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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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 1998年02期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1966年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句尖刻的评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话导致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灭顶之灾。部长陆定一成为“文革”中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如张际春、李卓然、张子意、周扬、张磐石，也跟着蒙受不白之冤。
　　当年12月我从外地回到北京时，大街小巷都已刷成一片红色。我怀着惶恐的心情走进曾经工作过十年的中宣部大院，只见楼上楼下铺天盖地贴满“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和“砸烂阎王殿”的大字报，高音喇叭里还传来刺耳的口号声，给人以大难将临、红色恐怖的感觉。对此，我大惑不解。
　　我在延安时期就与日后中宣部的有些“阎王”相识。1953年调中宣部工作后，他们都直接领导过我。他们的理论修养、工作经验和领导水平是很高的。所以在“文革”开始，我怎样也觉察不出中宣部犯了什么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更不可能提供检举、揭发材料。为此，造反派在大门上给我挂上漆黑的大字条幅：“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陆定一黑藤上掉下来的烂透了的黑瓜。”对此，我也只能苦笑而已。

　　陆定一

　　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5日，我从东北军抗日先锋队来到陕西云阳红军前敌总部，想去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周恩来来电，所有东北军来的同志通通都得回去。于是，前敌政治部把我们这些青年人集中起来，学习红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和经验。给我们这些新来的同志讲第一课的，是前敌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然后是前敌宣传部部长陆定一。陆定一的无锡口音过重，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才知道，陆定一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过《中国青年》杂志。王明掌权后，他受到贬斥，一直到延安整风。大概是1944年秋，在杨家岭中央礼堂的一次批判王明路线的大会上，我听了陆定一的发言，才知道他早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时就与王明一伙作过坚决的斗争。他的发言词锋犀利，很有激情，令人敬佩。
　　1947年，延安准备撤退，中央机关撤向华北根据地前，我又一次见到定一同志。那次，我随李卓然、胡绩伟去清凉山，谈党中央走后解放日报社向西北局交接的问题。风云突变，大战将起，看得出定一同志的心情很沉重。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延安失守后的一件事。当时，彭德怀三战三捷，周恩来在5月初参加安塞真武洞祝捷大会， 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绝不离开陕北后，来到西北局机关所在地安定县白庙岔。我和胡绩伟去见陆定一。他正和周恩来一起吃早饭。周副主席一见面，立刻放下筷子，厉声问道：“三原（陕西一县）战斗，我们打进去又撤出来了，为什么登出西北野战军‘攻克三原’这一消息？”我听了摸不着头脑，似乎他把我当作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的负责人了。我说了一句“为鼓舞士气嘛”，周恩来生气了：“你说说，无产阶级新闻和资产阶级新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我一时语塞。周恩来站起来，掷地有声地说：“这种根本区别就是真实、真实、真实！”然后，他又讲起战争爆发以来，新华社所登战事新闻都经过反复核实，国民党则完全是说谎、欺骗民众。这时，定一同志大概想让已经多日睡不好觉的周恩来息怒，忙接过话来：“你们要理解周副主席的深意……”定一同志还说了一些话，使我和胡绩伟从紧张、愧疚中缓过神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党的“七大”后，陆定一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所以当我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很高兴能在我敬仰的陆定一领导下工作。然而，解放后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却是由胡乔木主持，陆定一只作了一个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而胡乔木当时只是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我心中打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什么，我至今也不大清楚。但在以后的接触中，陆定一从来没有流露过一点点情绪，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宠辱不惊的伟大品格。
　　胡乔木在中宣部时，要求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验。就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那一套。比如，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中央一个决定出台，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还要求中宣部的干部都来做“哨兵”，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陆定一讲不要搞苏联的那一套。他主张中宣部要减少一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反对形式主义，腾出时间来研究一些大的思想、政治方针性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党的思想领导作用。如果中宣部每个处一年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提出一些好建议，递交的报告被中央采用一点，甚至几个字，就算做好了工作。他强调，中宣部不要取代中央发号施令。如果每个处都想对下发号施令，那么究竟谁是中央呢？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后， 他乘势提出中宣部重点做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工作，并力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现在看来，定一同志对中宣部工作的定位是很高明的。但当时我并不理解，总爱对他提意见。解放战争后期中央曾发来斯大林、日丹诺夫批判列宁格勒《星》杂志自由化倾向的讲话，我深受影响，喜欢多管一些事，倾向于乔木同志的思想。有一次，在部里的会上，我又提出中宣部不能“只抓五百万知识分子，丢了五亿工农兵”。定一同志慢条斯理地说：“秦川同志，你来做部长好不好？”周扬在一旁打趣地说：“就把你这个处变成最大的处，工农兵都归你管。”当时，中宣部的气氛比较宽松，上下级之间说话重一点也没关系。
　　陆定一也有武断、粗暴的时候。在处理丁玲、陈企霞事件时，中宣部副秘书长李之琏和干部处处长张海受牵连。在三座门礼堂开宣传系统干部大会时，陆定一一上台就说：“李之琏、张海给我滚出去！”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像定一同志这样的老革命的心理状态，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字辈也说不太清楚。
　　1956年2月，陆定一写下了中宣部长任上最辉煌的一页。 中央在毛泽东居住的颐年堂开会时， 他面陈“双百方针”的建议， 被采纳。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 首次宣布这一方针是党促进艺术进步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陆定一这么做，是对党的历史和解放后宣传战线教条主义现状的深刻反省，是对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深谋远虑。
　　我记得这一段时间，陆定一多次提到苏联科学界独尊米丘林、李森科、巴甫洛夫而排斥西方的摩尔根学派等学阀作风，这种学风在中国也有谬种流传。有一位在中国科学院负责遗传选种实验馆的老同志深受苏联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影响，排斥倾向于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就为此被调动了工作。卫生部有位负责人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只有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陆定一不能接受这些轻率抹煞人类以往科学成果的奇谈怪论，指出那些盲从苏联的同志嘴上总爱挂着“巴甫洛夫，巴甫洛夫”是多么滑稽可笑。
　　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党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两人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由中宣部出面裁定对错。陆定一微微一笑，说：“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学家自己去讨论。”
　　1956年可以说是陆定一思想大解放的一年。5月26日， 他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对首都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我觉得这是一篇在国际共运史上光耀千秋的文献。在报告中，陆定一主张把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同政治区分开来。“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对于思想问题，想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是不会有效的。”“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陆定一提出，即使是对那些持资产阶级观点的学者，也要保障他们获得适当的工作岗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将自己的专长传授给青年的权利。党员要克服宗派主义，在学问上多向党外人士请教。
　　两天后，陆定一在与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时，又以最鲜明的态度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战线要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走出一条党管理科学文化事业的新路来。
　　遗憾的是，定一同志思想的光芒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风雨中很快黯淡下去。一年后的“反右”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毛主席说，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样，“双百方针”虽然在口头上没有被废除，实际上却从此被束之高阁。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我被打成中宣部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大鲨鱼”。但陆定一对我的态度是相当温和的，他曾在部务会上避重就轻地说，秦川同志主要是读书太少。当我听到这个话时，心里很不平静。因为好几年前，陆定一就想让我到中央党校深造。1958年，他又让我到南方某省去做宣传部长，认为那样更适合我。我没有听话。我下放劳动两年，正赶上全国大饥荒，体重降到96斤。有一次回京探亲，在中宣部大院遇到陆定一。他关切地说：“秦川同志，你有病，你要回来！”从此，我就结束了下放劳动，在家待业。1967年，“文革”高潮期间，我在工人体育场批斗“彭罗陆杨”的大会上，远远看见陆定一挂着牌子挨斗，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我心中十分难过。
　　十多年后再见到他，已是1979年，那时我已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那天，陆定一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让我去看他。到他家后，先见到陆定一的家人。陆夫人严慰冰的妹妹把一条纱巾套在我脖上，说：“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这大概是指人民日报帮他们递交过申诉材料。稍过了一会儿，陆定一回来，我俩相见，彼此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清楚地记得，陆定一见到睽违十多年的女儿小瑞时，一面端详一面用手抚摸着她的一双长辫子说：“长大了，长大了。”眼里饱噙着眼泪。这位备受磨难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儿女情长令人动容。
　　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就提出，我们党自“大跃进”到“文革”结束，实际上形成了一条极左的路线。刊出前一晚，他打来电话：“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当时定一同志的这种看法在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曾引起最高领导的不满。
　　1986年，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在举手表决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前，陆定一忽然站起来说：“决议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党的领导’这一句，我主张去掉前面半句。关于这个问题，我提了三次意见，但都没给我登简报。”不少中央委员为定一同志的讲话鼓掌。虽然这一建议没有被全会所采纳，但他不寻常的胆识又一次赢得党员、群众的敬重。
　　晚年的陆定一回顾中共七十多年的曲折历史，认为真正的路线斗争只有两次。一次是王明路线，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两次的特点都是政治上的极左主张加上组织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坚决反对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张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想到“文革”中他也搞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这可以说是定一同志从全党、全民族，包括他个人的惨痛经历中总结出的带血的教训。陆定一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除了“大革命”的短暂时期和1956年前后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其他时间不是受迫害就是被埋没。然而，真正的金子是岁月的风尘所遮掩不住的。越是到晚年，他在思想战线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光辉，才越加被全党所认识。
　　1992年，陆定一生日的那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他端详着孩子们送去的各种饺子，忽然感慨地说起了党内存在的腐化现象，并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我无言以对。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我们党战争年代靠什么？靠的是投身革命的‘军阀’，他们教我们如何建司令部、作战科、通迅科、后勤部，如何操练、打靶、挖战壕。我们依靠他们、驾驭他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搞现代化，要靠‘财阀’，他们教我们如何管理现代企业、开拓市场。我们要学会依靠‘财阀’、驾驭‘财阀’。”一席话，竟是对中国历史走向的深刻概括。
　　陆定一去世前一天，我来到他病房。据他儿子说，他刚刚还在念叨着我的名字。陆定一追悼会上，他女儿说：“爸爸有过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您千万不要挂在心上。”我想，定一同志临终前对我当年挨整可能还心怀歉疚。其实，我早已知道，我的“右倾”问题是康生定的案，我怎会责怪定一和其他同志呢？

　　张际春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也是一个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待人接物和蔼可亲的谦谦君子，早年教过书，参加过湘南起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学员开学典礼上，他以“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提名我做主席团成员。我当时感到十分意外，毕竟我是从白区到延安来的同志中最年轻的。解放后我在中宣部宣传处时，他就分管我们处，经常参加处里的会议，不过仍让我主持。每当我们的议论有什么不当之处，他就轻轻地哼一声提请注意，但从来不当场劈头盖脸批评一顿。
　　有一次我起草一份关于农村宣传工作的文件，被部务会议否决，心里很不舒服。张际春过来对我说：“文件的缺点是没有很好地研究农村合作化后的新形势，不过有一段话你写得还是不错的，就是县委书记要管宣传工作。”开完会，他又转送我两罐茶叶。在他身边工作，总是让你很舒心、很温暖。
　　1955年以后，政治运动升级，文艺界先后出了胡风问题、丁陈问题。张际春主管干部工作，以他在军队中“妈妈同志”的心态和实事求是、严肃审慎的作风处理得比较稳当，能减码时决不加码。比如，在有关丁玲问题的几次会上，他的讲话实事求是，不扣大帽子，不主张开除丁玲党籍。部内清查胡风问题，没有搞大运动。宣传处有位女干事的丈夫是“胡风分子”，以后就见不到此人了。完全没有想到，四十多年后，1997年春节，她竟然跑到我家里来拜年。我问她，这几十年你关在什么地方？她说：“关什么，就在中宣部下属单位，谁关我？”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背后恐怕是张际春等“阎王”的温情主义起了作用。
　　党的“八大”前，我以中宣部的名义起草国庆节口号，根据毛泽东的讲话，不再提“毛主席万岁”，我也就没有加上这个口号。报告呈送上去后，有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看电影时，张际春走过来悄悄告诉我，小平同志讲了，关于口号问题，你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但他再也没说什么。日后，在清算我的“右倾”错误时，中宣部也没有一位领导提出这个问题。尽管康生恶狠狠地说过“十个极右派也不换一个秦川”，但张际春作为分管干部工作的常务副部长，从来没有参与对我的批判。
　　张际春很尊重老同志，比如每次到资深的李卓然副部长家里去，一见面总要行个毕恭毕敬的军礼。但他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怕得罪人，陆定一曾经想调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到北京大学当副校长，张际春主持的部务会议没有通过。他的意见是“共产党员不一定都能当校长”。后来尽管陆定一拍着桌子发了一顿脾气，他仍坚持这个原则。
　　“文革”批斗后，他的吉姆车被取消了，只好坐公共汽车上班。但他毕竟没有挤车的经验，被车门夹住，摔断了腿，不久就去世了，听龚育之同志提起，在“五七干校”的“牛棚”中，际春同志还说过一句十分沉痛的话：“我是宁愿割头，不愿流血！”这是千百年来“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坚贞气节。他的儿子在1989年“六四”后去了美国。女儿下乡到了井冈山，至今还留在那里，听说生活很艰难。一代人杰，晚年寂寞，身后黯淡，令人唏嘘不已。

　　李卓然

　　在中宣部的几位部长中，我跟李卓然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从1939年至1949年在西北局宣传部相识，1952年后又在中宣部共事了。他是一个背着历史问题的包袱、有谜一样身世的人。作为红军五军团政委，他在长征中做后卫，打过很多硬仗，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然而，自长征结束后就凄然告别了戎马生涯，渐渐被人遗忘。李卓然是西路军政治负责人。西路军接党中央和军委命令西进遭到彻底失败。陈云、滕代远代表党中央到新疆迎接他们，听取了李卓然的详细汇报，表示理解。李卓然回到延安后，有人认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他，他不能接受，沉默下来。所以，尽管他资历极深，早在1921年就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加入“少共”，1923年入党；尽管他是军事科班出身，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时与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是同学；但终于不能继续留做军事工作。
　　在延安，他先后做过总政宣传部长、边区中央局宣传部长、西北局宣传部长。他对人和气，作风民主，从不疾言厉色。1941年在西北局时，他带着我和柯华（解放后曾任驻英大使）两名干事，到宜川县的固临镇做农村调查。仅有的一匹马，起初是李卓然骑，后来柯华闹肚子，就让给了柯华。我们白天与贫农、中农、富农、村干部、小学教员、老秀才、“二流子”等各色人等谈天说地，晚上就睡在一个土炕上，把衣服翻过来用小扫帚扫虱子。就这样编写出《固临调查》一书，陈云读了书稿非常高兴，而且在稿样出来后亲自为我们查点数字的错误。前些日子，有些年轻人读到这本旧书，大有感慨地说：“毕竟是老布尔什维克，敢于承认土改后农村并非万事大吉。比如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扶助中农奔小康的问题，村干部素质和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的问题，你们都及早地看出来了。”这是指李卓然在书中得出的调查结论。
　　起初，我们对李卓然并不太了解。他的性格不是那么鲜明，但比较随和，经常与我们一起玩乒乓球，甚至一起脱光了衣服在延河里洗澡。一次，延河发大水，我起早在河边拣了一盆小鱼。他上班后找不到我，发了很大的火，同志们都为我担心。我把鱼盆端到他窑洞前，斗胆建议：“油煎了，很好吃。”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真拿你没办法，弄点油煎吧。”这就是他的风格，特别喜欢年轻人，处处爱护年轻人。有一次我为西北局党刊《团结》做校对，粗心到李卓然文章的署名排成了“卑然”也没有察觉。他发现后站在山头上呼叫：“秦川在哪里，真是乱弹琴！”当我跑上去站在他面前时，他指着刊物气得说话都不连贯了：“你看看，卓然，卑然，你看……”但也没有因此给我什么处分。在康生一手操纵的延安“抢救运动”中，整死人的单位不在少数。他领导的西北局宣传部，白区来的大学生、地下党多达几十人，但最终没有一个人挨整。直到解放后我因“右倾”问题被批判时，他也没有上纲上线，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秦川这个人是一贯的调皮。”
　　在延安时，我一心想到前方去，曾经在一座小山包上与他进行过动情的辩论。他只是冷静地问我一句：“假如敌人来进攻这座山头，你知道怎么布兵吗？”现在想来，当时他自己的内心恐怕也不会平静。宣传部的工作并不紧张，也就是起草文件、下厂下乡讲话一类琐事。劝我安心后方工作的他，想来会不会也常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沙场秋点兵”的慨叹呢？
　　到了1942年延安整风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才多少知道一点李卓然那惊涛骇浪般的过去。西路军包括五军团、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主力，曾经有2.1万人之众，是红军中的“正规军”， 最后到达新疆时只剩下三百余人。说起这段历史，他的态度十分沉痛，似乎又有些委屈。1939年，他写下《十五年与一年》的个人总结，认为自己入党16年，有15年是执行正确路线的，西征那1年算是犯了错误。在整风中， 人们也没有怎么与他过不去。
　　1949年北平和谈，周恩来指名让他参加。后来，他去了东北，任东北局宣传部长、东北行政区副主席，解放后，先是接替少奇同志担任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院长，后到中宣部做副部长。他在中宣部任上依然没有多大作为，很少发表个人意见。“文革”中，周总理保了他，所以在中宣部的几位“阎王”中下场算是比较好的，只不过头发都白了。从延安时期起，他就患有高血压，头上一直戴着个什么治疗的东西。解放后，他家里一直挂着毛主席画像，他心中可能一直在向毛主席谈西路军问题。八几年时，近九十高龄的他孤身躺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我告诉了胡启立，第二天胡启立就带着一束鲜花去看望他，跟着习仲勋、宋平等人也去了。他拉着习仲勋的手不放，说：“别走，再说一会儿。”1993年临终前，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还耿耿于怀，说：“毛主席当时一直没有告诉我要跟他北上。这个情况，陈云同志来新疆接我时，我说过。回延安后，也曾经与少奇同志睡在一个窑洞里谈过一个通宵。”
　　去年，在一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电视片中，有关遵义会议那一段，终于播出了李卓然的画像，还有他拥护毛泽东的简短发言。这位曾经饱蘸青春的热血书写历史的红军将领，终于在去世三年后得到了他生前未能盼来的历史的公正评价。

　　张子意

　　记得第一次见到张子意，是1946年在延安。我们去欢迎他和马明方等人从新疆监狱中获救归来。他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回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情绪非常激动。听说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干部，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之一。他解放后在中宣部任副部长，分管干部和理论工作，接替张际春。他处事原则性很强，说话很坦率，敢于开展批评。
　　1958年，周总理组织中直机关干部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他和周扬就与我们一道乘坐大卡车前往，收工回来在一个澡堂里洗澡，在一张桌子上喝酒、聊天，晚上同打地铺，摊开一张草席子就呼呼入睡。那时，我们都被编在第四支队，队长是周恩来。秘书长是习仲勋。这真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没有什么差别。卫生部长李德全风趣地说，让我们成立一个同学会吧。工余时间，张子意很坦然地告诉我们，自己犯过李立三盲动路线的错误，几乎与历次左倾路线都沾过一点边。由此，我们对他的尊敬又进了一层。
　　1959年，中宣部组织农村调查。在四川农村，我发现当地干部宁愿老百姓饿肚子也要完成粮食外调指标。村民们只好掏出仅有的一点钱去买东西吃，或者去城里讨饭。有一天张子意陪同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来看望我们。李井泉问公社书记，粮食够不够吃，食堂办得怎样。公社书记夸口说没问题。我据实反映，农民手头没有余粮，22个公共食堂中16个已经停火了。李井泉对我的直言似乎很不高兴。张子意在一旁没有说话，第二天派车接我们到成都，一日三餐以酒招待，让我们吃饱了肚子、解了馋。席间，我们争相诉说当时农村的困难情形，张子意听后点点头，仍然没有表态。
　　庐山会议后，我因如实反映农村情况，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彭德怀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康生在几次会上点了我的名。张子意主持了对我的批判会。1962年，刘少奇提出甄别干部，邓小平主张“一风吹”。在中宣部几个“阎王”出席的会上，张子意宣读了对我的甄别结论，承认1959年对我的斗争过火了，我当场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强调我跑过好几省，各地农村的浮夸风、共产风太厉害了，我为此说几句真话，何罪之有，岂只是个过火的问题？张子意表示，有不同意见可以写下来。当天下午，我就把申诉材料写好，指责中宣部违反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纠左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这自然被视为“翻案风”，我的甄别平反又落空了。
　　1964年，中宣部干部处通知我可以自找工作。我本不愿离开中宣部，迫于无奈，也只好自谋出路了。听说新组建了一个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是谷牧，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谷牧当场敲定我去当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康生闻讯后责问谷牧为什么收留我。张子意事后也曾对别人说，秦川的问题主要是康生揪住不放。
　　“文革”中，张子意也被投入监狱。粉碎“四人帮”后，有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一进门，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的他站起来，拉着我的手，没有等我言语就说：“秦川同志，我对不起你！整错了。”我本有些怨气，想把当年的事问个明白，现在也不好说什么了。过了几天，听说他住院了，病情十分危险，我又赶去看他。他从病床上跳下来，嘴里还是上次那么几句话，心情更加沉重。他说：“秦川同志，我是昧着良心整你的！”在中国人的词汇中，“昧着良心”份量很重，一般人轻易开不了口。我听了一阵激动。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
　　张子意在病榻上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赞扬《人民日报》勇于开展批评和舆论监督，是共产党有生命力的表现。这封信我至今还珍藏着。信中的句句话都是一颗共产党人滚烫的心，是一个老党员的临终嘱托啊！

　　周扬

　　周扬自从到延安后，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确实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如培养大批文艺干部，党的文艺理论建设，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推动根据地的大众文化。但他也因此给人以一贯正确、高高在上的感觉，无论写文章还是作报告总是气势不凡，令人敬而远之。
　　1956年，周扬到中宣部主持工作时，我与他已经十几年未见面了。他比以前随和了，主动接近人了。有天晚上，他到我宿舍闲谈，问起我最喜欢哪个外国作家，我说是巴尔扎克。他忽然放声笑起来，说：“我喜欢德莱塞。”走进我的卧室，他忽然又问：“你爱人不是演员吗，为什么不挂她的剧照？”完全没有什么架子。我也曾随他去宣武门外走访过几位京剧艺术家。这使我对他的印象好多了，觉得他也是可以亲近的。我虽然不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但见面时，他总要主动地与我聊上几句。一次，他兴奋地说：“秦川，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唐宋八大家读完了。”我没有读过唐宋八大家，真不知说什么好。又有一次，他见面就说：“毛主席批评我，再不下乡，就派一个团的解放军把我赶下乡去。”过了几个月，他又说：“我下乡去了呀。”现在想来，解放后，周扬虽然执行毛泽东路线，包括那些错误方针执行得也很坚决，但从《武训传》、《红楼梦》事件以来，毛泽东还是觉得他过于软弱、脱离实际、有偏右倾向，所以要把他赶下乡去。看来周扬也有周扬的悲哀。
　　1958年，周扬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期间，一天夜里，在草席铺就的地上，他谈起上海“左联”时期的事。他和夏衍、阳翰笙等在上级组织机关屡遭破坏、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怎样建立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文化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上海文化工作由此突破了“左联”时期的关门主义倾向，取得很大成绩。他还谈到，冯雪峰从陕北苏区回上海后不愿与他们见面等情况。他的彻夜长谈，使我在敬仰之余也深受教益：周扬能在失去党的直接领导时独立思考，勇敢地抛弃左倾思想的束缚，结束了“左联”时期文艺战线长期的所谓路线斗争，没有相当的才能和胆略是难以担当这一重任的。
　　据我观察，在胡风、丁玲问题上，周扬摇摆得很厉害，真是东倒西歪、左顾右盼。整胡风，开始他并不积极，毛泽东不让周扬参与胡风的事。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究竟是谁送到毛泽东那里去的，至今还是一个谜。胡风问题出来后升级为“反革命集团”，由此中央设立了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陆定一。但陆定一不过问具体事宜，自从毛泽东的批语把胡风定为“反革命”后，陆定一就把此案推给公安部长罗瑞卿。罗自称不了解文艺界情况，于是从中宣部调过去一批人，×××担任公安部文化系统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罗瑞卿。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周扬确实参与处理了。我列席过文联礼堂的批判大会，听过周扬的发言，那真是上纲上线、咄咄逼人。在处理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的问题上，周扬的态度更是厉害。
　　“文革”结束后，周扬从秦城监狱出来，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一次，我去看他，见他刚从冯雪峰处回来，又要匆匆返回冯家。他说：“雪峰病得很重，生活有困难，我给他送点钱去。”他曾多次向“文革”前被整的人一一真诚道歉。但当初在胡风问题上为周扬当智囊和先锋的同志，在“文革”后未见只言片语表示歉意，令人费解。
　　过去，周扬的作风有时也可能确实会给人以“阎王”的印象，使一些战友不能接受。在我看来，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他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在那个“左”的年代，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年代，周扬除了遵命又能有何作为？但是，在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上海、延安、全国解放初期，他都有出色的表现。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作了深刻的反思，思想有了新的飞跃，简直是大彻大悟，以他过人的智慧为文艺和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再次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谈到周扬在中宣部的过错，不能不提到康生。1956年“八大”以后，康生参加了中宣部的领导工作。每次部长会议，他都参加，并作长篇讲话。我记得反右派斗争后一次部长会议上，康生总结出一个政治心得，大意是：延安整风引出一个王实味，这次整风又引出右派向党进攻。整风必出右。这是一个规律。又有一次，1962年的一天晚上，在沙滩教育楼放映电影《桃花扇》，演到一半，康生一声大喊：“反动！这是一部反动电影，怎么能把投降文人拍成正面人物！”从此，《桃花扇》被禁，“文革”中又遭殃。康生在中宣部欠下的债，似乎很少有人提及。

　　张磐石

　　曾任华北局书记、宣传部部长的张磐石，是富有实践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也是1954年到中宣部来的。他为人率直，胸怀坦诚，作风也平实，没有架子。他主持召开过全国工矿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和农村宣传工作会议，很有水平。在中宣部工作的侧重点上，他难以适应陆定一的思路。我批评陆定一“只抓五百万知识分子，丢了五亿工农兵”，实际上是反映了张磐石的一些观点。他对工作抓得很紧，批评起人来很厉害，我对他也难以适应。
　　1958年，在中宣部整风会议上，我批评张磐石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我的发言偏激过火，至今还很歉疚。我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会上有人竟把它进一步上纲为“向党伸手”，这就更“左”了。此后，我与他的关系一直不很顺畅。但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中宣部以我为重点的批判会中，原以为他会借机狠狠批判我一顿，但他竟然没有墙倒众人推，而是一言不发。“文革”中，他还说了许多保护性的话。
　　“文革”前，他就下放京郊。“文革”时也在劫难逃，离开了中宣部。
　　胡乔木
　　从延安时期到“文革”前，我始终十分尊重胡乔木。1944年中央西北局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乔木来传达刘少奇、任弼时关于兴利除弊、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1946年冬天，陕甘宁边区打算以发行土地债券的办法来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实质就是和平土改。我奉命带工作组去富县。在富县塬上，我看见乔木一个人背着行李站在一个石碑前凝神观看，很为这位毛主席的大秘书能吃得了这样的辛苦而感动。乔木是同康生、陈伯达、田家英一道去陇东研究和平土改问题的。乔木支持这一正确决策。而康生回延安后就作报告，反对和平土改，强调阶级斗争。
　　1950年，我还在西北局宣传部时，曾借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机会，向乔木请教做好工作的秘诀。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要多做第一把手的工作。此话大有深意，看来是概括了他在党内沉浮中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他做人的准则。对乔木来说，这第一把手当然是指毛泽东了，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1953年，是胡乔木把我要到中宣部，任科学处副处长，主要跑中国科学院和卫生部。一天，乔木来电话，告诉我中央要搞原子能研究，准备让钱三强负责。胡乔木提出让科学院给他配吉姆专车和配警卫员，可见他对科学事业的关心和尊重。我们不同意卫生部否定中医的做法，向乔木汇报，他表示支持，并让科学处的龚育之写一篇文章，阐述中央关于中西医合作的方针，批评中医是封建医的错误观点。
　　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想让我去看看北京医院的两位特殊病人，一个是康生，一个是林彪。我去请教乔木，乔木说你不能去。看来，他对这两位“政治病号”的城府早已了然于胸。为这事，我至今还感激他。
　　苏共中央宣传部代表团来访，乔木对他们的情况介绍，尤其是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非常有兴趣。其实，早在中国省市宣传部长访问苏联前，我们已经实行了，乔木受苏联那一套影响太深了。部里有不少同志反映，乔木对下属过于苛责，甚至有点尖刻，常常当面让你下不了台。记得一次讨论斯大林论述语言问题的文章，乔木指定我发言。我一时说不出什么，他就当众批评我，真有点受不了。应该说在初到中央机关时，乔木对我帮助不少，收益良多。当时，我确实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没有想到，事过几年以后，彼此都失望了。

　　徐特立　　陈伯达

　　令人尊敬的徐特立老人也是副部长，主要研究教育问题，住在西郊，我只见到他一次。因为部长会议经常不通知他参加。在一次会上，他站起来气冲冲地批评乔木。我从未见过这位慈祥的老人如此动火。
　　陈伯达也是中宣部副部长，主要工作是任毛泽东秘书，很少参加中宣部部务会议。碰到中宣部开大一点的会，就请他来讲话。他的讲话福建口音很重，别人听不懂，所以就由王惠德同志作他的“翻译”。常在中南海散步时见着他，当时的印象是，他对谁都客客气气。没有什么架子。他经常自称“小小老百姓”，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竟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康生、“四人帮”沆瀣一气砸烂了中宣部。又投靠林彪成了罪犯。
　　中央宣传部终于被康生、陈伯达、“四人帮”彻底砸烂了。陆定一等几位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战线有威望的领导人多已谢世，大批富有经验的干部散落四方。但是，我想一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是不能忽略他们的。他们毕竟为我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开创了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指导思想、工作作风和组织制度，例如重视调查研究，少唱高调、不尚空谈，摆正宣传部门和其他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关系，区别中央宣传和地方宣传的侧重点，宣传干部经常下到工厂、农村搞调查研究，部长、副部长、处长不能随便以个人讲话作指示，等等，都是对党的建设的开拓性贡献。这么一个有威信的、富于生机和活力的领导机关，由于最高领袖的一句风趣的评语，在一夜之间以非组织程序被连锅端，若干负责人当啷入狱。如此惨痛的一幕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每当想起也终难平息胸中的悲愤和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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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在老中宣部

马懋如

2005年第7期 炎黄春秋杂志


　　秦川同志是我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时的老领导，2003年1月29日去世了。他走得那样匆忙，没留下一句遗言，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怀念和崇敬。我想不起他对我有什么说教，在我心目中都是他的身教。
　　2002年10月13日我和秦川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文革”前在中宣部工作的人，都称那个时期的中宣部为老中宣部。那天，老中宣部的一些同志和他们的子女，两代人相约在中宣部旧址沙滩大院聚会。很多人闻讯而来，有的老同志坐着轮椅，有的拄着拐棍，有的由子女搀扶，二百多人欢聚一处。秦川同志也来了，他已是83岁的高龄老人，还是那样的健谈、健步，很多人围上来和他握手、打招呼。他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被罢官后就离开了中宣部，40多年过去了，很多人的名字他还记得，很多人也没有忘记他。
　　如今的沙滩大院，小桥流水，风景如画，不懂过去的人还以为这里原本就是一处供休闲游乐的场地，昔日的“五·四民主广场”已不复存在。故地重游，我陪秦川同志走到老中宣部的办公大楼前，他兴致勃勃地指着楼前的两棵树告诉我，这是用他的稿费买的。1957年中宣部从中南海搬到沙滩办公，有一次秦川同志收到二百多元的稿酬，这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当时基层干部月薪仅四五十元。为大院绿化，他把这笔钱交给了人称方老头的花匠处理。方老头购得花木若干种在院内，大楼前栽了两棵小树。如今小树已成大树，枝叶繁茂，郁郁葱葱，为大院增色不少。此事鲜为人知，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秦川不重钱财，他热心公益事业，办好事从不张扬。我提议在树下合影，没有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了最后的纪念。
　　秦川同志这一走，引起我想起了很多的人和事，不仅想起了秦川本人，还想起了老中宣部，想起了上世纪的那个50年代。一位青年朋友帮我找到了秦川同志1998年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一文。重读此文，老中宣部再现眼前，一位位老部长、老处长栩栩如生，秦川同志也在其中。我看到了他的为人，看到了他那宽广的胸怀。建议老中宣部的同志们读一读这篇好文。
　　1954年，各大行政区撤销，各地干部云集京城。这时，可以说是中宣部人丁兴旺的时期，有延安来的老红军、老八路，有北京解放后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有来自全国各地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同志……真是五湖四海。秦川同志1936年参加革命，他来自西北，原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秘书长，是行政九级的高级干部，调中宣部后先任科学卫生处副处长，后任宣传处处长。
　　老中宣部除部、处两级领导人有职称外，其他同志均无职称和头衔，一律是“干事”。有大“干事”、小“干事”，有人干大事、有人干小事，有分工不同，无贵贱之差，大家一律平等，各尽所能为人民干事情。不少同志是抗日战争中的老革命，曾任过要职，在部里都是普通一兵，住在沙滩老北京大学七八平米一间的学生宿舍里，大家叫这种小屋“鸽子笼”。我们宣传处资历深、级别高、经验丰富的前辈，有二十来位，他们不重名位，工作兢兢业业。我是处里最小的“干事”，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学生运动中入党的中学生，年龄小，资历浅，是革命队伍里的晚辈，大家叫我“小马”。“小马”已成我的别名，如今我也年过古稀，老同志还是叫我“小马”，倍感亲切。
　　部、处两级领导人虽有职称，却无人称他们“长”，上至部长陆定一，下至炊事员、清洁工，一律以“同志”相称。定一同志、周扬同志、立群同志……如今老中宣部的人相见，依然互称“同志”，党的老传统没变。对秦川同志无人称“长”，他也没有“长”的架子。记得有一次他带几个同志到外地调查，随行中有一位，年龄不大，已是一头银发，说话有板有眼，颇有首长之风，被当地干部误认为是带队人秦处长，当上宾相迎，真的秦处长被冷落一旁。秦川毫不在意，拎着一个小皮箱走在人们之中。我曾随他出差天津，无送往迎来，无接风洗尘，住市委机关招待所，在食堂吃饭。一经到达，立即着手工作，不游山玩水，不吃请受礼。工作结束，他请我们吃“狗不理”包子，逛了逛劝业场，坐火车回京，一路上谈笑风生。
　　在秦川同志手下工作，感到舒畅，没有顾虑。他让人说话，同意的意见他倾听，不同意的他笑一笑，或扭头走人，他的身影如今还在记忆中。我这个小“干事”在他面前也可以没大没小，说三道四。他“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他不当面训人，更不“秋后算账”。他平易近人、平等对人、宽以待人。
　　秦川领导宣传处工作时，不多开会，不开长会，他不说官话，不说套话。我给处务会议记录，这工作很好做。开会之始，无冗长的开场白，会议结束，无重复的总结报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经常有事就把有关同志叫到一起，碰碰头，磋商一下，大家分头去干。那时，同志之间、上下之间都很默契，画龙点睛，一说就明白。
　　秦川心里总是装着工农大众，他经常口不离“五亿”(指工农兵)。他极重调查研究，常带处内同志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民情，反映民意。记得他曾去四川、福建、江西、江苏、湖北、河北、陕西、内蒙、上海、天津等地调查。每到一地都直接下到基层，和工人、农民对话。和他同去的同志还记得，他在四川桂湖公社一呆就是40多天，整整劳动了二十多天，农民视他为知心朋友，同他无话不说，取得了大量的第—手材料。他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和工人促膝谈心，一户户调查，了解到三十多个工人的家史。他很受工人爱戴，“文革”中不少老工人站出来保他。他给部里上送了不少有分量的调查报告，给领导及时提供了信息。
　　1958年，“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很盛，难得听到基层真实的声音，为了解农村实情，秦川不仅亲自下乡调查，还派处里的同志到一些冒尖的地区或回自己家乡去调查。当时秦川同志和机关党委副书记袁靳同志等去了四川农村，发现“五风”严重，农民缺粮等问题，写了《新都调查》和《四川来信》如实向部领导反映。他在《四川来信》中还提出立“公社法”的建议。20世纪50年代他就有了“依法治国”的思想，难能可贵。副处长张军带人去了安徽、湖北等地农村，行政十二级的大干事马子明同志奉命回河南老家探亲、访友。他们都汇报了农村的实情，反“右倾”时都受到批判。
　　秦川同志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表里如一，实事求是。1959年6月，他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他从农村实际出发，直言批评“五风”，批评“大跃进”，反映了群众的意见。不料就此遭到灭顶之灾，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重点批判。他的《内蒙讲话》、《四川来信》以及他和袁靳联合写的《新都调查》成了批判的靶子，上纲上线为“革命失败论”、“和彭德怀相呼应”……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受到撤职、下放劳动、调离中宣部等不公正的对待。当时受到批判的共九位同志，被称为“九条大鲨鱼”(这一提法出自批判会和大字报)。“鲨鱼”是要吃人的，顾名思义，好不吓人!秦川同志是为首的一条最大的“鲨鱼”，我们宣传处张军、马子明、戴临风也成了“大鲨鱼”。九位同志都是因为说了真话，反映了民意。(九位同志以后都得到了平反)
　　反“右倾”运动结束，1960年初，九位同志下放安徽来安县农村劳动。此去共28人，分赴两个公社，我也去了。秦川等13人到半塔公社，张军和我们共14人到雷官公社，王里带队，他在县里。我们青年人主要是劳动锻炼，与九位同志处境不同，他们是带“罪”之人，属惩罚性质。九位同志不怕苦，不怕累，毫无怨言，处处是我们的表率。不久，发现“五风”的恶果在雷官公社很突出，农民吃不饱、浮肿病、讨饭、外逃、饿死人等等；半塔是老区，比较好。在半塔的老同志听到消息，和雷官的老同志一样，对此极为关怀，秦川同志更是心直口快，态度鲜明。在老同志们的提议、指导和带领下，冲破重重封锁，挨户调查，取得了可靠的数据。当时反“右倾”刚过，人们心有余悸。秦川、张军等老同志心中全无自己，只有人民，他们不顾头上“右倾”帽子的重压，不考虑个人得失，坚决主张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如实汇报，张军同志激动地说，豁出去开除党籍也要上报。他们急农民之所急，提议立即和当地党政领导摊牌，要求开仓放粮，救济饥民。当时雷官公社有的村已断炊，形势逼人，救济粮尚未下达，为了应急，张军等同志大胆提议，并亲自参加说服当地干部杀了公有经济中集体喂养的鹅。农民扶老携幼、热泪盈眶领鹅肉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耳闻、目睹了老一辈的果断、无私、智慧，由衷地敬佩。他们是真共产党人，真马列主义者。
　　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上，秦川同志不畏艰险。记得“八大”前有一年，中宣部代中央起草的国庆节宣传口号中，没有写进“毛主席万岁”这一口号(中央签发时加上了)，当时中央和部没有追究，“文革”中成了中宣部反毛主席的一大罪状。听外调来人说，追查时，秦川承认是他干的；批斗时，他向毛主席像鞠躬请“罪”，当时我为他捏了一把汗。
　　我认为，此事不应由秦川同志或其他任何个人承担，这件事的出现是有背景的，中央和部未追究是有原因的，毛主席对不要搞个人崇拜、不要突出个人有过明确批示。据我所知，历年国庆节口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起草，经部领导审核，部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处内此项工作由副处长王宗一同志主管，他派处内同志执笔初稿。宗一同志来部早，他办事严谨，很受部领导器重，他主管的工作秦川同志一般不大过问。“文革”初，几位部领导已蒙冤坐牢，宗一同志已被迫害致死。秦川同志高风亮节，他不上推下卸，一人承担，自己受难，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一大案未殃及他人。若干年后，我问他，为什么要一人承担？……他笑一笑说，这件事早已过去。一次一位熟人告诉我，秦川同志对她说，小马这个同志不“落井下石”。感谢老领导对我的了解和信任，实话实说，秦川同志是不“落井下石”的典范。
　　秦川同志晚年，不改初衷。他实事求是，不看风、不跟风、不人云亦云；他头脑清醒，远见卓识，无私无畏。一次，闲谈中他对我说，他这一生经历了“五不怕”(即不怕杀头、坐牢、开除、罢官、离婚)。我意识到，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秦川同志永在，“五不怕”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