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靖宇： 一九五八年绍兴农村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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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靖宇：一九五八年绍兴农村见闻


   没有料到我此生会有缘于乡间务农的一段生活。

　　原来规定我应该是一九五八年六月份就遣送去黄岩农村的。那次学校的大部份鸣放时中了 “阳谋”诡计与我情况类似的，敢于说话的人们都乘车走了。但就在那次出发前约十天，我得了急性阑尾炎，开了刀，住了一星期的病房，出院后还得手捂住右下腹走路，不能咳嗽，谈不上劳动了。这样我就掉了队。到了年底附近又一次通知我去办迁户口的手续，这次是去绍兴柯桥人民公社报到。派出所的户籍警已知道我要来迁户口，迁移证上写的迁户口的理由是“劳动锻炼”。同去那里劳动的还有和我情况类似的四、五人，他们已经比我早几天先去了。大跃进中有所谓研制新产品的任务，当时教研室安排我做开发新产品（生产氨基酸）的事还没有完，延迟了几天。因此我那天是独个人上路的。

　　去报到的地点是绍兴柯桥镇的柯桥公社，一个离柯桥镇约有十多里路叫新建生产大队所管辖的生产队，当地的小地名叫宾舍。那天下午我独自乘火车到了绍兴柯桥站，已是黄昏时候。到柯桥公社报到后，问了一下新建大队怎么去法，独自叫了一只脚划船送我去的。

　　绍兴基本上是河网水乡，悠悠的桨声中暮色如画十分迷人，可惜没有好的心情去欣赏。想起了秦少游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意境，我的心情竟然和古人如此相同。看来人世的纷纭自古就是如此，因言获罪在中国几千年都没有改变过。而少游后来是客死郴州的……我不愿再往下想了。

　　到达宾舍天已完全黑了。绍兴农村那时都还没有电灯，点的是煤油灯。村里黑黝黝的，仿佛回到鲁迅的年代去了。两位老乡在河埠头等我，公社来过电话了。他们代我提了行李，一个铺盖捲和一只小箱子，把我领到生产队部安置在阁楼上一间没有房门的空房里。我的床就是搁在两条长凳上的一块门板。老乡提了两把稻草代我铺平了，然后领我到楼下食堂，开饭的时间已过，食堂没有剩菜，只能勉强吃了口冷饭，感到难于下咽。当时完全没有料到一年之后我会吃白饭吃得那么香。那时正是办起了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年代。昏暗中看不清周围是什么样。当晚借了盏油灯照明，草草整理好被褥就睡下了。

　　第二天清早才看清楚下面是个有青石板铺地的大院子，就是生产队部所在地。以后收麦的季节那里用来摊晒刚收起的麦子、油菜子。两边廊下还堆放着秋收时没有来得及脱粒的稻谷。正对大门最里面是个供有神龛的厅堂，看去早先大概是个祠堂。这个自然村姓邱的居多数，这祠堂大概原来就是邱姓人家的。进大门左边那间大房间就是昨晚吃饭的“公共食堂”。其实那食堂里只有一个灶台和三、四张方桌，我到达的时候公社化后建立起来的公共食堂已经萧条了，原有的桌子和长凳多半已被老乡们又搬回家去。食堂旁边是生产队会计的办公室。生产队在我来到农村之后不久改称为“核算单位”那么个拗口的名字。

　　食堂只是个打饭的地方，“打饭”的意思是把食堂煮好的饭用饭篮打回家去。因为公社把粮食都发到食堂，以此来保住大跃进开始时提倡的农村公共食堂。这样，老乡们就必须到食堂去打饭。食堂每顿饭只烧一样菜。总是白水煮的青菜或者咸白菜。后来我才渐渐理解了办食堂的意图为的是便于控制粮食。但除了我和那烧饭的老头外，在食堂吃饭的老乡不多，他们多数按照家里人的定量把饭和菜用饭篮装回家去和家人一起吃。后来才听说多数妇女为了自己的男人能吃饱出工，而经常忍着饥饿省出粮食来供男人吃。她们比男人受的饥饿更多些。

　　来到经过了土改的农村，我对样样都很陌生。我还是第一次如此接近解放后的农村和新办起来的人民公社。见到了当时的农民，他们个个都是穿得破破烂烂的。说真的，我太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也不熟悉他们的形象了。民以食为天，我们天天吃的都是他们辛勤种出来的粮食，但我却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生产队位于柯桥与钱清之间，西南面七八里路就是层层叠叠峰峦起伏的会稽山。后来当地的老乡指点给我看往南过去四五里就是“十里湖塘”，又称鉴湖，即镜湖。那里大概就靠近唐代大诗人李白写的一首《越女词》中所描写的“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那地方。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我到那里时所见到的村姑都穿得破破烂烂而且面容焦瘦没有什么新妆。跨过一座大石桥再往前去四五里，那烟霭蒙蒙的山坳老乡们就叫“野坞里”，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家了。我后来放牛曾去过那里。宾舍往北二里光景就是铁路和公路，那里有个汽车站的站牌也叫秦望。在浙江，秦望这地名不少，意思是秦始皇当年曾经到过，并在那里望过。

　　我到生产队后向下放在那里的本单位的下放干部组长，一位马列教师，报到后，当天下午赶去柯桥镇上买了油灯并打了煤油，还买了铁耙、铁锹和扁担等农具回来。其实我去柯桥镇之前老乡们对我说得很实在，告诉我用不着买那些农具，他们每家都有，可以借给我用。但管理我们的下放干部组长也交代得很清楚，说买不买农具是真心接受劳动改造和是否作长期打算的决心的表现。于是每名下乡的人员都买了。等我买了回来，有些老乡看见我新买的农具为之摇头，他们感到我不听他们的劝告，那等于拒绝他们的好意。但他们不了解我的处境，我也无法向他们解释得清。添置那些东西花掉了我近十天的生活费。我因为“罪行”较重而认罪态度又极差，一个月才发十五元，比别人少十块钱。为此我没有能买蓑衣。一件蓑衣要十块钱，我实在买不起。我只买了一顶大斗笠。但从事农务时往往是弯着腰的。因此所买的斗笠在风雨中不起什么作用。绍兴农民除非是大到暴雨的天气都要出工的。为此我淋了很多雨，曾感冒病倒过好几场。干部还要求每人都要订一份党报，说订不订党报是有无决心要求改造重新做人的表现。为此，我们每人都订了报。那也是为了表示自己决心改正错误。多数人订了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比起来级别要高一档，价钱每月也多费一元钱。当时人们的看法似乎那样就显得更诚心要求改造些。这样，我头一个月的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了。

　　不久我就注意到整个村里几乎见不到鸡鸭。当然也早就没有了狗。狗在五十年代初就基本杀光了。主要原因是狗被认为是与人争粮的。早先鸡犬之声相闻的农村景象在解放后就不复存在了。村里小河南面属于生产队的养猪场也是空空的。当初养猪场的猪就是把全村各家养的猪集中起来养而已，后来都杀光了。全村只有两三家人家还有头母猪没有宰掉，但都因营养不良而很瘦弱不发情也没有怀小猪。只因为那些母猪不会生育，农村又不兴吃母猪肉，集体养猪场也养了没有用处，才又退还个人养在家里。问是怎么回事？说是人民公社办起来后，他们就按照当时宣传的“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精神的号召，每半个月吃一次“十碗头”，大家放开肚皮地吃饱。用现代话说就是每半个月聚餐一次，八个人一桌，每桌有十碗菜、一坛绍兴老酒，饭尽量吃饱。绍兴酒是全国闻名的佳酿，那里的男男女女都会喝酒。那种鸡鱼鸭肉水陆俱全的“十碗头”那时是全村男女老少都上桌共享的。当时把那就视为初步达到了共产主义水平了。这样没有几个月村里的鸡鸭、猪羊都杀光、吃绝了。那之前至少猪已经都是集中归集体饲养了的，杀哪口猪谁也不心疼。吃够了“十碗头”之后，村里什么也没有了，食堂里顿顿都是一碗清水煮的青菜或咸菜。

　　我曾担心地问过老乡们，鸡鸭、猪羊都吃光了，种都没有了，以后怎么办呢？他们倒不在乎那些，说开春后会有萧山人来卖小鸡、小鸭的。但当时鸡鸭也不许私人养，因为那时的思潮认为自留地和家庭养殖家禽、家畜都是“资本主义尾巴”，以后到了共产主义都要割掉的。鸡鸭养多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会受到指责和处分。至于饭，在放开肚皮吃饱饭那阵之后，他们的口粮供给是按劳动强度定量的，由群众评议过。由于食堂只有那么点粮食，互相比着谁也不许多吃一口，多数强劳动力一顿可以允许吃十二两米的饭。那时用的是老秤，一斤（五百克）是十六两。不过农忙的时候，劳动强度很大，他们可以每顿允许吃到一斤粮。其实我后来在农村呆的时间长了，很能理解那一顿饭一斤粮对于多数重劳动力来说，只能算吃了半饱。不出工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粮食定量要低得多。让老乡们到食堂打饭的办法当时对控制粮食是起作用的。因为真正让他们自己开伙放开肚皮吃饱的话，当年生产粮食为主的人民公社其实是承担不起的。多数全劳动力在一点油水都没有的膳食条件下，一顿饭总至少需要一斤多粮才够饱。劳动所消耗的气力是从粮食提供的。但饿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是什么样，我那时已离开了那里，没有亲眼看见。农村公共食堂只起了管紧粮食的作用，并不保证老乡们能吃上饭。

　　后来我得知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里饿死了不少人。而我在那里时反正给食堂交粮票，买饭吃，生产队不管我的粮食。我刚去农村时饭量还只需六两老秤一顿，自到农村劳动粮食定量按政策已增加到每月三十五斤（我在城里上班时只有二十八斤），那时还没有理解到粮食的重要。而当年农民对粮食的重视可从他们吃完饭都有舔碗的习惯看出来。他们差不多是一粒饭也舍不得丢掉的。我当初把这理解为他们才是真正懂得“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因此珍惜自己的劳动收获。但后来在农村呆的时间长了，才看出并不完全是那样，主要还在于他们实际上感到经常没有真正吃饱过。而当老乡们说起当时的“放开肚皮吃饱饭”的豪言壮语时，总要像讲什么奇闻似地提起一个绰号叫“老头”的社员，是位其实当时只三十来岁的汉子。那是队里体力最强的劳动力。但人并不胖，瘦瘦长长的，但筋骨很好，能挑最重的担并且十分耐劳。他曾经一天吃掉过五斤米煮的饭。当初我听了老乡们那样的介绍时很怀疑有那种可能。但我在经过了一年多的农村劳动后，我自己的饭量也曾一顿吃掉过一斤半米煮的饭，没有要任何菜——因为体内迫切需要补充能量，会感到白饭也很好吃——那时我才相信农民讲的是真话。我到达生产队的时候，那里什么都吃光了，已经没有那种壮观的“十碗头”的场面了。老乡们对我来迟了都为我感到惋惜，叹息没有能赶上他们足以炫耀的“十碗头”。

　　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共有全劳动力（每工能拿十个工分的壮汉，当地老乡称为“十折劳动”）六、七个人，加上一些一工只拿五、六个工分的半劳动力，还有少数只拿三、四个工分的，一共十六、七个男劳动力，种一百多亩田。老乡们还告诉我整个核算单位有两个生产小队，共计有近三百亩地。当地在土改时只有一户划为地主，早年也只三十来亩地。那地主老头当时还在，已不能从事劳动，但属管制分子。

　　我刚到农村时正是农闲的时候，平时只有少数人出工，捻河泥、捞水草为春耕准备肥料。有的在麦田和油菜、草子田里开沟排水做春花作物田间管理。我要求劳动，他们都觉得奇怪。说现在是农闲的时候，有好多人都不出工在家里“做嬉客”（绍兴农村话休假的意思），你何必到田里去？农民都是很善良的，对我都很友好，仍称我为“同志”。当时我们那些右派分子是已经失去了被称作同志的资格的。有位下放干部还特地向老乡们明确过这点，说我们这批人不是下放干部，是送到农村来强迫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不能称我们这些人为同志，只有对他们那些干部才能那样称呼。我自己也向他们说明过不要称呼我同志，我够不上这资格。但他们不在乎。有的农民甚至对我说：“邵同志，你们这些读书人都是落难之中，命里有劫，来我们这穷埭坞（地方）吃这样的苦头。罪过啊！”要我“生活（劳动）宽宽做，多做嬉客”，并且说他们并不在乎我这点劳动。他们是好意，都知道我们出了什么事。但如果按他们说的那样去做，我就会挨批评、摘不了帽。但对老乡们的好意仍是很感激的。

　　从当地的房屋基本上都是些古色古香的砖瓦房或木结构瓦房，有些还有瓴角檐边的装饰，门窗多数是黑色大漆的，有不少还有些雕刻装饰。村与村之间的道路和村里的道路都是大青石板铺的。有些人家还有一些精致的“大户人家”家俬。从老乡们对以前的生活的描述，可以相信早年当地是个比较富裕的地区。陆游诗中“莫笑农家腊酒混，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景象和老乡们所描述的他们早年的生活状况是可以相印证的。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对我说过早先（解放前）用油就像淴水一般，有哪家人家烧菜不用油的呢？而我当时在农村见到的农民是没有油吃的，他们没有油票。只有每年收了菜籽上交后发给的奖励油票，分到每户也只有三四斤油，一家人要用整整一年。他们把油留着逢年过节用，平时吃的都是水煮的菜。我自己在绍兴农村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也没有吃过几顿有油的饭菜。

　　他们回忆起来解放前的事就不必细述了，对解放后的生活都认为刚土改之后和互助组的年头日子最好过，东西还都能买到，手头也还宽裕。低级社时也还可以过，到了高级社时就不如以前了。东西越来越少，钱也越来越少。问起现在，他们就不说了，简单地说“你自家看好了。”几乎我所接触到的老乡都对我说过现在的日子还不如解放前的，说那时比解放后“快活”（轻松）而东西也多。有些老乡让我看他身上的破衣服，说那还是互助组的年头裁的，也有的说他那身衣服是低级社时缝的，以后就没有再缝过衣服。还有人告诉我说再早先（解放前）每年总要缝两身衣裳的，而这些年来就没有缝过衣服。我当时见到的那个村子的老乡都很穷，肚里没有吃饱，个个都是衣着破烂不堪的。他们自己也很明白这点，有时对我讲：“像我们这种人跑到你们城里去，就是叫花子”。实际上他们多数人心中就觉得自己和叫花子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差别。的确城里人看来会认为是些叫花子。确实都已到了绝对贫困，一无所有的地步。没有一个人身上的衣服是完好的。都是破破烂烂，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有些衣服已是无法补了，破棉絮都挂在外面。那是冬天，他们平时几乎都是只有身上一身衣服的。下雨出工淋湿了，或者劳动时出了汗里面湿透了，没有衣服换，就只能听其自然蒸发捂干的。

　　他们口袋里一般都没有现钱，要用钱得找生产队会计商量借支。人民公社成立后从来没有发过工资。因此他们实际上每个人都欠生产队一笔债，都是“倒挂户”。要用钱只能向生产队队部去借，但那并不容易，干部要容易得多。他们有次问我：“老邵，下次你回城里去了，我们好不好（可不可以）来看你？”我说：“那当然欢迎啰！”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还说不但欢迎并且要好好招待你们。他们怀疑地说：“像我们这种人跑进来就同叫花子一样，你会欢迎？”我肯定了，说当然欢迎并且一定要招待。他们就说：“下饭（菜肴）覅，让我白饭吃饱就够了。”每个人都是那么说的。开始我以为那是农民特有的客气话，后来在农村呆得时间长了才理解他们是真的那么想的，也是真实地那么说的。在他们心目中能白饭吃饱已经是天大的满足了。因为他们确实感到每天都没有真正吃饱过。用他们的话讲就是：“这些年从来勿曾吃饱过”。每天一点油水都没有，劳动又重，难怪他们总觉得粮食定量不够。我自己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馑时也有同样感受——能让我白饭吃饱就心满意足了。

　　由于老乡们的粮食定量不够，村里不少人家的妇女一大早赶大约八里地，到阮社酒厂后门去排长队买酒糟来充饥。听说有些人天不亮，半夜就赶去排队了。队排得很长，往往为了争购而吵起来。酒糟是榨了酒的废料，以前是用来喂猪的。现在是人用来充饥。一天我走过一个绰号叫小老虎的老农的家门口，老农正端着碗在进餐。我远远地招呼他，说：“吃饭了！”但他朝我摇摇头。我当时没有弄明白他那是什么意思。好像是表示他没有吃饭？但那是吃午饭的时候，而他正在吃。等我过了桥走到他面前，他指着碗里的东西给我看原来他吃的是酒糟，他说：“老邵，罪过啊！那里有得饭吃呢！这个年头弄成这样……”接着诉说道：“做生活的人这种东西吃了哪里有气力？早先这是猪吃的，现在猪是勿养哉，人要吃都还吃不着……”我心里十分同情他。但又感到无法安慰他，也不便对他表示同情。因为对他表示同情就意味着我承认农村人民公社现状不好。遇到这种场合我最感到尴尬，关系着我的“政治表现”。老乡说的都是实话，是应该承认的。但表示同情的话又不能讲，于是我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匆匆走开。他怎么在想我就顾不得了。

　　春节休息了几天后，下过大雪，不能出工了。那几天断了粮，食堂不开伙了。老乡们都或坐或站地在河沿一个后背有墙，前面敞开的茅厕里等公社的救济粮，那里比较避风。所有的人都赤着脚拖一双破鞋，都没有袜子穿。即使冬天出工他们甚至是赤脚踩着冰水下田的。有人还没有破布鞋而拖了双蒲鞋，有的背上用稻草绳子捆一条破棉絮甚至一个稻草包御寒。破棉袄的烂棉絮都挂在外面。有的裆里夹了只竹编的火笼，勾勾缩缩地看去就和一群乞丐一模一样。今天的年轻人都没有见过当年一无所有、衣衫褴褛的乞丐了。现在大城市里所见到的叫花子至少都是衣着完整的。那天大家都在等公社拨救济粮来。须知那里曾经是江南富饶的鱼米之乡哦！我也陪着挨饿。他们觉得奇怪，问：“老邵，你不是有粮票的吗？何必陪我们挨饿呢？你到宾舍街上小店里去买来吃好了。我们不会说你的。”那么多的人在挨饿，我又怎么好意思一个人到店里去吃个饱呢？

　　傍晚天快黑了，去柯桥讨救济粮的船才回来。只讨得了几百斤粮，还是谷。老乡们就赶着舂出米来下锅，那天大家都只吃了一顿饭。四五天后又断了粮，农民兄弟又都不出工站在那向河一面开敞的茅厕里等粮食。那茅厕是他们聚会的地方，他们似乎从不觉得臭。其实公共食堂也是个可以供聚会的地方，但他们不喜欢。后来我们几个同在那个生产大队劳动的人背地里把那茅厕就称做“雅座”。当时农村里到处墙上都是“以粮为纲，带动一切”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的标语。连那“雅座”墙上也是那些口号的标语。但实际上在农村所见，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并且其严峻是我以前没有料到的。每次断粮，我看着那些空着肚子在河沿等候救济粮的人们就不禁联想起有首解放前叫“莲花落”的老歌。抗战初逃难到长沙，小学里曾经教唱过的，但没多久，我还在上小学时就听说禁唱了。那歌唱道：“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穷朋友！采枝花儿开，一开一枝莲花。饥饿道上一块儿走，一块儿走……”。小时只是唱唱，因为自己从来没有挨过饿，根本不理解唱的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做没饭吃。从来不知道没饭吃是什么滋味。还有一首临解放前在学生中传唱的，大概是解放区传过来的，宣传解放区的富裕的歌。那歌唱着：“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哟，万担谷子堆满仓。老百姓哟管村庄，讲民主爱地方。年年不会闹饥荒——”没有料到的是当我来到解放后的农村，体会到的竟是没饭吃的滋味，不过那对我来说还仅仅是尝到饥饿的开始。

　　那段时间，管我们这批人的一名下放干部每个月要召集我们汇报一次思想和劳动情况。那天会上，他提出了农民没有粮食吃的问题，要大家谈看法。我当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对这种情况应如何解释才算是“正确”的。因此迟迟没有发言。右派朋友中也确实有些聪明人，原来当过党委委员的老刘首先发言了。他说农民家中都藏有私粮，他们不肯拿出来，以此向公社施加压力，他们其实晚上偷偷躲在家里吃饱了的……。我当时真感到诧异，他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接着就有另外的人也附和那样的说法。有的说：“真正要让农民放开肚皮吃是没有底的。”看来干部需要的就是这些话，于是说：“对，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主要的问题是农民的私有观念在作怪。”并且说这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新动向。要我们相信所看见的缺粮其实是假象，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农民都在装缺粮。他们其实家里都藏有私粮，都在家里偷着吃饱了的，以不拨粮食来就不出工为要挟，从中谋取私利。是他们的私有观念在作怪，这对刚成立的人民公社构成威胁。于是被宣传为先进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的贫下中农，一下子又成了私心杂念集中的阶级斗争的对立面。

　　我当时真感到紧张。不断警告自己：说话要当心呵！那么复杂的形势，我简直不知道该怎样来表态才好。我是最后发的言，基本上表达了我真实的感想。我没有说违心的话。大意是说我完全没有料到原来是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但我心里并不真认为有那样的事。）只是那后半句话没有说出口。我的话受到了干部较温和的批评和教育，说是看问题不应该只看表面，“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深入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看来他们都是经过调查研究看清了问题的本质的!？干部要我们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要看清形势、站稳立场。如何对待那场斗争是对我们的考验，等等。怎么考验呢？那干部说，就是即使食堂不开伙，农民不出工，我们这批人也应该一个人空着肚子出工去。我想一个人出工又去干什么活呢？生产队长还是员，他都不出工，我倒要没有吃饭也没有得到指令去出工？没有生产队长的安排，去干什么活呢？那不是要我们脱离群众和不听指挥瞎干么？并且不让吃饭也能干活？那不就像不给拖拉机加油也要它耕田一样么？那太不合情理了吧？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人，包括那位干部自己，真的做到过。幸亏不太久春耕开始了，粮食也就拨来了。那时全劳动力每顿饭能吃到12两米的饭，那对他们来说只能算吃个半饱，老乡们虽没能“放开肚皮吃饱饭”，但能维持出工。回忆起来我后来理解了，当时粮食供应的办法是让农民能维持出工就行，而不是要他们真正吃饱，更不是要他们过上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开始办人民公社时提出的“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响亮口号后来所见到的是老乡们都没有吃饱，哪里来的气力搞生产呢？我后来想，如情况确是像那位干部说的那样，难道一年后全国饿死那么多人，就在绍兴我呆过的农村也饿死了不少人，他们都是 “装死”去了？到了自己性命交关的时候，难道他们都还藏着私粮舍不得吃而宁愿饿死？后来才知道只不过当时我们不清楚全国的情况罢了。浙江的情况还算好的，但文革结束后我曾听来看望我的老乡告诉我当时我们一起出工的那个生产队在困难时期也饿死了好些人。他们永远 “装死”去了。

　　断粮开始一个多月，我因饮食不规则胃病发了。一同在宾舍劳动的陈医师怀疑我有可能是溃疡出血，建议我回杭州去医院检查一下，于是我向他借了钱，请假回杭州去看病。回到学校，先到校医务室开介绍信去医院检查。在校内碰见了一位管我们那批人的干部，他打量了我一下，问我为什么回杭州来？我告诉他我是因为胃病发了回杭州来看病的。随后他要我跟他到他办公室去一趟。他在听完了我的汇报之后说：“你在农村可能看见了一些下面的情况，回校来哪些话可以讲，哪些不能讲要慎重考虑！要负政治责任的！这对你的前途关系重大！”看来那干部是了解农村的情况的。他那话既是担心又是警告，那就是说农村的实际情况是不能让城里人知道的。城里人还正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都还以为是“形势大好”呢！他们仍在把能找得到的铁器（其实有些并不是铁，他们把能找到的金属都当作铁）送去炼铁。看来大炼钢铁仍在继续。我已经可以不必为他们的盲动操心了。

　　我在医院作了检查，幸好没有发现出血。配了药没有再回学校。校内已经没有我的宿舍也已没有几个正脸看我的人了，也免得在校内惹是非。当天已没有回柯桥的班车，只得去找了个小旅馆，7角钱睡了一晚统铺。那晚警察来查了我的铺。旅馆服务员的警惕性很高，怀疑我既然工作单位在杭州，又为什么要来住旅馆？就报了警。幸亏我还带有证件和看病配的药。第二天乘班车回到了柯桥。回来后老乡们都来问我看病的经过，他们既是关心我的病情也很羡慕我只花了几毛钱就看了病配了药。让我理解到了农民朋友们看病之难。虽然周恩来总理在大跃进开始时就已豪迈地宣布过，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全民享有公费医疗保健的国家。但到了农村所见到的，才理解实际上他所说的“全民”只是指城市里拿工资的人口而言。并没有把全国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人口包括在内。农民得了病是毫无保障的。

　　以后和同队的农民混熟了，发现他们都是些很有趣的人物。虽然多数人不识字，但说话也很风趣，有他们的幽默。他们常把眼前发生的事比作绍兴大班（绍剧）中的情节来理解，听起来也颇有道理而有趣。他们大都很淳朴，只是显得比较保守，老规矩很多。他们所向往的仍是：“三亩田地一个园，三间房子一个圈，三个儿子一个囡，三碗下饭一个罈”那样的小农经济模式的安乐生活而对现行的集体生产不欣赏。何况集体生产实际上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甜头，而是更多的辛苦和饥寒。老乡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很重实际，对是非是看得很明白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从他们自身的感受能辨别出来。真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也常互相开玩笑，他们已差不多不把我当外人了。他们都很同情我的遭遇。但我明确不能让学校来的人知道这些情况，不然我会找来麻烦的。正人君子们认为我们这些人应该受到群众的监督而不能和老乡过于亲热。矛盾的是他们又要求我们联系群众，搞好与群众的关系，和群众打成一片。而那些政治课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所谓下放干部倒都是距离农民远远的，高高在上的样子，老乡们和他们亲热不起来，他们觉得下放干部有架子，官话多。

　　初到农村，我对农村中的事有许多都搞不清，往往成为老乡们嘲笑我的话题。譬如我当初对秧和苗的概念就弄不清。因为有些秧很大而有些苗却很小，搞不懂，常混称作秧苗（城里人大都是那么称呼的）。他们就笑话我秧和苗都分不清。我只好向他们请教。“老头”就向我讲解说：“老邵，秧和苗呐格（怎么）分不清呢？好比女人出嫁前叫大姑娘（绍兴话姑娘都叫大姑娘，小姑娘也要叫做小大姑娘），嫁一嫁就成了女人；秧田里的秧就好比大姑娘，不管大小，嫁一嫁，插到苗田里去就叫苗，就好比嫁了人，就是女人了。”我一下就懂了，原来秧和苗的概念就那么简单。又如出工去河对面那边的田干活，大家就一起乘船去。那里是河网地区。老乡们对驾船操舟都很熟练，他们每个人上船时都能保持船靠在岸边不动。但我初去绍兴时，往往一脚踏上船，船就往河心氽开去，离船上岸也是那样，他们就嘲笑我是“山里人”。大概山里人因为平时不乘船，也不懂得上下船时怎样保持船不移动。后来我就观察他们上船时的动作，才发现他们上船时是先上去的那只脚站稳后，后脚把船扣住然后才离岸。离船时上了岸的那只脚先站稳，后脚扣住船不移动然后上岸。后来我不仅学会了上下船，还学会了摇船，可以派我出工去柯桥装货了。

　　平时出工，工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就谈天。有一次我问起他们去年大炼钢铁时在干什么，他们说他们也炼铁。好多老乡兴奋地喊着：“真好看啊！到处田里都是小高炉，日日夜夜地烧，一片通红通红，夜里连南山野坞里都照得见”。问他们： “你们用的焦炭和铁矿石哪里来的呢？”说是摇了船去柯桥火车站去装就行，只要说一声我们是哪个队的就让装，不用开条子，要“多少爽快”嘛（农民故意把“多快好省”说成“多少爽快”）！于是他们一船一船地装回来日日夜夜“多少爽快”地烧。问他们“你们炼出了多少铁？”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大声笑了起来并且坦然地说：“我们农民要把铁炼出来了，还要工人做啥？”一位老农说：“工人是老大哥嘛，他们有技术，我们种田的又没有学过炼铁，心血来潮，自说自话瞎捻，哪里炼得出铁来？”一个小伙子却逗趣地说：“你这个人好没志气，工人不过是老大哥，我们要叫‘农民伯伯’的啊！工人比我们小一辈！解放军也还只好叫叔叔，工农兵哪个大？当然我们立当中。”（当年工农兵的形象的宣传画中农民是位老农，站在中间的）。

　　当时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所谓的“三面红旗”狂飙的年代。按照水、肥、土、种、密、保、管、工，所谓“农业八字宪法”的规定，农村里当时正开始贯彻这些措施，在提倡密植，平整土地和积肥。所谓平整土地就是把小田拼成大田，把在田里和地里的坟平掉，同时把挖出来的尸骨烧来做肥料。挖坟之类事其实是农民们最不愿意也最不敢做的。从平时他们的谈话中就能理解到这点。他们很敬重祖先，尊敬死者。一天晚上大约已近八点左右了，在农村里那已是很晚了。一位老乡跑来通知我说：“老邵，有任务”，要马上集合去平整土地——去挖坟。集合后大队长挂帅讲了些文件上的话，宣布任务大家就扛着铁耙、生产队长亲自带队，一路上人们都打着手电筒，大家一言不发显得非常肃静。来到漆黑的，当时里面已经没有人也没有一头猪的，属于生产队的“养猪场”背后一座大坟头前。那大概是一家地主家的老坟，可能有上百年了，并且已经多年没有后人来上坟了。墓碑早已没有了——修养猪场时被挖去的。大队长带头指示大家一齐挥动铁耙把那座坟掘开。此时我仿佛听见旁边有几个老乡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念经又好像在求菩萨保佑。在手电筒光照下，刚见到腐朽坍塌的棺木并闻到一阵霉土气味。一个农民惊呼了起来——发现了一条正在冬眠的蝮蛇。冻僵了的蛇立刻被一顿铁耙砸死了。大队长下令叫带回去做肥料。于是那条死蛇就被放进土箕里，大家一声不响地继续掘坟。把那些早已朽烂了的尸骨挖出来都放进另一只土箕里。完成之后大队长下令回去，这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大家一齐向后转，仍一声不响地打着手电筒往回走。回到村里把那些积的“肥”放在生产队部院子里那神龛前，老乡们各自散了。

　　这件事可以说是典型地反映和代表了农民的性格和对待上级命令的态度。从农民平时的谈话中我知道他们相信蝮蛇骨头是极毒的，踩着如扎破了脚，人会烂死为止。他们的真正想法绝无可能会把它用来做肥料。农民们又都很敬重祖先，挖人家的祖坟和把死人骨头用来做肥料在他们看来是丧尽天良、大逆不道，要下地狱的罪孽。但上级既然那样命令，他们就一言不发地服从，按上级指示办，不表示任何意见。对于大队长和生产队长来说，他们其实也是农民，想法和一般农民并无区别。但既然上级有指示，他们就执行照办。只要能应付差使，意思一下就行了。那晚也有少数老乡没有去挖坟。譬如土根，他就不去。但他也象征性地加班出工去积肥，他划了一条船去积了一船的河泥。运气很好，他用捞河泥的兜夹起了一条很大的乌鳢鱼，足有三斤来重。第二天出工，在工休时他开玩笑地说是因为他没有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得的好报，以此来奚落那些去参加了挖坟的人。

　　两天之后除了那条死蛇外，那一土箕骸骨，大队里责令由另一生产小队的一个名叫木根的农民党员提了走得离村远远的，在那里烧成灰用来兴田（绍兴话肥田的意思）。烧得那臭味随风吹过来老远都能闻见，人人都感到恶心。有好些妇女闻了呕吐。木根事后来到公共食堂，他坐在食堂里恶心呕吐，不停地空口喝老酒，喝得满脸通红，想想那烧尸骨的经过，恶心呕吐了一整天，不停地吐口水，饭也不想吃。一头冒热汽——他是个“蒸笼头” 。有老乡把这些在背后都当笑话讲，也有在食堂里当着面和木店王（当地话对木根的尊称，意思就是木老板，虽然他是个贫农）开玩笑的，他们故意挑逗他。木根一肚皮的怨气，他什么也不在乎了。趁着酒意，当着众人的面瞎骂一气，甚至他要操某某人的祖宗呢！旁边的人听了都开心地哈哈大笑。他们感到痛快！我当时感到很震惊，解放以来还从未听见过如此放肆发泄的话，何况还出自一名同志之口。而老乡们却认为那很平常，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似乎并不把木根看得与他们有多大差别。后来有人还对我解释说：“皇帝那么远，哪里管得了农村里的事？”老乡们都很淳朴，不像知识分子会去检举揭发别人的不是为自己加分的。

　　至于那些烧成的骨灰大概多数人都没有看见过，后来有否用于做肥料我就全不知道了。那条死蛇在那神龛前放了几天，天气冷没有腐烂，后来没有人管了，食堂的烧饭老头用火钳把它夹着丢进了河里。一个人自言自语地站在河边满嘴粗话、滔滔不绝地骂个不停，以发泄他对那些不合常情的做法的愤慨。连大队长、公社书记直到顶上的人都骂到了。这些都是我没有来农村之前无法想象的。老乡们似乎相信河水是万能的，能够净化一切。流经村里那条河在村子的上游有两个埠头是洗菜淘米用的，下游也有两个埠头是用来洗马桶和涮便壶的。任何东西丢在河里让它冲走就万事大吉。但他们不考虑那河是从上游另一个村子流过来的，那里也在涮马桶。

　　自那次挖坟开始了平整土地的运动，生产队把一些厝在田里和田边的石椁打开了，石板用于铺路或修养猪场（其实那里早已没有猪）。“老头”甚至从一具被人打开了的新葬不久的棺材里拖出一条棉被。他完全不在乎了，晒了晒就用在他自己床上，让人感到恶心极了。那些木头还未腐烂的棺材板有的用来修了独木桥，有的被农民弄回了家，锯开来做了家具。贫穷使得他们什么也不在乎了。

　　后来我们学校那批同在柯桥劳动的右派分子被集中到福年大队去劳动时，承担了那里的平整土地的劳动。因为农民不愿意干那样的事。就把那任务安排给我们这批监督劳动的右派去干。下放干部当然不会参加那样的劳动。我们这群右派几乎成了专业的挖坟队，那段时间每天的劳动就是挖坟。回想起那一两个月的经历恶心得很，我简直不愿意想起当时的情景。那经历是我此生中最不愿意回忆起的一页，每当我偶尔想起就赶快翻过去。

　　时间长了，后来才知道一同出工的老乡中有几个原来并不是务农的。有一个是早年在当地开豆腐作坊的，老乡们就叫他豆腐阿毛，大概从土改时起就不许他再卖豆腐了。他算是“成份”不好的。因为有雇工剥削（曾有两名帮工），他这个个体经营户，在土改时是被当作“资产阶级”，强迫当了农民的。不知道这是根据的什么政策规定了。如果他的豆腐店是开在城里的话，就不会吃那些苦。他一天的劳动只能得五个工分。每年他都要写一份改造小结，那年年底，他曾为此来找我帮过忙。他似乎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时流露出一两句，听得出他很有些见识。譬如对一些农村干部的看法，他看得很透，平时只是不说。他成了农民，以后当地要吃豆制品都得上柯桥去买。不过那年春节他被生产队叫去炸了一次油豆腐，那是为了分配给每户社员过年用的。按人口分配，每人半斤，我也得了一份。他算是显了一回手艺。大家恭维他说他炸的油豆腐比柯桥买来的好。

　　另外还有三位被老乡们呼作“洋机师傅”的。所谓“洋机”就是织绸缎的提花织机。绍兴是丝绸业很发达的地区，柯桥今天就是全国闻名的中国轻纺城所在地。解放前柯桥农村里家有一台织机织造绸缎的个体户不少，其实他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只不过多了点技术和有一台织机。这就惹人眼红了。在那全国“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的形势下，这三位洋机师傅就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的，属成分不好的，被强迫当了农民。公社化后就成了社员。他们常被其他农民当作开玩笑的对象。因为他们种田的手艺也刚学起来不久，远比不上别人，甚至不比我强。工分也低，大概每工都只有三、四个工分。甚至连路也走不好，在阴雨天泥泞的田塍上走得跌跌撞撞，滚得满身烂泥，常引起大家哄笑。在这点上我比他们强多了，我在泥泞的田塍上走的本领甚至连绍兴老乡都佩服。因为抗战时期逃难到成都，在那里上初中，为了避空袭家住在近郊农村。成都雨水很多，“蜀犬吠日”嘛。经常赤脚走那样泥泞的路去上学，甚至晚上没有灯火也能摸黑在那样泥泞的田塍上走回家，功夫很到家的。

　　宾舍当地的妇女一般不出工，除了家务，她们有一些在做绣花边的工作。从公社拿来图样，绣好了交上去也算工分。花边是出口的工艺品，从农村妇女手中收购价很低，工分也很低。但国际市场上能卖到好价钱。许多欧美国家喜欢用来做台毯或窗帘。如果自己绣了拿去卖给供销社或来农村收购的贩子就叫做 “做私花”，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是违反纪律的。后来我们这批人转移到福年大队，那里没有花边生产的习俗，妇女农忙时也下田割稻或插秧。但她们每工却只能拿三四个工分，尽管她们插起秧来一点也不比男人慢，甚至有比队里所有男劳动力都强的。但她们仍只能拿三四个工分，谈不上同工同酬。有意思的是她们自己也承认虽然插秧的速度和男子汉一样快，她们只该拿这点工分的。

　　季发是小队长、党员，我和他打的交道比与一般老乡多得多了。我在小队里的那段时间成了他的文书，常为他抄写些什么，有时要我连夜给他赶出来，点去的灯油还得我自己买，第二天还得照样出工。后来和他熟了，他告诉我他原来不是农民，以此来表明他的身份较高。他曾是摇船的，自己有一条大船用来替别人搞运输。船上雇了两名摇船的帮工，在那一带远近，凡是通船的地方他都到过，常年在水上生活。家里有几亩田当年是雇人种的，稻熟时只要回家来割稻就行了。他说起那个年头顿顿有酒有肉。他喜欢吃黄鱼鲞烧肉，好几次对我叹息那些东西现在都没有了，看都看不见了。连一颗花生米也见不到了。确实，解放后不多久花生就见不到了。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后，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们才认识那叫花生。他把这些都归因于统购统销，说：“统购统销，统购统销，统光哉！统光哉！”（用绍兴话模仿的蒸汽火车头发出的轰隆声），他认为铁路一通，东西就统统都统光了。说了那番话后又有点诡诈地对我说“这种话我们农民讲了不要紧的，你讲不得的。”土改时根据他田地的面积和家境划为中农。因为人机灵又识字，表现积极，公社成立后当上了小队长，后来入了党。他过去的经历与豆腐阿毛颇有点相似。而他不仅有两名雇工一起摇船，平时家里的田还雇工来种。但幸亏他还够不上地主、富农，他的雇工剥削在河上那部分个人经历，土改时没有与他计较。家里的田，稻熟了是他自己回来割的。这样就评为中农。倒霉的豆腐阿毛只在村头开了店，成了农村“资产阶级”。因此被管制起来了。

　　当年农村里的阶级划分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季发会用牛翻田、耙田。其实那也只是他正式当了农民后才学起来的，不过他有那机会学罢了。后来那几乎是他的专职和专利。因为那是队长的职务，拿的工分也多。他拿十足的工分。其它农民都没有那个机会。他们虽然羡慕，但从来也没有梦想过自己有遭一日也能用牛犁田。他们只能一辈子使钉耙。季发给人的印象很少从事其它农事劳动，似乎是不屑做。而常因“开会去了”见不到人。但开会也算工分的。平时在队里实际抓生产的是另一位队长南生，一个很棒而实干的小伙子。他知道季发的为人只是不说。从这点讲，农民普遍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谨慎得多，他们对很多问题有看法但不表示意见，除非是共同的看法。好几位同队的老乡甚至善意地向我谈过些对现实的看法，告诉我有些话他们讲了没事的，像我这样的读书人不能讲，讲了就要闯祸。那时正收麦，有记者来采访要看高产麦田，季发赶来关照正在收麦的南生和队员把隔壁田里收起的麦子抬两箩过去，后来那两个傻瓜记者来了就让他们看着当面过秤，相信他们看到“高产田”了。季发的机灵往往就表现在这些方面。有一次他带了几斤米来找我换流动粮票，他说他要走开几天去办公事要点流动粮票，按一斤粮票换一斤米，我换给他粮票还给了他米钱。这样先后换了几次给他。后来就发展到向我借粮票，借去了十几斤粮票而没有给我米。直到我快离开绍兴农村时才听说当时在农村流通粮票可以卖钱，一斤粮票值好几斤米的价钱，当时农村的规矩一斤流动粮票至少可以换到二、三斤米不必另外付钱，不过那时我不知道罢了。即使知道我也不会那样干。农民是没有粮票的，有了粮票他们就可以走开去。那不符合当时的政策。季发又是第一个开口向我借钱的农民，一次向我借去5元。那前一天正好有一位下放干部来召集我们，发给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还给我们训了话。我因罪行重而认罪态度“极差”，生活费只15元，比一同下乡的难友少10元，这钱老乡们也都看见了。那点钱要生活一个月对我来说本来就很艰难，但又不得不借给他。借去的钱当然就不还了，当年借钱给农民都没有人还过。但也难怪他们，穷到这个地步，他们实在还不出。明说是借，实际就是讨，或者强讨。这类麻烦事当时在农村下放劳动的人中大概不少人都遇到过。后来上面作为纪律规定不许我们借钱给农民，这样我才有了谢绝的理由。

　　一个粮票，一个户口把农民死锁在农村，不仅使他们进不了城，并且对农民不发粮票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不保证对他们的口粮的供应。要求他们口粮自己就地解决。但当征粮超过了土地实际所能承担的，他们就失去了保证能生存下去的条件。没有粮票又走不开去，无法外出逃荒。也因此只有少数农民乘过火车、进过城，到过杭州。他们知道去杭州在南星桥下车比到城站下车可以省1角钱。虽然他们每天在田里劳动时都能看见火车经过，他们甚至在劳动时把哪一班客车经过的时间当钟看。但大都没有乘过火车，没有进过火车车厢。队里只有一位叫嘉鑫的老农到过上海。因为他有亲戚在那里。他带了一袋糯米去，上海亲戚多少年没见过那东西，他受到了欢迎（绍兴因出产黄酒需要用糯米酿造。因此绍兴农村种的糯稻很多，在农村常因缺少饭米而不得不吃糯米饭。）因此他在上海住了些时。老乡们都知道他喜欢炫耀在上海的见闻。什么上海人千张叫“百页”的，苋菜叫“米苋”的，茄子叫“陆苏”的，马路上也有红绿灯的，自来水只要龙头放放就会出来的，抽水马桶不用人倒的……。老乡们都听得厌了。他为了表现他见过的世面，我到村里不久特地来看我，找我谈话，对我也讲过几次他的那些光荣史。在第一次讲给我听之前，早已有别的老乡告诉过我他的那些光荣史和见闻录了。

　　水根是和我交情较深的青年农民，人长得很俊秀而又很忠厚，只是让人感到好像太忠厚了一些。他家是贫农，家里有一老母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妹妹，只有他一个劳动力。他是小队里主要的劳动力、骨干，每工拿十个工分。虽然他不是干部，但老乡们几乎就把他当干部看。他把队里的事常放在心上，哪块田里要放水、下雨了秧田里刚播下的稻种要盖篾席之类事他想着了马上就走。他文化程度不高只有小学文化，因为家穷，三十来岁的汉子尚未娶妻。我刚到生产队是他第一个来看望我的。初见面时有点腼腆，有问才答地默默坐着。说话不多但让人感到很实在。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他，以后常和他来往。和他相处多了他话也多起来了，他对队里的人和事都能谈出个看法。我后来的观察得到的印象也就基本上如他说的那样。但他能识大体，因此我感到他很踏实。后来熟悉了，他问过我怎么会划上右派的。我作了些解释。开始我以为他可能闹不大清，而没有说得很透。没有料到他理解得很好，要问个究竟，问清当时我怎么说的。有些地方还为我叹息说：“老邵，这些事大家都晓得就是那么桩事，你性子太直，话它做啥？”使我感到很意外。自从我理解了他的理解力，有些事我就原原本本和他讲了。很感动的是那年快近麦收的季节雨水特别多，我淋多了雨病倒了，发热睡在床上。同队的农民们大都来看望过我，他来的次数最多。常替我到食堂拿饭端水的。见我吃不下饭，他在家熬了粥给我送来。最使我感激的是一天傍晚他来看我，匆匆地赶上楼来，给我送来了一碗清蒸的鲫鱼，那鱼足有半斤多重，他说“老邵，趁热快吃。这鱼你吃了好。”我问那鱼是哪里来的，那年头饭都吃不上，哪里搞来这么大的鲫鱼。他一定要我先吃了再讲。我说你们家自己留着吃好了。他不由分说拿起筷子把鱼撕开了夹给我。我只好领他的情开始吃了。我一面吃他一面兴奋地讲那下午他在车水，因为雨水多，是为了排涝倒过来把田里的水往河里车出去。有两条鲫鱼逆水往水车游来，　跳上了田埂。他赶快跳下水车去抓，抓到一条有子的。他当时就想着我几天没有吃饭，这鱼我吃了好，马上送回家让他母亲收拾了趁热给我送来。他说得很高兴，我听了却有些伤感。心情很复杂。一生潦倒到如此地步，有家回不得，落难中遇病幸亏有这位好兄弟把我当自己人待。那个年头有几个人把我当人待呢！？看见我落了泪，他宽慰我说生病的人不好想家的，说那对我的病没有好处，又说了些他并不擅长的哄孩子样的话。我从心里感激他，自此和他交情更深了。病好后为了表达对他的感谢，我把几件旧衣服送给他。在绍兴农村里我那旧衣服可比他们身上的衣服都好得多了。他让他妹妹洗了晾在外面，让别的农民看见了就遭到妒忌。说水根讨好我得了好处了。他把这些都告诉了我，以后有一段时间不大来了。我没有料到我那两件已经破了的旧衣服老乡们看得那么重。为了宽慰他，我到他家去过几次。因此和他家里人都熟了。

　　开始耘田的时节农村里比较空闲，队里让我放牛，季发发现我看牛很合适。因为我放牛很认真，总把牛带到草最茂盛的地方去吃草，并且看好路线，让牛一路吃过去。还常给牛捉虱子。有时还走十几里路把牛带到野坞里去放，得到过多次全队农民的好评。他们说把牛交给小孩或妇女去放靠不住。孩子们往往只顾自己玩而不管牛，妇女则往往会把牛拴在树上，自己找人聊天去了。因此牛经常吃不饱。而我能让牛跟着我一路不停的吃，每天收工回来，牛肚子总胀得成个横的椭圆形。牛也对我有好感，老远就能认出我来了，并且不必牵绳子，它会跟着我走。季发一再叮嘱我要让牛吃饱，因为夏收夏种不远了，到那时节牛很辛苦，体力很关键。他说“老邵，我把牛托给你了”。我理解他那话对我是重托。

　　一次，我牵牛经过插有大队长的牌子的“试验田”，水根正在那里忙着施肥，他叫住我从稻丛中钻出来，很兴奋地指点给我看那苗长得多好。我有点感到意外，问大队长的试验田怎么你在管？他说：“试验田都是干部的名字，事实上都是我们在种。”他又说：“只要队里生产好大家都有好处，管它是哪个的试验田?”我相信他说的是心里话。后来还听水根说试验田的牌子其实是插来插去的，往往出现那样的怪事，一般的田里的庄稼长得比试验田好。苗长得好时，干部见了就叫把牌子插到那里去；以后稻结实了又把牌子插到稻谷结得多的田里去。

　　有一天晚饭后在水根家和他母亲扯家常就谈到了她儿子的婚事。在浙江农村当时实际上都是买卖婚姻，虽然婚姻法里那是明令禁止的。但事实上家家如此。在绍兴娶个亲惯例要给女家三百元。如果知道当年的物价，城里一只大饼只值三分钱，菜市里一斤青菜只能卖两三分钱，一头毛猪只能卖五、六十元；我当了六、七年的助教还没有一点积蓄。那三百元就很可观了。他家是贫农，三口之家只有他一个劳动力。生产队从未给农民发过工资，而是需要钱用时到会计那里去借。但只有干部容易借到钱。农村的社会关系也有其复杂性，像水根那样的人家一个劳动力养活三口之家，几乎就没有可能筹得起那三百元。多养几口猪是个积钱的办法，但那时猪也只许集体饲养了，家里养猪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何况又哪里来那么多人力和饲料呢？唯一的办法是等他妹妹长大嫁人了，得了那三百元财礼才能给他办婚事。那至少还要五六年以后。据他母亲说水根下面她曾有过子女三人，现在剩下的妹妹是最小的一个，其余的都在我到农村之前夭折了。

　　夏收开始之前我们下放来的人，包括干部和右派份子都转移到福年大队去了，那里离新建大队有近二十里路。后来我才知道把我们转移到福年大队去，有个原因是因为那里相对比较富裕，能对我们每个从事劳动的下放人员每个月补助几斤粮食，这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田间劳动的人十分需要。因为我们的粮食定量只有三十五斤，满足不了我们越来越大的胃口。其实我当时粮食定量早已不够吃，是母亲有时寄粮票给我接济的。而新建大队没有能力给我们提供补助。不过“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馑过去后，那时我已回到学校，福年大队的老乡杏生来城里看望我时告诉过我，他们队里也饿死了好些人。临别时水根默默地和我告别，要我到了那边给他捎个信来告诉他我的新地址，他说夏收夏种完了会来看望我。秋凉之后他果真来福年看望我，穿了一身我送给他的旧衣服。寒露已过天气已很凉了，但二十多里路他仍赤着脚走来的。我见到他由衷地高兴，经过夏收夏种他看去好像黑瘦了些。他还送了我一包黑芝麻，说雨水太多收成不好，饭是有得吃了，但吃不饱，我从心里感激他。留他吃了饭，送了他几斤粮票，他也并不推谢，脸上似乎露出一丝喜悦。但又让人感到有点凄凉。在农村就会感觉到粮票仍是被人们最看重的。

　　在福年一年多后我们又转移到余杭瓶窑刚新办起来的校办农场去劳动，那时饥荒已开始，去那里开荒，要立即种出粮食来度过荒年。自此离开了绍兴农村。那时也就开始尝到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味道。校办农场的领导干部（两名原先就有些手脚不干净的总务处干部）后来在文革中被揭露出来当时曾在农场伙同食堂的厨工合伙贪污了几千斤粮票。我的粮食定量每月应有三十五斤，却被所谓的“场里的定量”限为三十斤。而我在绍兴农村时，一个月曾吃掉过五十多斤粮。他们还在食堂搞了些所谓“瓜菜代”也要收粮票。这样，粮票都让他们刮去了。几个月的半饥饿状态和强劳动，我得了“浮肿病”又感到肝区胀痛。有一次拉大车回学校去装基建材料，顺便去校医务室看病，意外地查出我得了急性肝炎，被关进了肝炎病房。因为那时我刚摘了帽，还没有恢复工资。人事处叫我打报告申请三十元的临时困难补助。在肝炎病房休息了三个月后又让我回教研室工作。恢复公职，但工资降两级。也正在此时留苏的主任回来了，安排我做最重的工作，管实验准备室，同时还要带领四个班学生的实验。以此来“考验”我。因此工作特别忙，在当时那样的政治高压下，我处得并不顺利，也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自此没有和水根再有联系。但回忆起在绍兴的日子首先想到的人总是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大学刚恢复考试招生。我担任了很重的教学任务。一天我正下课回办公室，刚回到教研室门口就有同事赶来告诉我说，有两位绍兴贫下中农朋友来看望我，说已经在我办公室等了一会儿了。当时贫下中农朋友关系仍是被学校里的人们看重的。我赶上楼见到原来是柯桥的季发和当年生产队的会计炳泉两人坐在我办公室等我。十分感到意外。二十多年不见了。彼此看看都感到惊喜，相互庆幸都还能活着。他们两人都显得苍老了许多，已是花白的头发满脸的皱纹，背脊都有些驼了，并且都显得瘦了许多。那年他们应大概都刚五十岁出头，看上去给人的印象似乎农村里的人要老得快些。他们看看我都说我人好看，不显老，比那年在农村时气色好。其实文革十年又哪里过过什么好日子，哪里会“气色好”呢？说得热闹罢了。不过可能城市里没有农村那么辛苦，而我在绍兴农村那段时间又是我最倒霉的时候。彼此都感到能再见到面实在不容易。他们看见我现在的工作条件都为我高兴，很同情我当年的遭遇。问起他们的景况，他们都为这二十年来的事一直摇头。农村里生活一直很艰难，文革中搞得更乱。生产破坏，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人际关系也搞坏了。人民公社制度总算在空喊不切实际的口号下艰难地坚持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当年所吹嘘的“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全落空了。后来田又分还给各人，包产到户了。还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怎样。

　　他们告诉我好多我当年认识的，那时同一个队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村子里一下子少了不少人，尤其是村东头。在我离开那里后的一年多里，村里一下子死掉了好几十口人。“老头”和季发是同年的，但他早在近二十年前（正是我刚离开那里一年之后最困难的年头）过世了。南生当年还是个很健壮的尚未成家的小伙子，也在那时去世的。两人相隔只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问他们害的是什么病，他俩都说不清。说是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怪风，好多人都肿，“老头”肿得有两个人那么大，南生也肿得很厉害。家里穷看不起病，又缺粮。那里是水稻产区，但吃不上饭，只配给番薯和糠，还吃不饱，天天挨饿，浮肿，后来拖死的。季发说是因为番薯吃了“刮”（胃痛），肚肠烂完哉！南生撒出来的都是血。我当时就理解到绍兴农村那鱼米之乡在那时也曾饿死过人了吧？“老头” 是以前一天吃下过五斤米煮的饭的强劳动力，老乡们都知道他干活泼辣，是因筋骨好而出了名的。让他一天只吃两斤番薯怎么够呢！估算一下，他一天至少要吃五斤以上的番薯才够生存。但还没有力气从事劳动。南生也是很强壮的劳动力，饭量也很大，挡不住饥饿是必然的；此外可能他还有胃病。我告诉他们我那时也肿，也饿得饭吃不上，也吃过糠，吃了糠就便秘屙血。农民种的是粮食，而荒年饿死的主要是他们那些最底层的生产粮食的劳动者，却吃不上自己劳动收获的粮食。这不就是“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同样的情景么？季发还说村里的其它几个队也有好些人得了那种怪病死的。还有一些人在文革中自杀了。村里有好几个人“湍煞哉！”（投水死了），也有吃农药死的，其中有一位是当年我们一同出工劳动的洋机师傅。问起水根，他们告诉我说也老了。那年饥荒他娘和阿妹都饿死了，他一直没有能成亲，讨不着老婆的了。这些都使我感到意外和黯然。想不到绍兴柯桥那向来富裕的鱼米之乡竟也搞得如此凄惨。是“自然灾害”么？而“总路线”,“三面红旗”和“人民公社好”的口号仍是不允许怀疑和议论的。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衣”，明明都是虚的，但人们不敢议论。那次他们俩是因为在做掮客——那是刚新兴的行业，路过杭州顺便来看望我的。他们没有明说，听来两人大概把他们名下承包的田转让给别人承包了，没有说起他们从中得到些什么好处。而他们空出身子来跑单帮，还是比较有“经济头脑”的。他们两人都会说绍兴腔的普通话，而多数绍兴农民没有那水平。我留他们在学校的教工食堂吃了午饭，向同事借了两张荤菜劵，要了几碗很普通的菜，肉饼蒸蛋、荤素菜之类——其实够不上待客的菜。而他们都说好，说农村里不大看得见。我要他们放开肚皮吃饱饭，可能是客气的缘故，他们说：“现在饭量勿大哉个！”为了要赶路，饭后没有多坐就匆匆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