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谈谈文革高层政治人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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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我参加上海一个讨论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小型学术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该论文是对“一打三反”运动中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微观考察，属于社会史的范围，史料根据全部来自当事人的全套刑事案宗。一位搞网刊的朋友，对文章很感兴趣，索去登在了网刊上。

王海光
王海光

　　文章刊登后，收到许多读者朋友来信，给予了“好读也耐读”的鼓励。也有位署名“越人”的读者朋友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不但要搞清文革小人物的冤情，更要搞清文革林彪的冤情，称林彪是官方最大的“屎盆子”，“多少罪恶借林之名而行之”，“搞清和林彪相关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史实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推荐了为林彪翻案的一篇网文。对这位朋友的意见，除了“史实重建”四个字外，其他所言，我都是不敢苟同的。

　　我在搞林彪事件研究中，感到文革高层研究非常混乱，有许多流言和谣言，流行各种“阴谋论”。有些人甚至伪造史料，编造“九·一三事件”阴谋论，把林彪的外逃说成是毛泽东、周恩来合谋设计的圈套，制造为林翻案的舆论。这已经完全背离了学术研究的旨趣。为此，我曾写过一篇长文《“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证伪了在史实上弄虚作假的“阴谋论”;还曾梳理了《“九一三”事件循时考》的大事记，详细排列了“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后的时间表。这篇研究底层小人物的近作，也是有感于单线条的高层人物叙事，料少汤稀面窄，容易滋生“阴谋论”，希望把底层社会史与高层政治史结合起来，建构多复线叙事的因果联系链条，以深化对包括林彪在内的文革高层政治人物的研究。所以，我在这篇研究小人物的文章结语中指出：不能把高层历史变成皇亲国戚的历史。认为研究高层需要打通与底层的联系。社会史提供的历史丰富性，可能是破解“阴谋论”的不二法门。

　　这位朋友越人先生的观点，如他所言，是“意有所指”的，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代表性。所论不是简单地讲“林案”的问题，而且涉及了如何进行文革高层人物研究，怎样评价历史人物，如何处理高层研究与底层研究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讨论一下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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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刘少奇和林彪这些中共高层人物，我是做过一些研究的，可能对林彪事件的研究还更多些。我之所以要做一下底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史研究，也是鉴于林彪事件研究中的问题多多，几乎成了流言和谣言的大卖场，各种各样的阴谋论盛行，还时常冒出一股陈腐的帮会气。我希望通过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清理一下研究的理路，扩展一下研究的视野。所以，该文的写作并不是由于底层情结的萌发，而是复原历史的需要。这点，我在这篇研究小人物的文章中做了专门说明。

　　大陆学界的高层研究，长期笼罩在两条路线斗争史的传统模式下。过去说，毛泽东是正确的，被他整的人是错误的。现在似乎都又颠倒过来了，正确的变成了错误，错误的变成了正确。其实，都是被同一个政治逻辑给简单化了。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揭示这些复杂性，正是历史研究者要做的事情。

　　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我不赞成用道德批判的方式。演戏可以搞好人坏人的脸谱化，如果研究历史再这样搞，马上就会有一个问题：好人是从哪里来的?坏人又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水浒传》开篇就讲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由，说成是洪太尉不小心放出来的妖魔。这固然是小说家言，但又何尝不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文革流行的路线斗争模式就是这样，打倒谁，就刨谁的祖坟。从祖宗三代就不是好人，该人从小就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所以后来成了野心家、阴谋家、大坏蛋……现在文革虽然远去了，但在历史研究中，以划分好人坏人为本事的黑白两分法仍然惯性犹在。用给历史人物搞道德审判的方式，代替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这也是一种简单化的魔鬼。

　　在历史研究中，仅以道德标准评价人物，如同以貌取人一样的不可靠。历史人物行为的善恶标准，都是有时代性的。时代的社会价值体系不同，评判标准也是不一样的。现在认为是杀人放火，在历史上可能就是替天行道;现在所说的暴乱，在历史上可能就是革命。所以，必须要回到历史现场，根据当时的社会价值标准，具体地就事论事地，分析历史人物的言行，这才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场景，笼统地把几个历史人物放在一起比较，讲林彪整人、刘少奇也整人、周恩来也整人、大家都整过人，谁也别说谁，这样的分析能有什么意义吗?只能是制造自己的认知混乱而已。

　　后人对前人的研究，必须是走进历史的研究，不能站在后知先觉的道德制高点上评论前人。这样事后诸葛亮的说三道四，没有多大意思。说到底，如果把我们放到同样的历史场景中，我们就一定会比前人更高明吗?起码我是不敢有这种自信的。

　　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应是具体的，就事论事的，一是一、二是二的，不能先后错位，张冠李戴，概而言之地给个笼统的定性。否则，就会有给前人戴“政治帽子”的嫌疑。如越人先生说到官方给林彪扣“屎盆子”，“多少罪恶借林之名而行之”，也总得说说这个“屎盆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哪些是栽赃陷害的。这样的论说才是有实际意义的，而不是虚张声势的。

　　我们看褒贬历史人物的公正态度，并不是说对他们也骂也捧，而是看其所讲的是否符合事实。不符合事实的“骂”，与不符合事实的“捧”，都是对历史人物的不公正。在文革林彪研究上也是如此。对文革其他人物的研究也应如此。

　　关于“史实重建”的问题，现在的文革研究，不论是高层、还是底层，都有许多需要“史实重建”的事情。对越人先生推崇的署名“千秋”的网络文章《倾听历史的声音——评林彪事件》，我并不以为然。这篇文章我以前读过，其主旨是希望为林彪翻案，并提出了许多林彪与文革高层关系的假说，做出了许多“合理想象”的推论，但这些推论无论如何“合理”，都与“史实重建”没有任何关系。“史实重建”搞的是实证研究，也就是弄清历史事实的工作，是有一份证据讲一分话，从不做无据推论的。

　　从“史实重建”的学术要求来看，“千秋”这篇文章满目疮痍。比如关于出兵朝鲜的问题，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非常复杂，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是犹豫再三，前后多有反复。直到决定出兵的前一天，毛泽东还给斯大林打电报，表示中国不出兵。林彪也是这样的情况。但在中共中央决定出兵后，即派周恩来和林彪为代表到苏联与苏方洽谈有关作战的具体事宜。这说明林彪与中央态度是一致的。至于说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的罪名，这是文革中批判林彪的政治需要。关于林彪对出兵的态度，襄赞赴朝军务的情况，著名学者沈志华先生已有文章说明，前后过程讲得很清楚。“千秋”直到现在仍然还拿文革中的批林材料做翻案文章，这是很不着调的。说明作者还没有走出文革。

　　还有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由于事发突然，扑朔迷离，充满了各种想象和猜测。其实，如果拂去了流言和谣言的泡沫，基本线索是能够梳理清楚的，并没有什么“阴谋论”，更没有毛泽东故意设套逼跑林彪的问题。我曾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一文，批驳了纪实文学作家舒云在“九·一三事件”上虚构史实的种种伪说。鉴于制造伪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互通声气的一个小圈子，我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有针对性地指出，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不能搞“帮派史学”。这篇考证辨伪文章所做的就是“史实重建”工作。海外以林彪拥趸得名的丁凯文，是这个小圈子里跑海外市场的角色。该文发表后，他立即撰文痛骂说，这篇文章把他们这些年的“研究成果”都否定掉了。但他的反驳文章除了大骂“中央党校史棍搅局”“官方学者”之类外，并拿不出任何确凿证据支持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把自己搞错的事拿来当做打人的棍子，这是无法进行学术对话的。丁文一出，立马遭到众多网友批驳，无法招架，很是狼狈。这就是对历史心存偏私的结果。

　　所以，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一定要跳出个人恩怨的小圈子。不能因为受到过某种牵连，就一定要当翻案党，非要向官方讨个说法。我也采访过一些与林案有联系的人，有的人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言谈坦诚而心境平和，能够客观地看待历史和个人遭遇。其实，只要不搞拉帮结派的小圈子，大家是可以一起探讨问题的，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倒是那些故意曲解史料、伪造史料的人，还真有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人是以研究林彪为噱头，在不了解文革历史的外人那里，哄骗点血食供品。所以，学术上正常的批评和质疑，都会让他们气急败坏，叫骂起来。走到这一步，就是承认输理了。

　　我认为，翻案是搞政治，实证是搞学术。不赞成把历史人物的研究搞成一门翻案学。如果真有哪位先生对文革林彪问题感兴趣，那就走实证主义的研究路线，扎扎实实地搞清楚与林彪事件有关的几件事情，这要比做翻案文章强得多。

　　研究历史人物，应是首先搞清楚人物行状，然后才是月旦人物。这样，评论他们的功过是非，才能言之有据，不失之于偏颇。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如果先论是非，后论史实，那就是定见在先了。这是小说家才干的事情。历史研究与搞文学创作不同。文学创作是要编造一个情节曲折的好故事，故事的谋篇布局可以定论在先，主题先行，预设立场，虚构逻辑。历史研究则是要回到历史现场，讲清楚历史发生的真实过程。还原历史是需要拿证据说话的，需要在钩沉史料上下功夫，通过对史料的去伪存真，剥茧抽丝，不断接近历史真相。这样梳理下来的研究结论，有可能完全不同于研究者原来的预想。这才是“史实重建”的工作。而“千秋”文章，只是在几个文革高层政治事件中兜圈子，做猜想游戏，而对社会的文革过程，尤其是基层社会的文革过程，毫无史感可言，完全是不接地气的。并不清楚民众在文革中的痛苦遭遇，却还要在为林彪翻案问题上替人民代言;把自己的声音称为“历史的声音”，还写到文章题目上。这种挥斥方遒的贵胄气，在学术研究中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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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回到高层研究与底层研究的关系问题上来。我现在关于文革高层的研究还在做，之所以拐弯又搞了一下底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其动因主要是发现仅就高层研究高层是不容易深入下去的。单纯的高层研究有很大的时空局限性。如果不把中央高层的矛盾斗争放到更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中去认识，还是停留在单线条的研究范围之中，就很容易把高层的人事摩擦无限扩大，陷入人际关系的姑嫂斗法故事里面，甚至会给一些别有用心编造故事者以可乘之机。而这，正是现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要想真正了解高层人物的实际作为，就不能不了解社会底层和百姓生活。高层决策都是根据他们了解的“底层实际”来做的。高层决策的效果好坏，都是由底层百姓来承担的。底层状况的反馈，也影响着高层决策。打通了高层与底层的关联，把历史的单线研究扩展为多复线的研究，也就走出了权力斗争史学的偏狭。

　　对研究者而言，能够打通上下，让历史的多复线关系充分呈现出来，使事件之间因果联系链条更为丰富，会带来收集、鉴别和解读史料的许多便利。在历史叙述中，事实是最大的逻辑。在这个上下打通交叉错杂的多重因果联系网络中，一些人为制造的假史料是很容易被剔除出去的，而一些常见的史料也会再次发现新的价值。

　　当前，在文革林彪研究中，因为档案史料较少，回忆录一类的口述史料占了很大分量。但这些回忆口述并不都是真实的，有的对话场景明显就是后人的伪造。即使是真实的回忆口述，也会有许多错误。如整理者的知识错误，传主本人的记忆错误等等。我与许多学界朋友都讨论过口述史的问题，认为：一是必须要做，二是必须要警惕。上海文革史家金大陆先生说，“口述史的价值和它的问题一样大”。这是一句很经典的话。

　　有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都清楚口述史料的局限性很大，使用时会非常谨慎，不会轻易采信一家之言。但一些粗心的学者，往往会为这些口述史料的独特性所吸引，容易轻信“爆料”，造成历史的误读。中国当代史名家韩钢教授曾戏言说，“谣言起于学者”，批评的就是这种情况。由于受不准确口述史料的影响较大，当前林彪研究中的虚肿现象严重：议论多猜想多热闹多爆料多，但实证有据的有学术含量的干货很少。需要进行学术消肿。在目前档案资料不够开放的条件下，消肿之道可能就是拓展文革史的研究领域，建构历史叙述的多复线因果联系，把高层政治置于相互联系的因果网络中去研究。在过去高层政治的单线条研究中，由于因果关系网络比较粗疏，口述史料的鉴别利用难度较大。而在多复线研究中，因果关系网络具有多重证据的复合性，口述史料的鉴别利用就相对容易多了，不至于让这些一家之言牵着鼻子走。

　　另外，相对于高层政治人物研究的居高临下，底层社会史研究是一门脚踏实地的常识学问。高层研究的封闭性强，资料容易造假。底层社会史的研究则没有这个问题。社会史所反映的，是那些根本性、深层次、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比如，土改遗留下的问题，至今还在影响农村社会，而且这个影响还会延续下去。这个问题就属于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正因如此，底层社会史的研究，要比高层政治史更具知识的挑战性，也更有难度。就难度系数而言，研究林彪事件与研究土改问题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事情。所以，虽然有关林彪事件的各种言论很多，但大都不具备专业性。由于缺乏专业性，讨论问题没有标准。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的言论汹汹，结果只能是气盛而理衰。人们各持己见，相互拍砖，搞成了一个网民的娱乐节目。这就走入了历史演义一途。而土改问题的讨论，学术门槛高，闲杂人等少，阵容比较整齐，就没有那些完全不靠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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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高层研究的难度瓶颈在信息量，底层研究的难度瓶颈在知识量。高层研究所需的信息量很高，而所需的知识储备量比较低。特别是高层人物研究，主要难度是缺乏足够的信息量，并不在于需要研究者能有多少知识储备。人物研究，门槛很低，进入容易，没有经过专门的史学训练也可以做，但做的问题则会比较大。目前在高层人物研究中，有三多现象：生活故事多，口述史料多，亲友子弟多。许多材料都是得不到印证的独家秘闻。实在讲，这样的研究，稳定性是比较差的。有些东西固然很吸引眼球，但如果定睛细看，就能发现它们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罅漏。

　　而底层研究则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那些在社会生活中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与普通大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具有根本性的社会基本问题。这些社会基本问题如果长期解决不好，肯定是国家的基本政策出了问题。如改革开放前的粮食问题，就是这种性质的问题。为什么全国人民长期吃不饱，城市人吃不饱，农村人也吃不饱，原因是什么?这类问题最具有研究价值的稳定性，但真正研究起来则需要有较为深厚的学术积累，不是谁人都能做的事情。我比较看好这类具有结构稳定性的研究，认为这类研究确定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域界，使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很难立足。有感于此，我在《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文章的结束语说：社会史研究“可能是破解各种阴谋论的不二法门”。

　　从高层与底层的互动关系上看，社会中那些根本性、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是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中央高层对这些问题如何认知和如何解决，体现为国家一个时期的大政方针。这是中央政治活动的常态。在国家政策方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同政见分歧的出现是必然的。各个国家由于政治体制、决策体制的不同，这些政见分歧的形成、表达和解决方式也不同。在我们的体制里，也会有不同政见的出现，也有解决政见问题的固定程序，也讲发扬民主，也要形成集中，也得进行平衡。在权力失衡的非常状态下，协调各方意见的民主空间被挤压，不同政见的表达不仅很困难，甚至还会被当成是对最高领袖权威的挑战。文革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后，中央高层政治就变成了一部失衡的机器，决策混乱，自相矛盾，内斗频发。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中央高层政治运作想象成一部专事内斗的机器。内斗只是这部机器出现了故障，不能正常运转的非常态情况。

　　从正常与非常的方面看，文革研究的上下打通，非常有必要。在文革中，我们不仅要看到群众被领袖绑架了，还要看到，领袖也被群众绑架了，而且，在很多时候，领袖也是被他自己绑架了。武汉七二零事件时，毛泽东给周围人诵念唐人罗隐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正是这种不由自主的心境写照。或可题曰：“最是英雄不自由，正是骑虎难下时。”

　　在政治处于上下失序的非常状态时，领袖也是处在被动应付的境地，很多决策是随机性的措施，并非是既定方针的“战略部署”。所以，研究文革的高层政治人物，重点考察的就是英雄与时势的互动，领袖与群众的互动，上层与下层的互动等等变数。历史是合力的作用，政治是平衡的艺术。离开了对时势、群众、下层的考察，高层政治人物的作为是说不清楚的。刻意追求宫廷秘闻、依靠“爆料”进行的研究，大致都是立不住的。

　　作为反证的是当前有些传记作家的工作。他们不是去考察时代与人物的具体关系，而是把高层人物的年谱、传记、讲话等材料数字化，放在一起进行分类比对。这种做法，把这些人物言论剥离了具体的语境，解释的随意性很大，史料变成了裁剪人物的标签。表面上看，这类作品似乎史料丰富，其实是不着边际的。历史学家的历史人物研究，是把人物行为放在具体历史环境之中考察，把人物言论放在具体语境之中分析，考虑他们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体会他们在当时的处境，运用史料需要多重证据的相互印证。这样的人物研究，褒贬是据实而论的，立论是平实可靠的，能够立得住。

　　文革高层政治固然变数很大，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但通过文革社会史的研究，可以丰富历史相关联系的多层复线，扩大研究的空间，恢复认知的常识，把高层与底层、政治与社会结合起来，把高层活动置于时代问题之中去观察，使政治史的研究更接地气。只有走入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去，才能知道高层人物的活动空间到底有多大。

　　高层决策需要平衡的方面很多，许多想法都会受制于时代的局限而无法施行，并非如许多人想象那样随心所欲。这种时代政治的局限性，就是“时”与“势”的关系。我们研究文革高层人物，时常会发现他们讲话的变数很大，有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语。表面上看这是天意难测，背后却是情势所迫。这里所说的情势，就是当时国家内政外交的形势。领导人的任何重大决策，都是对所处情势的反映。时常也会有对情势的误判，做出错误的决策。我们虽然无法知道前人是如何想的，但只要能够真诚地走入历史之中，了解他们苦心孤诣所考虑的问题，还是能够不断接近前人的。“虽不中，不远矣!”

　　科学是可以证伪的常识判断。在历史研究中，常识判断是一种能够进入历史纵深的洞察力。高层政治虽然波谲云诡，变幻莫测，但也不是完全不可知的。任何风云变幻，都是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形成。放在历史研究中，这也就是历史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和制度背景原因。任何历史事件发生都会有其偶然性。这些历史偶然性的出现，只有放在社会的制度的时代背景下才能看清楚。文革以领袖个人权威颠覆了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形成了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雷雨季节，所以才会有林彪事件的发生。我认为，在林彪事件发生的诸原因中，社会制度因素是最具根本性的因素。林本人既是这部文革机器的建造者，也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因此，放到宽广的社会历史场域中去考察这些中央高层人物的文革行状，无疑是更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他们的思想行为逻辑。这样做，应如越人先生文中所言，会对林彪事件和中央高层政治“有更准确的认识把握”。

　　笔者认为，在文革史的高层政治人物研究中，与其相信那些来历不明的尖端“爆料”，让它们牵着鼻子走，倒不如眼睛向下，在社会史中寻找资源，用常识建构文革史的知识体系，以底层研究推进高层研究，形成双向互动，把高层研究建立在坚实牢靠的史实基础上。不知越人先生以为然否?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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