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高饶事件的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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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说一下高饶事件的性质。在过去的党史教科书中，高饶事件被称为建国以后党内第一次大的“路线斗争”。这次党内路线斗争发生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大转轨阶段，为建国以后整个党内斗争开创了一种模式，影响非常深远。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事件真相一直不甚清楚，不光是社会大众不清楚，就是学界小众，包括党史学界的资深人士也只知其事，难言其详。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中，过去所谓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都逐一被否定了，所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得到平反和纠正。只有高饶事件是仅有的两个维持“原判”的事件之一。1980年邓小平做“历史决议”的时候，跟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讲：“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同时邓小平又讲;高饶问题“确实没有什么路线。”路线斗争是不能成立的。后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照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定下的调子。路线问题不提了，“反党联盟”的集团问题也不提了，但仍然是肯定了高饶反党的性质。称为：“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建国以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件是高饶事件，一件是反右运动，这两件案子没有翻，其它案子基本都翻了。过后叙述得比较完全的，是薄一波写的《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那本书，其中对于高饶事件有专门章节的论述，但是这书撰著者本人对很多事件是避讳的，很多内幕、前因后果都言语不详，而且传主对自己的事情解释过多，让人也有点自我粉饰之感吧！
　　这以后的官方版本，基本上都是按照薄一波这本书的版本进行叙述。至于一些纪实类的一些小说，什么《高饶事件始末》、《死亡联盟》之类，人为添加的东西就更多了，徒增混乱，可信度很低。多年来，党史界学人对高饶事件都觉得说不太清楚。尽管还是有些零零碎碎的史料披露。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领袖传记和年谱，还有《杨尚昆日记》，对此事件都有些记录，但是都比较零碎。最近有这几本书的出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对解读高饶事件形成一个小高潮。第一本书就是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我的回忆》；第二本就是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这本书披露了很多的细节，特别让人震惊的是披露了当时毛泽东让高岗秘密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一事，这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新近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的原高岗秘书和管教组长赵家梁和张明远女儿张晓霁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是目前最完整地反映“高饶事件”的一部著作。这本书有大量的史料，是根据当时的一些日记、笔记等原始材料写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给我们对高饶事件的历史认识带来一个全新观感，很多是具有颠覆性的。但是这本书有一个弱点，就是过多运用文学的笔法，在进行历史叙述时，作者心证太多，猜度过重，这就大大影响了其史学价值。
　　这几本书出来以后，使得我们对高饶事件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所以最近这一两年间，海内外学界掀起了一个重评“高饶事件”的风潮，其中也有高岗家属的声音。比如高岗夫人李立群和“美国之音”的记者谈高饶事件，在海外流传很广。李立群还谈到一个上层动向，中央组织部对高岗过去革命功绩也重新做出了肯定性的结论。
　　这些新史料的出现，使得我们对原来对高饶事件的历史结论发生了怀疑。大家都知道对高饶事件的处理时间很长，发生时间可以说是在1953年底，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是1954年2月，真正处理完结的是1955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整整持续了一年多。这本身就说明高饶事件很复杂，很多事情都落实不了。那么，根据当前披露出的大量新史料，对于高饶事件的问题，现在应如何看？如何重新进行解读？能够得出什么样的判断呢？
　　首先，高岗和饶漱石是不是个联盟？通过一系列历史细节的披露，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很难说是个联盟，或者说根本不是个联盟。当事人无论是高岗，还是饶漱石，都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是个联盟。历史上他们不是一个派系。高岗是1905年出生的，是陕北土生土长出来的干部。在陕北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去世以后，高岗就成了陕北根据地的代表，一直在陕北工作，也很受毛的重用。毛曾经说过，中国革命有两个正统，一个大正统是井冈山，再一个小正统就是陕北，这是对高岗的很高的评价。而饶漱石，他是1903年出生的，安徽人，一直是在白区工作的，在皖南事变后接替刘少奇任新四军政委。按道理，从山头派系来讲，他应该算是刘少奇系统的人。高饶两人在历史上没有打过交道，建国以后也没有来往。饶漱石就去过一次大连，考察东北的工业，当时东北的工业是走在前头的。高饶事件后，定性他们是个联盟，是说他们几个大区的书记奉调到北京以后，到1953年秋冬才形成的政治联盟。这个理由非常勉强。1955年毛泽东在全国党代会上讲到为什么高饶是个联盟呢？他说了几条：因为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批薄一波时，他们两个意见是一致的。在1953年10月份召开的全国组织会议批安子文时，他们也是一致的。另外，他们出事以后，高岗替饶漱石说好话，饶漱石替高岗说好话，这就证明他们是联盟。毛泽东还说：联盟不需要签字，不需要契约的。这样定性的反党联盟，理由太牵强了，显然是很难成立的。
　　我们看看当年给高、饶定下的罪状，能够落实下来的究竟有哪些？ 1954年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他们的问题讲的比较全。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周恩来对高岗问题有一个发言提纲，周讲了几条，第一条是制造“军党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第二条是搞宗派活动；第三条是私下散布党内讨论安子文的一个绝密文件，指的是就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草拟的“八大”政治局的最初名单，制造党内不和；第四条就是私自封官许愿；第五条就是搞东北独立王国；第六条是破坏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的威信；第七条是剽窃文稿，抬高自己；第八条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第九条是进行夺取国家权威的活动。还有一条就是生活作风腐化，加起来是十项罪状。
　　饶漱石的罪状就少了，因为饶漱石生活比较简朴，私生活上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生活作风没有问题。主要问题就是他奉调到北京当上中组部长后，在中组部部务会议上批斗安子文，而斗安子文的目的，就是为了整刘少奇，这个罪状是一个现实的罪状。其它的就牵扯到了一些历史问题：一个就是“黄花塘事件”。在新四军时期，饶组织一些人批判陈毅；另一个就是“玩权术”问题。在确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的时候（一般说来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军队干部，西南是刘伯承，中南是林彪），他给中央报告说华东的同志不同意陈毅当主席，华东大区就成了他党政一肩挑，这就是“玩弄手段，谋取权力”；还有就是1952年中央让饶漱石到北京养病的事。这是毛泽东讲的。饶漱石认为中央不信任他，半夜三更就打电话给毛泽东要求接见，接见以后没什么事，扯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毛泽东听出他的意思来了，是不是中央怀疑他，不信任他的问题？毛说没那个事，你要愿意在北京养病就养病，你不愿意在北京养病，你回去也可以，他这才放心。可见，上述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弄不到台面上来，怎么能构成罪状呢？所以从当时一直到现在，他们的罪状问题都没有说清楚。拿这两个人的“罪状”进行对比，我个人认为，高饶事件说到底是高岗事件，饶漱石实际上是搭上来的。
　　从高岗的“罪状”中可以看出来，有些是与事实不符的，有些是张冠李戴，而且还有些就是纯粹的扣帽子。比如剽窃文稿、抬高自己这一条，本来中央领导人让手下写文稿的多了，让部下弄个发言提纲，他拿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一讲，中央政治局说高岗今天发言很好，毛主席表扬高岗，这个就等于说是剽窃？如果说这个事就是剽窃文稿、抬高自己的话，那我们领导人剽窃文稿、抬高自己的就太多了。有的还把集体起草的会议文件编到自己的文集里，那么，性质是不是更严重。
　　对高饶事件的处理，后来搞《历史决议》时有个说法，说高饶事件，我们处理的比较宽容没整多少人。实际上不对，高饶事件的整人，当然与后来的“反右”、“文革”是没法比的，但就当时来说，应该说还是错整了不少人。东北局班子里的人，除了林枫以外，其余全部拿下。张秀山、张明远分别是第二书记和第三书记，当时称之为“东北五虎将”的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全部被处理，而且一直整到了下边省市委的领导干部。例如，旅顺市委的领导班子就整的很惨。饶漱石牵扯的面也很广，首先是山东分局的代书记向明，因为牵扯这个事情被打倒，以后又牵扯到了上海市潘汉年和扬帆的案子。而且当时在东北，许多省市一级的领导人都受到牵连。东北原来是全国先进单位，出干部的地方，高饶事件发生以后，牵涉了一大批干部，有的是压制多年不能起用，有的是直接受到降级和党纪处分。更重要的是，高饶事件的处理为建国后的党内斗争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才有了后来整彭德怀，整刘少奇的更多事情出现。可以说，这个事件开创了一个制度路径。
　　牵扯到高饶事件中的这些干部，在“文革”后基本上都官复原职了。这就成了毛泽东在1955年的时候说的，高、饶成了两个单干户了。毛泽东当时是反对这两个单干户的观点，给他们加上了反党联盟的帽子。现在查明了，东北局干部与高岗只是工作关系，没有高饶联盟这回事儿。说高岗和饶漱石是联盟的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在1953年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张秀山在会上发言，饶漱石很欣赏，掀起了一个批判安子文的风潮，所谓“讨安伐刘”，批判安子文实际上就是打击刘少奇，定的是这么个罪状。现在，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搞清楚了，无论是张秀山的回忆，还是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的回忆，都没有这个“联盟”的事情。事实上，张秀山到北京来是参加粮食会议的，他原来根本不想在组工会议上发言，而且高岗还阻止他发言，说这些问题在组织会议上解决不了，不要发言了。然后，高岗就南下休养去了，连看都没有看过张秀山的发言稿。让张秀山到组工会议上发言的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张秀山参加粮食工作会议期间，讲到东北对于中组部是有几点意见，讲了五条。毛泽东就说你到会上去讲讲，但是你讲的这五条都和刘少奇有关系，你先和刘少奇谈一谈。开会的时候，张秀山找了刘少奇同志，说是主席让我先给你说说。刘少奇也知道他要讲什么，就说不用讲了，你就发言吧。张就这样发了言，这完全与高岗、饶漱石无关，有关的倒是刘少奇、毛泽东。张秀山把提的意见也给安子文说了，都是公开提的，放到桌面上的意见。但是张秀山的这个发言引起了会议上的争论，对组织工作的批评意见很大，所以后来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了高饶联盟的一个主要事件，其实完全是和“联盟”不搭界的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岗里通外国的事，现在争论得比较多，有来自苏联的材料记载为证。但这也是与事实出入很大的事情。当时在中长路的苏方代表，叫科瓦廖夫，他向斯大林报告，说据高岗报告，中共党内有一些反苏的人，比如刘少奇这些都是反苏的人。这事情已经查明了，确实有这么一个文件，但这事件和高岗一点关系也没有，科瓦廖夫是信口胡说，但事出有因。因为毛泽东在访苏期间，骂了科瓦廖夫一顿，这是有点打狗给主人看的意思。毛泽东访苏在莫斯科期间，一开始斯大林曾经把他晾在那里，不提重新修订中苏友好条约的事，毛泽东就很生气，把科瓦廖夫找来痛骂了一顿，说我到你这里来是有事的，现在我是干什么事呢？整天就吃饭拉屎。科瓦廖夫把这个事情报告斯大林了，斯大林认为此人办事不力。为了弥补过失，科瓦廖夫就给斯大林打了这么一份报告。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说高岗想要把东北变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当时苏军在东北的时候，拆迁了东北很多工厂，而且苏军违反纪律的也不少，包括高岗在内的东北局的干部都很反感，但当时为了顾全大局，就没提这个事。但说高岗要把东北并入苏联，这是没有来由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是：高岗不懂外语，他每次和外国人接触都得借助翻译，都有秘书到场。所以当时刘亚楼还揭发说高岗和洋人密谈了三天三夜，这个根本不可能，已经完全被否定了。
　　那么里通外国的事情不存在了，联盟的事情也不存在了，集团的事不存在了，那么能落实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解读的一个问题。其中讲到高岗的问题，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高岗到中央以后不安分，老想夺周恩来、刘少奇的权。最重要的一个例证就是讲高岗拉陈云，拉邓小平。拉陈云的时候，就说是中央现在要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我们现在的党史都是这么叙述的。这是高岗作为野心家搞交易的一个铁证。但据现在的材料，赵家梁的《高岗在北京》一书的披露，这个话并不是高岗说的，而是陈云说的。陈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陈云跟高岗原来关系是非常好的，高岗是把陈云当圣人看的，一些重大事情都与陈云商量。但从政治上看，高岗的道行还比较浅，是个“二杆子”。
　　所以，高岗反党的事情怎么发生的？如果仅仅是围绕在这些具体历史细节中间打交道，是不容易看清楚的。高饶事件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发生的背景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本来是支持高岗的，为什么后来又把高岗一巴掌打下去了呢？也就是说历史细节的披露，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对这些新的史料进行梳理，找出一个事情发生的逻辑线索来。所以我就试图在更大的背景下对高岗的事情做一个解读。
　　我是把这场党内斗争分成两个大背景看，一个是叫政争的背景，一个是权争的背景。也就是从“政争与权争”的双重背景来认识这个事件。
　　那政争是指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是在建国时期中共和民主党派一齐制订的《共同纲领》中确定的。建立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以后一直打的旗帜，而新民主主义路线的要点是什么呢？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的“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但是新民主主义在马列经典作家中是个不经不典的非常话语，你找不到什么叫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意思就是中国的生产力特别落后、特别不发达，处于前现代化的时期，要发展一些资本主义，要多元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然后在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程度上才能够转到社会主义。这是它的一个本意，也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天下的一个旗帜，这是很清楚的。建国以后，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共同纲领》一直到七届三中全会，都是按照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按照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行建国布局的，而且当时还做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计划。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纲领是中共的建国理念和建国旗帜。
　　1952年的时候，情况有了新的变化。朝鲜战争基本上进入了胶着状态，双方开始谈判了。毛泽东这时候就把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提上了日程。1952年10月，刘少奇到苏联去，参加苏共十九大，毛泽东就让他把中共中央的意见（实际上是毛的个人意见），就是现在准备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告诉斯大林，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
　　此后，中共就开始了建国路线的转变。建国路线转变是纲举目张的根本转变，是牵动大局的一动百动。由此就产生了很多问题与矛盾。比如，人民群众能否接受的问题，党内思想如何统一的问题，特别是中央高层思想统一的问题。在高层，特别是以毛为代表的，在建国以后就为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执行什么样的建国路线，发生过多次的冲突。重要的有四次，这些冲突不仅仅是毛、刘之间，实际上也代表了党内的高层和中层之间的冲突。
　　一次是关于刘少奇的天津讲话。进城以后，许多干部把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也带到城里去了，在城里组织什么贫农团，还是采取依靠穷人的做法，分店铺这种事件屡有发生。天津的资本家被搞得很恐慌。刘少奇1949年4月份就到天津解决这个问题。刘在天津讲话安抚资本家，鼓励他们安心生产，其中讲到资本家剥削问题，说从马克思的观点来讲，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进步，说你们现在剥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刘少奇的天津谈话，在当时对稳定城市是有很好的效果，以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看，这个观点也没有什么错。但当时党内的一些干部，特别是从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出来的干部觉得很不顺耳，说怎么叫剥削有功了呢？我们搞革命不就是要打倒地主资本家吗？高岗就是其中反对最激烈的人物之一。刘少奇处理了天津问题以后，了解到东北在城市工作中也有一些“左”的东西，就给东北发了一个电报，让东北注意一下民族资本家的政策问题。当时刘少奇看到了东北社会部部长邹大鹏给中央的一个报告，谈到了在东北城市政策中的一些“左”的倾向。就是对资本家光讲斗争，不讲团结，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等等问题。刘少奇就给东北局发了电报，以天津的情况为例，要求东北也要注意“左”的问题。高岗则不予理会。还说刘少奇这个思想是“右”的，他不支持。毛泽东对于刘少奇讲的这些话，也认为是讲过头了，不合适。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富农党员问题。这是1950年的时候，那时候新解放区刚刚土改，因为东北土改早，很多农民分了土地以后，凭着自己的劳动致富了，就成了新富农。土改后出现的新富农，跟过去的老富农不一样。农民富起来了，就引起人们的一种疑虑：“现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已经结束，出了新富农怎么办？”特别是有些新富农都是土改的骨干。那时候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说共产党不讲剥削的，你这三十亩地一头牛，你还得雇人，又成了新富农，你这不是和党的宗旨发生了矛盾吗？刘少奇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路线的，他就说出现富农党员不可怕（新民主主义是允许剥削的），允许雇工单干，并且给中组部当时的常务副部长安子文讲了。安子文就根据刘的意见，就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给东北写了封信，说允许雇工，而且你现在制止了以后，大家都不敢雇佣了，生产力会受损失。所以他赞成富农党员，赞成党员可以雇佣。对此高岗是不高兴的。而且，高岗背后有毛的支持，毛泽东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认为只要是搞剥削的，就不能进入党。
　　再一次是1951年的互助合作问题。事由是华北局对山西省委互助合作的一个批示。农村分田单干以后，产生的问题除了新富农发财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一套组织及生产系统需要转换。现在大家都种自己的地了，那过去的互助合作形式就发生了变化。山西这时候就提出来还要重新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因为战时的互助合作是一种代耕制，有人上前线打仗，他家那地村里用互助合作的代耕方式给解决。现在搞完土改了，不打仗了，搞建设，大家都种自己的地去了，那农村基层组织还怎么管？所以这就带来一个老区农村的组织问题。山西省委就把组织互助合作的方式，实际上也当成了一个重新组织农村党的组织的一个方式进行鼓励。这个事情山西报到了华北局，华北局认为这是“左”倾，报给了刘少奇。刘少奇同意华北局的意见，认为这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在小农基础上是搞不出社会主义的，现在还要发展生产力。从刘少奇的思路可以看出来，他还是主张先发展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搞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在机械化条件下再搞合作化，这个思路就叫先机械化再合作化的思路。毛泽东、高岗的思路与刘少奇的思路不一样，他们都是要先组织起来，把组织起来作为机械化的条件。这当中有这么一个差异。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否定了他的意见，而推广了高岗的东北合作化经验。
　　其它还有工会工作方针的问题。工会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还是站在工人的立场？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在当时李立三和刘少奇赞成工会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个被批判了），高岗表示反对，强调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支持了高岗的意见。从1950年到1951年发生的这些事情中间可以看到，刘少奇是频频丢分，高岗是频频得分。当时高岗所领导的东北是全国的模范地区，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头。在建国以后的政争分歧中可以看出，毛和高岗是一致的，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一致的。刘、周坚持的是建国时期确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
　　到了1952年下半年，中央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事情，这个政治转轨马上带来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法理上的冲突。建国的《共同纲领》讲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现在突然搞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执政党过去的承诺还算不算数？从党内来讲，中共依据的是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具有两重性。决议基本精神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转变；同时，决议又提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基本矛盾，也表达了要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方面。所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双轨制”，可以这样执行，也可以那样执行。所以，即使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为法理基础，它本身也有两重性的问题。当然从一个国家的法理基础看，还是《共同纲领》明确提出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法理。这就是法理上的冲突。
　　第二个问题是战略和策略的冲突。对新民主主义，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作为国家的一个确定的能够长期执行的方针呢？还是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策略方针？等到共产党力量强大了，组织起群众了，就马上进行改变的一个策略问题。这个战略与策略的问题，带来了另一个冲突。实际上许多资本家，包括城市里的一些个体户在内，在听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消息以后，就大呼上了贼船，因为私有财产就保不住了。因为共产党原来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在二三十年后的事情，不是现在就做的事情。这是在社会层面中间发生的另一个冲突。
　　第三个问题是理论和现实的冲突。我们可以往后看，毛泽东执政特点是不断求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从建国到过渡也好，我们往后看到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好，都带有这种不断求快的特征。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毛泽东作为一个有宏大事业情结的个人，在事业的无限性和生命的有限性这对矛盾中间，他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毛泽东在搞革命中，是很务实的，反对王明国际派从莫斯科搬来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非常强调本国经验。建国以后，他怎么就由经验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到最后变成了一个空想主义者呢？
　　到1952年底，国家刚从战争状态下恢复过来，毛泽东为什么急于从建国时确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马上转轨到社会主义国家？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中共是对民主党派、各界人士有过承诺的，所以毛泽东也很清楚，这个转轨是要有政治代价的。急于过渡的原因何在？我有一个自己的解读：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个不经不典的话语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排不上位置。中国要在共产主义世界中间说话能够算数，你必须要使你自己本身先是社会主义。所以这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毛对于过渡到社会主义是特别的急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争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间的话语权，特别是斯大林在1953年3月突然去世后，争话语权的问题就更放到重要位置，我认为这是急于过渡的一个现实性的因素。
　　另外，过渡还牵扯到一个程序理性和非程序理性的冲突问题。在建国初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懂的什么是程序正义，也可以说对程序一直不怎么重视，到现在也没有对程序问题真正重视起来。变动一个国家体制的事，是改变国家根本的大事，总得要一个形式，不能在执政党内高层这么自己讨论决定，然后传达贯彻就行了。决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没有一点法理上的依据。不用说全民公决的形式，就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说一种从下而上的民主讨论的形式也可以，但是事实上没有！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订过程可以看出，根本缺乏现代政治的程序理念、法治理念。从以后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决策过程缺乏程序理性的问题。在1949年建国以后，中共特别是毛，讲民主的时候很多，讲法治的时候很少。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中共领导人是把法律看成束缚自己手脚的绳索。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这次建国路线的大转轨本身就有非程序化的特征。由此带来的问题很多，首先是把所有的矛盾放到了执政党内，集中到党内的高层。从政争的角度来讲，高饶事件的发生正是决策缺乏程序理性的一个结果，没有把国家大事公开化的一个结果。以至于把这么大的一个事关国体的大变动，最后演化成了一场党内严重的权力斗争。这是从政争的大背景上讲。
　　从权争的背景来讲，这个时期从1952年、1953年开始，是中央和地方权力再调整的时期。建国初期中央采取中央政府下设政务院体制，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同时又实行中央和大区两级的行政分权体制。就整个国体、国家的权力配置来讲，是双重中央体制。大区体制是在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中形成的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格局，大区政府既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机关，又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有很大独立性。大区制是延续了过去四大野战军打天下的这样一个格局，分成几个大区，包括东北、华北这些解放比较早的地区。在大区实行军政委员会制，实际上还是个军事体制。这样的双重体制有利于迅速削平抵抗新政权的前政权社会势力。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大区相互串联起来，也足可以形成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势力。中国历代王朝，中央政府确立以后都要有一个削蕃的过程，都要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政府。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自然十分熟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等前朝开国故事，十分警惕国家出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局面。这个事情是从1952年就开始做起的。1952年中央说我们现在要集中进行中央政府的领导，要把各大区的干部抽出来加强中央政府，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当时中国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是计划经济，采取苏联体制的重工业优先这套模式。从1952年6月，陆续把几个大区书记都调到北京来了。西南局的邓小平调得最早，他是8月就职；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林彪自从打下海南岛以后身体一直病着，由第二书记邓子恢具体主持工作，邓子恢调到中央负责农业口；西北局第一把手是彭德怀，彭德怀正在朝鲜打仗，第二书记习仲勋调来北京，任中宣部长；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调京，担任中组部长；高岗是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也调来了。当时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一马当先”，说的就是高岗，因为高岗就任的职务特别重要。高岗调到北京的时候应该是四十七、八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别人调到中央以后，不再兼任大区的职务，但是高岗仍然兼任东北大区的职务，可见毛泽东对高岗调到北京是特别器重的。高岗到北京以后担任的职务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当时国家计委和政务院平级，这是模仿苏联体制，等于是把整个工业、经济部门给管起来了，所以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五马进京”以后，特别是高岗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对高岗特别欣赏。东北各项工作，当时在全国是走在前头的，而且在支援抗美援朝的时候，东北出力最多。彭德怀讲过，当时朝鲜颁给了彭德怀一枚共和国一级勋章，彭就说，这个勋章应该给两个麻子，一个麻子是洪麻子，就是后勤部长洪学智，再一个就是高麻子，就指高岗。从中也可说明他们的关系很好。
　　高岗到北京以后，他工作的住处和毛很近，两人经常交谈，而且高岗性格、脾气、秉性和毛都很相似，彼此无话不谈，从生活工作，到对一些领导人的评论。那时候因为高岗和毛走得太近，而且他的权力又很大，所以周恩来在批发文件的时候本来是毛，刘，周，朱，下面才是高岗。周恩来有意识地把高岗往前提，有时候在毛后边就直接是高，有时候是毛，刘，高，然后才是周。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很聪明，他给高岗说，这个发文顺序不对。因为在七大会议上，高岗在党内的排名是第八，任弼时死后，他应该排名第七。到了中央，按照他所担任的职务、主管的事情，以及毛对他的信任程度，顶多能提到第四。周恩来把高岗的名字往前提，实际上，是带有一点政治试探的味道。高岗听秘书说这个问题，马上意识到，接着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总理你这样把我放到前面不合适，不要把我放到前面。顺便说一句，周恩来处理排名关系中，把名字写上去的事还有。在文革中间，中共“九大”会上毛泽东就提，中央文革小组不要了，完成任务了。但是毛泽东说话，是真是假谁也琢磨不透？所以周恩来最初发文的时候还是写中央文革小组。毛后来看到后就问了，怎么还有啊？周恩来才清楚了毛的意思，知道毛是真的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取消了。所以“九大”以后，文件上就再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了。
　　这可以从某种角度上看出，高岗到北京后多么受毛的器重，而且权力多么大。让政务院总理都感觉到压力。而且，这几个大区级的主要领导干部来到北京任职以后，对原来在北京工作的干部都会产生压力。当时组成中央政府的干部多半是来自于老华北局，几个方面的要职都是原来老华北局的干部担任。比如，组织大权是在彭真、安子文的手里，经济大权是在薄一波手里。高岗这些人到北京以后，对原来工作和人事格局是一个冲击。原先各个山头分头打天下，中央人民政府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华北干部自然比较多。但是华北干部是否比别区的干部能力强？当然不是。所以其它大区干部一进北京以后，无论从资历上、能力上、功劳上，比原来在北京的干部都不弱，甚至还更强一筹，这马上就有一个权力再分配的问题。这个权力再分配的问题，那是真刀真枪的干活。
　　高岗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精力充沛，行政能力很强，而且善于用人，能抓大事。他在东北是党政一把手，说一不二，具体工作，定下就办，雷厉风行，效率很高。但中央的工作有自己的路数，工作按部就班，有自己的程序、自己的轨道。看起来有些磨磨唧唧，扯皮的事情多。高岗从下面一把手的位置上来，对原来中央部门的工作作风不习惯，也和这些部门的主管干部产生一些摩擦。比如他在主持计委工作的时候，一般是很讲效率的，什么事情敢于拍板，决定以后，马上就办，办了就检查就落实。薄一波负责中财委时，有些事情落实不下来，有些领导很有些意见，为了争取自己的部门利益跑到高岗这边，让高帮着说话。这种事情多了以后，薄一波就很有些看法了。1953年3月有次开会，薄一波就在会上发火，说：“你们什么事情都去找高主席，你们知不知道有个中财委？中财委有个主任叫陈云，还有个主任叫薄一波。”就在会议上大发了一阵火。我们现在来看，这也只是工作事权不明确的问题，所产生的摩擦很自然，未必牵涉其他政治上的问题。但当时有一些干部对薄一波很不服气。如建设部部长陈正人，中央苏区时期就是部长级干部，资格比薄一波老，就跑到高岗那儿去告状了。这样一来二去，就使得华北的干部和外来的干部之间矛盾加深。
　　这样就带来了党内山头派系问题。中共的组织是从各个山头发展起来的。红军时期有三支主力红军；到了抗战以后，又形成了十九块根据地；到了解放战争的时候，有四大野战军；建国后有六个大区。中共七大的时候毛泽东就说了，我们这个党是从无数小山头发展起来的，我们是要承认山头，改造山头，以后还要削平山头。到1952年的时候，情况又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一个是大区主要领导人已经调到了北京；再一个是在这个时期又有一次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出现了：一是要开中共八大，一是要开全国人大（开全国人大是斯大林的意思，说你们得开全国人大，要不然政权的合法性不够），这样就带来了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如果说过去在打天下的过程中间，华北的人占据中央政府的位子比较多，现在已经打完天下了，削平地方山头，在中央应该是要重新排座次。
　　1953年2月底，毛泽东提出来说要考虑一下怎么安排中央人事的问题。3月初的时候，刘少奇就提出一个方案，拿出一份名单。这个名单问题是我们认识高岗事件的一个关键地方。《高岗在北京》这本书的价值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两份名单。我们过去光知道安子文草拟的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不知道此前刘少奇也有一份人事安排名单，这两份名单结合起来看就很有点意思了。刘少奇最初提出的书记处名单是：政府的党组书记是彭真，组织是安子文，文教是习仲勋，财经是刘澜涛，农业是邓子恢，工青是饶漱石，就是这么一份名单。高岗看了这份名单以后挺不满意，觉得重要岗位还是在华北山头的名下，认为没有意义，他给毛谈了这意见。最重要的是另一份名单，就是安子文起草的那份名单，这份名单是解读高饶事件的大关节。安子文草拟的关于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来由有三种说法：有高岗授意说，有安子文擅自起草说，还有刘少奇授意说。这三种说法哪种最靠谱呢？在这个事件中安子文只是作为组织部的一个常务副部长，敢自行起草上边领导的名单？这胆子也太大了。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他人授意，安子文起草名单是严重越权行为。那么，他是得到了谁的授意？高岗不管组织工作，他给安子文说不上话，即使高岗说了，安子文也不该听，因为中央分管组织的不是高岗，是刘少奇。所以从这一点看，我认为是刘少奇授意的可能性最大。而且说到底，刘即使说让安先拿出一份大家讨论的草稿，现在来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在公开化或者一个民主化的决策机制下，这本不应该成为一个事情。
　　毛泽东接到这份安子文草拟的党内最高机密的名单，就派了他的秘书送到高岗处，让高岗马上看完，随即毛的秘书就把文件拿走了。这份名单机密到什么程度？朱德不知道，政治局委员中也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刘少奇应该是知道的，毛泽东是知道的，是毛泽东将这份绝密名单送给高岗阅看。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举动，表示他很不赞同刘少奇的人事安排。高岗对华北山头的成见很深，看到这个“有薄（一波）无林（彪）”的名单，自然是非常恼火的。高岗把毛泽东的意见和他的意见掺杂在一起，在高级干部中私下传播，军队高级干部尤其火大。薄一波从资历、能力和贡献来讲，和林彪都是没法比的。林彪的四野打遍天下，四野战将如云，到处是四野的干部。在四大野战军中，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位居首功，四野的最高首长居然不在政治局里边，军队干部肯定是窝火了。毛泽东对这份绝密的名单的事发火了，批评安子文说，谁授权给你的，你怎么能起草这个东西？但是最后毛泽东没追究，这就有蹊跷了，他为什么没追究？那肯定他知道不好追究，安子文把这个事担下来就算了。那么因为这件事情，所产生的问题，这就构成了高岗在下边挑动是非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先把这份名单的事情放到一边，一会再讲。我们先讲讲高层把这些诸侯调到北京来以后，高层权力结构也要进行一种新的调整，从这个新的调整中间，可以看出毛对原来的权力结构的不满。原来的权力结构，基本是延续了延安时期的毛、刘体制，毛泽东是一把手，刘少奇是二把手，主持日常工作。然后，政府，就是周恩来，就是毛、刘、周，形成这么一个格局。但是在共同纲领中，也就是在建国初期的构架中间，中央人民政府这一层是比较虚的，实权在政务院周恩来那儿，党务的事是在刘少奇那儿，刘少奇和周恩来，他们又都是从白区出来的干部，但是他们又不是一个系统的，从某种角度讲刘、周两个人，在历史上面，还有过碰撞，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刘少奇是属于整人的一方，周恩来是属于被整的一方。但在这个时期、这个权力构架中间，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党权，我们现在可以从最近出版的文献中看到刘少奇建国以来的文稿，从中看出来，刘少奇那时工作相当忙，管的相当多，管的面很宽。周恩来管的事情就更多了，政务院管的国家政务，大大小小都管。所以这就产生一个情况，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他管事反而没有他们多。毛泽东对此很有感觉，说你西花厅就是车水马龙，我颐年堂是门可罗雀。实际上这只是个体制问题，再加上这个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贯彻新民主主义方针路线中间都有过冲突，包括跟周恩来也有冲突，毛泽东这就产生了对刘少奇这些人的不满，他把这些不满也都跟高岗谈了。
　　毛泽东在1953年的时候对政府系统采取了一个大手术。这个事情是由实施新税制开始引起来的。建国以后所采取的税法基本上都是保护国有企业的税法，政策比较优惠，而其它的私营企业的税赋是比较重的。1953年的时候国有企业已经占了大半江山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收税收不上来了。税都压在私人资本上面，使他们经营起来就很困难。所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薄一波等制订了新的征税办法，新的税法是把流通税放到生产领域，同时调整税率一致，目的是为了开辟税源。新税法制定了以后没通过毛，就在报上发布了。毛泽东就很恼火。而且由于事前工作做得比较粗，发布以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山东、北京都有反映。毛泽东借新税制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大做文章。他尖锐地批评新税制“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随后，毛泽东在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消弱和分割刘少奇、周恩来权力的措施。在遏抑刘、周的同时，让高岗取得了很大权力。
　　1953年就有两个大的举动：第一个举动是分了周恩来的权。当时政府部门叫政府党组总干事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中央政府党组集中归口周恩来负责。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周恩来提出批评了以后，就把这个总干事会给取消了。并且在政务院中间又分了周恩来的权，把政务院的权力，基本上分拆成了六个口，计划是高岗管；财经是陈云管；文教是习仲勋管；邓小平管民族、宗教、统战等。周恩来虽然是总负责，但具体分管的口子就是外交，实际上是六个口子之一，权力大大削弱了。
　　第二个举动就是削了刘少奇的权。因为刘少奇在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有些报告电文没经过毛泽东看就批发了。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发了大火，认为这是瞒着他。实际上我现在忖度刘少奇的做法，也许他认为这是他份内的事，会觉得很具体的份内工作就按照正常的程序走就是了，不一定非得经过主席再审定。应该说，从各司其职的角度上看，这是没有问题的，体现分工负责的原则。但是，毛泽东就认为这是在架空他，所以发了大火，指示刘少奇和杨尚昆做检讨，要求他们把去年三月份以来所有的电文都给他看，以后凡是没有经过他的文件都不作数。这样，就把刘少奇的权也给收了。
　　在毛分割刘、周权力的时候，高岗成了分权的一个棋子。分周恩来的权的时候，把政务院工业方面的八个部都划出来了，划给高岗，由高岗的国家计委管这八个工业部。毛泽东把大区书记调到中央来以后，用他们分割了原来刘、周的权力，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格局。到了1953年的时候，中央出现了一个新的权力格局——在毛泽东之下，形成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刘少奇负责党务，周恩来负责政府工作，高岗负责经济。
　　实际上，高岗事件就是在党内高层的政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权争又到达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于高岗事件的发生，有两个会议是特别重要，一是六月到八月的财经工作会议，一是十月召开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对了解高饶事件的发生非常重要。
　　中央财经会议本来是个经济工作会议，也就是说是一个具体的工作会议。但是在这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六月份向政治局提出的，批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于是就把财经会议开成了一个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会议。在会议上，群起大批薄一波，实际上也有影射刘少奇的问题。所以这个会议就开得很长，开了两个月。批薄一波，面上的理由就是新税制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有些话说的很重，说薄一波是走到资产阶级那里去了，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大家也看出了毛主席的意图，批薄一波批得很厉害。有的说薄是季诺维耶夫，有的说是布哈林，把薄一波批得一塌糊涂。薄一波接连做了两次检讨都没能过关。高岗在批薄一波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跳得高的也不只是高岗，谭震林，李富春等人都批得很厉害。此次会议之后，就把薄一波的财政部长给罢免了，由邓小平兼任。因为高岗在这个会上讲话讲得很重，说薄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薄一波觉得这个线上升得太高，接受不了。高岗就把他的发言稿拿出来，说你看这不是我说的，是毛主席说的。毛泽东在总结时还说：资产阶级“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这话够重的。毛泽东选集五卷上就有这篇文章。
　　原来大家对华北山头就有点情绪、有点矛盾，特别是外地的这些干部。这个事情使得大家情绪更大了，纷纷批判薄一波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会上说了一些过头话的也不光是高岗，我觉得谭震林讲的那些话比高岗还厉害。谭说主席有大权旁落的危险，白区党要夺主席的权，现在情况很危险。在这个会议期间，林彪在西山养病，大家由高岗领衔一块去看望林彪，阵势浩大。题外之意是什么呢？你那名单上不是有薄无林吗，我们偏支持林彪。看望时这些老上级、老部下说了一些话，有些也都很过分。比如，重工业部长王鹤寿在西山上讲，林总看问题就是准，他讲：现在有白区党人篡夺中央权力的危险。谭震林也讲，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一个是以白区党为首的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主席有被架空的危险。这些话讲得都很过分，也可以看出会议斗争气氛非常紧张。
　　批薄一波这件事情，让这些各大区的外来干部占了上风。在这个会议上，开创了以大批判作为落实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这么一个方式。在这次会上，刘少奇也做了检讨。他检讨了关于在天津讲话的问题，关于在合作化问题上右倾保守的问题，关于富农党员的问题，还检讨了在抗战胜利以后，关于要建立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财经会议过后，正如毛泽东常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就要开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要总结建国以来组织工作的一些经验。这时候大家对于中组部的意见也很大，觉得中组部调配干部不得力，在关于党员的标准上面掌握得不好。
　　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就是从组织上落实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这时饶漱石已经到中央就任中组部部长，具体工作处在交接之中，中组部当时的调整是饶漱石当部长，各大区的组织部长到中组部担任副部长，其中东北局到中组部担任副部长的是郭峰，饶漱石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因为饶漱石当时要管两个部，一个是管组织部，一个是管劳动部。劳动部是调宋平来当副部长，所以说饶漱石就讲话，说有什么事你们先给郭峰部长、宋平部长看看，再让他们告诉我。实际上，郭峰并没有到任，这个事情后来就成了高饶联盟的一个证据。这都是没有的事情。
　　在这次组织工作会议中，应该说是吵的某一方面是更深了，但是乱的程度可能不如财经会议。这可以从饶漱石后面一个检讨来看。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东北局的第二书记张秀山到北京参加会议，他并不是要来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结果在组织工作会议上面发言以后就引起了反响，就成了和饶漱石联合的一个罪状，连他自己也都莫名其妙。
　　在这个会议中间，华北山头对其它山头的反击也很大，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张秀山在发言中间讲的五条中，有一条是党组织要进一步纯洁，过去投敌的，叛变的，自首的这些人，要从党内清理出去。这个意见一发表就使得华北山头很紧张。因为就是刘少奇在抗战前夕，从草岚子监狱中间救出了一批干部，让他们履行了一个自首出狱手续，其中包括薄一波在内。这就是“文革”中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事。所以他们对此这个反应强烈，这等于要他们的政治生命。所以这次组织会议开得效果很不好。对此次会议具体有两个评价：饶漱石就认为这次会议比财经工作会议还有章法，大家说的意见都是有理有据的。但是另有材料就说是恰恰相反，这个组织会议碰到了极大的阻力，实际上会议开不下去了。这是两个说法。
　　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在党的组织路线上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转轨的过程中，党内发生了冲突。刘少奇在组织工作会议中间也做了检查。两次做检讨，表示完全服从了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这个时期在党内最活跃的就是高岗，高岗到了北京以后，毛泽东就经常跟他谈论中央的一些人事问题，表示了对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一些不满。说刘少奇“政治上不稳，七大、八大抬得抬高了”。延安时期，在六届七中全会上曾经有一个决议，说毛泽东是根据地正确路线代表，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建国后，毛对刘不满，认为把刘少奇抬得过高了。毛泽东私下讲的这些话，对高岗有很大影响。高岗过去就对刘少奇有点看法。高岗在东北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彭真和林枫就有过冲突。彭、林他们主张占领大城市，不让国民党进入东北。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高岗和陈云，林彪是要放弃大城市，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现在在陈云文选上也可以找到这篇文章。
　　高岗和华北山头的历史恩怨还不止这些，在当年红军时期，他和刘志丹就是被华北局派来的代表朱理治抓起来了，差点给杀了头，埋他们的大坑都准备好了，这也是一个历史恩怨。高岗对白区的干部，特别是华北局的干部是有看法的。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是毛泽东要高岗密查刘少奇被捕的事情。这两年披露的一个新的史料：1953年春天，毛泽东交给高岗一项绝密任务，让高岗密查刘少奇在1929年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被捕的事。这个事情使高岗认定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信任态度。高岗接受任务以后，首先是跟陈云商量。陈云和高岗是两个性格，陈云长于思考，思路很严密。高岗勇于行动，精力过人。一个是行动型的人，一个是思考型的人。他们之间关系非常好，从陕甘宁那时候，就在一起工作过。毛对陈云看不惯，就把陈放到西北政府，后来调陈云到东北，和高在一块搭班子，他们又在一起。高岗到北京以后，大事小事都跟陈云商量，陈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说这切不可外传，要绝密执行。高把此事交给东北第二书记张秀山去查了。张秀山觉得这个事情不好查，所以就派两个组，一个查现实表现，一个查历史情况，等于是大撒网式的查。具体执行者并不知道要查的人是谁，查完以后就把这个事情，密报给了毛泽东。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高岗在反刘中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再加上这个时期由于斯大林突然去世，由此带来了苏共的一个权力真空。当时斯大林没有指定接班人，到底是谁接班？国际上也是议论纷纷。实际上赫鲁晓夫是在权力斗争中间最后厮杀出来的。一开始确定的接班人是马林科夫。在这个厮杀过程中，首先发生了“贝利亚事件”。他们把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抓起来，接着就处死了。斯大林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造成的混乱情况，肯定对中共是有冲击的。所以高岗在北京就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对毛泽东百年之后事情怎么办？说了很多话，表示很担忧。这个事情高岗也给陈云说了，把毛泽东的担忧也给陈云说了。陈云说毛肯定是对刘不满了，我们这个事先干起来，我们干起来再说。“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这是最近《高岗在北京》一书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史料。
　　高岗在军队中间是很有人缘的，跟军队干部关系都很好。所以他在很多场合，都讲过刘少奇的坏话，有些是从毛那里直接听来的，有些就加入了自己的发挥。比如他讲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意，讲刘少奇政治上不成熟，这些话肯定是他跟毛泽东密谈中听到的话。当然，高岗承认在1953年财经会议上批评薄一波时说过“枪杆子造政权、枪杆子造党”之类的话，说是引自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11月的这篇重要的党内讲话中，是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著名论断。高岗以此为论据批薄，不仅是强调根据地和军队在中国革命的主导地位，更是要申明根据地和军队党的重要性远在白区党之上。就是说，根据地党是中国革命的正宗，是主线，白区党的作用只是个副线。他到处鼓吹这个理论，意图是要给毛泽东为首的搞武装斗争的一批人在历史上树立一个正统地位。说明白区党不能跟根据地党相比，你在中国革命中间起的只是个副线的作用，他要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这个时期，特别是在财经工作会议之后，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央分一、二线的问题。我认为，用一、二线的体制冲突来解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是有道理的。但毛泽东最早提出一、二线问题，并不是在大跃进过后的调整时期，在1953年时就提出来了，这是高岗事件发生的又一历史背景。毛泽东为什么要在1953年提出一、二线问题？他到底想做什么？在张明远、张秀山、赵家梁的这几本书出来以后，学界的解读有一种观点，说是毛泽东要用高岗取代刘少奇当接班人，高岗急于抢班，结果做的不机密而导致身败名裂。很多研究者都把高岗的事情放在抢接班人的问题上。
　　我的观点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二线体制设想，实际上是一种分权体制。其目的是要改变建国后延续下来的延安体制。当时有这么一些考虑，就是中央是设一个总书记呢？还是设几个副主席呢？政府是不是采取部长联席会议的形式？毛泽东这个时期最初所构想的中央一线是否指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一线？这些都是分权体制的构想。至于一二线如何分，怎么安排一线人事，我们现在找不到最直接的证据，但是可以找到一个反证，那就是高岗到处（特别是在南下期间）散布的一些言论，说毛泽东要让他搞政治局，让刘少奇搞人大，让周恩来搞政府。高岗这个话后来说成是造谣和企图篡权谋位，但是这些话的源头在哪里？能“无风不起浪”吗？只能是“有风浪三丈”。源头应是还在毛那里，应该说这个人事布局是毛泽东对中央分一、二线的最初思考，他酝酿要实现这么一个架构。从这个架构可以看出来，毛实际上是要在中央一线营造出一个分权的体制，就是由他驾驭的一个三驾马车的体制。后来批高岗，还揭发他还散布过要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四驾马车的体制。周恩来管外交，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人大是刘少奇，党务是高岗。中央一线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体制。
　　因为高岗事件的发生，这些计划应该说是胎死腹中了，根本就无从谈起了。但从这个构架中间，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这个构架实现的话，倒是确实符合毛泽东倡导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思路，也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的“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体制逻辑。所以我的解读就是，毛实际上是想创建一个分权制衡的一线体制，而不是仅仅想更换一个接班人。但是高岗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意，就是想换接班人， “二杆子”气太重，一心想把刘少奇拱下台，到处活动，这就惹出一大堆的麻烦，造成党内不合，最后身败名裂，这样毛泽东原来的一、二设想也就无法实现了。邓小平后来说，高岗就是想抢这个一线。道理也就在这里。
　　过去说高岗要多设几个副主席是“封官许愿”搞交易，他给陈云说：“你一个，我一个副主席”。实际上，这话是陈云跟他一块议论时，陈云讲的。“我们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他们就不能够架空主席了”，这中间还有这么一句话，“不能架空主席”，这是要点。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批评刘擅自发文件，这党内高层是知道的，陈云讲这话，是从维护毛泽东权威方面说的，并不做交易。
　　我们还可以再分析一下，总书记制和副主席制的差别是什么？总书记制实际上还是个接班人体制。苏共中央就认为刘少奇是中共总书记。中共接班人体制是一个特别尴尬的体制，既不是一个储君制，又不是一个帝相制，同时又结合了双重的弊端。因为总书记制是个集权的制度，党主席下面是总书记。副主席制则是分别把口、各司其职的制度，党主席是班长，这是个分权制。如果是总书记的话，除了刘少奇没别人，如果设副主席的话，高岗、陈云都可以。是不是就说高岗在这上面搞权权交易呢？到处拉票呢？就如后来批判他的那样。我认为还不能这样简单分析。因为在中央权力格局中间，高岗这时候实际上已经走到了第四位的角色了，毛，刘，周，接下来就应该是高了。朱德在政治局中是一个虚位，没有实权。那么第四把手当了副主席，这算什么野心吗？算不上的。所以问题不在这里。
　　那么高岗出现问题，毛泽东对他开始警觉，事由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安子文起草的那份名单。高岗南下去休假，一直跑到广东，他一路走，一路就给一些人讲名单上面“有薄无林”的问题。这是个绝密名单，可以说是最高机密了，毛就给他看了，连朱德都没看到。这等大事，他居然到处散布，到了广东告诉了叶剑英、谭政。叶、谭到北京来，问毛泽东关于政治局“有薄无林”的事，毛泽东大吃一惊：“你们怎么知道这个消息？从哪来的？”他们就面面相觑，都不敢说。后来毛就问高岗说：“这个事情怎么来的？”高岗也不敢承认，毛就盯着他说：“我怀疑是饶漱石。”高岗说：“饶漱石不会吧！”他不敢坦率承认，就给自己埋下了倒台的伏笔。实际上，这份名单上面没有列林彪，也是有客观的考虑。林彪身体确实不好，打了海南岛以后一直在养病，难以任事。所以当时在中南主持工作的是邓子恢。名单上有邓子恢没有林彪，这个安排也是有它的理由。但是在重新安排职务的时候，也不能光安排这些能干事的，打天下的功劳也得平衡一下。所以，这不仅是一个排座次的问题，而且还一个对四野尊重不尊重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大疏忽。但是这个疏忽，如果说在一个公开化的，民主化的政治环境下，也不是问题，是完全可以合理解决的。从历史上看，在中共党内路线斗争中，凡是做得越机密的事，知道的人越少的事，到最后出的问题越多。高岗事件正是这样的一个事例。
　　毛泽东追查名单的事情，已经点高岗头上了，高岗还不敢承认，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对他产生了怀疑。怀疑完全有理由。毛泽东一批评刘少奇，刘少奇就检讨了，两次检讨，一次比一次深刻。高岗却是推推拖拖，畏畏缩缩，不知道到底想干什么？毛认为高不坦白，有在下面搞小动作的嫌疑。作为一把手，谁都担心下面搞小动作的，特别作为最高权威者，更容不得下属蒙蔽自己。所以到1953年11月下旬，12月的时候，毛对高就已经有些看法了。这个最明显的是两件事。一次是12月15日，毛泽东就说了：“我要到南方去走一走，谁在家主持工作？是轮流好呢？还是谁主持好？”这个问题过去没有提出来过，过去毛泽东无论去重庆谈判也好，或者上苏联访问也好，那自然是刘少奇主持工作了。但这次提出来后，高岗就马上说：“轮流好。”周恩来第一个发言的说：“过去是少奇同志主持，现在也还是少奇同志”，邓小平、彭德怀也是主张刘少奇。主张轮流的一个是高岗，一个是朱老总。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对于高岗的一些做法，毛已经很有些反感了。到了24日，毛临行前，讲了一番话，说：“我颐年堂（毛的住所）门可罗雀，东交民巷八号（高岗的住处）却是车水马龙。”这句话把高岗敲打得心惊肉跳，确实给吓坏了。高岗这时候还有一个任务，25日他陪苏联的国家苏维埃副主席捷沃西安上鞍钢去，这是他是硬抢着去的。他一到了东北以后，就召集东北局的干部开会，说我们现在要拥护少奇同志领导，不能搞分裂主义。从这话可以看出来，他觉得势头不对，要赶紧表态了。1954年2月，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大家都做了一些自我批评，通过了一个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从毛泽东的会议部署来讲，是想开成一个加强党内团结的和平大会。大家都是背靠背的说问题，都是自己检查自己的错误，没有搞互相揭发。本来这个会议开得挺顺利，但在这会议结束后，又紧接着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座谈会，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两个会议一开，就不是和平会议了，是斗争会议。会上就把高岗的、饶漱石的这些事，零零碎碎都给抖露出来了，形成了对高岗、饶漱石的揭发批判。高岗座谈会的第四天，高岗第一次用枪自杀，被秘书救了，半年之后再服安眠药自杀身亡。1955年，召开了全国党代表大会，做出了正式决议，把高饶定为反党集团。
　　高饶事件中间还有一些疑点，第一，为什么说四中全会开的是个和平大会，是个加强团结的大会？末了又搞出揭批高饶的座谈会，非得把问题给揭出来？这个事情无疑只有毛泽东能拍这个板，他为什么要拍这个板？第二，毛泽东一直很信任高岗，什么话都给他讲。什么时候开始，以什么事件开始，就不跟他沟通了呢？四中全会毛没有参加，跑南方去了。会议是按照毛的意思开的。而且后来高岗再三要求跟毛谈一谈，要说清楚一些问题，没有谈成。也可以这样想，如果要是毛泽东主持四中全会，碰到高岗发起驴脾气，再把他们两个私下说过的话都捅出来，那怎么办？当然，这只是一个猜度。有人就说，毛泽东对高岗的做法是要始乱终弃。这个说法是比较有趣，但有些历史环节还是没有说清楚。比如毛什么时候开始想弃他？为什么要采取这么决绝的办法弃他呢？要知道，这个办法是有风险性的。比如派罗瑞卿和林枫到东北开高干会议，罗瑞卿找到张秀山，问你为什么查刘少奇？谁让你查的？张说是高岗叫的，说高岗是奉了主席的命令让我查的，张把查刘的情况都说了。这个罗瑞卿对毛是愚忠的，他就不怕把这个事情弄到最后弄到毛自己身上？一旦抖露出来，毛泽东在密查自己的副手，那这个事情好看吗？难道毛不担心泄露吗？所以，在高饶事件的历史细节方面，确确实实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提问交流部分：
　　提问1：高岗之死是自杀，如果高岗不死，到“文革”时会怎样？能不能给我们推理一下？我觉得高岗的悲哀就是他自杀了。
　　王海光：我们可以从过后的一些政治事件反推一下。和高岗关系比较好的军队干部，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也就说都是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吧。高岗要是接受这次被整的教训，如果能过了庐山会议这一关，在文革打倒刘少奇时，有可能会被再次起用，那时可能当上副统帅的不是林彪，而是高岗了。
　　
　　提问2：请问如何看待林彪事件？
　　王海光：那是另一个话题了。林彪事件也不是路线斗争，内情也是很复杂，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下林彪事件。
　　
　　提问3：毛泽东不是刚开始支持高岗，最后怎么又弃了？
　　王海光：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到最后哪个时间段，毛认为该把高岗抛弃了，我也没找准。从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在1953年12月初，毛就下了这个决心了。但是为什么下了这个决心，有什么情况刺激了他？这个我还说不清楚。
　　
　　提问4：您讲了很多高饶事件的背景情况，我想知道在您看来这类事件，在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再次发生？
　　王海光：我觉得没有可能性了，因为现在它不是那个伟人时代，没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人物。像这种情况，只能是在一个人，既是党又是国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提问5：从您讲的那个事情以及很多问题，好像看起来我们这个党的一个定律，好像二把手总是最危险。刘少奇，邓小平，高岗，林彪，还有后来的赵紫阳，胡耀邦，基本上都是这样。
　　王海光：接班人体制，不光是中共有这个问题，实际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哪个党都没有处理好，它是个制度性问题。
　　
　　提问6：我去过万安公墓，看到高岗的墓碑，为什么高岗要埋在万安公墓？
　　王海光：高岗自杀以后，周恩来批准要厚葬，因为他既然是被戴上反党集团的帽子，上八宝山恐怕不太合适。万安公墓是个很好的墓地，那里面也净是名人，所以把他也葬在那里。你还比较幸运，看的是个完整的墓碑。我当年看的是半截碑，是文革中间被砸碎了的。
　　
　　提问7：我想问一下，在我国建国以后发生的诸多问题，比如说路线的曲折性，以及诸多整人的整风运动等，您认为是体制不完善占据更多原因，还是领导人自身对于宪政以及现代政治体制的不了解，以及权力的屏障，这两个原因哪个更重要一些？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会出现这么多体制方面以及接班人方面的不完善的问题？出发点是什么？谢谢！
　　王海光:这个问题比较大。当然，人治和法治的最大区别，就是说制度应该把领导人管在里边。如果说一个制度可以让权力随心所欲地玩弄，领导人的话就是法律，无所谓什么程序不程序，那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肯定是有大问题的。第二个问题讲到国际共运的问题，这是个更大的话题了，不好一下讲清楚。可以说这是属于二十世纪的一段历史吧！
　　
　　提问8：这个有没有一些历史渊源，我觉得像刘邦、朱元璋打下江山以后，都会杀掉一批人，还有很多的朋党斗争，我想问其中有什么关系？
　　王海光：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转型期间，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实际上中国现代所建立的政权，既不是纯粹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现代，而是一个不伦不类的骡子体制。所以制度建设还很不完善，权力缺乏制衡，而且在有一些地方，还兼有了两者的弱点。比如说过去帝王，他可以拥有三宫六院，这是个符合皇权家天下规则的，官员有三妻四妾也是合理合法的，现在就不能了。你再想搞这些勾当，只能偷偷摸摸的搞点事了。
　　
　　提问9：王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下，您是研究党史的，我对党史也比较感兴趣。我们是不是能出一本比较接近真实的中共党史？
　　王海光：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提问10：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在您心目中，高岗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功过应该如何加以评价？第二个问题我知道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一套杨奎松和沈志华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您对这一套书有什么评价？
　　王海光：第一个问题是我不太愿意回答的问题，因为我很怕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三七开或对半开，我觉得这样评价不到位，这是一个机械的思维模式，容易把人概念化，所以我不想这么做人物评价。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应该说这是目前写得最客观最翔实的一套共和国史，共十卷本，现在还有几卷没有出来。但是它也存在不足：一是受限于材料，应该说就材料来讲它应该是最丰富的，在国内出版的书籍没有比得上的。但有些事件的关键性史料还没有解密，作者只能根据现有材料说话了。二是在史观上没有大的突破，很多卷的描写框架还是中共党史的描写框架，没有大的突破。还有就是研究不足的问题，比如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对社会史的研究，对个案的研究，还都比较弱。总体而言，一套好书，但是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余地。
　　
　　提问11：说高岗生活腐化，是否确有其事？
　　王海光：是的。
　　
　　提问12：您刚才讲到一个细节，就是1953年春天的时候毛泽东委托高岗查刘少奇历史上是否被捕，这个有什么结论没有？
　　王海光：这个当时没有什么结论，因为这个是最高机密。有人就跟我说，说高岗就因为查这个事倒霉。我想未必，这个太简单化了。我想即使查，也不会有什么爆炸性东西。有人跟我说过，查刘少奇这件事是毛刘矛盾的焦点问题，高岗是不是夹在这个缝中间，被两大股势力挤死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我后来查了文革时期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罪状，我想在文革时期，对刘少奇是要打倒并“踏上一万只脚”的，如果当时查出有问题的话，在他的罪状上面应该有所反映吧。但是我没有看到有任何反映。所列的刘少奇的罪状反映的都是在1968年的时候，那时那些证人的供词，那已经很不可信了。如果是当时弄出1953年的，就有这个文件，那肯定会写在上面的。到了1968年的时候，制造出的罪状，证人证词可信吗？在那种打倒刘少奇的政治氛围之下，都是欲加之罪的事，这些东西都是不可信的了。
　　
　　提问13：是不是天津讲话之后，毛泽东就想把刘少奇搞下去？
　　王海光：没有，那时候还是一种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毛只是认为他讲的过了。
　　
　　提问14：饶漱石最后是什么结局？他又活了好多年？
　　王海光：饶漱石的情况是这样的。在1955年给饶漱石定案以后，他到1956年的时候，就是苏共20大召开以后，那时候苏共已经对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案子开始平反了，饶漱石也提出来要求对他案子重新审查，申述说他跟高岗没有什么联盟。但他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以后，没有什么结果。后来饶漱石又受到了潘汉年、杨帆案子的牵连，又给他判了徒刑。在1965年的时候才放出监狱，到了文革又重新入狱，在监狱中死去了，大体上情况是这样。
　　
　　主持人：从刚才大家提问中可以看出大家了解历史真相的迫切心情，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可惜我们目前的这面镜子还布满灰尘。我们今天做的工作，就是在一点一点擦拭，我想通过我们不断努力，关心我们过去以及对我们未来有重要影响的这段历史，慢慢会随着时间，随着大家的努力，能够水落石出。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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