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桂闲人：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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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反右”、“庐山会议”、“文革”等相比，并不太为人所知，但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大事件。因为在此之前，中共高层虽然“路线斗争”频仍，军内“肃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度还相当激烈，但由于与国民党和日本力量对比长时期处于绝对劣势，客观环境要求军方高层保持稳定、团结。正是这次被当事人萧克上将称为“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1]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拉开了直到文革结束一系列军方“路线斗争”的序幕：1959年的反彭(德怀)、黄(克诚)，1960年的反谭政，文化大革命中的“揪军内一小撮”、“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以及“九一三”事件等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是，它不仅反掉了教育训练在中共军队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反掉了现代化建军的基础，——正规化建设，而且成为建军新阶段指导思想出现“左”的偏向的起点，为1964年军队院校整风、1965年批判“大比武”、1966年全军大规模烧书、1969年全军大砍院校作了铺垫，给军队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影响[2]。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相关“权威史书”，如《彭德怀传》、《粟裕传》、《刘伯承传》、《曲折发展的岁月》等虽对有关过程介绍得较为详细，但总给人一种羞羞答答、欲说还休之感，离事实真相仍有相当的距离。

　　学术研究不应该有禁区；不应该有预设的“结论”，不论这个“结论”来自何方神圣；最根本的是本着学人的良知，努力还原历史真相。正是基于这些理念，本文试对这次运动的真相作一分析，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一、运动发生的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以武力夺取天下的统治者都要处理为他们砥定江山的军方高级将领和地方大员们，于公，他们要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军阀和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于私，他们要保证他们及子孙后代的江山永固。所不同的是，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采用的是血腥暴力的方式，宅心仁厚的宋太祖赵匡胤采用的是和平赎买方式。蒋介石在北伐统一全国后，则采用的是和平赎买与武力征讨并用的方针：虽然爆发了中原大战这样大规模的混战，但他对失败后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一些地方小军阀仍给予一定的政治地位，甚至允许一些人，如李、白、阎等在承认他领导地位的前提下，仍保留原有的地盘和军队。

　　熟读各种线装书的毛泽东是“古为今用”的高手，对这些权力游戏自然并不陌生。正如一些历史著作揭示的，他是以一种带有隐忧的心情进入北京城的：他担心党经受不住“进城的考验”，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所以执政前几年他常常呼吁全党“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并下令处决了大贪污犯张子善、刘青山之流等。他也有另一种担心，曾公开抱怨：“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西花厅和颐年堂分别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办公的地方)[3]。1953年5月19日，他针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接连批示：“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4]。对至关重要的军权，毛更是大权独揽，不容他人染指，包括林彪和邓小平这两个“毛一直刻意培养”、“交替使用”的亲信[5]。邓小平曾表示：“我是总书记，调两个团到北京也不行”。九大党章明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也因发出战备的“一号命令”，不慎犯了毛的大忌，不但引发猜疑，更为两人后来的分道扬镳埋下重大的因子[6]。

　　曾任二野司令员的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7]！

　　于是，国共大规模的战事甫一结束，高级将领们纷纷“激流勇退”。刘伯承主动要求去筹建陆军大学(即后来的军事学院)，林彪将自己麾下的四野主力交给彭德怀带到了朝鲜，自己则去了苏联养病，解放战争中在华东独当一面的三野代司令员粟裕也自解兵权在家养病，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则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1954年陈毅、贺龙上调中央后，干脆分别从事与军事无关的外交和体育工作。有兵可带的只有一野司令员彭德怀，但这时他已远离其西北根据地，带的兵又是林彪的四野部队，这样“闹独立性”的威胁就大为降低，唯一的副作用就是朝鲜战争结束后彭的声威大振，不仅担任国防部长还负责起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虽然毛一直对他心存芥蒂，但要解决彭的问题，只有留待以后几年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把各大区的书记高岗、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以及在地方上有重大影响的叶剑英等上调中央，称为“五马进京”。时任高岗秘书的赵家梁说，毛此举实为“一石三鸟”：第一是群贤毕至，加强了中央的领导力量和权威；第二是通过成立以高岗为首的计划委员会，在职能方面平分了中央政府的“半边天下”，同时也挖了主管财经委员会的刘少奇的墙角，“从而形成了刘(党务)、高(经济)、周(外事与统战)三足鼎立的新格局”；第三，把各大区首领上调中央，这是“砍山头”，削弱“诸侯”大权的重要一步，“不失为调虎离山，防患未然之举”[8]。客观地说，毛的这些“削藩”之举也确实有消除清朝覆亡后绵延不绝的军阀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作用。

　　除了上述历史传统和1949年后政治发展演化的逻辑外，作为近因的，还有两件最近发生在东欧苏联的大事值得一提：

　　一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派去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军队大批倒戈，与“暴乱分子”并肩战斗。据后来成立的国民警卫队全国司令部统计，到10月底共有2000多名军人分别在布达佩斯加入“暴乱分子”行列，还有不少指挥官“中立化”，尽量避免自己麾下的部队与“暴乱分子”发生武装冲突，只有很少一部分匈牙利军人真正参加了围剿“暴乱分子”的行动。正如联合国调查匈牙利问题的委员会在1957年秋天的一份报告中所写的：匈牙利有关领导人在整个匈牙利事件期间都未能使匈牙利部队与苏军一起同武装起义者进行战斗[9]。

　　二是1957年苏联的“朱可夫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卓越功勋，并为赫鲁晓夫保住苏共第一书记宝座立下大功的朱可夫元帅，由于“僭取了很大的权力，……正在努力夺权”，“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10]，“试图削弱党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实质和二战结束朱可夫被斯大林贬为地方军区司令员一样，都是因为功高震主)，10月底11月初，先后被解除国防部长、苏共主席团委员(即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

　　以上两起事件，无论哪一起(尤其是前者)，都是令抱持“枪杆子里出政权”观念的统治者寝枕难安的。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讲道：“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11]。5月30日，彭德怀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第三次小型会议上讲道(很难说仅是他一人的观点)：“‘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这方面的缺点……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12]。

　　这样，无论从远因还是近因来看，以整军为目的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都呼之欲出了。

　　二、运动的简要过程

　　表面上看，“反教条主义”运动肇始于中共军方高层关于如何学习苏联经验进行国防建设的争论。建国后，在毛泽东、刘少奇等高层领导的强力号召下，中国各行各业曾掀起过一股学习苏联经验的热潮，由于缺乏批判分析，盲目迷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偏差。还有一个原因，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出于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需要，再大张旗鼓地宣传苏联经验似乎也不合时宜。于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毛关于学习苏联经验的口风开始转向。5月25日他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演讲，提出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经验，“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地搬运”。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进一步提出“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为了贯彻毛与中共中央的这一新意图，1957年2月，彭德怀和谭政视察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最后得出该院“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和院领导对“反教条主义”“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的结论。

　　一投石激起千层浪，这一结论很快引起了军方高层的一场争论，有人提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军事学院有关领导和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此则持相反意见。1958年3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双方展开角力，先是以萧克等人为代表的一方占了上风，出身于西北野战军的原训总参谋长张宗逊以“保守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后在彭德怀、邓小平的强力干预下[13]，会风突变，成了“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于是又转而批判“教条主义”。然而，1958年4月8日，另一位元帅、曾主持训总多年工作的叶剑英却在南京军事学院全院教职学员大会上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在争论的当口上，叶帅这一表态是颇耐人寻味的。

　　接下来，便是在军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5月27日，会议正式开幕，从该天到6月9日，是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批判粟裕大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粟裕于5月26日、28日、6月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主持的元帅会议上，接受彭德怀、聂荣臻、陈毅、黄克诚等将帅的激烈批判，罪名一是“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告洋状”。从5月27日至7月22日，粟裕先后在大小会议上检讨了八次，被迫承揽了几乎全部罪名[14]。

　　从6月9日开始，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开始以批判“教条主义”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并上升到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先后批判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人，并给萧克、李达等十多人扣上了“反党宗派集团”的帽子，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三、“教条主义”的始作俑者

　　作为国防部长兼主管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是这一次“反教条主义”运动的主持者之一，对刘伯承、萧克等将帅，尤其是粟裕蒙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些材料在叙述粟裕受批判的过程时，罗列了大量彭粟将帅失和的材料，还说在粟裕受批判时，还是毛泽东为粟裕说了句公道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的？不能说都是为私的吧！”说正因为这句话，粟才没被定为敌我矛盾。在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还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搞的”。只是后来因为听的“谗言”多了，毛才对粟产生了不信任感。这样一来，似乎粟裕的冤案都是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干的，伟大领袖是被蒙蔽的。就连粟裕夫人楚青也认为，粟的冤案不是毛搞的，也不是林彪搞的，为此还曾抱怨：“我巴不得是毛泽东整粟裕”，说毛整的人后来都平反了，唯独粟的平反申诉因不是毛整的而长期石沉大海[15]。

　　诚然，一向心系人民、光明磊落的彭大将军也有不少局限性，而“反教条主义”运动确实有军方内部各山头的纷争在内，但从这些年披露出来的史料、传记来看，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责任全推到彭德怀、黄克诚等人身上，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首先，中共的政治辞典中，“教条主义”以及“修正主义”、“宗派主义”、“机会主义”等罪名虽然很严重，但对其解释却没有任何严谨、清晰的判断标准，解释权和裁判权完全掌握在最高领袖手里，因而这些“正确”的指控往往沦为领袖打击政敌和异己的棍子。比如关于“教条主义”，虽然早在1956年中共中央就要求军队予以注意，但直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时，毛泽东还不是看得很重，毛还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然而，仅仅两三个月之后，他就在林彪等人的建议下，要求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教条主义”[16]。由此可见其中的主观随意性。

　　其次，当时在国防建设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即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倾向，其始作俑者既不是受批判的刘伯承、萧克、粟裕等人，也不是彭德怀，而是毛泽东，和他的积极跟进者刘少奇等人。

　　1949年，正是毛不顾不少民主人士希望新政权在美苏两大强权之间中立的愿望，坚持“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7]。一次，他在接见来访的苏联客人时幽默地说：你们是大乌龟，我们是小乌龟，我们只要跟着你们后面爬就行了[18]。应该说，新政权建立后，毛泽东和中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头脑里一片空白，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是必然的选择，他的心态是极为虔诚的。他多次指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毛还积极主张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他说，你们不愿请顾问，我反正是要请的。之后，毛又多次指示，在开展中苏友好月期间，凡有顾问的单位，都要检查同顾问的关系，征询他们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团结，密切双方关系(1952年10月20日)；“似应允许顾问参加党委会议”(11月7日关于华北军区报告的批示)；“凡有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判”(11月11日关于华北军区报告的批示)；“凡有顾问者一律作出和顾问关系的检讨，改善我们和顾问的关系，认真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12月14日对军训部长萧克的批示)；“希望各部门都照这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顾问同志”(12月28日对总干部部的批示)；“这个总结很好，发给军事系统一切有顾问的单位。继续团结所有顾问，认真向他们学习，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继续团结所有顾问，认真向他们学习”(1953年1月1日批示萧向荣报告)；“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1月7日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8月26日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利用朝鲜战争和苏联顾问两个动力，使我们迅速进步。……学校用苏联教材，过去反对，不要乱搬，是讲政治，指那些教条主义者而言。‘七大’以后情况改变，无教条主义了。顾问有军事思想、业务、技术，向顾问学习，又向十二本书学习”(1月30日对黄克诚、张宗逊、萧华、萧向荣等谈话)[19]。直到“反教条主义”的1958年6月23日，他还在其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召集的军委委员和各组长会议上声称：“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0](当然，他也强调了“一定要有选择的学”，但如何才算“一定要有选择的学”，如何才不算“教条主义”，解释和裁判权还是掌握在他手里的)。

　　刘少奇也是学习苏联的主要倡导者。1949年8月28日，他在沈阳欢迎来华的第一批苏联顾问的会上说：“苏联专家远道而来，……我们要把他们当作很好的老师。我们的同志在工作中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搞不好的局面，我们的同志要负责任。这就要‘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我们必须严格要求自己……”10月，刘又说：“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21]。

　　领袖们对苏联经验定调那么高，各行各业盲目崇拜也就难以避免。《人民日报》1952年11月9日报道说：“清华大学的教师们，肯定地回答着这个问题：科学上也要倒向苏联，倒向社会主义，倒向劳动人民；科学上也要‘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科学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教师们的面前，闪耀着苏联科学技术的光芒”；“苏联工科大学教学计划排列的课程使他们吃了一惊。……而当他们看到教材的内容时，又使他们吃了一惊。……苏联大学的教材完全是用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武装起来的，这使得许多先生在预备教材时都有重上大学一年级的感觉。……苏联科学的先进性在大学教材中完全反映出来了”[22]。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也称：“谁也不能否认苏维埃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23]。河南著名医学教育家、前河南医学院(后改名为河南医科大学，现为郑州大学医学院)创始人张静吾先生回忆，当时崇拜苏联专家很普遍。河南医学院由开封迁往郑州时，他和郑州设计院的专家在一起研究建筑中的一些问题，凡有争执相持不下时，只要苏联专家发话，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如当时争论病房要不要有阳台，有人引用苏联专家的话说，病房无阳台等于不要电灯，于是问题就解决了。张先生说，1953年，他曾在北京汽车站向老同事、生理学家沈俊起教授征询阳台的事，沈教授答曰：“老大哥说了算”[24]。

　　对于如此全局性的偏差，毛作为最高领袖不承担责任，其他领域的人们也不承担责任，仅仅让军队中的“反党宗派集团”承担责任，这是否一个“高风亮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做派？聂荣臻晚年就曾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25]。

　　四、幕后的推手

　　本该属于总结工作性质的军委扩大会议怎么成了“路线斗争”性质的“反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仔细研读各种史书不难发现，毛泽东是幕后最关键的推手。

　　首先要指出的是，这次会议是毛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召开的，他指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要求会议用整风的方式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26]。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开始阶段，彭德怀依据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指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他认定的朱可夫式的人物——总参谋长粟裕，大批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可悲的是，此时，彭并未意识到他自己在毛眼中正是最典型的“中国朱可夫”)。这时，毛对批粟是支持的[27]。但对于“反教条主义”，彭德怀这时是当作思想认识问题来看待的，5月31日，他邀集张宗逊、萧克、李达、彭绍辉、李作鹏座谈时表示：“你们对敌斗争都很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对照一下罗荣桓5月23日将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上的争论定位为“实质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表态，彭德怀的态度还是相当温和的[28]。

　　使会议进程发生转向的关键人物是毛。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时，林彪称，去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林)看到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关于“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还说：“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变来领导这次会议”[29]。

　　事实确也如此。大会开始第四天，黄克诚就传达了毛的指示，要大家“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于更好地解决问题”。6月6日，毛听了会议情况的报告后，立即要求邓小平第二天召集军委领导同志召开一次座谈会，参加的有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重要人物。会议首先传达了毛对海军副司令员方强建议的批示，指出在建军路线上“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30]，这就将“反教条主义”一下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当天即6月7日上午，黄克诚向大会转达了这个精神。下午，彭德怀就明确指出：“建军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现在要与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坚决斗争”。6月9日，黄克诚再次转达毛的“重要指示”，他说，毛主席对我们这次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还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要来，这样，参加会议的人数很快就从原来的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31]。

　　也许是感觉仅仅躲在幕后遥控还不足以造出“大批判”的声势，21日，毛第一次，也是1950年代彭德怀主持的历次军委扩大会议中唯一一次亲自出席大会讲话。他在摆了一番军事工作缺点“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的“高姿态”后，又说，我军有两种传统，一种是优良传统，一种是错误传统，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解放后又出现了教条主义，看来有一点，份量可以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的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还说，全国工、农、兵、学、商，现在工、农、商都搞出了自己的一套，只有兵、学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搞出自己的一套。23日，他又把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召集到他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座谈了两个多小时。他称教条主义是存在的，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刘伯承：“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入大别山，也不行”[32]。毛对刘所作的严厉批判，无疑为全面批刘开了绿灯。29日，毛召开第二次组长座谈会，“比较集中地谈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指名批评了刘伯承(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和萧克(训练总监部部长)，说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毛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还说：“萧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时机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毛还说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33]。毛还再一次强调说：这个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34]。

　　在毛一次次推波助澜下，“反教条主义”就不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军事路线斗争问题。会议开得十分激烈，斗争十分残酷。正如前文所述，直到5月底，彭德怀对萧克等还有意转圜，但由于毛说萧克为坏人，彭德怀便秉承旨意对萧克等进行严打[35]。从5到8月。萧由于受到连续4个多月批斗，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竟被指责“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大校刚要辩解，就被当场扯下领章和军衔，逐出会场，关押起来。就连德高望重的刘伯承元帅，也不得不抱病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并于7月1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大会上作检讨[36]。

　　如前所述，军队建设中教条主义的出现，本来与毛泽东和刘少奇“向苏联学习”的大力倡导很有关系，即使出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应该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召集大家总结经验教训，改正工作中的问题。而毛却把“教条主义”的责任往下一推了事，并不断推波助澜，上纲上线。这显然是醉翁之意不酒。

　　五、落马的为什么是他们

　　令人奇怪的是，就连当事人萧克，以及粟裕夫人楚青似乎也认为(也许这背后也有不便对毛作过多指责的原因)，他们的蒙冤是拜彭德怀等人所赐。如果真的如此，而毛是受蒙蔽的话，毛完全可以在庐山会议后把这桩公案作为彭、黄“篡党夺权”、“陷害打击革命干部”的一个“铁证”摆出来，并安抚粟、萧以及刘伯承等人，正如林彪倒台之后他出席陈毅的追悼会，为贺龙平反一样。事实是粟裕等人继续蒙冤受屈，粟还被中共中央某领导人训示不许接触部队，甚至他在战争年代的卓越战功也继续被抹杀——一些军史在不得不提到解放战争时的粟裕时，往往笼统地写为“华东野战军”、“华野首长”，一些正式出版物根本不提粟裕曾在解放战争三分之一的关键时间里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兼前委书记，独立统率一个方面军。济南战役是谁筹划、指挥的？一些出版物，包括党史、战史资料和某些将军的传记、回忆录中，甚至在济南城的某些主要纪念物上，战役的主要指挥者赫然首列许世友或陈毅的名字[37]。这当然不是1959年就倒了台的彭德怀所能搞的。更栽不到“野心家”林彪的头上，因为据张雄文的《名将粟裕珍闻录》，林彪还是粟裕的“元帅知己”，多年来两人一直惺惺相惜。在粟裕蒙难之际，林还与叶剑英、萧劲光、陈赓等人为粟说了“难得的公道话”，之后，林亲自找到粟，两人“相见甚欢，谈了很久”[38]。

　　根据现有史料，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彭德怀等人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作为，固然有他们和刘伯承、粟裕等将帅的个人矛盾在内，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却是在奉旨行事。

　　这并非是捕风捉影。正如前文所言，匈牙利事件，尤其是苏联发生的“朱可夫事件”再次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他开始考虑解决自己党内军中的“朱可夫”。在毛心目中，“中国的朱可夫”指的是谁呢？林蕴晖先生得出的答案是彭德怀[39]，这当然不是错的，但似乎并不完全。按照传统政治的一般逻辑，酣睡于当权者卧榻之侧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而在其中，那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或者正义感的人们，往往又是首当其冲。不幸的是，粟裕、萧克，还有次年在庐山受整的彭德怀、黄克诚等人，正是这样一些人物。他们都是“脑后长有反骨”的“魏延”，或者说“朱可夫”。而用此“朱可夫”(彭德怀)去整其他“朱可夫”(刘、粟、萧等)，正是《三国演义》中“驱虎吞狼”权谋的妙用。

　　1948年1月，为了扭转处于僵持中的中原战局，毛和中共中央决策以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由粟裕率三个纵队先期渡江，向国军后方江南“跃进”。粟裕却在1月22日的“子养电”中提出了与中央精神不同的观点，建议在江北与国军周旋。毛1月27日发电，重申前令。1月31日粟再电中央军委，坚持“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 2月4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表示支持中央关于粟裕率部渡江南进的决定，并主动建议：他们也“可以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之后渡江南下牵制敌人一部兵力，一支出川、湘、鄂，一支出湘、鄂、赣，二、三两月做充分准备，3月底或4月初行动，并以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率两个旅加强江汉军区，包括经营鄂西及汉水中流在内”。于是，毛泽东再次复电粟裕，要求他按原计划行动。4月18日，粟裕经慎重考虑，再次向中央军委“斗胆直陈”，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在此情况下，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粟裕4月30日被要求与会，陈述自己意见。毛最终在这一天采纳了粟的建议，允许其暂不渡江南进。然而毛并非是能轻易被说服的人，他在5月3日的会议上、5月5日致刘伯承、邓小平和华东局的电报中，仍称渡江南进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在内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与此同时，毛将陈毅调往中原军区，对粟说：“今后华东就由你来搞”。这种做法也可以解释为毛知人善任，为发挥粟裕的才干创造条件，但粟裕也由此“深感自己肩上担子沉重，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40]。

　　往好处说，粟裕这种“斗胆直陈”、据理力争的做法是独立思考，行使自己党内的“民主权利”，是为了工作，但从坏处想，则是拥兵自重，和中央讨价还价——当年张国焘与中共中央不也是这样你一封来电我一封回电，“据理力争”的？也许在夺取天下的年代，独立思考、不盲从是优点，眼光高远的领袖人物会宽容、鼓励，甚至委以重用，然而一旦江山砥定，这样的品质往往就是“犯上”、“忤逆”、“怀有二心”的代名词，是要被重点防范和优先整肃的。

　　在毛眼里，粟裕算不算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干城”，这一点也可以从1955年的授衔风波看出来。看一些关于1955年授衔的文章，提到好多“辞帅让衔”的将帅，唯独不提粟裕，就连最权威的《粟裕传》，正文和后面的大事年表竟然也没有这种“高风亮节”的一字记载，可见所谓“粟裕让帅”的说法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即使如现在一些史书的说法，毛本来打算授粟裕元帅衔，是粟裕推辞掉的。但同样是推辞，罗荣桓等人也曾辞帅，许光达也曾辞大将，但都不被批准，而粟裕一推辞，按照有关说法，毛马上就夸奖：“难得粟裕！壮哉粟裕！”将其授为大将。

　　在授衔问题上与粟裕相似的还有“共和国第一上将”萧克。早在1934年8月，26岁的萧克就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此时，林彪、贺龙、彭德怀分别任红一、二、三军团长，聂荣臻是第一军团政委，大致与他平级，罗荣桓的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还要比他差一个层次，而陈赓、黄克诚、许光达等大将当时还只是师级干部。萧克后又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120师副师长、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等要职。直到这时，建政后的大将们的职位大多数仍在他之下。萧克后来逐渐失宠的原因，正如他后来在文革中所说的，是因为“站错了队”，而且不止一次“反对毛主席”。1973年，萧克曾对人谈起过自己三次“站错队”的经历(第三次是文革中“站错队”)：

　　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陈毅同志当选后，就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当时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周听了陈的汇报后，指示陈毅同志回去一定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陈回来后，请回了毛泽东同志，并于1929年的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曾于9月开过红四军八大)，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做了决议——即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又恢复了在红四军的领导职务。你想，我在红四军七大的这次投票，不是站错队了吗！

　　第二次站错队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快到现在的四川甘孜时。那时张国焘在甘孜，他派了一位代表来迎接我们。这位代表来到后，就分别单个找我们二、六军团的领导谈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率一方面军(东路军)北上如何如何错误，他们四方面军南下如何如何正确，等等。我当时不了解他们长征会师后的具体情况。那时我们六军团就一部电台，还经常坏，再加上战斗紧张，很少和他们联系，所以对张国焘代表所说的话我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41]

　　历史学家杨奎松指出，毛泽东和蒋介石一样，都是极为自尊、敏感、多疑的人。1936年他在陕北和斯诺谈自己的经历的时候，特别提到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登记来图书馆读书的人的名字的事。他当时讲了一句相当尖刻的话来形容他那时候的感受。他说：那些来看书的教授们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人看。梁漱溟抗战时期到延安访问时，毛泽东又提到了这件事，还问：你还记得我吗？梁漱溟摇了摇头，想不起来。毛泽东告诉他，他当年在北京时曾住在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家里，梁漱溟那时去过杨家，是他给梁开的门。杨奎松认为，建国后，毛泽东发动那么多针对知识分子和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那样无情，恐怕都与此有关[42]。

　　不仅是对党外的知识分子，就是对多年来风雨同舟的战友，如红军时期和自己有过龃龉的朱德、陈毅、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人，毛很多年后仍是耿耿于怀。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毛曾指着张闻天对我们(当指警卫战士、服务员)说：“此人曾想要我的的命”。张闻天显得十分尴尬，无言以对，唯有苦笑。毛又指着周恩来说：“此人也曾反对我”。周“坦然”说：“历史上我反对过主席，反对错了，所以才坚定地站到了主席这一边”[43]。周曾说，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听任，甚至配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集团剥去毛的军权，由自己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因此也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最落寞的两年多的日子。以后，他多次用怨毒的语气提起这段往事，说自己那时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周由此也背上了一生的罪孽——他在延安整风时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受到批判，有一个罪名就是“宁都篡军”。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其寓所中南海游泳池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再次重提周的这一段“罪恶历史”，当众指着周恩来说：“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做王明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的‘帮凶’”)[44]。1935年遵义会议后，林彪出于对毛军事指挥“走弓背路”，“造成疲劳”，“拖跨部队”的不满，向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撤换毛。在会理会议上，毛喝斥林：“你懂得什么？你不过是个娃娃！”却将账算到彭德怀头上，当场严厉指责彭：“林彪的信就是你鼓动起来的！”虽然彭当场声明：“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但毛并不相信，其后多次提起此事，一直“误会”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又重提此事作为彭和自己“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例子。林彪当场作了澄清，他方才作罢[45]。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战友”们在文革中的遭遇来看，毛对这些曾冒犯自己“虎威”的他们并不是仅仅敲打一下就完了。

　　由此，此前曾两次“站错队”的萧克失宠，和粟裕一起被低评军衔，在军方将领中又第一批落马，绝非偶然。

　　而粟裕、刘伯承，还有一年后的彭德怀，威名赫赫的四大野战军统帅中的这三位，竟在两年内次第落马(仅剩下那位“最亲密的战友”)，显然是“功高震主”的政治逻辑在起作用。

　　六、应该正视的一个重要史实

　　台湾研究者钟延麟在其论文[46]中，揭示出了海峡此岸关于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的众多“权威著作”，如《彭德怀传》、《粟裕传》、《刘伯承传》、《曲折发展的岁月》等有意无意忽略、遮掩的一个史实：作为毛钦定的“监军”，邓小平不仅全程参与了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而且态度颇为积极。如在初期批判粟裕时，邓小平的角色和作用，不下于掌军的彭德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军委会议批粟的同时，邓小平召集军队最高层的会议在小范围内对粟裕进行定调式的批判。5月26日、28日，以及6月4日，邓小平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元帅会议，出席者包括彭德怀、林彪、贺龙、陈毅、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七位元帅以及黄克诚、谭政、萧华等大将、上将。邓小平和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黄克诚等发言批判粟裕。6月7日，在接到毛“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即军委扩大会议)开好”的指示后，邓小平召集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元帅开会。邓说，会议的“温度”不够，意思大体上是说，只有35度，没有37、38度，，更没有40度。暴露问题不够，在同志们的思想中意见是很多的，是多方面的，从建军原则、方针、领导方式方法，到许多工作的具体措施都有意见还没有端出来，应当鼓励大家摆开。他还说，今后会议开法，决定采取机关整风的办法，不再开小型会，只开小组会和大会。写大字报、小字报，配合大会、小会的发言，争取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邓最后还为会议设定了靶子：批判的对象，主要应当是军委、各总部。邓还强调：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以后，地方工作更加活跃了，军队的这次会议要开好，工作也就会大大活跃起来。开不好，大家就下决心不要回去。一直到开好才算[47]。

　　对于邓小平受毛泽东指示介入会议的情形，黄克诚晚年回忆时留有深刻的印象：“中央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元帅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48]。这样，在毛泽东拍板决策，邓小平传达与部署之下，会议气氛急转严峻，会议原主事者彭德怀、黄克诚颇感意外地流于被指挥的地位。黄克诚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49]。

　　钟延麟在论述邓小平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的角色和活动时，还花了相当笔墨叙述了邓“力保”老搭档刘伯承的“仗义直言”，并称赞“其政治勇气不可谓不大”，“确实是邓从政(史)上不失光彩的一笔”。邓小平晚年也不无自得地说：“迫于毛主席的决定，进行了批判，但我还是保护了一些人，特别是刘帅”。并说邓在新时期对1958年解放军“反教条主义”的重新评价与定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50]。

　　与钟先生的这一结论有很大不同，大陆学者张雄文在其博文〈无奈的历史：刘伯承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中提供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文中引用刘伯承儿子刘太行的话：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伯承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打了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又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刘伯承的二女儿刘弥群在接受研究者采访时也说出了几乎同样的事实，并说她母亲给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刘伯承最终才获平反[51]。

　　相比较而言，钟先生旁征博引、引用大量第一手文献，包括许多萧克、黄克诚、薄一波、杨勇、张震等革命家(当事人)的回忆录，但其局限性也许恰恰正在于其立论完全建立在这些“权威著作”上。很显然，这里有个悖论：如果这些“权威著作”不是“顾全大局”或“政治正确”的，以海峡此岸如此众多的当事人和“权威学者”，又何用海峡彼岸一个学者在“反教条主义”近50年后、“拨乱反正”20多年后来著文探讨邓氏在“反教条主义”中的“角色与活动”呢？

　　也许在某些人眼里，张先生的说法近于“野史”，但张先生是体制内学者、作家，而且近年正以有关粟裕大将的系列著作走红，不大可能在如此“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杜撰，而甘冒犯“政治错误”风险的。何况张先生在其文章中注明其材料来源于刘太行接受电影《佩剑将军》编剧之一石征先的采访，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

　　更能为张先生说法提供佐证的是刘伯承、粟裕等人冤案平反的艰难：刘伯承的彻底平反，是在1986年10月逝世后，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以致悼词的方式宣布的——其“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不幸一语成谶。次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又发出通知，为萧克、李达等多人平反。粟裕的平反拖的时间更长，直到他逝世10年后的1994年12月25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和张震二人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同时发表〈追忆粟裕同志〉，以一种罕见的方式为这个长达36年的冤案画上了句号。如果我们联想到邓小平拒绝为他在毛的指示下的另一个重要“政绩”——整的55万“右派”(官方数字，实际数字要大得多)完全、彻底地平反，那么刘、粟等人冤案平反的艰难也就不难理解了。

　　退一步说，无论钟、张两人的研究哪一个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一个被众多“权威著作”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史实还是昭然于世：1958年主持批斗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人的，是邓小平和彭德怀，而且邓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来“帮助”彭的。他们都是奉旨行事。邓小平晚年自己也坦承：“当年我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辞”[52]。

　　查《邓小平年谱》，1958年5月26日上午，邓小平召集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开会，讨论将于次日开幕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有关事项。6月7日，收阅毛泽东当日来信，其中说：“六、七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二)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即军委扩大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军事会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时候”。当日，以及11、14、18、23、26日，邓又多次召集军委负责人开会，讨论军委扩大会议的一些问题。6月28日，约黄克诚谈话，《年谱》虽未言明所谈的内容，但从邓、黄当时的身份和职责，当于这次会议有关。7月9日，与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等研究刘伯承在会议上的发言(第二天，刘不得不抱病在大会上作检讨)。14、22日，与军委负责人谈这次会议的决议问题[53]。《邓小平年谱》中的这些记载也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按照钟延麟的说法，自邓小平衔毛之命以“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强力介入军委扩大会议后，原来会议的主事者彭德怀和黄克诚实际上已处于被指挥的地位[54]。即使如此，四年后的1962年，由于对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感同身受，彭开始后悔他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了，说是“言过其实”的，会后对萧克等人的组织处理“并非出于我的本意”。为此，他还曾经嘱托侄儿彭起超，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萧克道歉。文革后，彭起超找到萧克，转达彭德怀的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55]。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也曾向研究者谈到，彭德怀的侄女彭刚曾给他们家带过话说，彭总晚年对那次“反教条主义”感到后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亲道歉，但是让你父亲到怀仁堂做检查，彭总当时是不同意的，那是邓小平的意见”[56]。

　　注释：

　　[1] 萧克：〈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萧克等著：《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页179-192。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等：〈一项提挈全军的重要决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509。

　　[3] 赵家梁等：《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页74。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80。

　　[5]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BBC中文网记者魏城采访高文谦，(2003，4，5)，http：//newswww.bbc.net.uk/hi/chinese/news/newsid_2909000/29095712.stm。

　　[6] 于光远：《我忆邓小平》(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页229；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页14-15。转引自钟延麟：〈1958年邓小平在解放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与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78-103。

[7] 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百年潮》2004年第2期。

　　[8] 赵家梁等：《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页76。

　　[9] 侯凤菁：《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页136。

　　[10]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东方出版社，1988)，页39-40。

　　[11] 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百年潮》2004年第2期。

　　[12]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684。

　　[13] 彭德怀公开扬言：“训总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邓小平也曾在一份关于训总四级干部会议的简报上批道：“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水平太低。”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48。

　　[14] 钟延麟：〈1958年邓小平在解放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与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78-103；朱楹等：《粟裕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页935-941。

　　[15] 朱楹等：《粟裕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页944，448。张雄文：《名将粟裕珍闻录》，(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页19-221。

　　[16]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48-449；钟延麟：〈1958年邓小平在解放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与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78-103。

　　[17]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1471，1473。

　　[18]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页26，62。

　　[19] 〈毛泽东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2月8日；尹启明、程亚光著：《第一任国防部长》(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页62-65；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540-541；林蕴晖：〈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页214。

　　[20] 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555。

　　[21] 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页6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页4。

　　[22] 金凤：〈走俄国人的路 ——记清华大学教师的认识苏联、学习苏联〉，《人民日报》，1952年11月9日第三版。

　　[23] 李四光：〈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经验〉，《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1日第三版。

　　[24] 张静吾：《九十沧桑》(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8)，页102-103。

　　[25]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58。

　　[26]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46；朱楹等：《粟裕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页935。

　　[27] 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百年潮》2004年第2期。

　　[28] 齐德学：〈彭德怀与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军事历史》，1998年第5期；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681，684-685。

　　[29]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50。

　　[30] 毛泽东：〈在方强对军委扩大会议开法的意见上的批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260-261。

　　[31]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50-451；梁丞：《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百年潮》1999年第8期，页4-10。

　　[32] 晓农、疆文：《彭德怀刘伯承的误会与纠葛》，《党史文苑》，2005年第1期，页26-32。

　　[33]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51。

　　[34] 尹启明、程亚光著：《第一任国防部长》(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页125-129；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551-555。

　　[35] 钟延麟：〈1958年邓小平在解放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与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78-103。

　　[36]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51-454；萧克：〈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萧克等著：《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页179-192。

　　[37] 朱楹等：《粟裕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页947；梁丞：〈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百年潮》1999年第8期，页4-10；张雄文：〈前言：军史的发现与被淡化的名将〉，张雄文：《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8] 张雄文：《名将粟裕珍闻录》，(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页246。

　　[39] 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百年潮》2004年第2期。

　　[40] 朱楹等：《粟裕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页674-681。

　　[41] 郭其侨：〈萧克将军谈“三次站错队”〉，《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页33-34。

　　[42] 杨奎松：〈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比较研究〉，(2009，6，29)，http：//history.news.163.com/09/0629/03/5CUPPN9K00013FM5.html。

　　[43] 权延赤等：《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转引自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页299-300。

　　[4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

　　[45] 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135-136，625-626。

　　[46] 钟延麟：〈1958年邓小平在解放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与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78-103。

　　[47] 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686。

　　[48]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46。

　　[49]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47。

　　[50] 钟延麟：〈1958年邓小平在解放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与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78-103。

　　[51] 张雄文：〈无奈的历史：刘伯承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2009，10，25)，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547a30100f8p0.html。

　　[52]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等：〈一项提挈全军的重要决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513。

　　[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页1430-1443。

　　[54] 钟延麟：〈1958年邓小平在解放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与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78-103。

　　[55] 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556；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57。

　　[56] 张雄文：〈无奈的历史：刘伯承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2009，10，25)，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547a30100f8p0.html。

来源: 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