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闯创 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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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

陈闯创


按：本篇原是作者提交给美国纽约“2013文革公共论坛暨有奖征文”的论文，已选入吴称谋主编的《历史期待拐点——重审文革与探索未来》一书（中国独立作家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作者提供给本刊时略有修订。
作者陈闯创是年轻的“80后”学者，1986年生于山东，2006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200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后赴美国留学。现旅居美国。

摘要：1966年8月1日前全国仅有北京极少数中学生自发团体号称“红卫兵”，这时还谈不上有红卫兵运动。1966年8月18日以后官方大力宣传“红卫兵”，各式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但这种红卫兵运动既非自发性质也不单纯是学生运动。同样的，在官方于8月18日号召“造反”以后，“造反”行为才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在此之前各地群众写大字报等批判所在单位领导的行为并不是以造反的名义进行的。至于官方号召“揪斗牛鬼蛇神”及“破四旧”等行为则纯属镇压政治贱民，更无丝毫造反之意。“造反派”这个名词直到1966年8月下旬才出现，10月以后才流传全国，造反派的前身一般属于并被称为“少数派” 。

文革中很多事情不仅现在看起来很奇怪，就是在当时也很令人吃惊。但研究者如果悉心搜集足够资料，总归还是能解释清楚文革的。但受中共数十年来曲解文革说法的影响（这种歪曲始自文革初期而非文革以后，只是这两个时期的歪曲方向不同而已：先是自吹自擂，后是极力贬低），绝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被洗脑了。
最典型的莫过于把文革期间的各种坏事一股脑地推给林彪、“四人帮”之流。比如，2010年宋彬彬说她和母亲1968年4月被“四人帮”的亲信押送到沈阳 ，这简直是可笑之极。按照官方口径，可以推测这位亲信极有可能是指毛远新。可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组成小宗派是1974年由毛泽东指出并于1975年正式命名为“四人帮” ，这四人结帮最早也得到1972年王洪文到中共中央工作以后才实现的，毛远新怎么在1968年就成了“四人帮”的亲信？更何况当时王洪文和姚文元都只不过是与毛远新平级的省市级革委会副主任而已。如果宋女士口中的这位亲信不是毛远新而是陈锡联或者其他什么人，那就更加匪夷所思了。
类似的，人们在谈论红卫兵、造反派时，也常会犯下这种时空提前的错误，尤其是谈及文革初期1966年8月以前“红卫兵”如何如何，或9月以前“造反派”如何如何“造反”时。原因很简单，在文革初期1966年8月前根本就没有“造反派”，也几乎没有“红卫兵”，同样绝少有人自称“造反”，直到1966年8月下旬以后“红卫兵”和“造反派”各种不同形式的“造反”才开始出现并慢慢成为文革的主流 。

一、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是清华附中极少数学生在1966年5月底6月初成立的一个小团体的名称，相邻的北大附中同时期也出现了 “红旗战斗小组”，这两个团体都是中学生自发成立的，而且当时彼此之间并无联系 。在1966年6、7月间北京少数中学也出现了类似的自发小团体，比如北京二十五中“东风”、矿业学院附中“红卫兵”等 ，但笔者没有看到任何记录表明此间在北京以外也有名叫“红卫兵”的组织 。而且清华附中“红卫兵”仅仅是北京中学生若干自发团体之一，笔者认为这时候把“红旗”、“东风”这些自发团体统称为“红卫兵”组织是很不恰当的，进一步则可以说在1966年8月1日前这极少数 自发团体的活动还根本不足以构成“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前并未出现红卫兵运动和大量群众组织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官僚机构在遵循惯例，对各种自发民间组织采取高度警惕和严厉压制的态度。实际上中共建政数十年来，只有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间毛泽东下决心允许民众在拥护、保卫毛泽东的旗帜下自行成立各种组织、发行报纸 ，这也是毛泽东主导的文革与共产党发动的其他所有政治运动最大的区别所在 。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成立初期的成员主要是中共干部子弟，且政治态度激进，所以被进校的工作组视为左派、可以依靠利用的力量。但即便如此，因为他们的独立性，也很快就受到了官方强大的压力。共青团中央负责人胡克实在1966年6月27日对派到清华附中的工作组组长刘晋说：“我看就是要消化红卫兵，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对红卫兵的政策，采取教育提高方针，作为依靠力量之一，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13日开会讨论北京中学文化革命时说“搞秘密团体都不要，地下活动是错误的” ；中共派往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7月11日批评北大附中“红旗”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刘少奇7月14日称“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这都给这些中学生自发组织带来了很大压力，有的人数剧减，有的被迫解散 。
但在毛泽东于1966年8月1日《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流传开后（实际上这封信从未发出，具体流传经过颇值得研究），仿效“红卫兵”和“红旗战斗小组”的组织开始在北京大量出现，甚至在外地极少数若干消息灵通的学校里也出现了。比如，上海最早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是由复旦大学外语系学生劳元一于8月11日发起成立的 “红卫兵战斗小组” 。哈尔滨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于8月15日成立 。在广州，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于8月11日出现于当地最有名的中学华南师院附中，其成员以高干子弟为主 。在南京，江苏省最有名的中学南京师范学院附中于8月9日首先出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员以省市干部子弟为主 。在天津，天津一中是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直到8月15日才有红卫兵组织成立 。
毛泽东在信里同时表扬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表示自己热烈的支持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正因为毛泽东的赞扬和撑腰，“红卫兵”和“红旗战斗小组”这两个名称获得巨大光荣，北京的中学生纷纷赶潮流成立自发组织，但当时名称仍未统一，除主要是以红卫兵或红旗命名外，还有红卫军、赤卫队、红红红、狂飚 、红色尖兵 等各式各样的名称。比如清华附中、北航附中、人大附中三个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8月6日联合发表《紧急呼吁书》说到“一小撮混蛋披着‘红卫兵’、‘红旗’等革命左派组织的外衣……” ，显然这时“红卫兵”还不是革命左派组织的唯一代表或者代名词。至于北京以外，因为各种原因（一般是工作组问题）也已经有自发的学生团体出现，但一般是叫作某某“战斗队”或“战斗组”，由于信息传播不发达，他们几乎没有人得知毛泽东赞扬“红卫兵”和“红旗”的消息，当然就不会想到以“红卫兵”来命名。直到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群众大会上特意给予红卫兵种种殊荣（比如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戴上红卫兵袖章等等）后，在官方大力宣传和组织之下，红卫兵运动才真正在北京以外出现，并且很快由学校扩展到工厂、农村，但很明显这时的红卫兵运动绝非单纯的自发运动，更已超出学生运动的范畴。
学生群众组织的名称并非一开始就统一到“红卫兵”的旗帜下，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8月18日前“红旗战斗小组”的知名度可能还要高于“红卫兵”，比如8月11日《人民日报》就转载了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8月10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无往而不胜》 。即便到了8月18日晚上，周恩来在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赤卫队提问：“如果统一组织，中央能否作出具体的办法？”周恩来说：“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等是一定能统一起来的。这些组织与红军是有区别的，叫红军不妥当，红卫兵是外国的名字，赤卫队是本国的名字，我看赤卫队这个名字好。” 但不知为何，在随后官方媒体的报道中红卫兵的位置极其突出，所以最终还是统一到红卫兵名称下。
现在人们一般称1966年8月18日的群众大会为“毛主席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大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不同于稍后几次毛泽东特意接见红卫兵的大会，8月18日大会并非专为接见红卫兵而举行，而且出席红卫兵人数也仅有几万人而已。8月19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很清楚地说明这次大会是“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出席的百万群众中还包括“首都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机关干部” 。
清华附中红卫兵创建人之一的骆小海说：“1966年7、8月之交，工作组撤离，学生建立独立组织，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外间所熟知的‘红卫兵运动’这时才形成它的主流性格特征。清华附中红卫兵并非这个主流的引领者，其贡献仅限于‘红卫兵’这一名称和造反精神而已。” 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是比较恰当的。

二、造反和造反派

“造反”这个词一般是贬义的，尤其是在中共高度垄断权力的背景下。在1966年8月以前的文革运动中，极少有人敢自称造反，相反那些大胆质疑工作组或中共党委的行为却常被当权者指责为“造反” 。现在人们常把1966年8月之前的各种挑战当权者行为统称为“造反”，笔者认为这有所不妥，因为既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也忽视了“造反”一词由负面转为正面的过程。完全是因为在8月18日毛泽东率众庆祝文革大会后中共及其舆论机关竭力赞扬、鼓动造反，“造反”才开始成为文革的关键词。但这之后的造反大多名不副实，正如徐友渔所说，携最高领袖之势造官僚之反其实是货真价实的保皇而已 。
《人民日报》在1966年1月到7月间30多次提到“造反”，几乎全是负面字眼，比如6月12日发表文章《砸碎煽动反革命分子造反的破喇叭》，其中批判电影《逆风千里》“企图以此告诉国内的一切牛鬼蛇神：造反是可以的，共产党是软弱可欺的。”但仅有的一次正面提法却极其关键，6月9日在《汉弗莱的哀叹》一文中公布了毛泽东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骆小海是“造反精神万岁”的首倡者，但其实号召造反的源头还是毛泽东本人。1965年夏天毛泽东鼓励王海容“造反”去违反学校纪律，这个谈话不久后主要在北京干部子弟间流传，有些人就接受了这种“造反精神”，清华附中的骆小海正是其中之一，并于1965年10月28日在班上贴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 。
除此以外，毛泽东、刘少奇早都讲过“如果中共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比如在1964年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讲话中，刘少奇插话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 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造反问题，说到：“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在1966年3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到“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 3月30日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讲：“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当然，现在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讲话在文革前就流传出去了，但至少表明了毛的一贯想法。
清华附中红卫兵因为反对《中国青年报》1966年6月23日的文章《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于6月24日写出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并于7月4日贴出《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引用了一个月前《人民日报》公布的毛泽东语录“造反有理”。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7月8日的文章《烈火包不住，揭开这个盖子》说：“广大革命学生积极投身到这场造反运动中”，“革命是暴动！造反是暴动” 。中共北京市委负责文革运动的郭影秋7月3日汇报说“有的人甚至贴出了‘革命是造反，暴动万岁’的大字报” 。
尽管6月9日《人民日报》就公布了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的讲话，但直到毛泽东于8月1日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后，“造反”才真正取得了最高许可。至于《人民日报》第一次以正面口气报道文革中的造反行为，则是在公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后，在8月10日以《我们不怕！不怕！不怕！》为题刊登了北京市女十二中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提到“对资产阶级造反，造得对，造得有理”；但首次直接正面报道“造反”这个词（这也是当月《人民日报》第二篇提到“造反”的文章）则是在8月18日接见大会后，于8月19日在《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的报道中引用骆小海的话说：对于《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篇文章“毛主席首先站出来支持我们，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章的革命精神。” 自此《人民日报》开始连篇累牍鼓励造反，仅8月19日至8月30日就有62篇报道和文章等颂扬造反，而且在8月24日至8月27日连续4天重复刊登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的语录全文。
顺便一提，正是北大聂元梓等人批判北大校长及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于1966年6月1日被中共各大媒体公布后，全国范围内才在6、7月间大量出现了“自发”批判所在单位（以学校、文教宣传机关为主）中共党委或者工作组的行为。既然官方公布这张大字报表明了最高当局允许学生怀疑和批判中共地方党委及学校对待文革的态度和做法，可以说这种批判行为既无造反之名，也无造反之实。尽管8月以后“造反有理”成为官方鼓吹的主旋律，8、9月间的“造反”仍基本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强势群体（比如“红五类”子弟，尤其是干部子弟）打击各类政治贱民的过程，同10月后民众响应毛泽东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造反”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别 。
至于“造反派”这一名词最早如何出现尚有待考证 ，但应该要在1966年8月18日中共许可并鼓动“造反”以后。在笔者现在所能查到的资料中，“造反派”名词最早出现于上海：时任上海市长曹荻秋1966年8月26日在复旦大学说：“造反派中掺杂着两类矛盾，既有人民内部矛盾，又有敌我矛盾”、“造反派晚间活动不够正常”，而且这份记录还明确说明至迟在1966年8月23日“革命造反派当时称做少数派” 。至于《人民日报》首次提到“造反派”，则是在1967年1月9日转载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文中8次出现“造反派”字眼，次次前面都加着“革命”二字。实际上当时的普遍提法是“革命造反派”，很少单说“造反派”；群众组织在以“造反”命名时，一般也都在“造反”前面加上“革命”或“红色”二字。以联名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11个组织为例，其中3个是用“造反”命名的，分别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
在1966年8月前各地确实也有派性分化的迹象，但当时的表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多数派”与“少数派”或者“真左派”与“假左派”的对立。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争来描述群众的分化对立则要晚些。
“革命派”与“保皇派”的称呼来自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评北大文革的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其中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展开……向一切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社论结尾自信地说“绝大多数人，95％以上的人，必然会唾弃资产阶级保皇派，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边”，可在社论发表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局势并非如此，“保皇派”一般占多数，“革命派”则是少数。比如，在广州地区文革标志性的“8·11中医学院事件”中，广东工学院的学生指责广州医学院的多数学生为保皇派 。
实际上，“多数派”、“少数派”是当时很流行的提法。徐海亮在回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初期的情况时说：水院里“多数派”、“少数派”的提法盛行于七八月间，到八九月，毛泽东支持“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信，已经人人皆知，少数派渐渐成了自认和公认的造反派 。何蜀也说在全国许多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师生刚开始都处于“少数派”地位并且也被称作“少数派” 。在1966年7月29日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北京市革命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不仅承认“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还特意强调要“保护少数” 。
据笔者所见资料，组织名称中最早加上“造反”的当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实际上在哈军工是先有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分化，再有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成立：8月6日 “军工红色造反团” 成立，8月10日 “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成立。8月15日“造反团”成立了红卫兵，8·18当晚“八八团”召开红卫兵成立誓师大会 。
1966年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后来名声赫赫的“首都三司”）成立，相比之下，8月27日成立的一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和9月5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都没有在名称里鲜明地打出“造反”旗帜。实际上，1966年8月份自发成立的诸多学生团体的名称中一般很少出现“造反”或“红卫兵”字样（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北京建工学院少数派于8月1日成立“八一战斗团”，多数派次日成立“革命团”；清华大学反工作组的部分学生于8月8日成立“八八串联会”，次日另一派学生成立“八九串联会”；北京地质学院8月8日成立“东方红战斗队”，8月12日广东工学院成立“八一二红旗公社”，北京航空学院8月20日成立“红旗战斗队”，北京师范大学8月23日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南京大学8月23日成立“红色造反队”、8月27日成立“八二七革命串联会”、8月30日成立“红旗战斗队” ，开封师范学院8月24日成立“八二四造反队”，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成立于8月26日，等等。
成立于1966年11月9日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工总司”）据说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1。在11月6日贴出的成立工总司的海报上明确出现了“革命造反派”的讲法2，但即便这时工总司的人也不是没有在共产党统治下自命“造反”是否合适的疑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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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说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2版）第107页。但上海工总司是否就是第一个名称里带“造反”的工人组织，笔者尚有疑问，待考。
2周良霄、顾菊英编著：《十年文革前期(65.11－69.4)系年录》，1966年11月6日。
3见黄金海：《“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与叶永烈商榷（一），《记忆》总102期，2013年9月30日。


《昨 天》第四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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