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晓春 也谈「高饶事件」发生的某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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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高饶事件」发生的某些因素

⊙ 范晓春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八年五月号　总第 74 期


　　发生在1950年代中期的「高饶事件」，长期以来被定性为由于高岗、饶漱石个人权欲、野心恶性膨胀而导致的分裂党的阴谋事件。近些年来，随著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提出了发生「高饶事件」的制度背景问题1。其实，「高饶事件」的发生有著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本文试图从当时中共高层权力架构开始调整入手对此进行一些历史的回顾与探讨。 　　

一　1953年中共内部高层权力调整局面的出现

　　众所周知，中共自诞生至全面执政前，其高层的权力架构和更替问题，由于复杂而特殊的革命环境以及苏共的影响，一直未能得以制度化地有效进行。全面执政后，中共仍基本延续了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后所形成的领导集体2，但进入1953年，中共内部却开始出现了高层调整的迹象。

　　首先，根据中共七大党章的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并召集之。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延期或提前召集」3。由于从战争到和平环境的转换，七大后中共并未及时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4。而进入1953年，中共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则发生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战争全面停战大局已定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局面。在阶级斗争方面，工人、农民等对中共拥护力量的增长，基本上改变了同民族资本家、地主、富农和知识份子等阶级阶层间的力量对比。工业化建设方面，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专案主要部分也最后确定，而在大规模有计划经济建设迫在眉睫之际又找到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将私营经济纳入国家计划轨道这一现实的途径。因此，在取得军事和政治上的彻底胜利之后，中共在苏共的影响下开始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根据苏共和中共过往的经验，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一般都要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形式确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基于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的考虑，也要对人事做出相应的调整。

　　其次，据薄一波回忆，1953年3月初，高岗向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安子文转达了毛泽东同他的谈话内容，说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5，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政治局委员分两组写出，一组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是书记处成员──引者注）以外，写有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书记，也都是在中共全面执政初期分镇四方的「诸侯大员」──引者注）；另一组上写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人和中央正副秘书长人选。这个名单安子文曾给高岗看过，也向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饶漱石谈过。6

　　再次，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要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希望自己退居二线，由其他人主持一线工作。当时他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等职务，掌握党政军大权，威望如日中天。此外，中共中央还提出过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等问题。这一切似乎意味著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要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方面自然也应作相应的变动。

　　此外，1953年3月史达林的去世引发了苏共高层权力格局的调整。7月上旬，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决定把贝利亚从苏共中央清除出去，并开除其党籍（同年12月23日被处决──引者注）。9月份，赫鲁雪夫当选为新设置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影响甚巨的史达林时代得以真正结束。

　　那么，如果进行中共高层的人事调整，会出现一种怎样的权力架构，也就是在人员安排上会出现怎样的变动呢？

　　1952年6月20日，毛泽东曾致信史达林提出，「由于经济建设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7。7月，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称，「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并拟逐步缩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区政府的机构与职权」8。此后，中共采取的主要措施主要有：（1）上调各大行政区实际负责人进京。这一方面为撤销大行政区做准备9，另一方面重新布置高层的权力架构。各大行政区实际负责人的具体安排是：最先调来的邓小平，1952年7月份来京后即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财政部部长。随后进京的习仲勋于9月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邓子恢于1953年1月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此后，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调任计划委员会主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1949年10月即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且华北局驻在北京，不存在「进京」的问题。（2）加强中共中央主席对国家政权和政务的直接领导。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通过发动反「分散主义」和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对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机构和人事安排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被撤销，中共中央主席开始直接对各党组小组和分党组干事会进行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对下属各经济部门的领导，也不再通过政务院的中财委，而分别通过政府新增设的五个方面领导人进行，时称「五口通商」10。这样，政务院原来事权专一、无可替代的地位和职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且由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只有外交等少数部门，其职权范围已大大缩小。而当时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在如何对待新民主主义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有所分歧，受到毛泽东多次批评，其权力亦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和影响，并随后不得不在中共内部作公开的自我批评和检讨11。

　　不难看出，中共利用发动反对「分散主义」运动和调整、重用各大行政区领导人（华北局的薄一波除外，并且由于薄一波一直在中央工作还成了调整和批判的物件）在中共高层初步实现了毛泽东个人的相对集权和中共高层权力的制衡分布。但是，这样一种权力安排显然并不是一种令毛泽东满意的最终结果，最直接的表征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设立和政务院职权的削弱导致一种体制庞杂、部门重迭、关系不清的体制困境的出现。并且，当时中共也已著手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改革国家体制。此外，更有人事方面重要的原因。

二　高岗、饶漱石的活动及中共中央的反应

　　对于这样一种调整后出现的人事安排格局，赵晓光认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毛泽东既看重高岗的突击队作用，更不能舍弃刘少奇、周恩来这两支主力军。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对高岗的提拔重用，虽然含有对刘少奇、周恩来在某些工作中的不满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一种刺激和触动」12。自然这是一家之言。当然，调整的结果也并不意味著毛泽东有抑刘少奇、周恩来，而扬高岗、饶漱石的最终权力架构设想。

　　高岗，「这个人有能力、有魄力、精明能干」。在创建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中，「他有过重要贡献」；「抗日战争中在西北工作也有成绩」；东北解放后，他主持东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工作「走在全国前面」；抗美援朝中，「做后勤工作很得力，曾受到毛主席表扬」13。因此，他屡受毛泽东的重用。中共七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随后任中共东北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集东北大行政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此外，在农业合作化和工会工作方针等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分歧的问题上，高岗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1952年11月高岗进京后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兼任新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53年中央又决定把8个国家主要工业部门划归给高岗任主席的计委领导，国家计委遂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权势一时甚为显赫，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与此同时，高岗也有其性格和作风上的缺陷，当然，在中共处于主要依靠暴力夺取与稳定政权的过程中，这并不成其为左右政治生命的决定性因素14。此外，高岗在东北的一些举动也让毛泽东心存疑虑15，尽管这方面的压力在史达林逝世后得以明显减轻。

　　从中共此前高层人事变更情况看，政治路线对于高层的权力架构起著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且有著丰富经历和成功经验的地方干部更容易进入中共权力的高层。因此，高岗进京并「一马当先」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其能否更进一步，实现所谓的「打算安排刘搞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16的权力架构，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充满历史机缘的「天问」了。

　　众所周知，集权体制内权力调整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而从高岗进京后的表现来看，他也确实为巩固和提升自己的权力积极进行了活动。当然，由于当时中共高层的政治生活方式已然形成一种个人集权的格局，也就是无论意见分歧，还是组织调整、人事安排都由毛泽东个人裁决和决断，也由于当时中共还没有马上召开权力更替的代表大会的明确计划，因此，高岗在权力之路上更进一步的作为只能表现为一些「非制度性」管道的行为选择。也就是在听命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本人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一边进行私底下的串连，积极寻找支持者或同盟者，一边在表面上利用对手工作上的失误，以反对宗派为名搞公开的党内斗争。当然，在中共党内，试图搞「摊摊」和「圈圈」，或以「摊摊」和「圈圈」为名搞活动，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一种地震」，在名义上是最终为中共的主义和体制所不允的。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由于毛泽东不点名的指出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右的错误和要求中财委把问题摆到了大会上，以及提出「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7，高岗、饶漱石等人便抓住薄一波的问题大做刘少奇的文章。

　　薄一波认为，从全国财经会议后期开始，毛泽东已逐步察觉高、饶的活动不正常。他在谈话中指出：说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线错误，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错误的说法18。范守信则认为，此间毛泽东是将其作为一种有碍党的团结的错误言行对待的19。而此后的事实是，财经会议后，刘少奇曾两次主动找高岗谈话，征求意见，并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而高岗表现得更为活跃，并四出活动；饶漱石则引发了9月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的风波。据邓小平事后回忆，高岗「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他还找到陈云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20。

　　在6-8月的财经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电令在北戴河休养的陈云、邓小平回京讲「公道话」，以结束财经会议。而此时，陈云、邓小平则都选择了上报毛泽东的处理方式。林彪在完成其军事任务后就处于长期养病状态，表现得波澜不惊。饶漱石则在这一时期表现得较为活跃。

　　众所周知，「饶漱石在战争年代曾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过，受到刘少奇的器重」。中共全面执政后，其担任华东局和华东行政区的党政一把手职务，是一方诸侯，上调中央后任中组部部长也是所谓的「吏部尚书」。然而，1953年初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便发动了对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由于中组部是刘少奇分管的，自然就涉及到了刘少奇。财经会议期间，分管中共之组织工作的饶漱石是否已与分管国家计划工作之高岗「串通一气」21，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在此之前高岗与饶漱石素无渊源，目前关于这一时间节点上的「铁证」也未问世。但同年9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安子文又受到了批判，饶漱石认为自己对组织部「插不进来」，并与刘少奇「顶了牛」22。会议期间，一些中央局组织部长也发言批评了安子文，如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但据他事隔半个世纪后回忆，「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讲的这些意见，都是和毛主席交换过看法的，得到他的同意。少奇同志也是要我来讲的，并且是安子文请我到组织工作会议上，给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提意见的，在大会发言时，少奇、子文同志也在场。」23

　　针对这样一种高、饶进而刘、周退的态势出现，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采取了「测试」高岗的作法24，并于同年12月24日，经过紧张的酝酿和准备，25主持召开了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29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26。他提议要起草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即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宪法草案。

　　12月28日，在陪同苏联客人去东北期间，高岗在沈阳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指示，并要求拥护刘少奇在毛泽东外出休养期间主持中央的工作。从沈阳回京后，他就不再上班，开始准备反省检查27。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在杭州就高岗问题致信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建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以通过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指出：会议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22日又就高岗来信要求到杭州和他商量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一事致信刘少奇，说高岗不宜来此，请刘、周、邓和高岗商量即可；并再次指出：全会上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28。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刘、周在会上都作了自我批评，高、饶也作了检讨性发言。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12日，中共中央即发出〈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向干部和党员认真传达并组织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议的决议〉三个文件。其中，会议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认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因为，「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是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的。鉴于我们现在还采取著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而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似的包围著我们；鉴于我们的党很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还很不够，一部分干部的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鉴于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在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著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鉴于这一切情况，中央认为，当此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要历史关头，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结。」同时，在决议中对全党，特别是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人提出六项规定，如「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经常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称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29等等。

　　应该说，会议和档案尽管是不指名批评，但既然已指出为「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非法活动」，其意已明，并且依照中共党内斗争之传统就必然还会有「下文」，也就是高饶问题「被移到会后另行处理」30，以起到从政治、思想和组织等方面彻底解决之功效。因此，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1954年2月15日始，分别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对二者进行揭发和批判，也听取他们的申辩和检讨。

　　然而，2月17日，高岗却在写完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信后自杀未遂，并于当日被实行管教31。于此，2月25日，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指出，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之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而「高岗的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主要事实之一就是：「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高岗在任东北局书记时，对工作报喜不报忧，不愿意检讨，受不得批评。他来中央工作认为是调虎离山，后来仍兼东北局书记才放了心。高岗历来不愿让中央及中央各部门对东北工作进行检查，一遇检查即利用检查人员的某些弱点大肆攻击，企图使人望而却步。」并认为，从高岗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32，等等。3月3日，这个总结发言的提纲在经毛泽东修改33和中央政治局批准后，转发给了全国各省军级的党组织。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则开了7次，到会26人，结束会议时到会有各大行政区及中央各部66人。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在1954年3月1日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对饶漱石问题的结论有：「他的基本思想是不承认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统一的革命政党，而是把党看成是派系林立的集团，认为投机取巧，运用手段，就可以驾凌一切。他在一个地区工作时，从来不愿中央各部门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从来没有自我批评，总是把自己的缺点掩盖起来。」「他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34。3月15日，中央政治局也批准了这一报告。不难看出，座谈会期间高的自杀是整个事件的一个重要转捩点。

　　随后，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纷纷召开会议，传达和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和关于「高饶问题」的指示精神，一些单位还进行了揭发和批判高、饶的活动。如3月9日，中南局发出关于传达和学习四中全会档的通知。3月17日至4月8日，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四中全会的决议。由于华南分局1952年出现了所谓方方「地方主义」，「到会同志进行了认真的检查，一致认为华南党的组织自从反对了土地改革中的右倾思想和反对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以后，全体同志团结在党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组织路线下，党内的团结是大大增进了。但是，党的团结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不同程度上还是比较普遍地存在著；特别是党内同志对于必须增强党的团结以击败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寻找代理人的阴谋毒计的认识是很不够的，而这正是地处国防前线的华南党组织所必须充分注意和高度警惕的。」35 3月13日至24日，西南局举行第12次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文件。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书记、副书记及西南一级机关和重庆市委相当于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军队师以上干部共300多人。3月16日至21日，华北局举行全体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3月10日至27日，内蒙古分局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并讨论了七届四中全会决议。3月25日至4月1日，西北局举行扩大会议，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西北局委员，新疆分局和各省（市）委正副书记及各省（市）与西北区机关高级党员干部共计48人，接著又召开了3000多人参加的各级领导干部大会。由于高岗是从西北局调到东北去的，西北区层层干部对其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时期的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并结合个人的思想工作实际进行了自我对照检查。新疆分局也在4月8日至17日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七届四中全会和西北局扩大会议的精神。由于新疆分局在牧区工作上未能坚持贯彻中央和西北局的慎重稳进的正确方针，而采取了冒险急进的错误方针和政策，也深入检查了新疆地区党的团结问题。36

　　当时，高岗和饶漱石仍分别担任东北和华东两个大行政区的党政军职务，也由于中央已把他们的问题初步定性为搞「独立王国」和派性，这就不能不对东北和华东两区进行清理和整顿，以消除高、饶问题在地方上的影响。

　　1954年3月25日，东北局召开全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省、市、地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出席会议的有517人，指定列席的190人，会议由代行东北局书记职务的林枫主持。3月26日、27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指出：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37。3月28日，周恩来返回北京，罗瑞卿38作为中央的观察员留下指导会议。

　　由于中共中央认为「对高岗的错误要有集中的、历史的认识」，「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犯有原则性错误」，「在这次会上先作原则交代」，因此，尽管也强调「高岗的错误与东北局每个人的错误要区别开」39，但会议很快由东北局几个书记做检查转变为对所谓「五虎上将」的批判40，并且罗瑞卿在会议总结性发言中还指出：「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成分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并且说高岗的「活动纲领」就是所谓的「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军党论」41等。4月24日，高干会通过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认为，「根据与会同志揭露的事实，证明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为了达到他们的卑鄙的个人目的，不顾党的纪律，在不同程度与不同范围内追随高岗污蔑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破坏中央威信，挑拨党内是非，创造党内不和，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因而在实际上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形成了一个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接受高岗的策动，接受高岗所谓「东北特殊论」和「东北先进论」这些反党的观念，在实际上把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立起来。同时，这些同志一方面替高岗吹嘘装潢，包庇他的错误和罪恶；另一方面，在高岗的指使和支持下、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这是一种严重的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破坏党的团结的不可容许的错误。会议指出，这些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和在高岗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必须继续进行深刻检讨，停止一切宗派性的活动，脱离原来宗派的立场，把宗派活动的情况向党彻底交代，以便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否则他们就会犯更大的错误。」会议还认为全区党的组织，必须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本著此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揭发高岗的罪恶，粉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彻底肃清高岗的影响，全区党员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从高岗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纠正。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会议同时鉴于东北局多年来受高岗的把持，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曾经积极地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因此请求中央考虑改组东北地区党的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东北局」42。 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批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时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的党内职务。对此，张明远始终认为，东北局的高干会以把与高岗因工作关系而和高岗接触较多的人打入「高岗反党集团」而结束；并且，林枫和罗瑞卿都很欣赏所谓的「五虎上将」这个比喻。他们把还不实的会议情况，连同这个错误比喻都当作「事实」向中央汇报，得到毛主席的认可。43

　　在华东局方面，4月1日至15日，华东局召开由华东局委员、华东局各部委、华东军区及各省市高级干部60人参加的扩大会议，除讨论四中全会的决议，进一步揭发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外，会议以绝大部分时间著重检查了华东局的领导。会上，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和常委舒同对华东局和自己的工作也作了检查和自我批评。到会人员都根据四中全会的决议，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会议认为，「饶漱石是一个十分奸滑、巧于伪装的阴谋家」，「华东党内还存著适宜于个人野心家发展的「土壤」和「气候」」，但「不应该不按事实而按印象去「按图索骥」，去追查甚么「支持者」、「宣传员」、「抬轿人」，找甚么「小饶漱石」等，因为那样不但会夸大饶的影响作用，而且会斗错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至于华东党内是否有积极支持饶漱石反党活动的人物，是否有人虽然与饶无直接联系却有一套错误的东西，会议对这一问题暂不肯定，留待各省、市的会议上进一步加以检查」44。4月29日至6月7日，华东局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召集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扩大会议，6月份又召集了上海市党代表会议，8月份召集了山东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这些会议对所谓饶漱石及其追随者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等人的「反党活动」进行了揭露、批判和严厉的组织处理45。

三　大行政区的撤销和中共高层权力架构的最终完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曾在省级以上正式设置过大行政区一级行政建制。当时的大行政区政府拥有广泛的职权，「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是各该区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46。并且，各大行政区领导群体突出个人的领导权威，形成以中央局书记或第一书记为核心的集权体制，实行党政军一体化的领导模式。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定对大行政区调整后，高岗、饶漱石等人尽管名义上仍担任大行政区的职务，但已不具体负责实际工作，并且大行政区性质和任务改变后，大行政区的权力和许可权也受到很大限制。

　　有鉴于此，金安平认为，从客观条件上看，高、饶的活动是充分利用了中共旨在集中中央领导权力而进行调整机会；从主观条件上看，高、饶的野心是在他们被委以重任，上调中央后而急速膨胀的；从内容上看，他们阴谋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获取中共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不是在地方搞「独立王国」47。应该说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二者的最终目的还不能说是获取中共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尽管他们有「拱」刘、周的用意和表现，但仍是彻底服膺于毛泽东的，这一史实的材料随处可见。同时他们的「野心」也不是甚么「急速膨胀」，因为高、饶都是久经党内斗争考验的「封疆大吏」、「一方诸侯」，利用「中共旨在集中中央领导权力而进行调整机会」就「急速膨胀」「野心」，显然是对复杂历史过程的一种简单化处理。

　　众所周知，历史人物的「野心」，包括「急速膨胀」，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通过上述对历史的回顾和分析，不难发现高岗、饶漱石对形势判断的依据、进行活动的实力资本，与当时中共中央高层调整后的权力配置格局，及其执掌大行政区最高权力的经历，以及当时名义上仍负责各大行政区和中央局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中央高层权力调整使高、饶事实上已走到了历史前台，而不是还在利用和继续寻找时机。此外，「过渡形态的大区行政建制与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易于助长「独立王国」的倾向」48；「大区一级如果要在政治上搞串联来影响中央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比省一级搞串联要容易得多」49。尽管从事后看，高、饶并未在其所辖的大行政区形成所谓的「独立王国」，但其大行政区的经历和任职无疑增加了其在权力之路上更进一步的可能，以及增强了他们对此的信心。此外，从另一个角度讲，出于执政初期加速中央集权的考虑，他们的大行政区背景和做法也影响了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对党内权力斗争形势的判断和处理方式的选择。

　　既然中共在对「高饶问题」处理过程中突出了对「独立王国」和「宗派活动」的批判，也由于高、饶都有大行政区的背景和东北局还提出改组东北局领导机构的请求，这就不能不对1952年就已明确的将要取消大行政区的决策起到加速的作用。此外，对「高饶问题」的批判和处理的过程也有效地消除了撤销大行政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疑问和阻力，并最终使这一重大政策的最后定夺和落实变得异常顺畅起来。因为，当时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独立王国」和个人主义等问题的批判，毫无疑问，一方面起到了清除原有「分散主义」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各大行政区在中央对「高饶问题」严肃处理的情势下不得不纷纷向中央表达无条件服从中央权威的诚意，并在实际行动中竭力表现其决心。所以，尽管「高饶事件」不是导致大行政区撤销的直接原因，但却是「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中央撤销大行政区的有利时机之一。

　　大行政区于1954年底全部撤销后，其领导群体的安排是：（1）除陈毅仍兼任上海市市长职务外，几乎全部集中于中央任职；（2）1955年调整大军区时，其原任大军区职务一概被取消50，有的在军委总部工作，有的尽管也任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但主要从事党政工作，有的则完全脱离军队；（3）除高岗（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饶漱石（1954年3月，停止一切职务，隔离审查）外，绝大部分继续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而其中的「翘楚」则是西南局的邓小平。

　　1954年4月，邓小平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兼任中央组织部长，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同年9月15日至28日，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全国普选的基础上得以召开。大会通过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刘少奇当选为第一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而由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在工作制度方面，由国务院总理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负责政府方面的日常领导工作。邓小平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55年3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讨论到高、饶问题时，他说这个档也搞了一年，几经反复才搞成这个样子，他们的联盟是─个阴谋集团，不是甚么堂堂正正的拿出自己的主张来争取领导，而是烧野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这样来看，肯定是比较恰当的，也是合乎实际的，是一种政变式阴谋51。因此，在3月21-31日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紧接著，4月4日，邓小平、林彪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同时选入中央政治局。

　　1956年中共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确定其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高层权力架构方面，有大行政区领导职务背景进入八届中央政治局的有8人，加之曾任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和内蒙古分局书记的乌兰夫，共计10人，占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总数23人的43%左右，其中罗荣桓、陈毅、刘伯承、贺龙、乌兰夫和薄一波为首次进入政治局。会后，又选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组成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邓小平还出任新设立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自此，中共全面执政后第一次形成了其比较稳定的高层权力架构。


注释

1参见戴茂林、赵晓光：〈试析「高饶事件」发生的原因〉，《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6期；〈关于「高饶事件」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
21950年6月，陈云代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病逝，陈云正式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样，中共全面执政初期其最高领导层成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3〈中国共产党党章〉（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档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126。
4对此，毛泽东在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过一段解释。他说：「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406。
51955年3月，毛泽东曾在全国党代会上说，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页328）。尽管此话说在高饶问题已出之后，但仍值得商榷。
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322。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页474。
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页343。
9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定对大行政区进行调整，「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大区行政委员会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该地区进行领导与监督地方政府的机关。」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7日。
10「五口通商」，即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高岗领导；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划归邓小平领导；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划归邓子恢领导；劳动部，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饶漱石领导；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和人民银行，仍属陈云领导，在陈云休养期间，由薄一波代理。五个方面领导人设办事机构，有权召集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并将结果直接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报告。并且「五口通商」的经济管理体制确立后，政务院对5个方面领导人只起到联系和协调作用。
11如1953年10月27日，刘少奇出席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会。他对会议中提到的几个问题，如农业生产互助组、「半工人阶级」的提法、党员发展成富农如何处理等问题，比较系统地作了自我批评和情况说明。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747。
12赵晓光：〈「高饶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学习时报》，2005年10月11日。
13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页282。
14于此，张秀山在1953年3月在东北高干会上的检讨发言颇具代表性，他说：「过去，我和高岗一块工作23年，虽然也看到他的一些毛病和缺点，但认为他的本质是好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他盲目的信任。虽然也看到他夸张自负，但认为是一般的思想作风的缺点。虽然也和他作过斗争，内战时期，因为他搞女人，开过斗争会，撤销了他的政治委员的职务（我当时任红42师党委书记）；抗战时期，也批评过；我离开延安时也曾给他提过意见，来东北后也批评过几次，而且在他不虚心时，我拍过桌子。但我没有把这些问题提高到党性及政治品质的高度来看。」参见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页318。
15中共全面执政前后，东北大行政区出现了严重游移于中央中共和中央政府权力控制范围之外的「离心」现象。由于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党情报局对于中共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发展与转变，而不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化步骤怀有很大疑虑，甚至担心中国会走南斯拉夫的道路。不仅如此，苏联领导人还直接支持中共党内「左」的偏向及其代表，做法同它在东欧各国几乎一样。由于东北区和高岗的特殊性，受到了苏联领导人的注意，高岗也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也极不正常。参见陈耀文：《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405-406；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页15。对此1954年2月〈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把其归纳为：「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高岗在东北时，未向中央请示，就与个别的苏联同志乱谈党内问题。在去苏回国后的个人谈话中，他亦有不少播弄是非的话，并藉此吹嘘，抬高自己。且有不少言论和观点，显然是不利于中苏团结的」。参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0册，页268。
16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页292。
17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94。
1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页328。
19范守信：〈一则重大历史事实的考证──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是何时被揭露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1期，页57。
20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93。
21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745。
22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页296-297。
23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页318。
24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刘少奇临时代他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甚么意见。本来，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高岗却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杨尚昆说：「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参见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页293。
25详情参见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页298-299；《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191-192。
2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所作的结论〉，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398。
27赵家梁口述，张晓霁整理：〈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百年潮》，2002年第3期，页77。
28《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194-195。另见〈关于高岗来信和七届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问题给刘少奇的电报〉（1953年1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页440。
29〈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4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一致通过的决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126-129。
30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页300。
31赵家梁：〈高岗第一次自杀经过〉，《百年潮》，2003年第7期，页25-30。
32〈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1954年2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页267-269。
33毛泽东在修改中写到：「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面。他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是他黑暗面的必然结果。」参见《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页197。
34〈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1954年3月1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页275。
35〈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扩大会议讨论四中全会决议做出关于加强集体领导的规定〉，《人民日报》，1954年4月16日。
36〈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举行扩大会议深入检查新疆地区党内团结问题〉，《人民日报》，1954年4月25日。
37《周恩来年谱》（1949-195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9），页359。
38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部长、政务院政法委员会的副主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等职。 　
39张明远：《我的回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页390。
40据张秀山事后回忆，林枫在会议发言中曾说：「高岗离开东北局以后，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仍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进行反党中央的宗派活动，这种严重情况，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也没察觉。」而东北军区的周桓，过去与高岗关系很密切。在这次高干会上，他却把我、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五个人说成是高岗的「五虎上将」。周桓讲这个话，在东北工作过的高级干部一听就明白他说的目的。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由于东北局领导对东北的工作方针、策略有争议，在1948年东北局高干会议上，东北局领导成员曾批评过林枫和其他同志搞「宗派」，说他们是「桃园三结义」。这次他们就把我们说成了「五虎上将」。参见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页320-321。
41中共中央东北局厅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5月9日印：〈罗瑞卿同志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参见张明远：《我的回忆》，页393。 　
42〈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1954年4月24日通过），《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页295-298。
43张明远：《我的回忆》，页394。 　
44〈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召开华东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四中全会决议的报告〉（1954年5月10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页 311-314。
45参见任全胜：〈建国后山东最大的冤案「向明事件」〉，《炎黄春秋》，2005年第6期，页7-8。
46〈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适用此组织通则）〉（1949年12月26日政务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49年12月19日。 　
47参见金安平：〈建国初期中央和地方关系若干原则的形成〉，《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页21。
48戴茂林、赵晓光：〈关于「高饶事件」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页76。
49辛向阳编：《大国诸侯──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结》（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页271。
50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附卷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页44-99。
51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页302。


范晓春　法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