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庾华：文革中的河南省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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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庾华


（本文时间、地点、人员及内容没有任何虚构，文中涉及的人员大多还在，如看到不准确的请告知纠正，顺致以问候，对已故的难友谨表示怀念。）

我们乘坐的军用吉普车驶进了河南省委北院，停放在主楼西侧。一位穿空军军服的人走过来和下车迎上去的老张说了几句话，然后，老张回到车旁对我说，他有事先走了。我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也至此，至今再没有见过此人。车启动出北门向东驶去，一直驶进了挂有“河南省看守所”牌子的院内，我的所有一切猜想、侥幸—— 是找我了解什么问题或者进学习班——已全部破灭。

在看守所办公楼一楼东侧的一间大办公室内，进行了个人和所带物品的登记（直至近两年半后还是看守所的军代表斥责专案人员中我才知道，我来这里居然没有逮捕证和拘捕证等任何手续）。我脑子一片空白，随着一个满头白发的工作人员穿过一片小树林，进入有士兵站岗的另一栋楼内，又一直进入最里面的一间囚室，待他锁上门后在门上的小门内（监视、观察口）上对我说，“你的代号是‘231’，记住了！这里不准用名字。”我靠门坐下，旁边一位高个老人很亲切地问我，因为什么问题，我说“不知道”，至此，我确实不知道，他说“你静下心来，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或者过去发生过什么麻烦事没有”。

哦！这一天是1970年6月3日，距离我走出郑州市看守所还不到半年。上次一年零三个月的关押是说我“书写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行 ”，根本问题是要搞掉我这个“窃取”权利的造反派头头。那么这次我什么也不是，又抓我什么辫子，扣什么“罪名”呢？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努力地回顾了这不到半年的情况和这次被带来的情况。

上次出狱后和朋友们相聚了几天，父母和全家在战备疏散中下到黄委会下属的安阳修防处（在濮阳）去了，我先是住到文革前所在的工厂班组的一间盐库内，后又搬回到厂里的集体宿舍。记得头一天进门，厂门口大字报栏内又一幅大型漫画迎接我，把我画成了一个大肚和尚，身后撑着一把大伞，前面跪伏着一群“牛鬼蛇神”，有的背上就写有厂里一些曾参加造反派的人的名字，是当时“清理阶级队伍”中被 “揪出来”的“有问题”的人。但是我回厂上班以后，倒也没那么紧张。驻厂7249部队（空降部队的一个团）的军代表也没有找我谈话。厂里多数群众对我还算热情，尽管有些人看我的眼光不那么自然，也有一些背后的议论。文革前被称为“四大风流公子”之一的一个干部王凯（文革中也是保守派重要骨干）甚至在厂大门口就和我高谈阔论起来，这在当时应该是难能可贵啦。

我出狱后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身体，出狱后我连一身棉衣的“毛体重”才102斤。正是冬天，班组里有暖气可取暖，有煤火可煮饭，还常有朋友们送来的营养品，也有硬塞些钱的。但催肥速度太快（不到40天，体重就增加了40多斤），手臂、腿肿了几次，我也懒得锻炼。

上班的工作量不大，还可以背点诗赋、英语（没老师，混不了几天）。下班后看书，听“敌台”，或者跟朋友们聊天、听音乐，尤其周末常有聚会，有的是文革前在省图书馆的书友，有的是文革中的战友，也有狱中的难友。聊的时事主要是“深挖洞”以及和苏联打仗的可能性及其前景，常聊文革的几位有的是文革中搞“动态 ”（文革中情报工作和相关部门称为“动态”和动态部）的高手，有的是后来被称为河南几大女思想家的，但她们都没有“当官”，加上我这个被清除的。我们的总结研究都把自己置于文革的局外，我自己也随风以读马克思的原著（包括全集、通讯集）为时髦，并以此衡量毛泽东和文革。这些人中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比如我们刚下海的核潜艇情况、因糖尿病刚在开封去世的刘少奇等。对于我们自己的未来，就数我的野心最小了，仅希望能当一个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或苗圃工人。和上次狱中出来的难友交往则少些，主要是江湖义气，记得其中一次在市中心的二七广场，恰巧碰上两大伙年轻人一触即发的群殴，大家出于对我这位文革中打仗出名的“老总”的尊重而化解。

1970年大年初一的上午，我所在的郑州肉联加工厂召开紧急大会，传达中央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三个“红色文件”，军代表还传达了林副统帅“要杀一小批、关一小批、管一小批”的指示。而且当时就把我厂造反派的另一派——“红军”的一号头目李洪玉等人捆得嗷嗷叫，随后一批造反派骨干又被关进“学习班”。社会上，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不久就召开第一次审判大会，一下子判了14个人的死刑，主要是监狱中关的历史反革命，显然是“杀鸡给猴看”。也有一位年轻的“现反”刘长湘（参看我的另一文《“九大”前后在市看守所》）。整个社会从此进入十年文革期间最 “恐怖”的阶段，天天都能听到各种“反革命案件”，似乎处处都有“反革命标语”，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而此时确实有人“趁火打劫”，郑州出现四大反革命案件，尤其是“3·11”最为反动，在市中心的各主要场所张贴传单，“及其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但是就基层群众来说，似乎没那么紧张，尤其是文革中参加保守派组织的甚至是参加过造反派的一般群众，倒没有把这形势当多大一回事，照样上班、生活，讨论公安军管会发下来的“民愤很大”的准备判刑人员的材料（小册子），大家照样谈不同意见，甚至“鸣冤叫屈”。让大家检举“偷听敌台”的，我们班组一女工刘淑云立即公开承认，马上几十个人都承认，组长也就傻脸啦，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该整谁是有数的。一个姓王的女工在全厂大会上撕下一张标语垫着坐，结果少了一个字的整条大标语立即变成“反革命标语”，并立即被几千人看到，结果也不过是口头检查了几句就没事了，用大家的话说——“整她干啥！”

大多数工人的热情其实都投进了迎接四届全国人大和“四五”计划所掀起的“小跃进”中。当时全国到处都在上项目、填空白，大搞“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也正是厂里的“双革”中，我厂有辆货车去北京肉联厂拉设备，我就请探亲假趁机乘此车先去北京。

在北京有车方便，我和出差人员、其他乘车人员也去玩了十三陵等处。这些天只记得有两件事麻烦点，一是住我姐夫父母家（东单）的一天，接触了被赶到他家院内的原公安部长罗瑞卿的秘书一家。秘书本人还被关押，我和其夫人聊过时事，在她家听过音乐，回来后我姐夫的母亲抱怨说，林彪最恨的就是这个秘书。（我这次出事后，她对我家里说可能就是出在这件事上。）二是我们厂几个人去北京新桥饭店（北京三大西餐厅之一）吃饭，因走了专门接待外国贵宾的正大厅被人家工作人员挡了，我就对他们说了一些及其刻薄的话。其它没什么事。

待我自己坐火车去探亲，在濮阳转车时，却遇到了一个自称是空17师的姓张的军人，来向我要我借其部队一朋友的一本地图册和《艾森豪威尔大战回忆录》，说部队急用，麻烦我和他先回郑州来取，他们有车再送我回来，我一头雾水，也就同意了。当晚住在县武装部招待所，半夜我厂李心安和另一军人突然赶到，我才感到麻烦，就给家里写了封信，还引用了一句诗：“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我和他们也就没话可谈了。第二天乘车回郑州，在一些路口都看到部队（几年后才听说为抓我，附近几个县和黄河桥都戒严了，我厂乘车先回去的那几个人也都被押到审查站去了）。

……

被关进哨所的当天下午和晚上，就在这些回忆和思索中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第二天上午刚八点，我就被提审了，而且接下来是每天上午下午，连续突击了五六天，气氛曾一度很紧张。提审者清一色军人，陆军、空军都有，主审者是空十三师参谋长陈大个（后来林彪事件中自杀了），我们原来认识。

很快，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上月，郑大一个学生造反派骨干张铁炉被学校工宣队关进学习班后，他妹妹张春凤来找我，我对她讲，也被关在学习班的全国著名的郑大造反派党言川已被周总理点名要补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没事啦，铁炉自然也没事。我还给张铁炉写了一张小条，让春凤夹在钱里给她哥送过去，结果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去时一慌张就被关押人员发现，条子被送到省里。当时省里一把手刘建勋被军队排斥已住院，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中除耿其昌外全是军人，他们认为，我在文革中曾参与过“扶耿倒纪（登奎）”，“和耿关系不一般”，肯定是耿把党言川补人大代表这一消息泄露给我的。并听说我最近可能去找过省军区副司令员陈贵昌、参谋长钱治安，并基本判定陈、钱两人就是给我提供消息的一条渠道，只待我承认了，以达到他们借此整耿、陈、钱这几个支持造反派的人的目的。

我却只记得我是听××（现主持整我的省军区一名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说的，提审人员说我是“反咬一口”，那位陈大个，此时早和我翻脸了，拍着桌子对我吼道：“ 你要是不承认，你一辈子也休想出这个大院，也没任何人知道你在这个大院。”……就这样结束了第一轮提审，然后近一年没提审我，我也只有在这个院子里长期“ 生活”下去了。

省所这个大院里还套着一个院子，被一座三层的丁字形建筑隔开，后者就是监舍院，和前面办公楼隔着一片果树林。监舍院内有十几亩菜园，也是被囚禁人员放风散步的地方，院内西南角有一露天旱厕，旁边就是积肥的地方，看来是我们自己“养”自己。种菜的也是被囚禁人员，和固定的炊事员、医生不同，有一个并不固定的“ 劳动（监）号”，其他监号也有临时到菜地干活的，被关人员大多是希望有这样机会的，哪怕是拔一会儿草，也多晒会儿太阳。收获的菜，把好的拉到市场上卖（这里的芹菜尤其好，最受欢迎），其余为被押人员伙食。

被囚禁人员大多集中在丁字楼的南栋一层；东栋一层当时有间女监号，关着我的“同案”张春凤和另一中年女人，我来后不久春凤就放了；西栋住了一位“高干”戴季英（大别山根据地领导人之一，红军保卫局长），我们去西栋理发、洗澡时曾看到和他住室相邻的监舍，是有卫生间等设施的。而我们南栋是一间公用大卫生间，下雨天在此放茅（解手），另有一间洗漱间，也可洗衣服。一般囚室则都是木板通铺，对外窗户高一些，但比较大，利于通风。每个囚室门上有上下两个小门，下面打饭用。每个人都有两个瓦盆，分别盛菜和开水，另有一个瓷碗则盛熟油，尽管每人每月只有几两油，但伙房每顿饭都用一种特制的小器皿，分给你一定量的熟油，自己可以将其浇到菜里或蘸馍吃。平常都是红薯面窝窝头，自己种的菜，也有少量的是从市场上买的，一些很次的菜，如萝卜缨，还有红薯干，可以多给你些填肚子。据同号人介绍，文革前被关人员的伙食是分等级的，最高的是戴季英，每月30元，自己做饭，不包括菜园里的菜和煤，他的家里还常送来营养品（儿子是现役军人高干）；其次有二十多元的，如国民党特务；有十几元的普通人员；刑事人员仅6元。同一监号的人，饭的标准都不一样，所以长期形成一个一个打饭的习惯。文革中造反，都平等成6.5元。到1972年，伙食标准一下子提高到11.5元，粮食标准也提高到29斤（原25斤），已经高出当时郑州市民最低生活费8元的标准，军代表对此的解释是说，被关押人员只有这唯一的生活费来源，和社会上不同（参见我另一篇文章《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伙食标准猛提后，做饭人员说“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被押人员每月有一次家里送东西的机会，一般都是衣服或日用品，也有个别送吃的。一些没有家里送东西的，包括我这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特殊户，其日用品如手纸、牙刷、牙膏、肥皂、毛巾，还有的需要衣被的，看守所都按规定时间配给，在这方面，尤其是那位因其表情太严肃加上偶尔的脾气而被称为“牛魔王”的牛所长是相当认真的，不会错后一天。和牛所长表情相反的是满头白发的“韩干部”，相当和气，还有一个姓张的干警，这些人也没见怎么发过脾气。军代表是文革期间看守所的“最高长官”，我在的几年，前后两任一个姓刘，一个姓杨，都是省军区的，都一样黑瘦，在执行政策上都是大家没有异议的。我在的这二、三年，发生过一次看押士兵跺了一位被押人员的屁股，军代表去号内进行了调查。

我进省所的第一个监号，已有三个都超过50岁的老人，尽管规定不准说案情，实际上没有不说的，在我之前刚进来的老电工姓李，是省建筑一公司的，罪名是猥亵幼女，他自己不承认；那位高个子杨运凯，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大陆解放初曾在美国和国共三方间充当多面特务，他还懂军事，曾去参观过美国航空母舰；另一位个儿低、干瘦、大谢顶，穿一件有很多补丁的“百衲衣”的叫刘钟，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河南工作站的负责人。两个特务形象风格截然不同，刘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他自己也不打算讨别人喜欢，他认为在监狱内就需要这样，“只靠近政府”，他每天写不完的外调材料，据杨背后说刘很会迎合外调人员的需要，也会打同号的小报告；杨却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头发每天都梳得很整齐，衣服也有补丁，却相当整洁，走起路来一看就像个标准军人，他擅谈历史，我们常聊，遇到观点、立场不相同的，双方都聪明地绕过去，从不吵架。但这种平静很快就被刘钟打破了。一天我们号最后放风在菜地拔草时，刘军代表蹲到我旁边一边拔草，一边聊。他问我：“231，你那么多吃的东西（原准备探亲带的，还有姐夫家送给我家的），都吃完了？”我回答：“是。”他又问：“是你自己吃的？”我说：“当然不是。”他说这里规定不允许将自己的食品给别人吃。我说以后注意（反正吃完了，还好的是，我趁着士兵不注意，给每个号送巧克力，刘钟没看见）。他又问我，是不是天天和 ×××（杨）聊天，你知不知道他是个军统特务？！我问道：那为什么你们把我和他们关在一起，是利用他们监督我吗？回到号内后刘钟解释说，他本来不应该吃的，但看到很多年没见的白花花的奶油，就控制不住自己啦，事后他斗私批修写了一份检查……真让人恶心！没几天，我被调到“劳动号”去了。这年秋天，杨运凯被转到市看守所判了死刑。走时他是知道的，只带了条白毛巾，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概，我专门走到门口和他告别。李和刘后来被释放了。

这个常劳动的监号原来也有三人，一个刘铁头，玩杂技把戏的，是外省收押审查不清转来河南的，他说家乡是濮阳的，却不知道哪乡哪村、父母的姓名。另两位也是省一建公司的，戴眼镜的年轻技术员名叫李希文，罪名是叛国，揭发者是其漂亮的女朋友蔡小虹的母亲，揭发动机是破坏他们谈恋爱（多年后，我曾见过他和蔡的女儿）。李的文史功底较好，又写一手好字，我曾跟着练了一阵子，稍有进步。另一位叫史本立，工人，因男女关系被判，他也不认，却总结出他们省建一公司被抓来的全部是二七造反派。史很本分，菜地活很专业。他很尊重李，李抽烟厉害，后来不出外劳动，没有烟源时，他们在菜地里找到新鲜烟叶偷带回监号，挤干后，史用自己小腹部的热量烘干让李吸。号内还曾来过国民党名特务师冠平，此人聪明，解放前就脚踏两只船，对共产党有好处，解放后没抓他。这次来省所是来写外调材料的，因外调太多，都去他农村老家找他太费事。省所对他比较照顾。我们几个人在号内没事就拿他逗趣，他也讲解放前和胡蝶这些影星之间的风流事给我们听。我们五人相处得很好，后来师、刘走了，李、史也在我之前走了。

我再调号，就没有这种气氛了。一个农学院的工人，也姓史，也是男女关系，也是造反派，东北人，很会生活，分到号里的落果（前面苹果园里落地的苹果）。经他手一调，就是一盘出色的菜。他给别人掏耳朵更绝，既干净又舒服。他还会做针线活，我有些不服气，一和他赌气就撕了条灰色裤子自己设计缝制了一双棉袜，尽管不像个样子。另一位肤色相当黑的高个子，兄弟三个都是放蜂被抓的，据他说关在隔壁号的他大哥是省财政厅的，因要整他这个造反派，才牵涉他的兄弟。号内还有一个大胡子是郑州机床研究所的技术员陈远辉，父亲是在泰国的华侨，杀猪的，我和他开玩笑说，你是屠夫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则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屠夫。他的罪名是叛国，他并不多解释，和别人也不大好相处，却喜欢琢磨东西，例如他在放风大便时，就从大便中研究伙房人员和我们吃的饭有什么不同。

还有一位在当时看守所里年龄最大的、70多岁的省人民医院名中医杨慈云，身体很好，满面红光，罪名是解放前的一桩所谓的人命案。省人民医院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关进省所的还有肝病治疗专家黄河，因职务需要在病人死亡通知单上签字最多，加上出身不好，就被扣上阶级报复，据说此人被抓后也是一条硬汉。其他被抓的还有脑外科专家程德馨、一位姓林的华侨，一个共同点：都是造反派，抓他们主要是为了整省人民医院的革委会主任张洪基。

这位杨老先生在监号里收了我这个非正式徒弟，每天早晨，我帮他整理好床铺，然后恭恭敬敬记录他讲课的内容，他还手把手教我切脉，有时我的学习令他满意时，他就劝我别搞政治了，改学医吧。我只笑笑却没有答应。我后来出狱不久他也出狱了。我只要有病，妻子总是要我去他那，由于他对我的了解，总是看得很准。

后来号里来了一位“名人”，就是前面说的“3·11” 大案的作案者，此人叫徐贞祥，是农林厅下面林科所的技术员，五十年代考上北京林学院，第一次看到让别人擦皮鞋居然可以把脚伸到别人怀里，把他气坏了，在学校“大放厥词”，正值反右，不是因为他是学生中少有的出身好的就打成右派了。他还是不干，学也不上，回家务农了，学校和地方好做工作才把他请回学校。如此性格文革中当然是造反派，而他们农林厅造反派还老挨整，所以早就一肚子气，终于放出来了，他在传单中“及其恶毒地”攻击辱骂毛主席，他自己却讲他很崇拜毛主席，但不这样做引不起他们（当局）注意。他作案甚至没带手套，还有他很差的“书法”，很快就被破获了，在省委党校关了近一年（追其后台），然后才正式逮捕来省所。他一来全号总动员帮他整卫生，其衣服洗了十几盆水都是稠的，也是我这个不太讲卫生的人见过的最脏的衣服。大家忙完了他的事，他也就开始忙他的理论研究，长时期的黑屋关押却活跃了他的思维，一个挑战的姿态是他处处唱反调，什么“一分为三”，物质可灭定律，能量不守恒定律等等。文章就写在发黑的卫生纸上，也不在乎这个危险的地方会因此加重自己的处罚。他每天要思考、写作一二十个小时，可是饭量却不大，大家都饿肚子，他却吃不完还经常支援我，尽管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是他的主要争论者。他的研究一直继续到他出狱后（他又是沾出身好的光，教育释放，关了几年回去后，户口的手续都没销，粮食一直供应着），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他到处演讲“一分为三”等理论，被社会誉为郑州一位民间哲学家。

和我最后同号的两位年轻人，省会计学校的小刘、省商业学校的小崔，都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早已分配工作现在又揪回来算老账。我们三个年轻人在一起就经常给那些烦人的看押士兵找麻烦，大概是“倚小卖小”，军代表对这个号也比较宽容。

1971年由于一位战士要揭露我被关在这里的秘密，一夜之间军代表和整个看守部队全部调防。这位战士叫徐文立，高中毕业生，长得浓眉大眼，用现在的话说是个特帅的小伙子。他在得知我是被秘密绑架到这里来的事实后，愤愤不平，经常在夜里替别人站岗来和我交谈，还多次给我们号送来花生油等食物。他非要把我秘密关在这里的情况通知我家里，结果被发现。他本人被开除团籍军籍。后来我平反后他也在其家乡湖北随县被平反，入党提干，现在也在做生意。

这一年对我的审讯又来了一轮，不过并没提徐志立的事。这一次掺来一个文职人员老屈（原中国烟草公司总经理）。此时正是“深挖516” 高潮，他们在我这里毫无顾虑地把锋芒直接指向河南的三个重要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耿其昌，有些问题甚至指向江青。他们知道我反对纪登奎的态度，但是我也不可能被他们所利用，毕竟还有一个人格问题。这一轮审讯仍毫无进展，就把我又搁下来一年多不管，这大概是最厉害的惩罚了。这一次搁下的时间长，估计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了林彪事件，我们是从新来的人员中得知的。

1972年11月5日上午一直到10点钟还没有放风，终于等到军代表来了首先打开我们监号，和我开了一句玩笑就抱起了我的被褥衣服让我跟他走，一出门走廊里各小门的难友们纷纷向我告别。走进前面办公楼里的第一间屋，老屈和小赵（省军区的，也是我的专案组的）迎上来和我握手，这是近两年半来第一次，也是第一次称我同志。老屈说他们受省委委托来接我出狱，也说了几句我受委屈了的话，然后告诉我出去后还不能立即回单位，要在省里学习一段时间，说我还不知道中央出了林彪的事，需要看的文件太多了。这边尽管老屈在提高嗓门说话，仍然压不住那边军代表的骂声，待我们过去取东西时还听到军代表在骂：什么东西！什么手续都没有就把人家抓来一关几年……

但是他们对我都很热情，所有工作人员都过来为我送行，我和他们一一握手感谢他们在很多方面对我的照顾。他们一直目送我们所乘的小车驶出省看守所的大门。

仅仅几分钟，车就到达目的地，位于纬五路的原省农机局办公楼。第二天早上老屈抱来至少有一尺厚的文件给我，对我说，这里是“省三办”，是个省军级单位，很多文件是你那个县级单位所看不到的。我出狱当天把行李放到对面省水利厅招待所一间为我准备的宿舍里，我问已宣布照顾我生活的小赵，我可不可以去照个像（后来这一张原汁原味的出狱留影不知洗过多少张、送过多少人）。当晚我又像上次出狱一样直奔省图书馆的赵振兴家里，他告诉我“省三办”类似于国民党的“二办”，是专整“5·16”的 ，说我是“省三办”三大专案之一。他说前天（11月3号）王新（省委书记、省军区第二政委）在北京被捕，河南代表团昨天回到郑州，“三办”一支委王玉杰和省知青办陈俊生向省委揭发了我被秘密关押的情况，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立即召见“省三办”主任刘俊才、政委王索元，他们承认了此事。刘通知他们说省委决定让我列席省委批林整风扩大会议，才有我今日的出狱。在随后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新任省公安厅厅长陈蕴贤代表省委专案组的发言中说，在两年零五个月的秘密审查中，袁庾华同志没有出卖任何一个领导，没有出卖任何一个同志。据说纪登奎来河南时批评省公安厅一个干部经不住考验时也引用了这段话。刘建勋说，“这孩子多灾多难啊！什么问题啊搞了个三进三出！”我出狱时省保卫组给我的平反结论中保留了我还是有错误的尾巴，我在不了解情况的状态下签了字，后来在刘建勋秘书黄松高的帮助下推翻了它，另作了一个干净的平反结论。也是受上述气候的影响，1973年在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振江的帮助下，对我1968年的问题也彻底平反了，恢复了我在厂革委会的职务。而1968年前后被清洗的当时造反派的激进份子在文革中后期又被平反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看来是这一次遭难促成的。1972年底的平反使我重返政治舞台，又为1976年秋的政变后更大的一场灾难埋下了“祸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也是“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吗？


（两年前搁下没有动笔的这段记忆，昨日看到“躲猫猫”及其相关的报道后一气写成）


2009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