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文革中发生在北京牛街地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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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发生在北京牛街地区的事件


少数民族区域的文革是文革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主要源于资料的缺乏，以及问题的现实敏感性。其特点，是文革主流和民族问题的交叉，很多情况还涉及宗教问题。在语言、宗教、习俗和汉族相近的民族地区，如壮族、土家族地区，民族问题的特点并不突出。广西壮族自治区打得天昏地暗，却基本与民族问题无关。在新疆、西藏、内蒙、宁夏，发生了一系列与民族问题有关的严重事件。但是目前只有内蒙的内人党事件得到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他几个地区的有关资料都严重缺乏。

在民族地区问题上，比较突出的是回族聚集地区。为了在汉族环绕的环境下维持民族传统和生活方式，他们的民风比较强悍，因而对文革这样的非常事件往往做出比较激烈的反应，当然这反应也往往是自卫性质的。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云南的沙甸事件，已经广为人所知，不再赘述。其次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民暴动事件，已有一些披露。在那里这样的事件据说发生数十次，当然有的规模不大。当时有朋友到那里去，说有的村庄男的死得很多，女的都成了反革命家属，政府只得去“落实政策”。

问题的起因，大抵由于文革前及文革中对民族和宗教习惯的不尊重，或者简直可以说是亵渎。例如1964年学校组织我们到京郊回民村马驹桥劳动，听说正在回民地区推广养猪，理由或者说是借口是有利于积肥。当时这样的运动正在全国展开，有“党团员带头养，一般社员自愿养，地富分子强迫养”的口号。

当时对于民族问题的主导思想是毛泽东所说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完全抹杀民族问题。

除去云南的沙甸事件这样广为人知的事件，也有一些小型的类似事件发生在我们附近，性质相近，但没那么大的影响。现在根据看到一些有限材料，简述文革期间发生在北京牛街地区的事件。

牛街是北京市回民主要集中居住区域，北京市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也坐落在此。红卫兵破四旧期间，该地区以街道积极分子子女为核心成立的红卫兵“伙同一些民族的败类，强行霸占了牛街礼拜寺，肆意破坏文物古迹、砸碎石碑牌匾、焚毁经书典藏、批斗阿訇乡老，疯狂至极，有恃无恐。”（改敬礼《牛街文革冤案始末》，柳河村人改敬礼的博客，2012）而且强迫回民火葬、吃猪肉。凡是经历过北京市文革的人都知道，这肯定是1966年“红八月”里的事。与市内其他地区广泛的抄家、刑讯、残杀、驱逐事件相比，这已经很文明了。

但是他们的行为遭到了群众的反抗，“以街道居民为主体，以工人、教师、學生等回汉族群众为基础”（同上），成立了以民族学院附小教师杨文庆、科学院职工王启祥为首的“回民造反团”与其抗衡，并于11月24日协同群众二三百人将这些红卫兵驱逐出清真寺（宣武区公安公社牛街派出所红卫战斗队等6群众团体《把“回民造反团”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揪出来示众》，《北京日报》1967年2月12日）。没有说这个“回民造反团”何时成立，何时占了上风。但是按照文革过程的一般规律，应是在1966年10月以后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因为只有在这个时期，独立于官方路线的民间组织才有条件普遍成立。

1967年初，在宣武区公安分局、牛街派出所的支持下，一个与“回民造反团”对立的“红卫兵回民造反队”成立，用设在派出所里的大喇叭广播攻击“回民造反团”。两派矛盾激化。1月18日，发生群众冲击派出所事件。“市公安局、宣武分局调动民警阻拦，宣布拘捕造反团主要负责人杨文庆、安云清和何秉贤。”（同上）次日将三人拘捕，称一一八和一一九事件。嗣后，为解救这些群众领袖，又发生大规模群众冲击派出所事件，2月4日，公安局宣传车被砸毁。

1967年1月30 日《北京日报》破例出版了“下午版”，发表了通栏大标题为“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揭露牛街‘回族造反团’中的一小撮坏人的反革命罪行”的文章，历数牛街回民要“争教不争国”，企图“搞分裂、求自治、闹独立”等罪名。2月12日，又以牛街派出所红卫战斗队等群众团体名义发表批判文章。在强大舆论支持下，他们将驻守的“回族造反团”驱逐出清真寺。

他们的行为遭到广大群众反抗，纷纷到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申诉，并成立了一些学生组织。1967年2月底，改敬义（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金洪福（北京建工学校学生）、王树仁（北京印染厂工人）等，发起成立了一支由牛街地区的回汉族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联合造反兵团”，提出为“回族造反团”平反、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等要求，并重新进驻了清真寺。当时已处于夺权阶段，北京政法学院的“政法公社”进驻了北京市公安局。“回民造反团”也于7月下旬进驻并“查封”了牛街派出所。

1967年9月，北京市革委会向牛街地区派出调查组，但无功而返。9月20日，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宣布金洪福为坏头头，予以通缉。但是他们派来拘捕金洪福的人员却遭到群众武力抵抗，终致金洪福长期未能被拘捕到案。

1968年1月18日凌晨，北京市革委会通过工代会红代会动员大批（一说几万人）工人学生包围牛街地区，对涉案人员进行围捕。由于群众的抵抗和掩护，未能达到目的，但以后在这一民族地区制造了大批冤案，对群众组织成员和普通群众进行了长期的政治迫害。十几个人被关进监狱长期关押，直到1980年才得到平反。

金洪福于2月3日到市公安局投案自首（见金洪福博客，2012），被拘禁后辗转于北京、河北献县等地监狱，直到1974年才被释放，也于1980年得到平反。

作为政治运动，文革是应该被彻底否定的。在文革的剧烈群众性冲突中，很难把某派作为正义的化身。改敬礼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承认他们有许多做得不对的地方。他可能主要指暴力倾向。他们的思想倾向是，至少其中有些人，将宗教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例如在街上贴标语“回民争教不争国，天下回回是一家”。还有人说：“我第一相信造反团，第二相信主，第三相信毛主席。” （《北京日报》1967年2月12日）所以也难说他们是反革命的。当然这样的信仰和文革的意识形态必然发生剧烈的冲突。

我相信，现在很多人会对“天下回回是一家”的口号很反感。但是不应忘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出现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口号。凡事必须历史地看。

改敬礼等当事人在叙述事件经过的时候，尽力与文革中造反派/保守派的斗争划清界限。但是当时的冲突模式和文革主流是一致的，他们一派总是与社会上造反派的活动共进退。造反派倒霉的时候，如1966年“红八月”、1967年“二月逆流”时期、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他们也跟着倒霉。造反派得势的时候，如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和1967年夏季，他们也跟着得势。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经历的事件也属于文革的一部分。

本文所据材料主要来自改敬礼先生的博客。他已于去年12月仙逝。我们感谢他将宝贵的历史资料留给后人。如何对这些事情评说是后人的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878230102vnk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