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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贝  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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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6 07:31: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重新认识

作者:文贝2013-08-27 07:20


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和1969年4月1日,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可看作是官方宣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

文化大革命组织解散。中共九大以后,中央文革解散,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权力机构完成了历史使命,是中央结束文革的重要标志。

文革正式宣布结束。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同时提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是华国锋时代对毛泽东时代承前启后的体现,无论是叶剑英所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邓小平的大会闭幕词,都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功绩。

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崩溃。1978年5月,由胡耀邦主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既是对华国锋领导权的挑战,也是对文革理论批判的开始。而政治和党媒气候的放松,直接导致了1978年9月西单民主墙的兴起,社会开始出现反文革的文章。

文化大革命的否定。1981年6月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确定了“十年文革”一说,又为文化大革命定性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华国锋留下的政治尾巴被全部抛弃,社会上出现第一次反文革思潮。

伤痕文学的暴露。随着四人帮的下台,以知识青年生活为主线的伤痕文学在中国兴起。刘新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王如九的《窗口》等,都通过文学作品的刻化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进行了鞭挞,从而开创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起点。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还没有被否定,这些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存在着政治起点低,思想上幼稚。功利性强和斧凿痕迹明显的问题。即使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也只限于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的思考,是在坚持崇拜毛泽东前提下,批判林彪和四人帮的作文。虽然对人性和人道主义进行了探索和思考,其套路仍然是文革式的。

诉苦派的嚎啕。在中央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环境下,以及中央开始清查“三种人”,社会上出现了一片诉苦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及其子女、保皇派和造反派中的失意者,文革中不得志的文化人,被长期压抑的“五类分子”等几乎在同一时间站了出来大倒苦水。他们以亲身经历和体会诉说历史,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迫害,掀起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的控诉基本是以私史为主,主观意识较强。内中夹杂着许多自我粉饰和歪曲,大部分内容由于不真实而被后来垢病。

否定派的倒算。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为代表的文革新生代下台,代之而起的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文革受冲击的老干部上台执政。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组织上的清算,也是清除了全面否定文革最后一道障碍。通过对刘少奇平反,引发了社会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否定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预示着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否定了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预示着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活动和积极人物都成了反面。中央清查三种人,对文化大革命台上人物的反攻倒算,一场报复性清查在全国展开。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从组织上、思想理论上最彻底的否定,其间定论的许多人或事件成为后来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模式和意识。

西化派的利用。中央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后期上台执政者打下了政治基础,却带来了负面效应。如果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共产党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只是为自己上台执政张目或者说笼络人心的话,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统治的西化派则利用了中共党内的斗争,直接否定了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和执政。他们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武器,既否定文化大革命,又否定共产党。造成中央不得不一面宣传社会主义制度,颂扬共产党的功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面举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旗,企图再来一次拨乱反正。应当承认,西化派才是彻底的反文革派,而党内的否定文革只是应景之需。

憋曲派的反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使邓小平亲自挑选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相继下台,随之离开政坛的还有一大批曾经的官僚和文化人。他们政坛上失意,思想上开始走极端。这些人里既包括在文革后浮起又沉沦的老干部,包括胡启力、田纪云、萧克、、李锐、任仲夷等。又有在中共宣传口混迹多年的老新闻人和理论宣传者,包括杜导正、杨继绳、朱厚泽、戴煌、辛子陵等。还有一些曾经追随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中共事论家,如于光远、杜润生等。他们以《炎黄春秋》为阵地,纠集了体制内外一大批学者和右派人士,以总结历史经验为晃子,展开了对共产党的反噬。这些人既反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又反邓小平为首的新一代执政者。既颂扬一大批老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又从政治上攻击共产党的执政。他们经过艺术加工和所谓口述的历史,颠倒了黑白,给社会造成了许多历史错误和认识误区。社会上很多虚假的党史和文革史都出自这批人之手。他们既不是体制内的良知,也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是共产党内的变节者。

中央对文革态度的转变。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群众运动是任何力量也压制不了的,中央的定论只能代表当权者的态度,其中的真相无法遮蔽太久。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反证了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思想理论和做法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虽然中央没有明文开禁和重新定义文化大革命,却采取了一种民主自由化的沉默态度。既允许反文革派继续喧嚣,又不禁止社会各界对文化大革命正确方面的回忆与反思。这种现象既反映了中央政治上的开明,某种意义上是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态度的转变。其中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互不否定”的态度,鼓舞了社会反思文革的士气。

重新认识文革成为社会的主流。对于文化大革命,诉苦者已经肝肠气短。反攻倒算者已经心满意足,抹黑者也黔驴技尽。西化派由于立场不同屁股坐歪,任何攻击都容易识别。共产党内的反噬者由于极端的自私自利和无中生有早已失去了市场。

随着中央政治上的开明态度和中央文件的不断解密,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越来越清楚。文革研究者通过细化的事实,使许多问题越来越明朗,从而使曾经流行几十年的谎言破产,把一个真实的文化大革命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比如人们清楚了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了解了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所谓老干部在文革期间的所做所为。明确了老红卫兵的疯狂,知道了保皇派和众多老干部与文革期间重大恶性事件的关系。明白了普通民众为什么积极参预造反,弄清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运动之间的关系。知道了所谓老干部和文化人受迫害的内情,理解了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从而对一些人为什么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抹黑文化大革命,整肃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等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人们在承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社会动乱和问题下,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官僚主义的批判,三大差别的缩小,妇女的解放,新文化歌颂人民服务人民的普及,干群关系的融洽,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犯罪率的降低,人民的当家作主,社会民主的开放,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的相互作用等诸多方面出现的新气象,结合当下社会实际情况,从中作出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

历史事实才是最大的权威,任何经过涂抹的历史终究是假的。况且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还在,他们的第一手材料远比那些艺术化的产品更真实。

“武皇内传分明在,莫谓人间总不知。”用李商隐这句诗来诠释几十年对文革史的逆行比较贴切。
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重新认识将成为社会的主流。强权政治下的话语权正在发生转移,代之而起的是百家争鸣。这种争鸣有利于弄清事实,解开社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纠结。有利于实事求是的总结经验教训,为新的时代服务。

允许每个人说话。天蹋不下来!
                      
2013.8.27

http://wenbei.blogchina.com/15933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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