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伟东：吴晗与《海瑞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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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瑞（一五五四—一五八七年）是明朝广东琼山县（今海南省海口市）人。据《明史·海瑞本传》说：海瑞在明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以《平黎策》中举后，历任浙江淳安知县、户部主事、右都御史、应天巡抚等职。明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年）二月，因上《治安疏》批评明世宗酷信道，“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不理朝政，国事衰败，“吏贪官横，民不聊生”，而触怒皇帝明世宗，被捕入狱。明穆宗即位后获释。出狱后仍坚持严惩贪污，“力摧豪强，抚穷弱，贫者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以刚直不阿、廉洁清正著称。
　　吴晗，浙江义乌县人，生于一九〇九年八月十一日。在其前半生的学者生涯中，深受胡适、顾颉刚的思想影响，并因《胡应麟年谱》一稿，得到胡适赏识，被推荐到清华读书，后又受胡适启发，专攻明史。一九三四年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一九四三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四年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一九四八年到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一九四九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当选为民盟第三届中央副主席。
　　吴晗是历史教授，著名的明史专家，一九三四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研究明代最大的文字狱“胡惟庸党案”的长篇论文，后来又曾经出版过《朱元璋传》等著作。
　　吴晗在一九五九年发表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写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许多人都谈到要提倡敢讲真话的问题，谈到生产指标过高，有的人不敢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毛泽东对这种不敢讲实话、真话的不良作风提出了批评，说：大跃进中许多假话是上边压出来的。应当提倡魏徵精神和海瑞精神。他说，有个别同志怕鬼，不敢讲真话，一些高级干部怕失掉选票，没有这种勇气。他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敢于批评嘉靖皇帝。现在缺少海瑞。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庭杖致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又说，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
　　一次，毛泽东看湖南益阳花鼓戏《生死牌》（又名《三女抢板》），戏的结尾有海瑞出现后，专门把《明史·海瑞传》找出来看。在四月五日的会上，毛泽东讲了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又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毛泽东还说，他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同志看了，并劝周恩来总理也看一看。
　　八届七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他约请吴晗来到家里，向他谈了毛泽东介绍看《海瑞本传》，提倡海瑞精神，现在缺少海瑞等讲话精神，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的文章。吴晗对《明史》素有研究，便欣然应命。在此之前，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三月份，吴晗以刘勉之的笔名，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赤壁之战”里的鲁肃》、《论“赤壁之战”里的周瑜诸葛亮张昭》等九篇读书札记。这次他很快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以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随后，吴晗又写了《海瑞的故事》(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刊登于《新观察》一九五九年第十三期)、《清官海瑞》(以赵彦为笔名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北京日报》)、《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论海瑞》一文的开头就由“生死牌”说起。
在同胡乔木的谈话中，吴晗还答应再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公的戏。胡乔木后来在一份材料中写到：“吴晗同志写有关海瑞的戏和论海瑞一文，是我向他提出建议，时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宣传海瑞是毛主席提倡的。” “（我）找了吴晗同志来我家，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他愿意写点文章。谈话中他说起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演过戏，写过戏，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此，又要他考虑再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翁的戏。他说不一定表现得好，可以试试看。”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历时四十六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后期，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毛泽东在七月二十六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中，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的指示》。八月十六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认为在中共党内特别是党中央内部“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全会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全会还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在八月十六日下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又一次谈到海瑞，说他仍然提倡海瑞精神，但海瑞有“左派”海瑞、“右派”海瑞。他提倡的是“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毛泽东说：“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决议上有一句话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

庐山会议之后，按照中共中央部署，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批判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论：“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高高举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反右倾，鼓干劲，努力奋斗，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一定能够在今年内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 ”
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决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兼任国防部部长，罗瑞卿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免去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部长职务，黄克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彭德怀被“罢官”了。

吴晗应胡乔木约请写的《论海瑞》一文在庐山会议后动笔，九月十七日完成。胡乔木参加庐山会议回京后审看了这篇文章。他向吴晗提出了一些意见，并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关于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的精神告诉了吴晗。
庐山会议闭幕之后，中共全党根据中央通知，正在传达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开展“反右倾”斗争。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又是共产党员，庐山会议精神他应该是了解的，自然要在自己的文章中响应党中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号召，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吴晗的《论海瑞》一文经修改后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时，末尾特意加了如下一段抨击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派的话，并特别注明，右倾机会主义“根本不是什么海瑞”，以示该文提倡的是真海瑞精神，与彭德怀“假冒”海瑞问题划清界限：
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这个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专找那一个有点毛病的，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的人，反对人民事业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好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又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们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这样看来，研究海瑞，学习海瑞，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　

　吴晗《海瑞骂皇帝》的文章虽然写于庐山会议之前，但据吴晗自己说，《论海瑞》和在此基础上创作、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却是在庐山会议之后。
　　一九五九年国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前夕，上海京剧团推出了由许恩言执笔创作剧本，著名“海派”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导演并主演的京剧《海瑞上疏》，以其独特的麒艺魅力倾倒了观众，一时引起轰动。
北京京剧团团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在这年年底的一次全国政协会上也约请吴晗为他们剧团写一出海瑞戏。
在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一年多时间里，吴晗先后七易其稿，写出了新编历史剧《海瑞》这出剧，内容主要为海瑞五十四岁那年，任应天巡抚七个月中，除霸退田、直至被罢官的事迹。
吴晗的挚友、植物学家、云南省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出国考察路过北京，吴晗将剧本送给他征求意见，蔡希陶认为剧本写的是海瑞一件事，并非一生，剧名叫《海瑞》显然不贴切，不如改名为《海瑞罢官》更为确切。一些中国文化界名人也参与了剧本的修改过程，他们也建议剧本应该叫《海瑞罢官》。吴晗接受了蔡希陶和其它文化界人士的建议，此后就把剧名改为《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这出戏由北京京剧团于一九六一年初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演出，剧本在《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一月号全文刊载。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海瑞罢官》剧本改定本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九年三月再版，并被收入一九八四年九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晗史学论著选集》、 一九八八年四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吴晗文集》第四卷中。
《海瑞罢官》的故事情节是：明朝首相徐阶告老还乡，其子徐瑛仗势霸占民田、 气死赵玉山之子，又抢走赵的孙女小兰。小兰母洪氏赴县控告。县令王明友受贿，当堂打死赵玉山，轰出洪氏。海瑞正调任应天巡抚，得知冤情，复审此案。徐阶自恃有恩于海瑞，代子求情，提出交田赎罪。海瑞指明占田应退，犯法当诛。徐阶恼怒，唆使朝臣弹劫海瑞，新巡抚戴风翔亲来摘印。海瑞于罢官交印前，斩了徐瑛及县令王明友。
　　在《论海瑞》一文中，吴晗曾为人们描绘了海瑞的“高大形象”：
　　“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反对坏人坏事；肯定、歌颂他一生反对贪污，反对奢侈浪费，反对乡愿；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着想，为民谋利；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不向困难低头，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言行一致，里外如一的实践精神。”
在《海瑞罢官》剧本里，吴晗则“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
……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并明确地说：“海瑞的地位在历史上是应该肯定的，他的一些好的品德，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这根本就是一首颂歌。在吴晗心目中，屡次被“罢官”的海瑞不啻是一个品质高尚、值得赞颂的人物。
而在许多人们看来，被“罢官”的彭德怀正是具备这样一些高尚品质的人物。
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剧本由此产生。
第一个撰文公开为《海瑞罢官》喝彩的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他在评论文章中称赞吴晗“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称赞吴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历史学家”。
这个评论是符合实际的。吴晗在多年的历史研究和写作中，一直都坚持古为今用，自觉地将自己从事的历史研究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在《论历史剧》一文中，吴晗曾说：“每一个历史剧都有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或者以古谕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或者是强调某一方面的教育意义，或者有其他意图等等。”在《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中，吴晗更明确地说：“无论是历史书也罢，历史剧也罢，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也就是“古为今用”，这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
由周扬组织并主持写作、中央宣传部的龚育之执笔，中国科学院的林甘泉、邢贲思和中国人民大学戴逸等明清史专家参加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曾说：《海瑞罢官》这个剧本“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
但如果说吴晗是有意识地把海瑞和彭德怀联系起来，用几百年前的往事影射庐山会议前后中国的政治现实，替彭德怀“罢官”鸣冤叫屈，他大概还没有这样的政治胆量。但不管吴晗是否有清醒和明确的认识，也不管他本人是否承认，他是担任首都北京市政府要职的领导人，在客观上，他同许多人一样，是现实政治的积极参加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观点融入到现实社会的政治潮流之中。
吴晗是历史学家，“破门而出”写戏剧，引起了史学界、文艺界的关注。报刊上很快展开了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也引起了关于清官问题的争鸣。
《海瑞罢官》的发表和演出，很少有人察觉到它有什么现实的政治含义，当时在社会上并没有产生多大政治影响。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斯诺一九七○年十二月在和毛泽东交谈时曾说：国外“中国问题专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政治）意义，没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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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支持批判《海瑞罢官》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后，江青向毛泽东反映了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看了《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和京剧以后，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并未同意，后来还是被江青说服了，并让江青组织人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担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江青曾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等人，说，“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严重；提出组织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对江青的谈话，陆定一、周扬 “他们都不听”，不予理睬。
　　
    一九六四年，康生也向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这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一九六四年九月，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三十九个文学艺术材料印发到全党县一级单位，其中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等人写的《燕山夜话》等材料。即使这样，仍不能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批评。
　　
    一九六五年二月，江青经毛泽东批准来到上海，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领导，寻求对批评《海瑞罢官》的支持。在中共上海市委支持下，决定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具体负责，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姚文元执笔，写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

    姚文元，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一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都表现积极。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讲话中表扬了他，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姚文元又在《文汇报》发表《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编者按《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连同姚文元的文章一起在六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由此，姚文元的名声大振。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略论时代精神问题——与周谷城先生商榷》，对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先生关于“各阶级汇合的时代精神”的观点进行批评。周谷城先生写下《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发表在《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同姚文元展开辩论。金为民、李云初则发表《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姚文元又写下《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对周谷城进行批驳，再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为登载这篇文章写了编者按：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放〈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起“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时说，因为“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谈到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又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的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
    一九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同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再次谈到：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

　　毛泽东这里说的找了几个人，都不敢写，其中一个指的是李希凡。他是一九五四年和蓝翎合作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俞平伯先生，并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小人物”之一，当时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做编辑工作，为历史剧真实问题曾经与吴晗进行过学术争论。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江青在抓京剧革命、抓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时候，曾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李希凡，希望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装傻，一直不表态，婉转地谢绝了。一九六四年八月，京剧现代戏汇演期间，江青派专车把李希凡接到中南海，亲自和他谈了几个小时，苦口婆心开导他，不要跟吴晗在历史剧真实不真实问题上瞎争论，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有政治问题。江青的意思很明白，但并没有明确说要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更没有说这是毛泽东的意思。据李希凡后来回忆：
    “江青第一次找我个别谈话，谈了许多内容，都是关于京剧和戏曲改革方面的。她要我关心这方面的事。我谈了一些对京剧现代戏会演的看法……。谈了一个多小时，她才谈到吴晗，说我跟吴晗为历史剧的争论完全是书呆子气，应该注意《海瑞罢官》。她说这出戏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海瑞罢官》和‘三自一包’扯不上。我就不表态，装糊涂。在跟我聊的过程中，她打了个电话给家里，说‘我正在跟李希凡谈话，就在这里和他吃二米饭。请主席自己用餐，我要晚一点回家。’这个电话好像是对我一种暗示，但我当时并不怎么在意。她没有明确叫我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也没有明确说她是奉毛主席指示找我谈话。如果明确说，是毛主席叫我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我会写的，即使我想不通也得勉强去写，我当时没有那么高明。这次谈话，江青对我当然是不满意的，她后来对吴冷西说我‘精神状态不好，觉悟不高。’”
   李希凡没有接受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江青由此对他十分失望：“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于一九六三年，专门撰写各个领域的理论文章包括大批判文章。
　　在布置撰写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的任务时，江青特别强调写这篇文章要“保密”。张春桥亲自向写作班子成员宣布了保密纪律。
    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从五月份动笔，断断续续地撰写了几个月时间，先后共写了十稿。由朱永嘉任组长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历史组帮助收集、整理明史资料，全力以赴配合姚文元的写作。初稿写成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上海市委的领导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亲自参与讨论。【1966年8月6日江青在北京天桥剧场对北京中学生讲话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写出之后，上海书记处又改过十几次。”1966年9月19日，曹荻秋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市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写的。并经过市委反复的讨论修改，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市委还召集了全市的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就是说，吴晗写的文章，我们批评他应该抓罢官。”】后来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并在一九七八年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杨西光，在讨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曾积极主张给吴晗带上“三反分子”【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姚文元没有采纳。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每修改一稿，都用飞机直送江青处，请在北京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陈丕显这次充当“信使”，把张春桥送交的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八稿带给在北京的江青。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批判《海瑞罢官》时说：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中共上海市委组织进行多次讨论、修改，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看过并没有异议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三遍，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审阅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十稿后批准发表。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斯尼·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贝基尔·巴卢库等谈文化大革命，谈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说：“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同年五月，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毛泽东又说：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如果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毛泽东批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事先没有告知中央政治局常委，更没有让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知道。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意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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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勉之（吴晗）：海瑞骂皇帝
  

海瑞骂皇帝

刘勉之

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连皇帝的名字都要避讳，一个字不幸成为“御讳”，就得闹残废，不是缺胳膊，就得缺腿。不小心犯了讳，就算犯法，要吃苦头。小时候念书，杨延朗改作杨延昭，徐世勣只能叫徐勣，总闹不清，后来才明白，有这些讲究。

至于骂皇帝，那是没有听说过的。当然，武王伐纣，骂纣王，李自成起义，骂崇祯皇帝，那是另一回事。

因为皇帝不能骂，真有人骂了，却也痛快。京戏有个贺后骂殿，人们很喜欢看，我看也是这个道理。不过，那是出戏，人民想骂皇帝而不可得，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据史书，宋太祖确有个贺后，开封人，人很温柔，大概不善于骂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她死得早，宋太祖没有做皇帝以前就死了。皇后是后来追赠的，以此，她并没有可能骂他的小叔皇帝。

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所载治安疏，是经过修史的人的删节的，例如他骂嘉靖最厉害的几句话：“如今赋役增于平常，到处如此，陛下破产礼佛，一天比一天厉害，弄到家里光光的，这十几年来闹到极点。天下人民就用你改元的年号‘嘉靖’，取这两个字音说，嘉靖就是家家皆净，没有财用也。”这大概是修史的人要替皇帝回护，万一老百姓都拿年号的同音字来讽刺，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呢。

明世宗作皇帝时间长了，懒得管事，不上朝，住在西苑，成天拜神作斋醮，上青词。青词是给天神写的信，要写得很讲究，宰相严嵩、徐阶都因为会写青词得宠。政治腐败到极点，朝臣中有人提意见的，不是杀头，便是革职，监禁，充军，吓得官儿没人敢说话。海瑞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上治安疏，针对当时的问题，向皇帝提出质问，要求改革。他说：

“你比汉文帝怎么样？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只讲玄修，大兴土木。二十多年不上朝，滥给人官做。跟两个儿子也不见面，人家以为你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杀戮臣下，人家以为你薄于君臣。尽住西苑不回宫，人家以为你薄于夫妇。弄得天下吏贪将弱，到处有农民暴动，这种情况，你即位初年也有，但没有这样严重。现在严嵩虽然罢相了，但是没有什么改革，还不是清明世界。我看你不及汉文帝远甚。”

嘉靖自比为尧，号尧斋，海瑞说他连汉文帝也不及远甚，怎么能不冒火。（何乔远名山藏二十三海忠介公传）接着他又说：

“天下的人不满意你已经很久了，内外臣工谁都知道。

“一意玄修，只想长生不老，你的心迷惑了。过于苛断，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主要的是修醮，为了长生。你看尧、舜、禹、汤、文、武，那个活到现在；你的老师陶仲文教你长生之法，他已经死了，他不能长生，你怎么能求长生呢？你说上天赐你仙桃、药丸，那就更怪了，桃药是用脚走来的吗？是上天用手拿着给你的吗？

“你要知道玄修无益，憣然悔悟，每天上朝，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君道之误，做些好事才是。

“目前的问题是君道不正，臣职不明，这是天下第一件大事，这事不说，别的还说什么！”

嘉靖看了，大怒，把奏本丢在地下，叫左右立刻逮捕，不要让他跑了。宦官黄锦在旁边说：“听说这人自知活不了，已和妻子告别，托人准备后事，家里的佣人都跑光了，不会逃。此人素性刚直，名声很大，居官清廉，不取官家一丝一粟，是个好官呢。”嘉靖一听海瑞不怕死，倒迟疑起来了，又把奏本拣起来，一面读，一面叹气，下不了决心。过了好几个月，想起来就发脾气，拍桌子骂人。有一天发怒打宫婢，宫婢私下哭着说：“皇帝挨了海瑞的骂，却拿我们来出气。”嘉靖又派人私下查访，有谁和海瑞商量出主意，同官的人都怕连累，看到海瑞就躲在一边，海瑞也不以为意，在家等候坐牢。

嘉靖有时自言自语说：“这人真比得上比干，不过我还不是纣王。”他叫海瑞是畜物，口头上和批文上都不叫海瑞的名字。病久了，又有气，和宰相徐阶商量，要传位给太子，说：“海瑞的话都对，只是我病久，怎么能上朝办事呢？”又说：“都是自己不好，不自爱惜，闹了这场病，要是能上朝办事，怎么会挨这个人的骂。”下令逮捕海瑞下狱，追查主使的人。刑部论处海瑞死刑，也不批复。过了两个月，嘉靖死了，新皇帝即位，才放海瑞出来，仍回原职，作户部主事。

海瑞大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海瑞被人劾奏，青年进士顾允成、彭遵古、诸寿贤替他辩诬申救，文章中说：“臣等自十余岁时，即闻海瑞之名，以为当朝伟人，万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在天上，人不能及者。”这是当时青年人对他的评价。死后，南京人民罢市，丧船过江岸，穿白衣冠送葬的夹岸，奠祭拜哭的百里不绝，这是当时人民对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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