大字报揭发这件事，提法就很耸人听闻。随后，华北局工作组开始进行追查，并质问：你们作为地方党委怎么敢审查中央的文件？项子明答：这项工作是彭真要市委查的，他是中央领导同志，他说是中央让查的。彭真传达说，中央决定要查文件，中央办公厅也在查。项子明对华北局工作组表示：“畅观楼查文件不是阴谋，一是很多人知道；二是中央决定让查的，中央也查，七千人大会还让查。”“畅观楼的事情很多人过手了，并没想保密。”陆禹在材料中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华北局工作组成员找他个别谈过话，目的很明确，只谈畅观楼查文件的事。这位成员先问了查文件的时间、参加人员、查阅范围等，并让他就这件事的性质表明态度。陆禹写道：“我据实谈了些一般性的情况。我说：这是彭真根据中央提的要求，让市委找一些熟悉情况的同志，查阅(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有什么问题，以便总结经验教训，责任不完全在下边，主要在上边。我当时还曾问过项子明，市委查阅中央文件是否合适？项说，彭真是根据中央决定这样做的，中央办公厅在查，听说辽宁省委也在查。”据此，陆禹对华北局工作组的这位成员表态：“这事我看没有问题。”

项子明和陆禹已经去世。除了他们的证明材料外，还有几位当事人的口述材料可以说明问题。据廖叔俊回忆：大概在1961年12月初，宋硕对我讲，市委有个任务，让我们帮看看文件。这样，我作为宋硕的助手到了畅观楼。[10]

据许孔让回忆：

检查文件的工作大约持续一周，前一星期二开始，到星期一结束，由项子明同志主持，参加人有常浦、陆禹、宋汝棼、万一、苏一夫、宋硕、韦明等。李琪去了，没有参加查阅文件。张文松和崔月犁去了，教育、卫生方面文件不多，他们都离开的早。当时管理文件的是机要科的冯学岩，科长赵学政只是开始时去过。第一天早晨，到达畅观楼的不到十人。赵学政、冯学岩带去了满满几皮箱的中央文件。各口负责人根据文件的多少，需要助手帮助摘要文件的，自己定助手。张明义、廖叔俊和我以及随后参加的郎冠英，都属这种情况。

工作开始时，项子明就工作要求讲过两次话。他说，不久中央要再次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中央由邓小平主持，把中央这几年下发的文件查阅一遍，作会议的准备工作。彭真根据中央书记处的部署，要我们也做些工作，找各部委熟悉情况的同志，把1958年以来中央的通发文件也重新看一遍，看看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比如推广了一些什么不切实际的经验，提出了一些什么不适当的口号等。彭真还说北京这几年发下去的文件也要重新看一遍，总结一下。有些问题没有把握，可以在这里研究问题，可以讨论，但出去后不要议论。项子明还说，彭真要邓拓负责这件事，我们中间要向他汇报一次。[11]

2.检查文件的范围

检查文件的范围，是1958年至1961年底中央通发的文件，包括中央下发的决议、决定、指示，中央批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文件，中央批转地方党委的文件。彭真提出，除中央文件外，对北京市委1958年以来下发的文件也要看一遍，但因时间仓促，市委的文件没有来得及在畅观楼检查。至于北京市委文件的检查工作，农业和农村工作口，在七千人大会当中几十位县委书记与会的情况下，已经做了全面检查和检讨。检查总结工业方面经验教训的工作，从1960年下半年就开始了。据储传亨回忆：

1960年夏，郑天翔同志亲自主持石景山钢铁公司企业管理的调查工作，后又组织第一机床厂调查工作；1961年根据中央要制定《工业七十条》的要求，多次召开大工厂负责同志座谈会，起草了《中共北京市委加强工业交通企业的领导与管理》的文件。在第二次庐山会议前，彭真、郑天翔同志在香山召集几个工厂的负责人，就北京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今后的方针，进行了广泛的座谈和研究。1961年10月，市委工作会议根据庐山会议的精神，起草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指示的若干措施》，提出北京工业今后发展的方向。这一过程联系检查了这几年一些文件的提法，也联系检查了市委主管工业的领导同志这几年的一些重要讲话。[12]

3.检查文件的大致过程

当年，几皮箱的文件分好门类，分类发给有关方面的人。这些文件就摊在畅观楼上西边会议室的大会议桌上，大家围坐一起看各自的文件，从中查找问题，作出摘要，最后整理成约2. 3万字的《中央文件摘要》。

据廖叔俊回忆：

我们一般上下午看文件，中午休息，晚上有的议论议论，有的回去照料本职工作。我和宋硕看高等教育的文件，中小学方面是张文松看的，卫生方面是崔月犁看的。李琪主要看宣传方面的，常浦看农村方面的文件。韦明看文化方面的。大家彼此有交流。

检查文件，关键是怎样看待和把握文件中出现的问题。据许孔让回忆：

大约在星期五上午，邓拓来畅观楼听过一次汇报。项子明等几个人简要汇报后，又有人提出，有些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法，没有把握。对此，邓拓讲了一番话。他说：你们都刚刚亲身经历了这几年的工作，都是各方面的负责同志。你们看的文件也多，都懂得中央发的东西很多，有中央自己的文件，也有中央批转各地方、各部门的文件，情况很不一样。在批发的文件中，中央认为某一经验是好的，指示各地区、各部门照此办理或一律仿行；或者中央认为文件很好，只要大家参照执行；有的文件，中央只是让大家参考，还有的只是说发给你们参阅。中央自己的东西，主要是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定和中央的工作指示，至于中央批发的文件情况很不一样，要做具体分析。

检查文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某些问题进行议论。如何看待这些议论？应当指出，当年参加检查文件工作的同志，思想是顺畅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自1961年初以来，中央一直在总结经验，对各方面工作进行调整，北京市委的部长、副部长都参与了这个过程，工作人员也了解中央精神。因此，在检查文件时，大家联系实际工作，尽可能比较准确地找出问题，又注意防止讲过头话。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传说他们攻击毛泽东、攻击中央，完全是恶意造谣。

据廖叔俊回忆：

讨论当中，有人提出，我们来看中央文件，要是看错了，怎么办？项子明说：这是组织上交办的任务。让你们看，你们就说嘛，说错了也不要紧，谁能保证都对呢？当时比较活跃的是陆禹、项子明和宋汝棼。他们议论过基建的“冒进”问题，如“烂泥头”(即烂尾工程)。“大跃进”期间，建筑方面出现不恰当地使用代用材料的问题。有的文件提出，钢筋混凝土可以不用钢筋做筋，而改用竹子做筋，要敢想敢干。陆禹看后就说，真有“妙文”呐!农业方面，当时中央书记处主管农业的书记谭震林对1958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的估计过于乐观，引发了毛泽东的错觉，于是提出粮食多了往哪儿放的问题。大家议论说：老人家上了谭老板的当。我们对毛泽东是很尊重的，也没有怀疑过“三面红旗”。

据许孔让回忆：

大约在星期六，已近中午，刘仁与范瑾、贾星五一起到过畅观楼。他们是早晨去了海淀的一个公社，回程路过到了那里。项子明拟向刘仁谈谈情况，刘仁没有听汇报，只是谈话中就总结经验说了几句话。他说：调查研究，必须是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就像前一段农村到底办不办公共食堂问题，去调查研究之前，先定了食堂还要办，调查结果就不能解决问题。他的简短讲话，给我很深的印象。

许孔让、廖叔俊都谈到，在检查文件的最后一天，肖甲到畅观楼听工作人员汇报情况，收回材料。肖甲将各方面的文件摘要进行调整、编排后，加写一段导语，作为整个工作的说明。《中央文件摘要》于1961年12月20日印出。至此，检查文件的工作基本结束。

三、蒙冤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北京市委首当其冲。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并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错误批判。会上，彭真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被停止，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也被撤销，改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华北局工作组于1966年5月11日进驻北京市委机关，接手各部门工作。5月23日至7月中旬，新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即“北京饭店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和中央通知，对原市委进行揭发批判和改组，并宣布对彭真、刘仁等市委18位领导同志的处理决定。这次会议还对原市委在畅观楼查阅中央文件一事进行追查。[13]5月26日，华北局工作组写出关于畅观楼问题的专题报告，即认定是“阴谋活动”。7月23日，新市委工作会议党群小组印发上报关于畅观楼问题的报告，认为前北京市委在畅观楼查阅文件，同“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样，是彭真反党、反主席、阴谋篡党夺国的‘秘密报告’。所不同的是，今日主席健在，彭真即下此毒手，实为赫鲁晓夫所望尘莫及。”北京饭店会议还进一步把1961年底、1962年初市委、市人委机关一些干部回乡探亲并进行的农村调查，定性为“彭真、刘仁亲自指挥”的“阴谋活动”，是“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上述材料，康生蓄意捏造“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步步诬陷、迫害彭真及北京市委的一大批同志。康生先是下令“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与北京市取得联系，搜集有关畅观楼问题的材料。1966年7月9日，康生主持“彭真专案小组”第一次会议时说：“彭(真)的地下活动是很重要的方面，要注意。有些秘密活动。畅观楼活动是一个。”按照康生的调子，“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和“刘仁专案组”分别整理、报送有关“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简报、报告。1966年8月18日，“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在《畅观楼事件是彭真亲自策划的篡党篡国的地下活动》的材料中，诬陷“畅观楼事件”是“彭真反党反毛主席、阴谋篡党篡国的地下活动”，“为彭真篡党篡国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作了准备”。康生当即上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阅(传阅完的文件回到康生办公室后， 8月29日交专案组存放)。12月，“刘仁专案组”报送了有关“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材料，诬陷旧市委“向党大肆进攻，制造反革命舆论”。12月8日，康生下令“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向红卫兵提供捏造的有关“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材料。此后，“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在社会上广为扩散，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1967年3月，谢富治主掌北京领导权后，就畅观楼问题在全市组织大规模的揭发、批判。8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评彭真的畅观楼事件》长文，称事件是“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是混进我们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彭真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8月8日，市革委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揭发、批判“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斗争大会，揪斗彭真、刘仁、郑天翔。据郑天翔回忆：

畅观楼检查文件本来是一项完全正常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闹得这么大，完全是康生、谢富治的事，最初是华北局工作组乱压、乱斗、乱上纲搞成那个样子的。当时我并不清楚康生炮制的这个指名攻击彭真、刘仁和我的材料，只记得从那时起，我和彭真、刘仁一起遭大会斗争批判多起来了，后来知道是康生、谢富治勾结一起搞所谓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来巩固谢富治的所谓新生政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喧闹了大半年。那以前，彭真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批斗，刘仁同志和我参加中央会后回到市委会议遭批斗，都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并不知道什么“畅观楼反革命事件”，也没有人追问过我。当年我没管过这件事，也没有听过项子明、王汉斌、肖甲汇报，说我说了些什么，都没有那么回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畅观楼检查文件工作的所有人员都遭到残酷迫害，还有许多那些年到畅观楼会议室参加过其他会议的同志也因此受到牵连(如没有参加检查文件工作的原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王汉斌受到揪斗、迫害)，直到1979年底才得到平反。此前，即使恢复了工作的同志，仍背着参与“反革命事件犯有严重错误”的结论。

四、平反

在揭批“四人帮”的最初一段时间里，由于此时的北京市委领导人的错误认识和消极态度，拨乱反正没有能够认真展开。中央采取措施，于1978年5月和10月两次对北京市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在中央加强领导下，北京的拨乱反正工作逐步有所加快。

1979年1月17日，经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为刘仁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2月17，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随后，北京市委在9月26日作出《关于为“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平反的决定》，上报中央，为包括“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在内的十大“罪名”平了反。《决定》指出： 1961年12月，中央准备检查1958年以来党中央下发的文件，以便总结经验教训。彭真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找了北京市委的一些同志，根据中央的要求，在西郊动物园畅观楼帮他查阅三年来中央下发的文件有什么问题，以便在中央讨论时，向中央反映情况。这是完全正常的，根本不存在什么阴谋。林彪、“四人帮”、谢富治以及原华北局负责人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诬蔑这是“为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准备材料”，完全是歪曲事实，蓄意陷害。

据许孔让回忆：

中央为彭真、刘仁平反后，市委感受到广大干部的强烈要求，认为有必要彻底澄清所谓“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问题的真相，在全市范围内公开为这一大冤案以及因此受到株连的所有同志和事件平反。否则，不利于三中全会后工作重心的转移。市委接受大家的意见，作出决定后，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和市委秘书长高戈商量，起草这一文件。经贾庭三同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商量后，由高戈主持，张明义是起草人之一。市委于1979年9月间将经反复讨论修改的文件报送中央，很快得到中央的同意。我记得当时接到胡耀邦同志秘书的电话。他说：请向贾庭三同志报告一下，市委关于平反的文件，耀邦同志看过了，认为可以。但是，中央不再批发这个文件了。因为这一段时间，中央批发的这一类文件太多了，可以市委自己发，说明已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就可以了。我立即写了电话记录，贾庭三同志看过后，就拿到林乎加同志那儿去了。林乎加此前已知道耀邦同志的这个意见。文件在林乎加处又放了一段时间，到12月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始当日晚间的一次市委常委会议上，林乎加说明情况并再次就文件下发征询意见，几位同志发言都说没有意见了，已经拖得太久了，赶快发下去!与会者多有同感。这个《关于为“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平反的决定》，在文件标题上面加了大一号字体的“已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出了，“畅观楼反革命事件”至此有了了结。文件下达后，仍有一些同志反映意见，认为只由“北京市委自己给自己平反”，文件不发到全党，不足以消除影响。原北京市委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十年，又三年迟迟不能就一大批冤案彻底平反，十多年中，许多领导干部调动了工作，各地方、各部门看不到这个平反文件，许多受株连的同志本人也没能了解事情真相，留下了不少遗憾。

据郑天翔回忆：

当年在北京工作的不少同志，如吴光治、孙以谨、王恩惠、沙平等许多工业系统的领导同志，因参加我和贾庭三在畅观楼召开的工业方面负责同志的会议或在西苑饭店开工业会议时他们到畅观楼会议室汇报情况，都不止一次，“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株连。他们以后又调到中央机关或外省市工作，恐怕都没有给人家澄清。市委自己发出文件平反，留下的遗憾已无法弥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京市委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平反，但对这些案件进行清查和结论，仍需时日。北京市委调整清查小组，用3年时间清查积案，于1981年12月形成《初步排出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发生的部分重大和典型案件》的清查工作报告，其中第五部分即关于“畅观楼事件”的调查报告。“畅观楼事件”的清查工作，由市委纪委筹备组的佘涤清(时任市委组织部长)、陆禹(时任副市长)、张青季(时任市委卫生体育工作部长)负责。清查小组在查阅大量档案材料、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后，写出约5000字的调查报告(报告并附有20个附件)，对“畅观楼事件”这一重大冤案的形成始末进行了详细的核实及说明。1981年12月25日，佘涤清等将调查报告上报又一届北京市委负责人，对作为北京市“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重大案件的“畅观楼事件”作了最终了结。

五、解读

40多年来，对于“畅观楼事件”，众说纷纭。“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件摘要》被当作彭真和北京市委“反党反毛主席、妄图搞反革命政变”的“重大罪证”。今天，要重寻“畅观楼事件”的真实，这份《摘要》便成为我们解读历史的关键。

1.《中央文件摘要》到底有些什么内容？

先看导语。导语600余字，对1958年至1961年的中央文件作了概括性总结。导语认为：“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中央下发的指示和批转的有关报告，主要问题是指标过高、计划过大、任务过重，一些事情要求过了头，其中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一系列文件中。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在工业方面强调调整计划、指标落实、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等；在农村方面，提出反‘共产风’、保护社员个人生活资料、粮食到户、供给制的比例按实际情况确定等措施等。七月庐山会议以后一直到1960年上半年，有些事情又要求过了头，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生产计划、技术革命等方面问题都比较多。1961年文件中的问题比较少。”

可以看出，《摘要》将三年“大跃进”分成三个阶段，即成都会议到第二次郑州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到1960年。1961开始全面调整，所以这一年文件中的“问题比较少”。这和今天研究者的判断大体一致，反映了文件整理者的是非取向。通过对不同时期文件的比较，《摘要》梳理出某些重大政策的变化过程，从中也反映出整理者对政策应保持一定稳定性的认识。

其次看《摘要》涉及的93件文件。它们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央下发的决议、决定、指示等文件，共19件，约占总数的20. 4%。第二类是中央批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党委的文件，共74件，约占总数的79. 6%，其中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51件，约占总数的54. 8%，地方党委的23件，约占总数的24. 7%。需要指出的是，从文件整理者对1958年至1961年这段历史的是非取向，以及文件反映的内容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摘要》涉及的93件文件并非都是作为负面政策清理的。在第一类文件中，作为负面政策清理的有7件，主要是发动“大跃进”和“大跃进”进入高潮，以及庐山会议后再次掀起新的“跃进”高潮时的中央文件。如：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决议》，1958年3月成都会议通过、4月政治局批准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60年3月9日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等；作为正面政策肯定的文件有12件，都是在“大跃进”出现严重局面以后，中央调整政策出台的文件。如： 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决议，1959年4月《上海会议纪要》，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的《党内通信》，1959年5月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1960年11月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作为正面政策肯定的文件，占第一类文件的63%。在第二类文件中，作为负面政策清理的文件有63件，约占第二类文件的85%；作为正面政策肯定的文件有11件，约占第二类文件的15%。

再次看《摘要》对六方面问题的清理情况。

(1)农业方面：粮食、棉花、油料等产量指标过高；农村人民公社规模过大；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过渡；在基本核算单位、社员个人所有制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公共食堂和社员口粮分配问题上，犯了“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错误；在发展畜牧业方面提出“大办”的口号；在农业机械化方面要求过高。

(2)工业方面：对经济形势估计过分乐观，生产计划指标过高；不适当地要求各协作区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不适当地提出“全民办工业”，甚至“全民办铀矿”的口号；全国职工人数增长过快；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推广新技术、介绍先进经验方面，推行许多不切实际、违反科学的措施。据《摘要》统计， 1960年中央共批发83件关于工业生产的文件，涉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有36件。这36件文件中有不少好经验，有些是带有方向性的指示，如1960年3月“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提出了“鞍钢宪法”；同年3月“中央转发聂荣臻同志关于技术革命运动的报告和毛主席的批语”，提出要“精心观察，随时总结”技术革命运动的经验，予以推广。但有些文件也出现不少偏差，如轻工业部党组提出“大战三十天实现煤气化”[14]；北京、上海的“超声波化运动”[15]；辽宁锦州以土法大搞高、精、尖产品[16]；煤炭部在全国推广水力采煤法[17]；哈尔滨196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的计划[18]，都得到中央的批转。

(3)基本建设方面：对工业建设的速度和基本建设的规模要求过快、过高；在基建的计划、设计工作上，在钢铁“小洋群”“小土群”的升级问题和企业多种经营、综合利用问题上，推行“大搞”、“大办”和“快办”。对此，《摘要》摘引一些正面政策的文件，进行比较、说明。如1958年12月中央批转的陈云在全国基建工程质量杭州会议上的发言，曾正确指出：“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要清醒地认识我们自己的‘本领不大’这并不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而是现实问题”；重申“一五”计划得出的“没有勘查不能进行设计、没有设计不能进行施工”的经验。但1958年，中央也批转了其他文件，在涉及工业建设项目速度时，对时间估计偏短，对所需投资材料估计偏少。1960年3月和5月，中央又批转建筑工程部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的几个文件，肯定“大搞快速优质设计”的口号。

(4)财贸方面：由于对农业的高估产，不切实际地开展“大购大销”运动；粮食收购调运紧张；在市场和城市副食品供应问题上，一些部门和地方作了不实事求是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在增量法和代食品问题方面推行不科学的经验和方法。

(5)城市人民公社方面：提倡以各种形式和过快的速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

(6)教育方面：强调“全党全民办学”，“用最高的速度普及教育”，要求过高过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高等学校招生人数过多；在教学改革和学术批判问题上，强调两条道路斗争，政治与学术的界限不清楚，不恰当地提出破教学体系、课程体系等口号。

从《摘要》整理的各方面情况看，“大跃进”期间出现的许多问题，如工农业的高指标、各种“大办”和权利下放过多等，主要集中在第二类文件上。这和前文提到的中央书记处检查中央文件后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也和后来七千人大会的经验总结大体一致。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畅观楼事件”的制造者们在拿到《摘要》后，始终不敢让人们知道其真实内容，“大批判”只就其中概述1958年以来工作情况的一段文字大作文章，无端指责、无线上纲。当年强加在北京市委头上的“反党反中央”的罪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2.《中央文件摘要》是否报送过中央？

《中央文件摘要》经整理、打印出来后，发给参加检查文件工作的市委有关部门的部长或副部长，但最终并没有报送中央。

据许孔让回忆：

发给陆禹的那份《摘要》，当时就说只是初稿，要进行讨论、修改。后来没有再讨论，也没有报送中央。我们写出《摘要》时，听说中央书记处已经完成了对中央文件的检查工作。有文章说，我们做的《摘要》对中央准备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起了多大作用，是不准确的，但对于帮助市委总结经验教训，是有作用的。这份文件，一直存放在我的文件柜里。

笔者曾致电赵学政，询问《摘要》是否报送中央的问题。他回答：“《摘要》没有报送中央。”[19]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文件报送已经制度化。今天，我们看到的《摘要》，只是打印稿。由于有多位整理者经手，风格不太统一，文件中还有些疏漏，如有极少数文件，在前后文中出现名称、时间不一致的情况。张彭和当年彭真的另两位秘书王林、岳祥都很肯定地说：“《摘要》送来后，没有报送中央。”[20]

事实上，在七千人大会前，彭真于1961年12月上旬赴山西、河北进行农村实地调查，回到北京已是12月15日。12月16日，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中央书记处组织检查中央文件而形成的两本材料。北京市委办公厅作出的《中央文件摘要》晚了几天才完成，没有再向中央办公厅报送是很自然的了。

2008年4月初，笔者与张彭、许孔让、廖叔俊等同志一起参观了畅观楼。重返畅观楼，对当事人来说，无疑多了一份对岁月的感慨和回忆。就笔者而言，则是又踏上了一段寻求历史、感受历史的路程。历经110年风雨的畅观楼，外立面依然保持旧貌，无言地见证那段逝去的时光。


[1]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85页。

[2] 《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第297次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谈话的大意》（1961年11月13日）。

[3] 《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第92页。

[4] 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年）第37、39页。

[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98页。

[7] 采访张彭同志记录，2006年6月15日。

[8] 采访岳祥同志记录，2008年4月30日。

[9] 采访郑天翔同志记录，2008年5月2日。下文所引的对郑天翔同志的采访纪录，时间相同，不再另注。

[10] 采访廖叔俊同志记录，2005年7月12日。下文所引的对廖叔俊同志的采访纪录，时间相同，不再另注。

[11] 采访许孔让同志记录，2005年2月15日。下文所引的对许孔让同志的采访记录，时间相同，不再另注。

[12] 采访储传亨同志记录，2007年1月9日。

[13] 周鸿主编《北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362页。

[14] 中央批转轻工业部党组《要积极推广实现煤气化的经验的报告》（1960年4月11日）。

[15] 中央批转北京市化工局和上海市委《超声波神通广大要大力推广的两个报告》（1960年5月5日）。

[16] 中央批转辽宁省委《锦州市土法大搞高、精、尖产品的报告》（1960年4月7日）。

[17] 中央转发国家技术委员会党组和煤炭部党组《关于水力采煤问题的报告》（1958年8月16日）。

[18] 中央批转一机部党组和第一机械工会分党组《关于推广半机械化机械化自动化经验的黑龙江现场会议的报告》（1960年2月26日）。

[19] 采访赵学政同志记录，2006年7月18日。

[20] 采访王林、岳祥同志记录，2008年4月30日。


傅頤，女，瑤族，1968年10月出生於廣西南寧。先后就讀於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二處處長，副研究員。

近五年來的研究方向為1956年至1966年中共黨史研究與口述史研究等，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的執筆者之一，並多次承擔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多項重點研究課題，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共黨史資料》、《百年潮》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20余篇，主要代表作有：《圍繞“ 兩個凡是” 和“綱”的轉移——訪華楠同志》（《百年潮》2001年第1期），《北京市委與天安門事件的平反》（《百年潮》2003年第9、10期），《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央對東北工業基地的經略和建設》（《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3期），《60年代初高教〈六十條〉的制定、試行及歷史經驗》（《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3期），《重尋“暢觀樓事件”的真實》（《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5期），《“大躍進”前后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建設的歷史回眸——兼論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的初創》（《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0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