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天津文革中的三轮二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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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文革中的三轮二社事件


1966年8月底9月初，天津发生三轮二社事件。官方编纂的大事记中是这样描述这一事件的：“8月29日 天津市三轮运输二社召开职工代表会，筹备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会议进行时，部分工人一哄而上，将支部书记陳良谋及社主任、人保股长、工会主席等47人非法抓捕关押，接管了该社文件、档案及印章，并对被关押人员酷刑拷问。支部书记陳良谋9月1日被害。此事激起公愤，先后有2400多个单位、49万多人次到三轮二社追悼陳良谋。是为轰动全市的‘三轮二社事件’。”（天津地方志网）
读到此，每一有正义感的人士都会义愤填膺，痛斥那些不法分子的滔天罪行。大事记所描述的事件也对官方口径的文化大革命作了最恰当的诠释，就是一场别有用心的坏分子的打砸抢反党事件。仔细一想，这个文革和反右也没什么区别。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看了这段叙述也许会这样想。但是经历过文革的人知道，这里的事没这么简单。
1966年8月底9月初是什么日子？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一幅什么情景？
这个时期，在北京叫做“红八月”。所谓红，并不是指红旗的红，也不是指红卫兵的红，而是鲜血淋漓的红。几千名受难者的血染红了这个红彤彤的八月。
具体的说，在北京，是从8月下旬到9月初的十来天里，在市区和近郊区一共打死了1772人。远郊区的死难人数至今没有统计，肯定在千人以上。他们不是简单被打死的，而是备受酷刑，如挨皮鞭抽，挨开水浇，受尽折磨后悲惨地死去的。至今我们没有这样一些受难者的名单。他们的灵魂无法得到超度，至今还在这个该诅咒的城市上空徘徊，也成为一些该对此负责任的人永久的噩梦，每夜无法安静睡眠。
这场灾难像瘟疫一样飞快传播。离北京最近的天津最先响应。上述大事记说：“8月24日 随着‘破四旧’的活动，抄家之风在本市开始泛滥。从25日到9月12日形成高潮。抄家过程中，出现了批斗、打人、挂牌子和戴高帽子游街的动乱场面，有些地方还出現打死人的慘狀。”
最后一句话说得未免过于矫情。这样一句轻飘飘的话就能交待了天津的“红八月”吗？
所有老一辈天津人都看到而且永不忘记的是，在这几天里，时时可见自杀和被杀人员的尸首在流经天津的海河上漂流：“1966年八、九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这位老大夫常常经过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具三具。他曾见过一对夫妻死后被打捞上来时，一条毛巾系住两人的手腕，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离，那情景让人伤心惨目……海河啊，祖国版图上有多少这样的‘海河’？‘海河’上又承载了多少这样的冤魂？！”（赵淮青《文革北大有多少教授学者因不堪忍受屈辱自杀》，人民网，2012）
天津“红八月”中的这些死难者是些什么人呢？和北京一样，他们中绝大多数不是什么阶级敌人，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
天津名校耀华中学的教师范景娀，就因为丈夫是曹锟后裔，“在抄家狂潮中，她家附近的中学红卫兵打上门来‘索命’，当着十来岁小儿子的面，把家中四口中老年妇女（包括一名老保姆）全部狂殴至死。”丈夫被关押在单位得以保全。
“天津市工商联全体成员惶惶不可终日，在单位里‘学习’待命，一群红卫兵如凶神恶煞，冲进去狂殴。主人委员王光英身躯健硕，还能扛得住。副主任孙冰如是天津‘面粉大王’，解放前夕曾以数千袋面粉资助地下党，成功策动伪警察反正。孙当时已经七旬，被逼头顶肩负沉重的靠背椅，再加拳打脚踢，终于不支倒地毙命。秘书长车重远以前专门负责和父亲联系，是一个小心翼翼、谨慎谦逊的非党干部，被枪托捣中心口，当场猝死。” （陈中平《穿越历史的急流险滩》，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
“这时挨斗的对象恐怕最多还是所谓的‘牛鬼蛇神’，包括一些刚露苗头的造反派。当权派还是少数。”（陈风雨《青春记忆》，风雨男人博客，2005）
三轮二社党支部书记陈良谋就是这少数当权派中的一个。
对于三轮二社事件的前因后果，上述大事记说得非常模糊，正是所谓“宜粗不宜细”的样板。事情的真相，据说也有人前去探究，但当事人均三缄其口，调查者无功而返。
当时一位干部王林在9月11日日记中记载：“下午到红楼（原佟楼）一带转了转，看墙上的大字报。参加毒打三轮二社党书记陈良谋的中学生也有大字报，推卸责任，说陈是被马医生（冲出重围出来呼吁惨案者）打毒针伤命的。另有三轮工人（当事人）批驳。公安局对陈尸也做了化验，不是中药毒致命的。看来中学生被骗，是三轮二社中的坏分子，造谣说陈书记是汪精卫的汉奸，有七条人命等。”（电子刊物《记忆》39期，2009）
这说明两点。一是有中学红卫兵参与毒打。这不奇怪，因为无论北京还是天津，中学红卫兵均是所有血案的主要制造者。在此案中，红卫兵很可能是主要施暴者，因为在事后的有关传单中，明确说责任者是三轮二社红卫兵。这三轮二社红卫兵是由“卫国道中学红卫兵和我社的部分青年”组成，中学红卫兵还放在前头。
第二是陈良谋被指控为“汪精卫的汉奸，有七条人命”，正是“红八月”里要惩治的牛鬼蛇神。至于调查落实，红卫兵爷爷可没那份功夫和涵养。
汪精卫的汉奸（另一说是国民党）也许有点说头，七条人命几乎肯定是造谣。至于为什么给他造这个谣，应该有什么过节。这不是红卫兵的问题。
这年9月22日，有一张署名天津市东风区（即和平区）三轮二社事件红卫兵主席团的铅印传单《谁是三轮二社反革命案件的罪魁祸首？！》。里面揭发批判这些施暴的人“公开反抗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这背后是什么？只能根据一般规律猜测。在文革初期，工人造反者，特别是非产业工人，容易提出经济方面的诉求，当今很多研究者对此很肯定。1950年代公私合营以后，很多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曾实行计件工资制，使一些勤快的工人收入不菲。到了1964年，特别是开展四清运动以后，计件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一般予以取缔，使平均工资水平降低，严重影响了工人们的收入。在一些工厂里，这往往成为文革期间造反的动因之一。天津三轮二社的分配制度问题是否就是这样的问题，可待研究。
在知情人李建华的“蔚蓝的海”博客中，有一篇《张大爷和张爷爷在文革时的遭遇》（2013），提到三轮二社事件：“据说，陈良谋由于阻止一些‘有问题’的人成立造反组织，那些人对陈良谋进行‘阶级报复’，将陈良谋打死那些人有在文革初期受触及的人。陈良谋做为党的基层干部按照党的政策整了那些人，那些人在伟大舵手调整斗争方向之后，所以就要造陈良谋的反，所以陈良谋就成了文革的牺牲品。”
毋庸过多解释，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根据经验已经大致看出事情发展的脉络了。这就是文革初期的“刘邓路线”，或毛泽东抨击的“五十天法西斯统治”。至今还有很多研究者美化这段时期，把它说成是“反文革”的。这种看法完全违背了中共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立场。刘邓主持文革的时期难道不是文革的一部分吗？
这是一桩以暴易暴的典型事件。在三轮车工人这样的群体中，类似事件并不鲜见。
北京市掏粪工人时传祥由于曾被刘少奇接见，在文革中备受摧残去世，在文革后受到崇敬，家乡建有他的纪念馆。但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在他遭受迫害之前的故事。
在文革初期，时传祥不满他的徒弟给党支部贴大字报，亲自指挥对这名徒弟的殴打。这位被殴打者回忆：“他们的棍子打断了好几根。时传祥在一旁说：‘你们不好好交待，打死了算白打。’……一直打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我倒在血泊中昏死了过去。”时传祥以为他死了，送到公安局。公安局把他扔到死人堆里，等到火葬场来拉的时候他才醒了过来，逃了一命。（《红色造反报》，1967年1月12日，转引自华林山《文革期间群众性对立派系成因》，《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号）
可以判断这就是文革初期“五十天”内的事情。当时我们这些造反的年轻人同样受到迫害。但是这两种迫害看来有多么不同啊！我们不过是在十几天里被迫参加了几个“辩论会”实则批判会，行动自由也没受到限制。
所以，尽管细节还有待弄清，这个三轮二社事件的大致轮廓已经知道的差不多了。但是三轮二社事件的诡异之处在于，它正好处于两种潮流的交汇处，因而在文革史中有某种标杆的作用。
两种潮流，一是红卫兵运动，针对的是社会上意义含糊的“牛鬼蛇神”，执行者主要是中学血统论红卫兵，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横行乡里、所向披靡。另一潮流是文革初期的造反，以及“五十天”内的镇压，毛泽东返京后，又翻了过来。一般来说，这两潮流在当时很少有交集，因为红卫兵主要在街上耀武扬威，而造反派的造反活动一般局限在单位内部。而且，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造反派还未成气候。
在北京，这两潮流的交集是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到上级领导机关要求原工作组成员回校检讨时，“西纠”派队伍前去阻扰和挑衅。由于造反派的克制态度，这两事件均未造成严重后果。
而天津的三轮二社事件表明，文革中天津的工人运动更早走到前面，也预示着工人在以后的造反运动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和最后导致的悲剧结果。
我们再看天津工人运动另一例。在汽车运输七场，保养车间的工人陈风雨、姜玉江于6月初贴大字报揭发领导问题，遭到领导组织的大字报围攻，但未受到进一步迫害。8月“十六条”颁布后，有学生来厂支持他们，反对领导的工人派人到北京上访后，于22日再次贴出针对领导的大字报，并于24日封了场里的广播站，成立了临时文革小组。这天晚上因交通局各公司领导来场，造反派工人找他们解决问题，临时召集了有串联学生参加的会议。会上他们同意造反派关于干部罢免的要求和明日召集大会。25日举行全场大会，辩论中双方激烈交锋，最后造反派取得胜利，两名不得人心的干部被揪出，市委干部代表市委肯定这次大会。此后造反派实际上已经夺得场的党总支的权。
在这几天里，工人造反派始终得到周围学生特别是河北大学“八一八”的支持。但是，他们夺权后，在如何对待被揪出的干部问题上和部分来支援的学生发生分歧。其中七中的学生是官方组织的干部子女“主义红卫兵”，他们“要求我们立即召开批斗会，并大声得意地宣扬他们如何打人。这些人一水的绿军装，挥舞着铜扣皮带，站在场院的大会主席台上乱跳乱叫，……”结果这些学生还是在26日晚开了批斗会，打了人。陈风雨等到市委搬兵制止武斗却因市委门口发生“八二六事件”而未果。再过几天，北京的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的学生也来了。他们说，文革小组里不能有“出身不纯”的，于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陈风雨退出了领导岗位。后来他们在10月成立了“八二五造反团”。（陈风雨《青春记忆》，风雨男人博客，2005）
这也是“红八月”里另一“三轮二社事件”，只是没打死人而已。干部子女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只认血统实际是身份（不鉴别是否谣言），所以支持工人造反派。这种情况得以发生，也和当时的天津市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单位内造反有关。
所以，三轮二社事件发生在两大潮流的时间空间交汇点，基本上属于“红八月”的事件之一。党支部书记陈良谋是“红八月”的牺牲者。
可是，我们知道，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8月5日被学生群殴致死后，北京市委的吴德表示：“死了就死了”，没人组织追悼会。天津工商联副主任、对解放天津有功的面粉大王孙冰如被红卫兵打死，也没听说谁表示“公愤”。至于那些在海河里漂流的尸首，至今也没人统计数目，也没人给他们立纪念碑。怎么这个三轮二社的党支部书记死了，就能“激起公愤，先后有2400多个单位、49万多人次到三轮二社追悼”呢？要知道那时是文革时期啊。当然对陈良谋也没树纪念碑，但被尊为天津市的烈士，每年隆重纪念至今。
再说北京女附中的卞校长被打死了。谁打死的，50年后的至今也没个说法，更不要说追究责任了。北京“红八月”中数千死难者的血案的责任者的刑事责任，也被陈云一笔勾消了。打死天津耀华中学的教师范景娀的凶手、打死天津工商联副主任孙冰如和秘书长车重远的凶手也无人追究。可是，对于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三轮二社事件，市委很快进行了处理。
“市委书记处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以后，万晓塘果断地拍板，依法严惩打人凶手。他说：如果市委对这样的事也放任不管，那么就会有许多坏人，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为非作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干部的生命财产就不能得到保障，‘文化大革命’也会搞乱。经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发现打人凶手大多数在历史上都有罪恶。于是，遵照市委指示，法院对12名打人凶手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和死刑，人心大快。”（谢燕《万晓塘的最后岁月》，《谢燕先生文集》，夕阳晚晴，2014）
陈良谋于9月1日被害，万晓塘于9月19日去世。所以市委对三轮二社的处理迅速而坚决，说明市委完全掌控了当时看似混乱的局势。至于那些漂泊在海河里的尸首，不属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干部”，所以他们的“生命财产”无人去保障。也说明，血腥的“红八月”中的暴行完全是在市委的纵容之下进行的。
这可能是京津两市在“红八月”里唯一严肃处理的事件，而且一件命案要12个人被判刑也是空前的。之所以是唯一的，是因为处于两大潮流的交汇处。只有干部子女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才那么凶残，能把人打死。而碰巧有运动初期遭到迫害的造反派早在“红八月”里报复当权派。血统论红卫兵支持了造反派把两者联系起来，使得陈良谋成为“红八月”里为数很少的当权派牺牲者之一。
从铅印传单《谁是三轮二社反革命案件的罪魁祸首？！》中列举的坏人事件责任者来看，当局肯定把红卫兵撇在一边，只处理工人中的责任者。
在“红八月”里，普通老百姓，甚至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命如草芥，死个人像踩死一个蚂蚁，可是这个党支部书记死了，死得轰轰烈烈像国家元首一样。这是为什么？
从当时的隆重悼念到今天的尊为烈士，毫无悬念地向世间宣告，党支部书记这个职位是至高无上的、不可侵犯的。如果侵犯了，多达12个人要被严厉惩办。打死人当然应该追究。事件本身是以暴易暴，但天津法院的判决也同样是以暴易暴。
这种对类似事件处理结果的强烈对比显示了我国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身份人的地位是多么不平等。虽然党的支部书记在经济收入上未必占便宜，但这样的政治身份是绝对不可侵犯的，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党。即使在关于当代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坏人绝对不能是党的书记，只可能是行政干部，至今仍被称道的文革中拍摄的影片《创业》中也是如此。
同在“红八月”里被打死的卞仲耘还是个党总支书记，怎么就“打死就打死”了呢？原因是，在这个事件里，卞的身份不是党的干部，而是“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命不值钱。至于天津工商联的面粉大王之类的，更属于敌人之列，打死更是理所当然。在北京“西纠”的通令中早就把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并列，算作“黑六类”了。
对于这样极其罪恶的等级制度，至今仍有人十分留恋，想回到五十年代去。所以至今“红八月”的受难者仍不能得到应有的纪念，陈良谋一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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