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文革之初刘少奇为何无力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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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政变阴谋”的猜疑和提防

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尤其是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发生了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不流血政变”以后，毛泽东对中共高层是否可能发生类似事情，是否有人会将自已彻底赶下台，始终疑虑重重。可以说，自那时起，“政变”阴影，就一直在毛泽东脑际纠缠，挥之不去。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没有任何症兆情况下，突然解决“罗瑞卿问题”（连刘少奇到了上海开会时，也不知道这次会是为什么事）。骨子里，就是因为罗是总参谋长，又曾长期任公安部长，权柄重，位置关键，怕被人利用搞他的政变。毛这一举动，主要是“防政变”的考虑。后来搞彭真，毛内心的真实目的，也是“防政变”。彭真长期经营首都北京，被毛视之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成了“独立王囯”。彭又是刘少奇心腹，在中共高层，排名第八，曽一度主持过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搞杨尚昆和陆定一，也有“防政变”的因素。杨主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键的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也是他分管范围，其位置极特殊。据说又曽对毛搞过“窃听”。陆定一是舆论大总管，在新闻舆论界，很有影响和势力。任何人要搞政变，离不开舆论支持和控制。毛泽东先下手搞掉这些人，对任何想在高层搞政变的人（比如刘少奇），都是个重大打击。

毛泽东在正式动刘少奇之前，先出手搞掉彭、罗、陆、杨所谓“四家店”，其用心正在这里。

随着“文革”全面发动的时间临近，要最后与刘少奇摊牌，毛泽东对所谓“政变阴谋”的猜疑就越重。仅据官方权威文献披露，“文革”之初的1966年5月至7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领导人时的谈话，和私密书信中，就多次提到“中囯可能发生政变”这一敏感话题。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就明显表露岀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政变”的担忧和焦虑。毛泽东从苏共中央变成“修正主义”谈起，他说：

亊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亊。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亊，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団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10至14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月）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来中囯度假休养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再次谈及党可能分裂变修的问题，并含沙射影直指刘少奇。毛泽东对胡志明说：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亊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囯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我与毛泽东的交往》第4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18页至1419页）

6月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去长沙，第二天，往家乡韶山，住“滴水洞”。毛泽东在这里呆了将近一个月，静心思考下歩举措。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及政变问题。毛泽东写道：

我的朋友的讲话（引者注--指林彪5.18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20页至1421页）

这是毛泽东两个来月，第三次谈及所谓“党分裂”和“右派政变”问题。可见对其困扰之深，焦虑之大。这段时间，他所思虑谋划的，除了“文革”运动布局，主要就是对“政变阴谋”的提防和反制。其中最主要的“反政变”措施，就是暗中指示在北京的周恩来，以所谓“保卫首都”之名，建立“首都工作组”。然后进行一系列人亊安排和部队调动。

周恩来召见军方实权人物作军事部署

接下来，周恩来就绕开党中央，也不经过中央军委，独自作了相关军亊部署，并进行了几项关键性的部队调动和军方人亊安排。

也据《周恩来年谱》，5月18日，周恩来单独约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此两人都是当时实际控制和指挥首都地区部队的关键实权人物），就部队一系列调动安排进行具体落实。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周恩来这次单独约见军方实权人物，是亊先经中央军委批准或授权，或起码告知了中央军委领导。

还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长期主管的是政府（囯务院）亊务，共和囯以来，也从来没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如今却单独召见军方高层，并做出如此重大的军事调动和部署，是不寻常，有越权之嫌。他依据的，显然就是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所谓“首都工作组”。

该文献记载，三个人（实际是周恩来一人，其他两人都听周的）当天就作出了几项关键性的决定，并由周恩来下来后书面报告毛泽东。

注意，这里有个细节十分重要。周恩来是写亲笔信，派信得过的“信使”专送在外地的毛泽东，而不用领导人专用的“红机子”保密电话，或是机密电报等，主要是防“泄密”。

说明毛也好，周也好，已对此时的中央有关部门怀有戒心，怕其间相关消息被窃听被窃看。他们已经不完全相信，无论中央高层或军方警方乃至情报机构的保密电话电报等通讯方式，可以做到“絕对保密”。宁肯选择最原始最麻烦最费时的“信使送信”古老方法。

1967年武汉的“7.20”事件中，中共高层也采用过这种“信使送信”方法。事件发生，局势大乱。毛泽东被困武汉，在北京的江青与林彪商议后，由江致信毛泽东，劝其立即转移。江致毛亲笔信一封，派人专机飞武汉送毛。信使竟然是副总参谋长邱会作。江青甚至还说出了，“信在你脑袋就在”这样严厉的话。弃现代化通讯手段不用，而宁肯采用这种“信使送信”的古老方法，令人想起基地组织的拉登。不过，拉登不用电话等，是防美国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寻电子信号跟踪而至。而中共高层却是为开展党内斗爭，防泄密。

当时，周恩来写信而不用电报电话或传真，主要目的，当然是要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及其手下亲信，完全封锁消息。

文献显示，周恩来当天，书面报告毛泽东审批的决定和相应部署主要为：

其一，改组扩建的北京卫戍区，并由傅崇碧任司令员；

其二，调解放军第63军驻防石家庄的189师，以及第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来北京，作为卫戍部队，担任首都卫戍任务；

其三，待这些部队到京后，立即对原来担任中央及北京要害部门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宣传机构的警戒保卫部署，全部作重新调整。（以上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至32页）

周恩来这份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自此，正式开始了北京卫戍区的扩建重组，进行相关部队的一系列调动，以及首都各要害机关部门警卫力量的大调整。后来在“文革”中地位关键，知名度很高的北京卫戍区首任司令员傅崇碧，也就此走马上任。

几天后的5月26日，由叶剑英主持，召开了“首都工作组”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就“首都工作组”面临的任务，以及内部组织情况，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安排，机构运转程序，还有工作方法等重要内容，进行全面研究，并作出了相关决定。

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出席了“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定调子的讲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告诫与会者说：“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

周恩来还说：“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

在这次会议上，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在“紧急情况”时，需要调动北京地区的卫戍部队，如果周恩来在京，由周恩来批准。周恩来不在时（因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还有出访等外事活动），可报邓小平批准（以上均见《周恩来年谱》下册，第33页）。

这个决定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可谓有点意味深长。5月15日，周恩来与叶剑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提到，“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当时在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工作的，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但从整个过程及军队调动部署情况来看，刘少奇并位参与其事，而是周恩来在全权负责。

前文已述，报告中提到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是一句空话。显然，这个“首都工作组”，只有周恩来有权拍板作出决定。周的身后实际做主的，是毛泽东。

这就是说，“首都工作组”一切举措、行动和部署，只对周恩来负责，它不仅绕过了中央书记处，也绕过了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还绕过了中央军委和总参。这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出席并作出决定。不过，这样重大的决定，显然不会是来自周恩来本人，而只能是来自毛泽东。

这个事实说明，尽管名义上仍是刘少奇在京主持政治局及常委会，但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在另搞一套。其时，“文化大革命”还未全面铺开，“工作组”等问题甚至还未发生，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还有两个多月。这说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并要借故搞他的想法，由来已久。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后来的“派工作组”事情，刘少奇地位已岌岌可危。

此外，这次会议还决定，紧急情况下，北京卫戍部队的调动权，周恩来不在时，由邓小平决定。这说明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比较信任的，而且对刘、邓是有所区别的。否则不会把如此重大权力交给他（尽管是充当周恩来不在北京时的“替补”）。

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的5月31日，周恩来将会议情况，所作出的相关决定，以及卫戍部队调动安排等军事部署情况，一一向在杭州的毛泽东作书面报告。这些决定与部著，亦均获毛泽东批准认可。

“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叶剑英就着手建立工作组下面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等。“首都工作组”下设负责日常亊务的办公室，地点在军委“三座门”。

关于这个“首都工作组”日常工作班子的组建及负责人，据傅崇碧回忆，“首都工作组”负责日常工作的办公室组建情况如下：办公室主任由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有3人，分别为：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总政保卫部部长史进前，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办公室其余工作人员由北京军内外各大单位选调。（见《傅崇碧回忆录》第1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其办公室正副主任均由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及负责安全警卫的总政保卫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出任，可见其“反政变”的色彩很浓。而那个雷英夫，正是后来最先向中央高层写材料，揭发刘少奇的始作俑者。

傅崇碧还回忆说，“首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还决定，今后，“每周至少开一次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听取办公室的汇报和研究讨论有关问题”。

“首都工作组”主要任务是“防政变”

周恩来、叶剑英5月15日的报告，以及5月26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都规定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这就是，加强首都北京的警卫，确保首都的安全。

所谓“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其实，这只是个借口。说穿了，就是保证尚在外地的毛泽东，一旦返京后绝对安全。并在毛泽东以“文革”之名，对一批党政军高层（以刘少奇为首）大清洗时，防止有人会对毛泽东搞所谓“政变阴谋”。

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也是这个“首都工作组”成员的刘志坚将军，“文革”后接受访谈时，曾有一段很关键很说明问题的回忆。

据刘志坚说，早在“文革”正式发动前的1966年4月中旬，他受周恩来委派，与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同赴上海，参与对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的讨论修改（这种委派，不是由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派，而由周恩来直接指派，此也十分耐人寻味。说明其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其时，中央政治局在杭州开扩大会，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受毛泽东指派，正在上海主持这个文件的修改事宜。其间，文件草稿已作过多次讨论修改。

有一天，几个人正在座谈讨论时，江青突然耸人听闻地当众说，她担心“毛主席在杭州安全没有保障”，并表现出深为忧虑的样子。几个人听了不免吃惊。

作为军方人员的刘志坚，深感江青此说，事关重大。思索之后，下来，立即通过军内保密电话，将情况告诉了北京的总参谋部。军方总参谋部负责人对此自然也万分重视，当即以总参名义，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要许世友采取紧急措施，调动可靠部队，加强杭州地区的警戒，保障毛泽东的安全。

同时，总参负责人要刘志坚立即赶赴杭州，向周恩来及中央军委领导报告。刘志坚第二天即秘赴杭州，分别向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告诉了南京军区许世友已经采取的军事警戒及安全部署情况。（《动乱之初--刘志坚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和遭遇》，载《“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第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之后，江青还多次对杨成武等人说过这样的话：“主席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之前，主席不能回北京。”江青还要总参及中央军委，特别加强毛泽东的安全保障工作。

据后来一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这个话，“文革”初他刚从东北调来北京时，奉命去见刚任“首都工作组”组长的叶剑英，叶剑英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而这种“安全保障”，并不是指一般性的安全警卫，而主要是“防政变”的相关军事部署大动作。毛泽东在“文革”深入发动及自己返京重回“一线”掌控局势前，指示成立“首都工作组”，并重新调整组建拱卫京师的北京卫戍部队，可以说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是防着刘少奇，彭真，或是曾一度担任过公安部长和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或其他任何人，对他搞“赫鲁晓夫式”或“非赫鲁晓夫式”政变。

关于“防政变”的意图，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个著名的“5·18讲话”就表露得十分清楚。如今看来，林彪那个专谈政变大讲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就不是他一时兴起的随意而为，而是有感而发的。

林彪在“5·18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特别引人瞩目：“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部署。……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

总参谋部让许世友，作加强对杭州毛泽东保卫保卫的军事部署，是4月中旬的事。周恩来与叶剑英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报告是5月15日。周恩来约杨成武、郑维山谈扩建北京卫戍区，调动部队加强对中央要害机关及电台、报社等的安全保卫，也正是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5月18日。林彪是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些情况他应当是知情者。

由此看，林彪“5·18讲话”中这番话，就不是他有意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基本上是事实。他讲的其实就是在周恩来、叶剑英一手操持下，关于成立“首都工作组”及相关军事部署等一系列动作。只不过，这是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核心机密，在座者（包括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对此并不知情。

3天后的5月21日，周恩来也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内容几乎相同的讲话。

周恩来说：“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得好。”又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起来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子、有枪杆子、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转引自丁凯文：《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

现在看，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先是要搞掉彭真、罗瑞卿等，后来要搞掉刘少奇等，确实要担心这些人会反抗，甚至对他搞“政变”。这些话他对江青讲过，也对林彪讲过。

可见，毛泽东决心将“文革”大规模发展并深入搞下去，一直到他7月18日正式返回北京之前，“防政变”、“反政变”，确实是他曾经深为担心并认真考虑过的主要问题。建立“首都工作组”，以及由此而来的改组扩建北京卫戍区，并作相应军事调动和部署，都是针对他即将搞掉的刘少奇等人，“防其政变”的具体措施。

“首都工作组”的建立及其幕后一系列运作，在1966年5、6月那种特殊而敏感的政治格式中，起码说明两点：

一是周恩来此时已明确倾向于毛泽东（或者说站在毛泽东一方，而不是站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一方），并全力支持毛深入发动“文革”；

二是毛泽东在“文革”全面发动的前夕，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及其所控制的“首都工作组”，已经控制了北京的局势。北京当时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周恩来手中，而不是刘少奇手中。

或者说，这个所谓“首都工作组”，才是当时实际控制北京乃至党中央的“另一套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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