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民 文革风雨中的刘志坚

tuffy05

文革风雨中的刘志坚 　　

尹家民
《党史博览》2005年第5期上


江青给刘志坚定性：这个人在关键时刻靠不住 　　

刘志坚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位历经战争磨难，在1955年获得中将军衔的高级指挥员，其为更多的人所知，则是因为“文革”期间那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刘志坚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之职时，因分管宣传、文化方面的工作，便与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江青等人有了交往。当时江青经常往上海跑，还要做出关心主席生活的姿态。她又是个爱找茬儿的人，在一次座谈会上，她说，“毛主席在杭州的安全没有保障”。作为参加座谈会的解放军方面的负责人，刘志坚就把江青的这个意思通过保密电话告诉了总参谋部。总参谋部立即通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让他采取措施加强毛泽东的安全保障，并要刘向周恩来和军委领导报告。第二天，刘志坚就赶到杭州，将许世友所作安全部署报告了周恩来、叶剑英和林彪。为了赶上午饭后从上海开往杭州的那趟火车，也为了避免干扰江青的休息，临行前刘志坚没有打电话给江青，只告诉了另一个有关领导。不料，刘志坚第二天中午从杭州赶回上海后，就听说江青为此事大发脾气，说：“刘志坚到哪里去了？一到关键时刻他就跑掉了。这个人靠不住！”逼得刘志坚在说明实际情况的同时只好向江青作检讨。此后，江青还多次说：刘志坚这个人在关键时刻靠不住。 　　

1966年春节前的一天，有人要通了刘志坚的电话，接着是个柔声柔气的女音：“刘副主任吗？我是叶群。有这么一件事，江青同志想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人谈谈，你们选几个吧，参加的人不要多。这件事林总已经同意了。名单同萧华商量好报来，座谈地点、时间等江青同志通知。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听叶群的口气，这不是什么商量不商量的事，而是叫他去执行而已。要执行也得问清楚：“谈什么内容？” 　　

“我也不清楚。可能，可能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吧。” 　　

组织性很强的刘志坚立即将“林办”的电话内容告诉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 　　

萧华听着听着，不觉蹙起了眉头。对于江青，他是熟悉的，不仅是延安时期，就是建国后特别是最近几年的情形，他也了如指掌。在延安时期，她总的来说还算谦虚。如果说那时她是夹着尾巴做人，如今可是昂首挺胸了。在审看革命现代京剧《芦荡火种》、《红灯记》时，他就领教了她的“无限风光”。萧华的脑子很灵，对文艺又比较在行，脑子一下就转到毛泽东在1963年、1964年对文艺界的批评性意见上来，莫非要用批示精神来检查部队的文化工作？ 　　

萧华沉思良久，关照刘志坚，不管谁带队去上海，都要约法三章：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二、只带耳朵— —听；三、江青如果提出问题，与事实出入大，暂不要与她争长道短，回北京后交总政党委讨论。 　　

2月2日上午，由刘志坚带队，带着谢镗忠、李曼村和陈亚丁来到北京西郊军用机场。4人都身着便装，坐上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一架伊尔-14飞机。因为这次任务特殊，又不摸底，4个人的表情都不轻松。 　　

因为转达了林彪赞扬江青的话，江青对刘志坚的态度大变 　　

因为江青的入住，上海锦江饭店三楼便增加了许多规矩，比如不许在走廊里高声说话，不许脚步太重；除了指定的服务员，一般人不许入内；寒暑表上的红色水银柱要保持在20℃～22℃之间。 　　

从文坛走上政坛的张春桥，是进出这里最多的人之一。这次他是带着刘志坚一起来的。江青说：“春桥啊，我们把尊神们请到了。欢迎欢迎啊。”她把一叠文件推给刘志坚：“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子了！让帝王将相、洋人死人统治了。毛主席的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意见就更没人听了！” 　　

刘志坚被江青这一声叫喊弄得摸不清头脑。他还在翻看那些材料、文件，想从中得出江青这次谈话的主题。跟萧华的预想差不多，文件中有《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写给平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上海文艺界的整风报告。还没等刘志坚看完全部材料，江青的高嗓门又响了起来：“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啊。我去苏州找林总，要请解放军这座尊神支持我。” 　　

刘志坚还是公事公办：“我临走时，林办要我把一段话念给你听??”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抽出一张纸。江青和张春桥都有些紧张，不知“林办”有什么举动，都一齐坐直了身子，竖起耳朵听着。 　　

刘志坚尽量念得慢些，清楚些：“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地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要……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有所改进。’” 　　

听完刘志坚念完电话记录，江青不仅松了一口气，而且精神为之亢奋，她没有想到“林总”对她有这样高的评价。她无法按捺住内心的激动，突然把黑色大氅往后一抖，扔在沙发上，霍地站起来，眼里放光：“这是春风呀！” 　　

张春桥也及时贴上两个毫无新意的词儿：“可以说是春风扑面，春风化雨呀。” 　　

江青沉浸在幸福的想象中，在地毯上踱着步子。突然，她回头对刘志坚说话了。因为他传达了“林总”的评语，她对他的态度马上也不一样了：“志坚同志啊，毛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对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我要好好学习哟。” 　　
刘志坚有些吃惊，不知江青为何提起他那一段历史。但尖刻的江青不会真心去赞扬一个人，她很快就点出了主题：“你们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有成绩的，是比地方上好一些，但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我就亲自作调查，经常买票看戏，还戴上大口罩，坐在后排。有一次，去吉祥戏院还碰上了原来在延安的那位交际处长了呢。我发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已经统治了我们的舞台啦！到处是牛鬼蛇神，到处都一塌糊涂！” 　　

江青已经进入角色，谈话变成了一种发泄，一种自我标榜：“他们在上海，在延安都整我，想让我当阮玲玉第二。我一个九级干部，就像叫化子一样，为搞点京剧改革，去求大家，去求演员。嗯，说起给我定级，定九级，是主席严格要求我……? .” 　　

刘志坚真不知道江青到底要说什么。正在他陷入迷惑之中时，张春桥的一声咳嗽唤醒了他。张春桥推了推他的胳膊：“就到这里吧，早些回去休息。今天晚上请部队的同志一起来看电影，好吗？” 　　

看电影----这是刘志坚领受的第一道命令。 　　

当天晚上，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来到锦江饭店一间宽敞的会客厅，和江青握了手。当江青握到陈亚丁的手时，不由得放开嗓门叫起来： 　　

“还有你呀，亚丁。多少年不见了，这次你能来，太好了！”陈亚丁是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老熟人，现在总政文化部任副部长。还没等陈亚丁说话，江青就指着张春桥问大家：“这位你们都认识吧？当今我们党最出色的红色教授。!"’(年那篇谈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就是出自他手。”其实张春桥这位当时的“理论家”有许多头衔，不知为何江青偏偏选中这一个。而这个“教授”头衔是连张春桥自己都不愿提起的。如果说在“大跃进”时被上海某大学无可奈何聘为教授一事还算荣耀的话，而他那篇受到当时理论界普遍反对的文章则没有什么光彩，甚至是他的一块心病，张春桥只好尴尬地向大家点点头。 　　

“这次请你们来主要是看电影。我和你们边看边谈些意见，但不准记录，不准张扬，特别不能让北京知道。我说的不止是北京市委，而且包括所有在北京的头头都无权知道。像彭真、周扬这种人巴不得要专我的政哩！”入座后，江青便煞有介事地吹乎起来，那神态比地下工作者都神秘。她甚至问：“你们带没带录音机？” 　　

大家都摇了摇头。 　　

“这就好，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真情。”连熟悉江青的陈亚丁，这时都感觉到这位昔日戏子的不同凡响，这可不是那个为争戏而哭鼻子的蓝苹了。江青越说越神秘：“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会不成样子？我想了很久，想通了。就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年了，太久了，太残忍了。一定要搞掉这条黑线。现在，该专他们的政啦！” 　　

刘志坚和其他几位搞文化工作的都傻眼了。在他们面前，从来还没有人这么咬牙切齿地谈文艺，甚至提到要“专政”的地步。这令他们迷惑不解。 “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马上就要到来！”江青发出这个夸大的、后来被证实果真如此的号令，心里真有一倾为快的感觉。电影随之开始了。 　　

从2月3日起直到19日的半个月里，江青对这4位军队高级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神轰炸”：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指定他们观看中外电影，共有50多部。安排观看戏剧3场。而她自己则以逸待劳。江青利用午睡后精神最清爽的时候，和这4位所谓“尊神”谈了&次，与带队的刘志坚谈了8次，每次不超过30分钟。每次谈后回来，刘志坚都向其他3位把内容通告一下。 　　

江青谈了对当时文艺总的看法：“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美化敌人、歌颂叛徒、丑化人民和军队。有的宣传战争苦难，搞和平主义，有的是低级趣味，写中间人物，写死人，死了的英雄也是死人。有的还为活人树碑立传，哎，丑死了。”写死人不行，写活人就是“树碑立传”，那还能写什么？江青自己不觉得自相矛盾，是她把文艺逼得无路可走。 　　

当时听江青“讲课”的4位军队干部也有这个感觉。 　　

江青认为又是刘志坚给她闯了大祸 　　

2月10日，他们趁江青要到杭州去看毛泽东，赶回北京汇报一次。一直到夜里11点，刘志坚才赶到萧华家里。萧华也是急脾气。刘志坚刚把情况说了一遍，他就急了：“你为什么不向她说明，部队的文艺工作直接在军委领导下，方向是正确的。《长征组歌》、《江姐》都在全国很有影响嘛！” 　　

刘志坚苦笑着：“人家是有尚方宝剑的，批罗长子（罗瑞卿）那些话没有背景才怪。我看她是否定太多了。这话我在延安饭店就对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他们说过，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萧华也只好叹气。 　　

刘志坚继续说：“中间人物是客观存在，由落后到先进都有这么个过程。战争年代，我们俘虏了大批国民党官兵，不少成了英勇杀敌的将士。没有中间人物的阶段，行吗？写中间是为了促进中间的转变，这点辩证法都不讲，电影、戏剧的路子会越弄越窄。电影院只好关门。”萧华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气。 　　

2月19日晚，听完江青漫无边际的“谈话”后，总政的$位领导人要回北京了。为了方便向党委汇报，他们商定把江青的讲话整理出几条，由陈亚丁执笔形成了文字。临走前，他们给暂不在上海的江青留了1份。21日，刘志坚乘飞机到济南，找到由苏州转到那里休养的林彪，交给他"份，之后便飞回了北京。 　　

2月21日午夜刚过，刘志坚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里的声音很不客气：“我是江青！”刘志坚答应了一声，便听到江青震耳的怒气：“你们写的那个东西怎么搞的嘛！完全歪曲了我的本意，闯了大祸。现在这个不行，不要扩散、传达！” 　　

对这样的结果，刘志坚、李曼村早有预料。离沪前，为送不送材料给江青，他俩还与陈亚丁有过一场小小的争执…… 　　

江青急了：“你怎么不说话？这件事我已经请示了主席。主席指示还由那个评《海瑞罢官》的班子搞，把这个稿子委托给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你们那里来个陈亚丁就够了。” 　　

这倒是刘志坚求之不得的：“好好，就让亚丁参加修改吧！” 　　

2月25日下午，陈亚丁带着原稿风风火火地奔回上海延安饭店，江青指令由陈伯达和张春桥改写。2月28日上午，江青看完他俩的修改稿，脸上绽出笑容：“辛苦了，辛苦了，我看可以，印出来上送吧！” 　　

就这样，《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了，一个“划时代”的东西诞生了。它的诞生，将意味着许多东西的死去或受难。世界就是这样，有时一件看似不起眼的事情，后来被证明非同小可。 　　

《纪要》很快被送到北京，送到了毛泽东手上。毛泽东做了多次修改。 　　

3月19日，那真是江青的节日。她在她那些“亲密战友”的簇拥下，飘飘如仙地出现在那个电影厅兼会议室里。 　　

“又把你们请来了，这份稿子虽然经过重写，但还是有你们的心血。你们不会怪我‘夺人所爱’吧？哈哈哈??”江青向刚刚到上海的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打着招呼，“当初，你们给我闯了大祸，现在是因祸得福。好了，先看看主席改过的稿子吧。已经是大功告成了。” 　　

刘志坚他们没法随着江青的欢乐而欢乐。刘志坚看到稿纸上那粗大潦草的毛笔字，就知道这个《纪要》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纪要》了。那个时代，毛泽东的字就是最高指示，是不容置疑的。可他毕竟是个老军人，认真而耿直。他还认为有些地方不妥：“依靠部队搞文艺革命这句话恐怕不妥当。地方文艺队伍有80万人，不靠他们自己怎么行？另外，稿子上说要重新组织队伍，是不是改为整顿文艺队伍更好？” 　　

张春桥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时间，行了，行了！” 　　

林彪那时在苏州。他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已经毛泽东亲自阅定了，他当然双手赞成。他对《纪要》未改一字，便批转军委常委们。林彪还找来刘志坚、陈亚丁，请他俩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委常委们的信。 　　

当时，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副主席还有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林彪的信，对《纪要》作了高度评价，并默认了此为他“委托”江青所办。但林彪心里怎么想的，无人能知。 　　

林彪说刘志坚是“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 　　

江青对刘志坚日渐不满。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设在钓鱼台。江青住11号楼，刘志坚住2号楼。但是，刘志坚总觉得自己是军队干部，应该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住在西山，常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了西山。 　　

在叶剑英、徐向前等元帅领导下，刘志坚主持“全军文革小组”陆续起草了一些文件和电报，对军队“文革”做出若干特殊规定和必要限制。如《关于军队文工团文化大革命的几条规定》、《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补充指示》等等。 　　

叶剑英、刘志坚等防乱稳军的一套做法很快招来林彪、江青的不满。1966年国庆节那天，江青的追随者在天安门城楼上唆使第二军医大学造反组织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诬告军队院校镇压群众，条条框框太多。林彪看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就说军队这样搞不行，要允许他们搞“四大”。“全军文革小组”不敢违抗林彪的指示，随即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但文件仍坚持要党委领导，没有放开，林彪看后不满意，将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经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改后的文件，特别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在钓鱼台讨论这个文件时，发生了激烈争吵。 　　

刘志坚事先向叶剑英作了汇报，故而会上态度消极，说：“文件中首次取消党委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 　　张春桥却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 　　

刘志坚反驳说：“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不错的，毛主席的领导也是不错的，但是下面还是要有具体人去执行的啊！” 　　

陈伯达、江青等人依仗毛泽东的支持，一齐否定刘志坚提出的异议。 　　

军队乱了，天下大乱。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一份通知：《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11月6日经林彪转送给中央文革小组后，又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扣压。 　　

此后，为了控制《紧急指示》下达后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刘志坚又组织“全军文革小组”前后起草过5份电报，都被陈伯达扣压了。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陈伯达当面指责道：“你刘志坚思想不对头，发的几个电报，都是压制造反的。我都给扣留了。” 　　

江青还几次叫嚷要关锋、戚本禹到总政当主任、副主任，被叶剑英顶住，没有任命。 　　

红卫兵已经开始围攻刘志坚的家。为了更好地商量工作，叶剑英让刘搬到他家后面去住。这样，刘志坚每天早晨都把中央文革小组的情况向叶剑英报告，同时听取他的指示。!!月初，刘志坚和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几个人在聂荣臻家里吃饭，老帅们大骂江青、陈伯达一伙。叶剑英感慨地说：“现在我们都没有发言权了。志坚同志虽然在中央文革，可也没有发言权，连戚本禹都敢跟他拍桌子，那是江青、康生给他撑腰，他们要打倒你呢！” 　　

江青见刘志坚与几位老帅关系密切，就要整掉他。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1966年11月13日、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是萧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位元帅讲话时有稿子，叶剑英有时离开稿子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把江青气得够呛。于是她迁怒于刘志坚，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12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 　　

1967年1月3日，刘志坚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剑英那里，周恩来就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陈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这天晚上，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1月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周恩来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 —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在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立即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5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5日，5000多名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萧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萧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剑英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剑英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 　　

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果真，刘志坚去了就回不来了。批斗之后，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 　　

1月8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林彪也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了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于是，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革小组”，撤销了刘志坚的组长职务。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标语布满全国。刘志坚遭受批斗后即被关押。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他当了7个多月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三副组长，4个多月的第二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最终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中央文革中的奸细”等罪名被打倒，被关押审讯。 　　

历史终于对他有了公正评价 　　

刘志坚在顺义被关押了3个月，受到很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个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刘志坚被关在一间小屋里，小屋只放着一张小床，一张三屉桌，床前一盏100瓦的灯泡通宵达旦亮着，目的是让监视者能看清他的活动。 　　不久，萧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已被打倒。 　　

刘志坚的夫人刘莱瑛被关押在另一处，两年后，她才获释。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她才被允许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刘志坚…… 　　

九大期间，许世友面见毛泽东。在谈过一些事情之后，许世友仗义执言：“主席，战争年代有两个人很能打仗，但他们现在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刘志坚，请主席过问一下。” 毛泽东点头后，“解放”刘志坚的工作由周恩来来做。在国庆25周年之前，即1974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对出席国庆招待会名单进行讨论时，周恩来提出：“遵照主席精神，再加刘志坚一人。” 　　

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里，在报道头一天晚上的国庆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时，提到了刘志坚的名字。人们顿时知道：刘志坚被“解放”了。 　　

10月3日，还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召见了刘志坚，询问了他的身体和其他情况。4个月后，刘志坚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5年3月，刘志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5月，他的老上级、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副主席召见了他。不久，他被任命为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刘志坚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又是7年多，直至退休回到北京，住进西城一座小院内。 　　

1979年3月26日，总政治部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提出：“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纪要》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结论，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原理的，也是完全不符合我国文艺战线的实际状况的。”“我们建议中央做出正式决定，撤销这一文件。”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总政治部1979年3月26日的请示，决定撤销中发〔66〕211号文件，即中央批发的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对过去曾经宣传、执行过《纪要》的各级组织和个人，不必追究政治责任。”而对刘志坚冤案的正式平反，则是在1980年。 　　

尽管刘志坚对军队在“文革”初期的稳定起过很大作用，但刘志坚谈起这些往事时则更多的是解剖自己：“当时自己虽然对‘文革’初期的一些问题有看法，想不通，但也并不清楚它错在哪里。当时我主管军队的宣传文化工作，一方面身不由己，另一方面我对毛主席处于迷信状态。虽然我不同意江青的看法，但并不等于对‘文革’的错误一开始就看出来了，我也有一个认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