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斯特理文革亲历记—文化大革命49年祭

tuffy05

夏斯特理文革亲历记
——文化大革命 49年祭

目录

一、一声惊雷天下响  风云变幻费思量；
二、革命运动波涛涌 冷静思考稳行动；
三、领袖接见红卫兵  徒步千里求真经；
四、紧握发展大方向  一斗二批三改良；
五、坚持复课学知识 专业试点有特色；
六、深入基层重调研，教育改革谱新篇；
七、句句真理太夸张，形左实右引猜想；
八、赴边塞远离政治  沉下心埋头做事。
九、后记

第一章       一声惊雷天下响  风云变幻费思量

    公元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犹如一声惊雷天下响，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后一连串的事件：人民日报六月二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六月三日中共北京市委被改组……一时间，引发了全国高校文革浪潮；六月二日清晨，在西安某著名高校内，一夜之间涌出上万份大字报，贴满学校行政大楼四周及走廊，还有几十个专业教研室。大字报的矛头直指校党委、校各级行政领导、学者教授，大量的篇幅提到了十年前的反迁校运动。当时我是年方20岁的二年级学生，看了一些重要的大字报后，坐在行政大楼门前的草坪上陷入了沉思：这是怎么回事，共产党领导下，建国17年，社会主义祖国不是蒸蒸日上吗，忽然各级党委都有问题了？毛主席不是说过，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百思不得其解。六月四日，西北局、省委就派工作组火速进校，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像五七年右派向党进攻类似的反革命事件（错误地判断形势），开始排查反动师生。六月六日， 有小部分师生对工作组工作进行抵制，贴出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进行压制，并宣称，“我们工作组是西北局派来的，西北局是党中在西北的派出机关，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西北局，就是反对党中央”。 一位后来全国闻名的学生因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十大罪状、工作组十大阴谋”，被定为反动学生，并服安眠药自杀，后被抢救过来（工作组撤走后当选校文革主任），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某大学“六六事件”。在此期间，我研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有关批判北京“三家村”的文章，学习了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认识到文革是一场反修防修，同党内修正主义的斗争；但同时心存疑问：文革前我因为在校广播台担任记者和编辑，接触过一些内部材料，看到过毛泽东主席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当时就三年困难时期的工作做了自我批评。我也读过前北京市委机关杂志“前线”，和前北京市委书彭真在国际上的一些重要讲话。因此，我认为不是所有党委都烂了，而是要具体分析，也不是对毛泽东主席的批评都错了，也要具体分析。毛主席说过，有两种人不会犯错误，一是刚出生的婴儿，一是临终的老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想毛主席也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思想是真理，真理也有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分。
      在一次全班级同学学习“十六条”会议上，我把我的疑问公开了，引起了渲染大波，但没有人能反驳我的观点。私下里要好的同学说你姓夏的总是有理，就叫你夏斯特理吧。这个外号就出来了，这个疑问也搁下来了。但是我仍然以全票当选为班级文革小组长。然而在后来红卫兵运动兴起时，登记红卫兵名单，班上有两人在外，一个是地主出身的同学，另一个就是有疑问的我（出身城市贫民）。   

第二章   革命运动波涛涌  静观发展稳前行；

八月初，毛泽东主席的“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出以后，各高校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我校师生组织了100多个战斗队，但统一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旗帜下，没有分派。我们班级还是以文革小组开展活动，没有另外的组织。学校绝大多数学生没有参与打砸抢，抓揪抄，只有聚集了100多名学生（全校师生近万名）的红旗战斗队比较激进，他们组织了对前校领导的批斗，并到教授家抄家，赞成的人不多，我们班没有一个参与，（后来在六八年三月，前校长彭康被山东来校外调的红卫兵游斗致死）。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公开化以后，曾经压制学生运动的工作组受到批评。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首都百万红卫兵时，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此后我校各级文革组织、各战斗队，在校行政楼402室（一间有600多平米的会议室，是我校文革期间有名的民主讨论场所），召开形势分析会，一致认为省委执行了刘邓司令部的错误路线，需要向省委领导问责。于是以陕西日报事件为由头（陕西日报8月初刊登一幅毛主席相背面一页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对应的纸老虎，被视为对领袖的不敬）全校近万名师生在8月22日集合赴西安大差市口问责省委，随后举行了两天的静坐绝食示威，我们班全体都参加了。最后中央文革小组出面，由省委主要负责人和我校学生领袖进京调解处理，示威结束。

第三章  领袖接见红卫兵  徒步千里求真经；

66年10月初全校师生按省里统一部署到北京一周，参观北京高校文革情况，于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检阅。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赞扬了一支红卫兵队伍徒步串联的行为。我在学校首先贴出倡议，组织红色长征队，徒步到毛泽东主席家乡湖南韶山，沿途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当即有同学响应，全校第一批60名各个年级同学组成4个分队出发，我们第一分队10名男同学、5名女同学，于11月3日翻越秦岭，途经陕西、河南、湖北、湖南，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历经磨难；当时全国的红卫兵串联活动尚未大规模开展，我们到老乡家按社教队的规定每吨饭交4两粮票1毛钱，有时进城了也买菜自已烧一点。住宿自带被子大多数睡地埔。每天最少时行走60里，最多时达130里。除个别女同学实在走不动搭一会车，男同学都没有坐一步车的。历时50余天，12月25日到达韶山。一路上在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走访了各个革命时期的老红军、老战士、老工人，探求中国革命的历程，感悟人民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在一些革命老区，我们坚持只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干涉当地工作。有好多普通家庭，把我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做佳宾，甚至把结婚的新房让给我们住。在韶山我们参观了毛泽东主席旧居。此后经湘潭到长沙，在长沙毛主席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走访学习。当年毛主席“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斤方遒”的气概，令我们无比崇敬。最后从南昌到萍乡安源煤矿时，传来上海发生一月革命风暴的消息，我们停止了历时三个月的徒步串联，在春节后返校；在我们带动下，全校有数十个徒步小分队队出发长征。

第四章   紧握发展大方向  一斗二批三改良；

     返回学校后，响应中央号召，深入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当时班上有位同学参加了刘邓六十年代初到西北之行的情况调查，获取了西北局丈八沟招待所提供的刘邓的讲话记录，回校组织分析批判，让我参加并作为主编，编写了相关批判文章，还请当时的学校美术创作班子“飞鸣镝”、“ 一片红”配套了漫画，印成报纸发表，影响很大。六七年春，西安的造反派因对原省委书记的不同态度而分成两大派，我和本班同学都没介入派性纷争。校革命委员会建立后，我被推选为系下属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并进驻教研室组织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和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举办过几次对双肩挑的批判会，都是温和地处理；主持教研室日常学习会时，那些老师们很少发言，我都是找点学习材料或读几段报纸后，就宣布结束，没有任何过激的方式。
随着省政府三结合工作的进展，西安两大派的矛盾不断升级，而当时的陕西驻军在支左工作中拉一派压一派，对以我校为首的“东派”打压很厉害。在六七年八月五日，我校各级组织在行政楼“402”室开会，分析了解放军报的“八一社论”，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这篇社论是指向军内走资派的信号，陕西驻军负责人有问题，由此发生了冲击驻军大院并静坐示威的事件。在参与静坐一个多星期时，我回校取衣服，了解到西安两派工人组织有动武的可能，看到了整卡车的工人手持长矛在调动，我决定撤离西安。那天，我系一位同学，拿了一支驳壳枪到我面前炫耀，我说你弄这玩意儿做什么，他说“文攻武卫”嘛 ，我说你攻谁？谁是你的敌人？你这是找死！在我的劝说下，他上交了枪，与我一道坐火车回老家去了（他是浙江衢县人）。谁知道第三天上午刚到江苏老家，就碰上弟弟（时年17岁上初三）腰扎子弹袋，准备出门参加武斗，我大声喝道：还不在家呆着，你知道你拥护的是什么样的人，你反对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听了我的话，他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了。后来了解到九月二日，西安两派曾发生小规模的磨擦，有数人受伤。我校学生没有人参与武斗。“八五静坐”在坚持了40天后，在总理的指示下撤离。针对中央文革某些成员错误地指示发表“八一社论”，毛泽东主席说“还我长城”（指军队的稳定）。

第五章   坚持复课学知识 专业试点有特色；

我们学生还是做学生该做的事情。为了探索教育改革，我发起成立了教改试点小组，取名“火炬小组”，小组5名学生，3名老师，1名工人，我担任组长。三名老师分别是教研室的副主任和两位骨干。同学们戏称我们是研究生班。在教改试点组，我们边学习相关专业知识，还参加劳动实践，当时还生产了出口的仪表盘。在我们的影响下，专业各班陆续组织复课。但也有少数同学嫌本专业是苦脏累，不愿学习专业知识，他们给我说，只要你同意发起从高校砍掉这个专业，我们一致推举你做专业委员会正主任，我笑笑，砍了这个专业，还要这个正主任做什么呀。

第六章   深入基层重调研，教育改革谱新篇；

时间到了六九年的三月，为了深入开展教育改革，系里召开研讨会，会上同学们各抒已见，有同学建议到工厂做调查研究，我提议要到基层县区农村做调查。会议确定成立两个分队，一是城市工厂调查分队，另一是县区农村调查分队。农村分队按行走路线又分成两队，一队经三原铜川赴洛川，二队经渭南蒲城到宜川。我参加的是二队，当时师生共10人。陕西蒲城属于关中平原地区，是全国农业机械化试点县，那时就拥有东方红拖拉机数百辆，各乡镇都有拖拉机站，县城有拖拉机大修厂；在蒲城还有几位历届的校友。我们以大修厂为据点，以历届校友为向导，开始调查工厂领导、工人、技术人员，了解他们对大学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两个多月认真调查，结合学习毛主席有关农业机械化的相关论述，由我执笔起草了“工科大学也要为农业机械化服务”的调查报告，上报系校两级革委会。校革委会批准在校刊上发表。省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看到这篇报告后大加赞赏：说这篇报告有调查、有分析、有结论，是难得的好文章。后来此报告在全国高校上普遍转载。校革会高度重视蒲城教改小分队的工作，先后增派两位老师（加原来的共三位）和实习师傅一名，一位校革委会常委也到我队登点。到六九底，我们在蒲城举办了一期工农学员专业培训班，数家工厂和我校专业教研室挂钩实行生产和科研结合。后来我被当选为校六九年度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第七章   句句真理太夸张  形左实右引猜想；

七0年春，同学们结束在工厂和农村的实践活动返校。回校后我担任系报的主编。先后编发了10多期系报“革命风暴”。这时我系发生了一件大事：以某班团支部书记为首的，我系近20名同学，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形成共同的看法：林彪是口密腹剑的野心家，是埋在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毛主席老糊涂了。由此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当系主任和系宣传部长将此情况告诉我以后，我进行了认真分析：林彪有些讲话确实夸大其辞，如“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如在一定条件和场合这话也有一定道理，但他关于政变的论述也太令人容易产生联想。但那时说是阴谋家、野心家没有充分根据。我认为，1964年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中，讲到反动学生，毛主席说，学生的问题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后来我把我的想法和系主任及宣传部长谈了，并建议说，“这些同学大多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共青团员，他们的问题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能定成反革命集团”；当时临近毕业分配，我建议有关材料不要放进档案，以免影响他们的前途。我们的系主任（当年是大四的学生）很有头脑，当时并未表态，后来实际上采纳了我的建议（这在半年后我在一家企业碰到这批同学中的其中一位，他因此事对我表示感激时我才知道）。毕业分配前，我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个人总结在全系（1000多人）大会上宣读，师生们公认我是正统的文革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卫士 。一位校革委会负责人说我这几年热情高、有干劲，还会动脑筋，做了好几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我头脑并没有发热，之后在和系主任及系宣传部长（当年大一同学），一起聊起今后的发展时，我说，不要再干涉政治了，还是一门心思做技术工作吧。
到七0年八月四届大学生统一分配离校为止，我校不仅内部没有派性和武斗，对外也没有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上的武斗，万余师生无一人因参加武斗而死伤。学校的教学仪器设备，一砖一木全都保存完好。

第八章   赴边塞远离政治  沉下心埋头做事

一九七0年八月同学们统一分配到各自工作岗位，绝大部分在西北地区，我被分配到青海牧区边塞安排到一家地区钢铁厂。到厂后不提半句政治，只是埋头做事。进厂不久即带领30多名青工，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特拉猛山上开采运输铁矿石，住在简易帐棚中，第一天就做恶梦被狼咬住了手，第二天一早晨发现放在对面帐棚里的羊被狼叼走了一大块。第二年厂里组织青工到沿海地区钢铁工厂培训学习，我带几个小青年学习电炉炼钢，亲自参加操作实践，苦练基本功，三个月后我们小组演示独立操作普通钢和合金钢熔炼取得成功。回青海工厂后，即根据图纸和钳工师傅一起自制电炉，并成功投入生产。七二年初被厂部提拔兼任劳动工资负责人，主要承担了职工40%涨工资的工作任务，由于我正确掌握政策，办事公道，处理了几起历史遗留问题，深受职工好评。后来我又承担了炼铁高炉的基建工程，并担任了高炉炉长。由于矿石资源不足，高炉和电炉都停产了，企业转型，从事氧气生产。厂里又安排我负责制氧车间的筹建，建成后担任了第一任车间主任，直到调回老家工作。这几年沉下心埋头做事，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增长了才干，厂里职工戏称我夏小平，意思是只知抓生产；也是的，有时工作忙，我连厂部开会也委派人参加（对不重要的会议怕浪费时间）。外面的事情都不问了，记得七一年底，厂长问我毛主席为什么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一头雾水，厂长说是批评林彪，我说啊原来是批评林副主席，厂长说还副主席来，摔死在蒙古了。消息真是太闭塞了。我想，好好工作就是对国家贡献，其它也不用管了。

九、后记

（一）文化大革命真正的高潮，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开始，到六七年上半年不到一年时间。六七年下半年以后，高校大多数学生成了观望逍遥派。有人说文革初期是毛泽东利用了红卫兵，其实并非如此，当时在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是掌握着主动权的，他发动学生的目的是让年青人关心国家大事，让国家千秋万代不变颜色。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成绩之一是老百姓对当官的不再迷信。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
（二）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一场民主运动，任何领导人的言行都经受着历史和群众的检验，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都在接受人民的选择。千万红卫兵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基本上是按照中央的部署进行活动的（虽然有各种干挠），绝大多数红卫兵是不搞打砸抢、抓揪抄的，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全国的武斗远没有小道消息喧染的那么严重。工人农民是响应中央号召，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国民经济仍然持续增长发展，总体上社会治安秩序是良好的。
（三）文革初期，一部分干部受到了错误的对待，少数好人被误斗，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是令人痛心的。当年流行四句话：好人斗坏人应该，好人斗好人误会，坏人斗好人可恨，坏人斗坏人可笑。关于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法制建设，共CD的法制从来就像裁衣，同样的布料在不同的裁缝师傅手中可以裁制出不同款式的衣服来，其实质就是权大于法，你说呢。
（四）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近半过世纪，今天的回顾，是想就我的亲身经历给后人以一部分真相，不要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误导。时至今日，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武器，在文革期间，我就坚持系统的全面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其理论体系和科学方法，努力用于实践；这个观念现在仍然坚持不变。
（五）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如果毛派和邓派都认为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对方绝对错误，那么不但会乱，而且会难收场。长期回避或者折中也不是个事。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就是不管什么人，人人在真理面前是平等的。凡是合理的，就支持肯定，凡是不合理的都抛弃，所有人都能够统一的，不是统一于任何人，而是统一于客观规律。我的主意本来不错，但是因为我是平民，说话就没有人听；而一些有职位的人，说的哪怕明显错，也有人听.只要不是别有用心，仅是认识上不相同，希望能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前领导人，肯定正确的，抛弃错误的，探索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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