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齐燕铭与“京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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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信称赞齐燕铭

　　１９４３年，齐燕铭在延安参加了京剧《逼上梁山》的编导。这出戏的初稿是由中央党校研究员杨绍萱根据林冲的故事编写的，当时齐燕铭是中央党校教务处的文教科长，他还组织有票友性质的“大众文艺研究社”。《逼上梁山》经过众人加工修改，后来在演出中，齐燕铭还“客串”过其中的角色。１９４４年１月９日，毛泽东在观看了这出戏之后，当夜就写信给杨绍萱和齐燕铭，并将这封信交给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让他转交给二人。信的内容是：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然而，毛泽东的这封信，后来发表时却被人做了手脚——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刊登它时，竟删去了收信人的名字以及其中称赞郭沫若的一句话，同时注释说这封信是写给延安平剧院的。到了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３日重新发表时，才恢复了原件的内容，并将其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众所周知，江青是以“京剧革命”发迹的，追溯“京剧革命”的源头，就不得不提到当年毛泽东的这封信。“文革”期间发表时，之所以要删去杨绍萱和齐燕铭的名字，是刻意为江青的出山做铺垫，因为当年江青也在延安，并且她也是一位“名角”。在“文革”期间，许多歌颂江青的小册子，都把这封信作为毛泽东对江青的表扬，并且还异口同声地说：所谓“京剧革命”，是由江青开创的，“在延安，她就进行过京剧革命的大胆尝试，演出过《平型关》”等，而江青也毫不客气，照单全收。

１９６４年江青登台亮相

　　江青早年在济南艺校学过戏，后来又到青岛大学准备读戏剧系，其间还参加过一个“海漠剧社”。除了演出戏剧、话剧之外，她一度还写过剧本。总之，对戏剧，江青不是外行。１９３７年８月，江青到延安之后，曾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担任过指导，当时该系的负责人是张庚，教员中也有她认识的崔嵬等。江青还经常登台演戏。后来，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曾回忆当年的江青“会唱戏”，“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等等。毛泽东与江青结合之后，江青还经常用史沫特莱送给毛泽东的留声机给毛泽东听京剧唱片。

　　至于说到江青与“京剧革命”，则始于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４年，江青借举行京剧现代戏的汇演而登台亮相，发表所谓《谈京剧革命》，抨击文化部，说：“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随即，江青“亲自领导”了几个“革命样板戏”的工作，作为她的发迹之作。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江青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即《为人民立新功》。在提及“文教战线的重要性”时，她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有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１９６２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

“文革”前的齐燕铭

　　被江青点到的“四位正、副部长”里，就有当年毛泽东写信称赞的齐燕铭。

　　齐燕铭，早年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系章太炎弟子吴承仕的再传弟子，后来他相继在中法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东北大学教授文学史、戏曲史、文字学，１９３４年还创办《文史》（后为《盍旦》）。再后，由陈伯达经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批准，在北平成立了文教界的特别小组（组长张致祥，成员有吴承仁、齐燕铭、曹靖华等）。抗日战争爆发后，齐燕铭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命赴鲁西北一带，担任范筑先的秘书。１９４０年赴延安，先后在中央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党校任教，又在陕北公学、鲁艺教授文学史，并与金灿然等协助范文澜编写文化课本。此后，齐燕铭一直跟随周恩来在国统区工作，先后担任过旧政协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南京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等，后又回到延安，出任中央城工部秘书长等。此后，他主要担负统战方面的工作。

　　齐燕铭是于１９６０年１月出任文化部党组成员的，不久又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当时，部长茅盾因年事已高、社会活动较多，于是文化部的主要工作实际就由齐燕铭来主持。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应该说是广泛团结了党内外的文化工作者，贯彻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成绩的。当然，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时文化部也是认识到的，如１９６２年１０月文化部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报送《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指出戏剧工作中存在有上演剧目不能适应形势需要，现代剧目少而历史题材剧目多，一些有毒素的剧目又重新搬上舞台等。

　　此后，文化部还召开了首都京剧创作座谈会，齐燕铭在讲话中指出：戏曲艺术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必须进行改革；要走革新的道路，要在思想上肯定革新。他还提倡多演现代戏，但同时指出，编写戏曲剧本首先必须掌握戏曲这一艺术形式的特点，这种特点不是旁的艺术形式所能代替的，而且要作长远打算，这样经过几年努力，才会产生愈来愈多的好剧目。

　　不久，文化部颁发了《贯彻执行〈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剧目工作的领导，帮助戏剧工作者提高认识，加强同人民的联系，努力创作和改编出好的剧本。

　　尽管如此，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随着党内围绕困难时期的调整和改革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国内外一些事件波动的影响，开始强调阶级斗争和警惕修正主义。这时，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文化领域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戏曲演出更是受到江青的“特别关照”。

　　１９６３年３月１６日，文化部党组又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这一报告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１９６３年９月，齐燕铭参加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文化艺术部门是意识形态工作，请各地抓一下。中国的戏曲，是封建时代留下来的，如果今天的舞台，仍是帝王将相、家院丫环，就不大相称。内容、形式是要改变的，古人有水袖，今人就没有。这就要推陈出新。上层建筑要适应基础，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变，请大家抓一下。”

　　会后，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文化部党组连续召开了７次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就贯彻文艺方向问题进行了检查。

　　会上，徐光霄还传达了周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对文化部的批评。毛泽东说，“文化部要管文化。现在如此，可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检查好，名字可不改；检查不好，即可改”。

　　随后，林默涵又传达了毛泽东在中宣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文艺界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等等。

　　１９６３年底至１９６４年３月，文化部党组又连续召开了７次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根据毛泽东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２日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对照几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开展全面检查。此前，齐燕铭因工作繁忙和过度劳累已赴外地休养，没有全部参加这些旨在检讨的会议，但他当时受到的思想压力却是不言而喻的。

　　１９６４年６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齐燕铭主持了开幕式。不久，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草稿上，针对当时的文艺工作写了第二个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随即，周扬紧急召集文化部党组、文联及各协会党组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布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党组再次进行整风。

　　此后，文化部党组竟连续召开了５３次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一次又一次地对文化艺术工作进行整风检查，并组织各司局、各直属单位干部开会，对部党组进行批评。随之，齐燕铭也在文化部全体党员和直属单位党员负责干部会上作了检查，又在听取意见和自我检查的基础上，写出《文化部党组工作错误的综合材料》上报中宣部，但后来却被说成是“假整风”。

　　不久，中宣部派工作组到文化部直接领导整风，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文化部党组，而齐燕铭又被迫在文化部全体党员和直属单位负责干部会上作了书面检查。此后，在长达半年的整风中，当时文化部的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以及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都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齐燕铭也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几乎精神崩溃。在一次文化部党组开会时，齐燕铭忽然站起来说：“文化部搞得这样子……”遂失声哭了起来；又一次，彭真召集开会，汇报整风情况，齐燕铭发言时刚说了一句“我有罪”，又哭了起来。

　　１９６５年４月，齐燕铭被免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后下放到济南市任副市长。

真正的“京剧革命”，应该是从齐燕铭等在延安编演《逼上梁山》开始

　　所谓“京剧革命”，分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

　　关于内容，齐燕铭回忆说：《逼上梁山》的原稿虽然把林冲和高俅之间的矛盾赋予了政治内容，即写林冲主张抗敌御侮，高俅主张妥协投降，将之作为两种政治矛盾的反映，而把高俅谋占林冲妻子的内容推到了第二位，这就与《水浒传》以及过去同一题材的戏曲和电影限于描写林冲个人苦难遭遇、林妻贞烈不屈和他们夫妻之间的生离死别的意义截然不同，但缺点却是对林冲没有作更多的阶级分析、没有写出林冲思想转变的过程，而以林冲这样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下级军官，他从有正义感、同情人民转变到背叛统治阶级、参加到人民革命的行列，是阶级立场的根本转变。于是，修改后的剧本更加强调阶级力量变化的规律，并旨在描写林冲所处的时代——北宋末年，以及主人公林冲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思想转变的过程，也即特定历史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因此，根据这一原则，对原稿２３场进行了修改，将全剧分为３幕２７场，使《逼上梁山》全剧的主题思想更加明确，即强调和充实描写历史背景和形势，亦即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以及表现林冲在人民群众影响下思想发生转变过程的内容。

　　至于表现形式，除了保留原剧吸收昆曲的若干特点之外，又吸收了秦腔《打渔杀家》的表现特点，如情绪高亢的齐声合唱等。另外，对人物形象也力求突破旧剧行当的限制，按照剧中人物思想情感和性格的要求，运用京剧艺术形式重新塑造；唱、白，着重于人物内心的表现，不拘于程式，如林冲，就采用了武生的功架和念白，同时兼用了须生和武生的唱法，这样既能表现林冲性格中的正直豪爽，也能表现林冲受到迫害后的激昂，以及随着思想觉悟的提高，其态度也逐渐变得坚决。又如鲁智深，作为豪放、沉着、具有革命思想的英雄，其剧中的行当近似于旧戏的“大面”，但又力求避免像花脸那样粗率、莽撞的人物性格，至于他的服装，也不用旧戏《醉打山门》一类的和尚装束，并且取消了他项上的数珠，以突出其“不愿吃斋与唪经”的豪侠不羁的性格。此外，在脸谱、化装、舞台设计和装置等方面，都有一些创新，比如根据当时延安没有电灯的条件，演出时就用煤气灯制成侧光灯以控制舞台的光亮度；在布景方面，演到“山神庙”那一场时，还使用了人工飞雪，这都有助于舞台演出的效果。

　　对当年《逼上梁山》的大获成功，齐燕铭总结说：这出戏，成绩是用阶级观点观察和分析历史、用京剧形式写新历史剧的试验，同时又是对京剧形式的一次初步的改革。至于其缺点，则是没有写好农民的代表人物，并且过多地使用了影射的手法，等等。

齐燕铭因《逼上梁山》受尽迫害
　　然而，这一切，当后来江青等在篡改历史、自我标榜时，都不提了。甚至，齐燕铭竟因当年的《逼上梁山》受尽了迫害。

　　据齐翔安在《我的父亲——“好书生”齐燕铭》中的回忆，早年饱读国学的齐燕铭实在只是一个“书生”，他不谙党内的斗争，“这方面他很不敏感，很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比如文化部讨论工作时，他为起一个自我批评的示范作用，竟“对自己在延安导演的《逼上梁山》提出三点不足，不想因此剧已经毛主席批示，这样妄自作自我批评变为公然对抗毛主席批示”了。陈荒煤后来则说：“可惜，这样的好书生，我们党不是太多。”

　　文化部受到批评后，不久“文革”爆发，１９６７年１２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齐燕铭的文章——《齐燕铭是封建主义文艺狂热的吹鼓手》、《揭穿齐燕铭的“三者并举”剧目方针的反动实质》等。随后，齐燕铭被监禁在北京卫戍区竟长达７年。后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１９７４年９月，他才得到“解放”。同年１０月２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余秋里等接见了当时被“解放”的几位老同志，如张劲夫、马文瑞、江一真、陈漫远、杨奇清、杨秀峰、李昌、蒋南翔、孙大光、李一氓、沈其震等，齐燕铭也在其中。１９７５年６月，有关方面对齐燕铭作出结论，认为其“历史清楚”，但“执行了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属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后来，直到１９７９年有关方面才下发了《关于齐燕铭同志的复查结论》，彻底为他进行了平反，然而，齐燕铭已于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去世。

《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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