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对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一书的简短评论

tuffy05

老田：在一个故事后面有三个不同的作者——对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一书的简短评论

老田

http://chinaleftreview.org/?p=260


笔者出生于职业农民，对传统农业和农村社会很熟悉，在读完黄教授《林村的故事》（《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黄树民著；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以下所引该书只注明页码）之后，很容易从中识别出三个不同的作者：第一个作者是书中的主人公叶文德书记，他提供了故事的基本情节和内容，这个作者是“公开”的。此外还有两个“隐藏”的作者，限制了叶书记讲什么故事以及如何讲述他的故事，第二个作者是“隐藏”在叶书记背后的黄树民教授，他熟知美国学术市场和读者群的口味和需要，经过黄教授的过滤之后，叶书记讲述的故事充满了美国式的市场化和个人化味道；而第三个“隐藏”起来的作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叶书记的回溯讲述中间，就邓小平曾经要求的那样“党员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而叶书记主要是从报刊文章中间去提炼出“中央意志”来的。

1949年之后的中国农村，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和实践内容极其丰富，但是黄树民教授通过叶书记所表述的农村，却过于简单，有误导读者的客观效果。按照这本书的故事情节，似乎集体农业时代人们的利益实现方式没有多少变化，甚至落后的农村社会与发达的市场社会也没有多大差别，这种简单的表述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集体农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精神方面变化的内容“删除”掉了，似乎在林村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产生过与家庭农业不同的内容；二是把城市“陌生人社会”形成的想象力过度地应用到农村那种熟人社会的故事讲述中间去了。就一个熟悉中国农村状况和过去六十年农村变革的读者而言，这两个方面的误导是由三个作者共同完成的。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作者“叶书记”“黄教授”和“中宣部”具体是怎么合作的。

一、叶书记和黄教授共同创作的“寡妇卖淫故事”

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卖淫故事：“村北有户穷人家，家里三口人：婆婆，40岁上下的媳妇和18岁的孙女。这媳妇的男人前几年得了癌症死了；家里面没人在工作队工作，赚工分，生活几乎三餐不继。所以村里的男人花个5块钱人民币，可以跟寡妇睡一觉，这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了。”（p134）这个卖淫故事集中地体现了该书两个方面的误导性。

在一切熟悉中国农村社会的人中间，都很难相信一个妇女在村里熟人的眼皮底下，进行明码标价的“卖淫”行为，这不要说在毛时代，即便是改革后农村舆论监督力度急剧下降的今天，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农村远非城市那种陌生人社会，乡村舆论对于个人行为的制约力量是很强的，至今仍然如此。

当然，这不是说在农村的婚姻市场上就没有利益关系。有一个说法叫“贫不择妻”，是说在相对贫穷的人群中间，婚姻市场上女性相对有利，还有个民间谚语 “高头嫁女儿，低头接媳妇”，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一般而言，农村地区正常的婚娶，都是男方要给女方提供一定数量的礼物，这对于贫穷的人群而言是一个沉重负担，由此，乡村中间长期流行着一种“制衡舆论”：把那些开口要财礼的人被说成是“拿女儿当商品卖”。虽然这种“流言蜚语”性质的说法相当广泛，但如果 “转译”成为卖淫或者人口交易，则严重背离了事实。与此相关，农村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叫做“寡妇门前是非多”，这主要局限于风流韵事的层次，而那些真与寡妇有实质性交往的男人，也许会付出一定的财物，这体现的都是贫困人群中间不对等的男女地位——男方低于女方——经济利益关系的存在是不对称地位的平衡，这与明码标价的卖淫完全属于不同的性质。如果对农村熟人社会的行为模式有一定的理解，显然对这样的说法就保持足够的警惕。

有个说法是“人咬狗才算新闻”，黄教授看来也过于注重此种“奇闻”的“新闻价值” ——黄教授过分热衷于向英语读者提供猎奇故事，结果牺牲了自己的判断力。黄教授说：“我在国外念到的一切关于解放后的中国的资料，都说政府已经杜绝了卖淫的问题。”（p135）正是因为黄教授，这个“卖淫故事”就有了更高的意义和地位，为了衬托这个故事，书中的叶书记还继续讲述了林村中间各种风流韵事，以及风流事态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以强化此一卖淫案例的可信度。在这样的故事讲述中间，叶书记作为第一作者的贡献是，他清楚农村的收入水平，把卖淫价格说成是5元而不是500元，从而使得故事的可信度较好；黄教授作为第二作者的贡献是，他很了解英语读者的口味以及新闻价值所在，并把中国农村对“女性卖方市场”的不满舆论，“转译”为卖淫性质的故事去讲述。

在这个故事的背后，还有另外一种更重要的误导，结果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似乎集体农业时代个人生存资料取得也完全依赖经济收入，这严重背离了事实。在毛时代的农村，生存资料的分配由两个部分构成“口粮”和“工分粮”，口粮一般占70-80%，这是按照人口数量分配的，剩下的20-30%才是按照工分数量多少来分配的。这就是说，即便是这一家三口完全不参加生产队劳动的话，其生活水平也不低于平均水平的30%。假如没有意外情况的话，40岁的母亲和 18岁的女儿，都是要参加劳动的，按照各地农村的惯例，成年妇女的底分是7分，这一家三口的平均“底分”十分接近于中间水平，应该能够拿回大部分的工分粮，使家庭生活接近于村民的平均水平。毛时代的中国由于生存资料短缺，不敷全部人口的温饱需要，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生存资料分配都存在着按照人口定量配给的指标，没有这种指标，就算是有钱也不一定就能够买得到各种生存资料，钱对于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性，远低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假如这一家真的三餐不继的话，显然不是因为缺乏卖淫收入，而是因为被剥夺了“口粮”分配资格，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就算是被定义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也一样在集体组织中间具备口粮分配资格的。

为了保证卖淫故事的可信度，集体农业时代的关键分配制度，就必须被排斥在讲述范围之外，实际上黄教授也没有追问更没有记录这一方面的问题，使得读者无法了解集体农业在分配上到处与家庭农业有什么差别。结果，为了这个能够吸引读者的卖淫故事，黄教授和叶书记都向读者“隐瞒”了农村社会人们行为模式的关键制约因素，也不提供集体时代利益分配的实际内容，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误导，反而向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切近自身经验的好故事，把中国农村的生存经验与美国生活经验进行了“拉平”。

二、“中宣部”如何参与叶书记的故事讲述

在黄教授去林村访问的时候，正好是农村基本制度的变革之后，原先的集体农业解体，按照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人的政策设计，要回归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而中宣部的舆论宣传口径，则与这个关键的制度转型相配套，把集体农业时代的政策和决策都说成是不对的，小农经济的种种都说成是好的，而在对领袖人物的评价上，就把主张集体农业的毛泽东说成是错误的和空想的，那些与毛泽东有不同政见曾偶尔赞成过保留个体农业的领导人如邓子恢和刘少奇，则被说成是正确的和务实的。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各级共产党干部必须保持与中央的一致（这与毛泽东主张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不同），叶书记的讲述中间，与新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按照官场说法是“重新站队”——非常明显。

除了具体的政策之外，中宣部的宣传口径变换还有一个看问题方式的内容。这个新的宣传口径有一个新的宣传逻辑——把当权派追逐政治利益的政绩动机，与政策要求混在一起，这样，大跃进就不是一种政策主张和执行措施，而是被再解释为官员们的直观表演，把“当权派”的种种表现看作是政策本身，这近似于那种 “朕即国家”“书记代表党”的逻辑，这样，无原则追逐官员个人政绩的表演，就成为政策的代表性解释——当权派的种种表现就是政策本身。大体上，只是到了 1980年代，中宣部控制的媒体才会把政策执行过程中间的问题，说成是“决策问题”或者“制度问题”，从而为官员的败德行为找一个外部责任人，这与文革时期的宣传截然相反。叶书记向黄教授讲述历史的时候，也忠实地按照新的宣传口径，把地方官员的败德行为与中央决策层的态度联系起来讲述，黄教授也忠实记录了叶书记从中宣部学来的口吻——由于叶书记缺乏上层领导人的真实信息（中宣部没有提供那么多），结果导致黄教授记录了大量的错误信息。

叶书记学着中宣部的口吻讲话，反差最大的是关于集体农业的态度，他本人赞成集体农业，但是却又学习那些否定者的口吻，这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叶书记也明显认为集体农业有很大的优越性，毛泽东坚持农业集体化，在这个关键方面，叶书记明显是站在刘少奇的对立面上，但是，在讲述中间，叶书记忠实地与这个中宣部口径保持了一致，虽然叶书记本人完全赞成兴修水利，也赞成保留集体农业，但是他仍然按照中宣部的口径把大跃进与浮夸风划等号：“那些假造的一切，也随之而幻灭，接下来这20年，饥饿一直是我们的生活问题之一。”（p59）并按照同一逻辑去批评毛泽东“接下来这二三十年，全国各地都饱受饥饿之苦，毛主席要对此负责。”（p62）如果追问一下土地单产量和总产量乃至人均产量的变化，显然就能够更有说服力佐证叶书记这个集体农业带来二三十年饥饿之说，很遗憾，黄教授没有追问相关数字。根据全国农业产量的变化，结合叶书记的讲述，合理的推测是林村的水利事业进步、单产水平乃至人均水平都与全国一样，是在几十年内逐步实现的。

事实上，农业在短期内快速增产是少见的，即便是有合理的增产措施，其效果也只能是在长期努力中间才能够逐步实现的。而作为中宣部担负论证政策合理的任务，往往倾向于扩张政策成就，改革初期的“宣传逻辑”是把集体农业的增产效果最小化，同时把个体农业的增产效果最大化，以便把30年努力所取得的全部农业进步，仅仅归结为“分田到户”政策的效果，这样，就方便地论证了新政策优于旧政策。但是，笔者作为一个职业农民，亲眼见到的增产效果是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逐步地、一点一滴地实现的，单产和总产以及由此决定的人均产量，从未发生过短期飞跃。

把快速增产与单个政策或者制度联系起来的解释，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间曾经有两次，第一次是大跃进时期的“高产卫星”宣传，第二次是改革初期的报章舆论，不同的是，1958年报章舆论是说公社体制能够带来高产奇迹，而改革时期则反过来说高产奇迹只能归结于小农经济的神奇增产效果，两次宣传的内在逻辑相同——“政策（制度）决定一切”而且政策（制度）效果还是“短期内立竿见影”的，但这两次宣传都是不真实的。叶书记是官场惯例中间选择“重新站队”，所以，他超越了自己的真实见解，去追随中宣部的宣传逻辑，很不幸的是，黄教授却未能对此保持基本的警惕，也简单地追随了中宣部的宣传口径，考虑到黄教授在书的前面系统回顾了小农经济的千年表现之后继续犯下“轻信宣传”的错误，这就更令人遗憾了。

三、研究者的时间分配标准

在该书的《跋》中，两位认真的读者魏捷兹和何翠萍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叶书记“被选拔参与干部训练并参加1964年由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所提出在乡间发起的‘四清’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却也在这个3月展开。……‘四清’被全盘批判和否定，领导‘四清’的刘少奇是输家。刚成为党员的叶书记不但没有因入党而飞黄腾达调到城市里。反而因为背负着‘四清’和失势的刘少奇的政策执行者的烙印被遣返家乡，在村党支部的单位里做边缘的工作。”（p260）真实的情况是，“四清运动”是毛泽东1963年发起的，王光美是在运动高潮中间参加进去并下乡蹲点的，刘少奇则推广了王光美蹲点的“桃园经验”；而文革则起源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的《通知》，而不是起源于3月份。四清运动不仅没有在文革期间被否定和批判，恰恰相反，1967年1月25日还发出过《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

叶书记虽然是四清运动的亲历者，但是他本人完全不了解北京的决策层信息，错误地认定四清是王光美发动的，也由此推测在文革期间必然要被否定，这都是错误的。在叶书记后来对黄教授的讲述中间，很明显体现了强烈的“重新站队”的愿望——把自己划归正确一方——刘少奇那一边，而且还是在1964年四清运动的时候就站在正确的一边，这是他隐蔽地夸耀自己的政治正确性，同时，也通过夸大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以符合老式的个人奋斗故事——取得成就很难但付出的代价却很大。黄教授作为老练的人类学者，完全无视叶书记的夸耀语言——政治上炫耀自己“一贯正确”同时成长道路上炫耀“阻力不少”，这只能说是“丧失警惕”。

不仅如此，叶书记的儿童时代经历过土改、合作化时期，他的理解和记忆都不准确，他说“农家加入了互助组，就像是成了公司的股东一样。这个计划好像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农民也如愿达到富裕的目标。”（p49）这实际上是初级社的情形，而不是互助组。书中类似的记忆错误们还有很多，例如金门炮战就不是叶书记所说的1953-1954年（p47-48），而是1958年8月，这一点黄教授就算是住在海峡对岸也很容易获得准确信息的。收集准确的信息并校核错误的记忆并不难，看起来是黄教授的投入时间过少，要搜集土改、互助组与合作化运动的准确信息，林村的“田鸡吴”还有“鸦片洪”都比叶书记更为合适。黄教授虽然在林村花费了长达四个月时间，却没有挤出足够时间去找这两个人了解情况，由此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发行之后，译本中间有很多地方竟然把“初级社”译为“基本合作社”，把“工分”译为“工作点数”，“粮站”译为“粮食储藏所”，“生产队”译为“工作队”，大陆的庞大读者群中间竟然没有什么人提出异议，这与读者中间知情者众多的现状产生严重的反差。看起来人们已经不愿意关心事实的准确性，而仅仅在乎读到一个符合“口味”的故事了。既然中国和美国的读者，都不关心的真实历史的情况，都偏爱合乎某一种时代特点口吻的故事，那么，聪明的作者就有可能在“提供事实”方面节省时间和精力，转而关注编写与读者口味更一致的故事方面。虽然黄教授说他透过“参与和观察”去搜集有关林村的历史、风俗、内部摩擦、宗教信仰和目前发展等种种资料，然后据以来印证及补充叶文德的历史，希望免落入传记的案臼。（p20）但黄教授在书中也保留了的大量错误记忆，显然也是在“非关键方面”尽可能节省时间和精力的结果。

看起来，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有一种默契——作者为读者提供一个好故事，读者不计较作者在细节上的真实，这大概是黄教授虽然有四个月时间，却不愿意去找更合适的人士访谈的原因所在了。以此而论，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读者口味的转换，所带来的影响是惊人的，由此决定了写书和译书过程中共同的时间分配规则——有限的精力和时间要集中投入主要的方向而非次要方向，因此，这样一种态度显然就有合理性：集中精力去编写一个适合某种口味的故事，同时减少投入时间去校核记忆的真实性。从编故事的口味和规则中间，三个不同的作者“中共中央宣传部”“黄教授”和“叶书记”，代表了一种合理性的分工：叶书记以自己的经历来提供素材，黄教授负责控制讲述范围和方式与读者口味的一致性，而中宣部则提供“政治正确”的标准——而且中宣部的新标准看起来已经跨过太平洋与美国读者有了一致性。虽然黄教授没有百分之百否定集体农业的成就，甚至还有只言片字说到“农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这点毋庸置疑。农业生产、教育和公共卫生的重大进步，已铲除了千百年来威胁中国农民的许多社会问题。大多数的农民都有书可读，粮食无缺，生病有医生可找，平常做分派的工作。要达到这个程度，前提无疑是要有一个效率高强、深入社会各角落的政治机制。”（P20）但反复强调的却是“尝到挫败的滋味”，并且“农民突然成为依附于土地的农奴”，“连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都很渺茫”（p18）。这样的议论，固然充分体现了黄教授对农民的同情心，从而赋予黄教授以牢靠的道义地位，也很好地与读者口味变化和政治宣传的转换保持了高度一致，但是，农民个人与政府政策和集体组织的具体关系，农村社会那场革命性的制度变革所带来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变革内容，乃至于人与人关系的巨大变化，读者们还是无从了解。

在叶书记的讲述中间，对个人奋斗的强调和在社会网络中间积累政治资本的热衷，占据了很大的分量，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在美国城市和官僚体系中间发生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发生在农村的故事。人们在书中读不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林村是否有过政策调节起作用的资料，除了大跃进时期的浮夸和造假之外（这是否属于政策调节范围还不无疑问）。而且，由于叶书记经历的局限，中国农村所经历的几次重大事件——土改、合作化和四清，他所了解和讲述的内容，都与实际情况有着相当的距离，而美国的大学生“通过阅读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生活史”去把握“一幅关于一个人、一个村庄和一个国家，成长、动荡和转型的清晰而熟悉的图景。”（二版序p6）这就有点不大靠得住了。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