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曽鸣：文革期间总政没有被军管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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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总政没有被军管过吗?

余汝信 曽鸣


　　大约十年前，本文的笔者之一余汝信在访问了亲历者刘江亭之后，写有《是谁下令军管总政?》一文，在简述了文革中总政被军事管制的过程后指出，“命令军队下级单位的有关人员，对军队的三大总部之一、军队的最高政治首脑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这确实是一件不符合常理的很‘搞笑’的事情。而这样的命令，除了自命为这支军队‘缔造者’的毛泽东本人，还有谁敢下达?”
　　2014年，网上有文贝先生，作《总政治部“被军管”是林彪体系内部较量的结果》，在未注明出处而对余汝信该文大段抄袭后声称：“他（注：指余汝信）提出的总政治部被军管并不是事实，也没有确凿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余汝信之所以编造出一个‘对总政实行军管，是毛泽东本人亲自下达的命令’，源于他的固有观念，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领导者（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是毛泽东利用了党内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付诸实践。始作俑者、利用者，皆为毛本人’。”文贝又武断地声称，“‘军管总政治部’是一种误解”，“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时期里，没有所谓的总政治部军管小组……”
　　本文为对文贝先生以上言论的回应。

　　一、军方对总政军管的有关论述

　　余汝信当年写作《是谁下令军管总政?》的原意，是对《李德生回忆录》有关总政军管某些说法的批评。因此，该文引述了李德生的一段话：“他们甚至在1968年10月，派出军管小组，对总政治部实施‘军事管制’，演出了一场荒诞的闹剧。”
　　本来，李德生已明确肯定了有总政军管这么一回事，但文贝先生偏喜欢较劲，声称，《李德生回忆录》等书“在‘军事管制’一词中都加了引号，说明这一用词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管制，而是一种概念性的说法”。
　　对一个专有名词是否加引号，并不影响其本身的词义。李文中的引号，仅表明李德生给该词加上了贬义的标签，而非加上引号就可改变了其内涵。文贝说加了引号是一种“概念性的说法”，有点不知所谓。何谓“概念”?就是将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如果没有总政被军事管制的既有事实，何来总政被军事管制的概念?更何况李德生已说“派出军管小组”(军管小组一词李并未加引号)，这个军管小组到总政不实施实质性的、“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管制，要军管小组干什么?!
　　抛开私人著述性质的回忆录不说(其实《李德生回忆录》亦经过官方的审定)，军队官方的出版物，对总政军管有着更多的论述。
　　举例来说，早于二十年前出版、由总政组织部编纂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即写道：“……同年11月，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治部领导。1968年10月，总政治部被军事管制。1969年12月，总政治部恢复办公，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正式任命时间为1970年4月)。”
　　近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是在全军《军史》编写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由军事科学院及全军有关单位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历时十三年编纂完成的。这部《军史》的第六卷提及：“1967年6月以后，全国局势更加混乱，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部门不断增加和扩大。到1968年，对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实行军管和派出军代表的单位达到68个。1968年10月，对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实行了不正常的军事管制。”
　　“不正常的军事管制”，也同样是军事管制。权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四至六卷出版于2011年，文贝的文章则写于2014年，这就说明，文贝先生不是一般的孤陋寡闻，写文章前根本不去查找有关资料就发表高论，只能惹来笑话。

　　二、总政军管是毛泽东批准的

　　1968年3月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任组长后，吸取历史教训，对军队的调动权限、军内干部的任命权限，均重新作了明确的规定。
　　1968年4月26日，军委办事组改组刚满一个月，即下发《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规定中明确要求：执行各种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变更，一律呈请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审批后才能行动;凡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无论部队大小均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方可行动。
　　1968年5月28日，军委办事组改组两个月后，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建议并经批准：副军长、军副政治委员以上干部，报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批准;军参谋长、军政治部主任、军后勤部长、师长、师政治委员，由军委办事组批准。这一规定，比1967年5月10日军委批准总政制定的《关于师职以上干部任免权限和审批手续的规定》，大大缩窄了权限，1967年的规定是：“各军区、军种、兵种和三个总部军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经军委常委讨论通过，报林副主席同意后，再呈报主席、中央，经毛主席批准后公布命令。”
　　鉴于有上述一系列明确规定，1968年10月间对三大总部之一的总政治部实施军事管制这么一件大事，不经毛泽东本人亲自批准，“他们”(《李德生回忆录》所言，具体不知指谁)怎么敢自把自为去干?(这也是余汝信对《李德生回忆录》最主要的批评。)
　　总政军管究竟经谁批准，近年大陆的正式出版物终于也有了一个远比《李德生回忆录》更清晰明确的说法。这就是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的《曾经沧海——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其中提及：“更为奇怪的是，经过毛泽东批准，林彪等竟于1968年10月派出军管小组，对总政治部实行军管。一个军队的高级领率机关竟然被军管，堪称军队发展史上的‘一绝’。由于总政的大印被封存，当时被派出执行‘外调’任务的干部，拿的介绍信竟然是以‘总政军管小组’名义开具的，使得一些接待单位(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的)都感到惊诧不已，表示不好理解。”
　　该书又称：“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准对总政治部实行军管呢?从总政军管小组传达的毛泽东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出某些看法。毛泽东说：对总政要像清华一样，不要把它看成落后单位，不要封锁他们，要向他们开放，要向他们做工作，工作做得好，落后单位还可能赶到前头来。从这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是把清华大学看成‘文化大革命’中的先进典型，而把总政治部看成‘文化大革命’中的‘落后单位’的。总政治部既然是在大是大非中的‘落后单位’，怎么能去履行全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领导职能呢?这大概是毛泽东批准对总政治部实行‘军管’的根本原因吧!怎么办呢?‘要像清华一样’，通过军管去做工作，使总政‘赶到前头来’。”
　　《曾经沧海——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一书，为原国防大学教授瞿定国、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先廷与李德生谈话30余次、“经过采访、查阅、整理、推敲、修改，耗时十数载”而成(见该书“前言”)。该书在“总政军管究竟经谁批准”这一问题上纠正了《李德生回忆录》的错误说法(也许《李德生回忆录》中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李的本意)，是一非常难得的进步。
　　《曾经沧海——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的出版，比文贝的文章出现早了一年。文贝可能因偏于徐州一隅，未见过京城大著。否则，以他的本性，他是否也会质问瞿、刘：为什么编造出一个总政军管“经过毛泽东批准”?这样说，有何企图?目的何在?

　　三、刘江亭的检查和交代——不仅派驻了军管人员，还派驻了工宣队

　　1973年批林整风期间，刘江亭(时任军部驻陕西宝鸡的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是兰州军区和陕西省的重点批判对象。3月21日，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在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上指责道，“刘江亭同志在北京会议上态度不好，向党交心不够，在毛主席身边，你失掉了这个机会。你销毁档案，这样大的事为什么不向中央讲?那时候没有讲，‘九•一三’事件以后，为什么还不向中央揭发交代?你一不揭发，二不交代，还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这些问题中央早就知道，你在北京已经失掉一个机会，这次可不能再失掉这个机会。”
　　1973年4月25日，刘江亭向“中共陕西省委、兰州军区党委并请转报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做出《我的检查和交代》。这一长达1.7万字的检查交代，带有十分强烈的时代烙印，不过，也大致透露了1968年10月至1970年4月间总政军管的整个过程。刘江亭述及进入总政军管初始阶段时称：
　　林彪及其死党黄、吴、李、邱一伙，在对原总政的军管中，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施展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诡计。1968年10月25日下午，我们刚到北京两三天，林贼死党黄永胜、邱会作就在京西宾馆接见我们负责搞军管的五个人(王宏坤、刘维成、赵天元、潘德田和我)，给我们交了五项任务：清队、整党、大批判、人员分工和档案材料问题。在交代任务时，他们极端仇恨总政广大革命群众，向我们灌输了林贼提出的“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反革命纲领。他们恶毒地说：“总政水深王八多”“是一筐烂梨，要先倒出来再拣”“要狠揭总政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砸烂总政这个阎王殿”。他们还说：“五一三”是重大政治事件，要以“五一三”站队划线;总政坏人很多，整了很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你们要严加管理，防止“毒素”扩散。当时，黄永胜宣布：王宏坤任军管组长，原则上挂帅，刘江亭任副组长，负责具体工作。同时还向我们交代说：“你们进总政以后，要依靠‘斗批筹备处’。”(这个“筹备处”是他们一手扶植和操纵的)后来，黄、吴、李、邱一伙在11月3日、7日接见我们时，又进一步交代要依靠那些人，他们把“斗批筹备处”的头头和他们的亲信芦前安、魏建群、辛国治、肖麦萍、林谦、国光等人说成是“好干部”，要我们“依靠这些人，重用这些人”。同时，他们还点了一些所谓的“坏人”，并说秘书处和政工研究处是肖华的“黑心脏”，保卫部是专他们政的，联络部是联络敌人的，干部部是配黑班子的，宣传部的坏人很多，等等，把总政说成漆黑一团，叫我们不要相信总政的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他们还别有用心地说：“你们进了总政，要提高警惕性，头脑不能太简单。”就这样，我们带着林贼提出的这条反革命路线进了总政。
　　刘江亭的检查交代还透露，“1968年12月12日我们到军委办事组汇报，我比较系统地汇报了所谓总政‘阎王殿’的问题和军管工作打算。黄永胜一伙听了我的汇报后比较满意，这说明我的思想符合他们搞阴谋的意图。当时，我们感到军管人员少，工作展不开，他们就确定两条措施：一是增加军管人员，从兰州军区和二十一军调六十个人和一个连队，又从总后军工厂调二十个女同志作为工宣队，实际上是加强了在总政实行他们反革命阴谋的力量。”
　　从刘江亭上述检查交代中，我们可以得知：不仅向原总政这一军队最高政治首脑机关派驻了二百人左右的军管人员，还向其派驻了二十人的工人宣传队!从这两项（尤其是后一项）完全出乎常人意料、令人惊诧不已（文贝先生至今还拒绝相信）的非常措施中，可以窥见，当日，是多么的荒唐，多么的可笑!

　　四、军委政工组取代总政治部

　　余汝信在《是谁下令军管总政?》一文中，谈及了军委政工组。文贝在抄袭了大部分内容后，自行发挥称，“军委办事组政工组介入总政治部工作”，这实际上是一知半解就发议论。军委政工组与总政的关系，军方的准确表述为“取代”而非文贝所说的“介入”。军委政工组成立前，总政治部已然瘫痪。军委政工组于1967年11月21日经毛、林批准成立，宣告总政作为一个机构已不复存在，军委政工组部分(并非全部)担负起总政原来的职能。
　　1968年1月至1969年12月整整两年间，总政治部的身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更遑论如文贝所称有什么以总政名义下达的批示或文件署名!
　　军委政工组的全称，为“军委政治工作小组”。1967年12月8日，林彪在和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军委政工组、文艺组、军报组时称：政工小组的根本任务，一是管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是管好干部，实际上一个是解决思想问题，搞好思想革命化，一个是解决组织问题，搞好组织革命化。事情千头万绪，处理不完，你们抓住了这两条，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1968年1月30日，军委办公厅以军委(68)1号文件印发1月19日《军委批转军委政工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政工组的报告“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五项建议：“一、以最大的决心、最强的毅力、最主要的精力，狠抓活学活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二、认真考察和熟悉了解干部，正确使用干部，配好各级领导班子。”“三、加强对解放军报社的政治思想领导，帮助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报社的建设。”“四、在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加强对文艺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树立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队伍。”“五、指导总政治部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帮助总政治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搞好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坚决斗倒斗臭总政治部机关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上述第五项工作，在总政军管后，实际上已移交军管小组履行。
　　《报告》又提出，“根据林副主席指示，政工小组的主要精力是抓好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熟悉了解干部这两项中心工作，为此，部队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业务工作，主要由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和各总部的政治机关负责进行。”
　　文贝先生可能没有看过这个报告，在文章中说什么“就当时而言，这个军委政工组介入总政的只是文化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文艺工作只是军委政工组取代总政后的五项工作之一。

　　五、总政军管的“确凿证据”

　　文贝先生声称，总政军管一事，“没有确凿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
　　一般法学意义上的证据，指物证、书证和证人证言等。至于史学范畴的证据要素，我们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唯认为本质上与法学意义上的证据应大同小异。
　　这样，如果我们在论及总政军管的证人证言时，我们已经知道，已存在有亲历者(法律意义上的当事人)刘江亭的《我的检查和交代》、李德生的《李德生回忆录》等。
　　书证，我们可以举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和《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等等。
　　至于物证，即一般最为重视的实物证据，因为事隔四十多年，而文革时期的官方档案(尤其是军方档案)又不开放，加上总政军管主要功能在于对内(原总政机关干部)，寻找起来的确有些难度。但总政军管毕竟有两年时间，怎么都会留下些蛛丝马迹。这样的物证，恰好我们手头上就有一份，这就是以总政军管小组名义发出的一份“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
　　这份外调介绍信，是将原总政直属政治部介绍信的署名，用笔将“直属政治部”划去，改为“军管小组”，以旧物利用的。该介绍信如下：

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
直政第007711号

中国舞剧团革命委员会：
　　兹介绍郭荣兰 夏静寒同志系中共正式、预备党员前往你处通过组织了解反动组织“5·16”的有关问题，请接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管小组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介绍信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事管制小组调查材料专用章”红色印鉴。
　　可见，文贝“没有确凿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的论断，下得太过轻率。事实证明，这样的“确凿证据”（即便是最为稀罕的实物证据）即便在民间也是存在的。文贝先生没有见过，不等于就没有这样的证据。当我们把确凿证据拿出来后，不知对文贝先生主观武断的学风、文风，是否多少会有一些触动?
　　（相关简介：余汝信，独立学者；曾鸣，历史研究者。）


《领导者》总第64期（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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