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1963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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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

周扬

来源：人民网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总结和研究当代革命斗争的经验和问题，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应当摆在首要地位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的斗争，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以及当前国内和国际斗争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应当摆在首要地位。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以及在整风运动中发表的其他一系列文献，从根本上指明了我们党的理论工作所应当遵循的方向，至今仍然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基本纲领。刘少奇同志不久以前在越南阮爱国党校的讲话中阐述了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意义。这些就是我们今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强调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要真正做到这点，就必须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注重理论的应用，也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断地研究和总结实际斗争的经验，得出新的结论，用来指导革命的行动，使理论变成实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每一个新发展，都是由于研究了、概括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经验、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则从不同的两极背弃了这个基本原则。修正主义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主义则脱离实际，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停滞不前，不能发展，其结果必然导致倒退。

    列宁在他理论活动的初期，就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一方面反对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作的“革新”，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另一方面也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研究实际生活，“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莫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他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具体地应用于英国就不同于法国，应用于法国就不同于德国，应用于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他在一九00年写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又说道：“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上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他指出，“这个结合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在中国，这个过程也是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经过很多的艰难困苦，始终坚持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谈到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命的苏共领导，只许自己和他们的追随者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准别人真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准别人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样，“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谁要这样做了，他们就给谁扣上“民族主义”、“个人迷信”的帽子。他们一方面放手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要别国的共产党把他们的篡改当作“圣旨”，亦步亦趋，照抄照办。所以那些挥舞指挥棒的和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团团转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同时也是现代教条主义者。

    我们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也反对现代教条主义，同他们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努力研究当代革命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关于学习问题就这样说过：“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研究实际问题当然是不容易的。这需要掌握大量的现实的材料，需要善于掌握当前斗争的形势，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我们要做一个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必须研究实际问题。如果因为害怕困难而在研究工作中绕开实际问题走，把兴趣和主要精力都转移到研究古代事物的方面去，那末，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会走上厚古薄今的错误道路。厚古薄今的倾向是必须反对的。我们应当从各方面来鼓励和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并且为他们进行这种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

    研究和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摆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前的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极为丰富的。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指导我们的实践，教育我们的后代，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些经验中，有不少东西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世界各国革命的人民以兄弟般的关怀和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的经验。从武装斗争、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农村政策、工商业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等，一直到许多具体经验和工作方法，特别是政治工作的经验和群众路线的方法，以及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新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他们所十分关心的题目。对这些经验和问题，毛泽东同志和我党中央已经从根本上作出了概括。我们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指导，对这些经验和问题分门别类地作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和发挥，写成革命的科学的著作。

    在加强对我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世界各国现状的研究和对国际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经验的研究。

    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必须对国际斗争中的各种力量，进行全面的、仔细的分析。目前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是显得薄弱的，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学术研究中，决不能采取故步自封的态度。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不论先进还是落后，每一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可能在革命经验、革命理论、科学文化等方面作出不同的贡献。我们应当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决不能有丝毫大国主义的情绪。

    我们需要研究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表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现象、新问题，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成果，并且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批判，只有研究和批判了它们，才可能更好地创造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需要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问题、新经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研究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表现。

    我们需要研究世界各国人民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经验，特别需要研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

    我们强调研究中国和世界的今天，也要重视研究中国和世界的昨天和前天。研究本国的历史，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早就批评过我们的一些同志对本国历史一无所知的那种不正常的状态。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我们应当研究我国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而将重点放在研究近代史、现代史上面。马克思透彻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就为理解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正如他所比喻的，人体解剖，为猴体解剖提供了钥匙。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二年前就向我们提出了写近百年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任务，我们至今没有交卷。现在应当是交卷的时候了。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编写世界历史，也是我国历史工作者应当担当的任务。我们不能满足于袭用外国学者所编写的世界历史。对西方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学者歪曲世界历史，我们应当给以严正的实事求是的批判。

    研究我国历史遗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指出继承历史遗产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且取得一定的民族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的草稿》中说：我们“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条件的观点，去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列宁在这里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提出了两点注意：一、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二、必须根据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需要。

    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整理和研究历史遗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获得了一些优秀成果。我们应当把这个工作摆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的适当的位置上，继续做出成绩。

    要不要继承祖国历史遗产，这是早已不成为问题的了。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真正是我们祖国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保卫者和继承者。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去清理历史遗产。近年来，随着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运用新的观点去研究历史、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是好现象。但同时也还有人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去评价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如何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两种不同历史观的斗争的问题，历史科学领域内要不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旗帜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经过科学的分析判断，才能从历史遗产中分辨出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以便于我们去存取舍。遗产中的精华，也只有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才能成为科学的东西，才能成为对我们今天有意义的东西。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科学武器，它可以帮助我们扫清长期笼罩在历史领域的各种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迷雾，使我们能够比古人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能够从我们祖先为争取祖国的统一、繁荣和进步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中，从他们世世代代所创造和积累的精神财富中，吸取于我们有益的经验和智慧，我们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对于祖国优秀遗产，我们不只是保存者，更重要的是发扬光大者。我们尊重前代学者在整理历史资料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重视他们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作出的某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判断。但是我们的历史观却是根本不同于前人的，是一种完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为今天人民的需要服务的。我们研究死人，不是为了让死人支配活人，而是为了使活人摆脱死人的传统力量的束缚。

    由此可见，要在学术界树立一种批判精神是何等地需要。从五四运动算起，对于我国古代遗产的重新估价进行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回忆起当年那些敢于向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和它的偶像挑战的勇猛的先驱者，虽然他们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形式主义地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但是，他们那种反封建的精神和勇气却是永远值得称赞的。现在有些人已经丧失这种精神和勇气了，他们似乎倒退到了五四运动以前的状态。某些人又把孔子当作偶像抬出来，在他的面前重新跪拜，不过这一回，孔子穿上了现代服装，跪拜也换成了脱帽鞠躬的新仪式。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怎么能够相容呢？我们只能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复古的倾向，并且反对这种倾向。孔子作为我国古代的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有他应有的地位。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他的学说经过从董仲舒到朱熹的阐发，长期被封建统治者用来作为在精神上奴役人民的工具。五四运动对孔子的大胆批判，是一大功劳，是我国人民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

    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前人，更应该鼓励那些敢于跳出前人的窠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去重新评价历史，研究历史经验，提出新命题、新观点的人，鼓励他们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在科学工作中，没有这种革命的标新立异的勇气，永远不可能取得新的成就，科学工作永远不可能得到发展。

    高度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固有特点。我们在重新评价历史，研究历史经验的时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历史，清理遗产，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他一再告诫我们，研究问题一定要占有详细的材料，要做周密的调查，从客观事物中引出其中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这才是科学的态度。用简单化的办法乱贴标签，表面上似乎是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是阶级观点，实际上是主观主义。这是为我们所不取的。

    对于外国历史遗产的研究，我们应当采取同样认真的态度，经过分析批判，吸取其中于我们有益的东西。在我国历史上，不论是古代的唐朝，或现代的“五四”，都注意吸收外国文化中的好东西，使我国古代和现代文化先后地放出了异彩。我们今天当然更需要把眼光放到全世界，吸收全人类的智慧，用来丰富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吸收外国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也一定要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根据自己民族的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的需要，加以鉴别取舍。外来的东西，要加以消化改造，使之具有我们民族的风格和特点，变成自己的东西。盲目崇拜西方，轻视祖国，一切都是外国的好，那是一种丑恶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是一种最没有出息的学术教条主义，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无论研究现实问题，研究理论问题，或者研究历史遗产，都要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哲学社会科学是阶级性、党性非常强烈的科学。在这个领域中，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离开了这个指导的方向，百家争鸣就会变成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希望、所实行的自由化的方针。反之，如果在学术问题上不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鼓励自由探讨、互相辩论，不鼓励独立思考，而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解决复杂的精神世界的问题，那末，学术界的思想就会陷于僵化。正如马克思批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中所说的，人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放出同样的芳香，怎么可以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一种色彩呢？一方面要反对和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和防止思想僵化。这就是我们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必须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需要对许多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我们难道可以因为怕犯错误，就放弃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职责吗？

    在科学探索上，错误认识往往是正确认识的先导。正是从错误中接受教训，纠正错误，才能逐渐获得正确的认识。所以只有不怕犯错误而又勇于改正错误的人，才能在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中作出贡献，同时改造自己。列宁说过，“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列宁对那些“以不犯错误而自夸”的“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夫们”，表示了多么蔑视的嘲笑的态度。我国学术界的任何人，只要不是存心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有寻求真理的愿望和热情，在理论问题、学术问题上陷入某些错误，是可以而且应当通过讨论和实践来改正的。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勇气去开拓前人所没有开拓过的境地，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序） 建立和壮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形成一支强大的经得起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的而又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任务。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总结当代革命斗争的经验，清理历史遗产，通过这些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何等艰巨的任务。要担负起这个任务，人少了是不成的，停留在现有水平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努力扩大理论队伍，不断提高这个队伍的水平。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阶级的思想代言人，是制造精神产品，影响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重要力量。无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由于立场不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完全相反。因此，如何去培养哲学社会科学的队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应当按照什么方向、采取什么方法来培养我们的理论队伍呢？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一条是：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向，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又红又专的方向来培养，使理论工作者积极地参加实际斗争，参加劳动，成为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一条正确的、无产阶级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就能造就出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人才。另一条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向，即追求个人名利、只专不红的方向来培养，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劳动人民，成为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这是一条错误的、资产阶级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就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者，培养出新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或者使原来革命的专家蜕化变质，成为修正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庸人。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反面经验，就是我们的殷鉴。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要求我国知识界“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这就是说，知识分子需要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而关键就在于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士兵打成一片，这个道理自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来以后，经过二十一年，现在已经为比较多的同志所接受，所实行了。这个道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样是一个原则性、方向性的根本问题。

    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虽然是意识形态的两种不同形式，但是它们都毫无例外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都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工具。文艺家以艺术的形式来概括人民斗争的经验，社会科学家则以理论的形式来总结人民斗争的经验。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一样，也必须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群众的劳动和斗争，参加基层的实际工作，学习和研究工农群众的斗争经验，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寻找规律性，发现新问题，给以理论上的解答。这是我们的应有职责，这也是保证我们不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致思想枯竭，从而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唯一途径。反之，不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轻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经验，关门从书本上研究，要想对革命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是不可能的。一个想要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而又同工农群众格格不入，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不仅在从事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而且在实践中提出各种理论问题，探求解答，很多创造性的见解经常从他们中间涌现出来。但是他们缺乏必要的书本知识和理论修养，而现在我们许多专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又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和经验。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这一点，他在一九四二年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要求有书本知识的人和有工作经验的人互相结合。他说：“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两种人互相结合，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不只对于理论工作，而且对于整个革命事业，都会带来极大的好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进世界的物质力量。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在社会斗争中。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样的一个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将由于专业理论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而被更自觉地掌握，在革命事业中取得更辉煌的成果。实际工作者中间将会出现大有希望的理论家。这样，以专业队伍为中心的、有广大实际工作者参加的强大的理论队伍，就有可能比较快地成长壮大起来。

    我们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必须接触和了解实际，丝毫也不贬低书本知识的重要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精通自己本行的业务，广泛地猎取各种知识，成为博览群书的人。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学说，就在它不但敢于彻底批判旧世界，而且敢于用批判的态度去吸取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知识财富，用来丰富自己，变成自己手中的武器。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时候说过：“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青年团的任务》）列宁自己就是如此，恩格斯是如此，斯大林是如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如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讲到哲学的党性的同时又指出：“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列宁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的学术理论有极大的启示。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中，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党员；有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有的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党和非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成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坚强骨干和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帮助他们自觉地逐渐地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同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在学习问题上，丝毫的自满和骄傲，都是有害的。

    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时代，是人民的英雄辈出的时代，在学术上也应当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不论是资产阶级社会或者封建社会，都出现过学术上的繁荣昌盛的时期，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哲学方面出了康德和黑格尔，文学方面出了莱辛和哥德。列宁以前的俄国，出了像普希金、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这样一批卓越的革命思想家和语言艺术家。我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龚定庵、康有为、谭嗣同、邹容、章太炎、李大钊这样一些人物，出现了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和伟大作家鲁迅。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常常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年代，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不论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古希腊时代，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剧烈的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都把很多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推上历史舞台。这些人的有声有色的活动和高度的成就，至今还使我们感到钦佩。恩格斯曾经这样称赞文艺复兴，说“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

    我们今天处在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这正是一个需要产生新的巨人--不是以十数计而是以千百计的巨人的时代。解放了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以他们英雄般的劳动、斗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给我们的工作创造了条件，启发我们的智慧和思想，鼓舞我们前进。我们又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们的伟大榜样。我们难道不应当在学术上做出远远超过前人的成绩吗？毛泽东同志在解放之初就说道：“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个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不应当辜负我们的时代，我们一定要以新的努力、新的建树、新的创造来迎接我们的时代。让我们共同奋斗，共同前进吧!

    * 这是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第三、第四部分。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