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继增：历史上研究《红楼梦》的风波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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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论战。但惟独1954年的论战与前几次有着很大的不同：领袖人物介入，行政机关组织，举国文人参战，批评对象更迭，风波所及，彻底改变了争论的性质，演变成为建国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纳入政治轨道的大批判运动，对国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因此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事情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这场风波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成因却是值得回味的。

　　掀起风波的一篇文章

　　文学名著《红楼梦》自乾隆五十六年以活字印刷问世，便陆续产生了一批杂记随笔式评论。但真正称得上“研究”，并有独立体系、自成一家的，还是从近代开始的。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以“解脱说”立论，是“红学”史上第一篇论述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的长文。此后，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风行到五四运动之前。“索隐派”的研究方法是把小说的故事和人物，与清代历史作简单比附，寻找小说背后隐藏的“微言大义”。王梦阮1916年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是“索隐派”旧红学的代表作。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向“索隐派”代表人物蔡元培宣战。他提出科学考证，破除“索隐派”的牵强附会，确定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并且该书是作者的“自传”。1923年，胡适的大弟子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书问世。这样“考证派” 两大巨头会师，打破了旧红学“索隐派”主宰的局面，开始了“新红学”时代。它推进了中国红学研究，在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这一年，俞平伯还和朱自清创作了同题散文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俞平伯1900年1月8日生于浙江德清。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曾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22年曾与朱自清、叶圣陶等创办五四时期最早的新诗刊物《诗》月刊，是我国著名诗人、散文家、红学家。俞平伯后来对早期著作《红楼梦辨》作了认真修改，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9月出版后立即在学术界产生反响，连续重印了6次。《大公报》、《文汇报》、《东北文学》等报刊给予郑重推荐。《文艺报》1953年5月第9号的“新书刊”栏目作了报道，对该书的学术价值给予完全肯定。1954年3月，俞平伯又在《新建设》第3期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对他的观点进行陈述。

　　有两个“小人物”，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以为然。他们开始着手写文章，向“新红学”权威俞平伯开战。

　　这两个“小人物”，就是李希凡和蓝翎。

　　李希凡，本名李锡范，当时27岁，北京通县人，1953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继续学习。

　　蓝翎，本名杨建中，当时23岁，山东单县人，与李希凡是山东大学同学，1953年毕业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语文教师。

　　他们在1954年春写出了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由于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信员，就询问《文艺报》通联组，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据李本人讲，他只是写了一封信，并没有正式投稿，也没有得到回音。于是，他们求助于母校。这样，这篇文章就发表在1954年9月1日出版的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9期上。

　　这篇向国内第一号红学权威挑战的文章说：“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尤为明显。”

　　事隔40多年后，李希凡在回忆当时写作情况时说：“我们的两篇文章，也是从俞先生的《简论》开始，进而对他的《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诸多观点进行了商讨和批评。同时，也试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红楼梦》的时代历史意义及其伟大成就，作出我们的理解和评价。”“我是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认为是正确的就那样写了，坚持了，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吧。”（李希凡：《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6期）。

　　然而，这样一篇进行正常学术探讨的文章到了高层手里，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两位年轻作者没有想到，他们的文章会发生连锁反应，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震荡中国知识界的一封信

　　就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发表一个多月后，事态发生重大变化。

　　始作涌者是江青。江青读了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这篇文章大为赞赏，就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也认为不错，就建议《人民日报》转载。于是，江青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邓拓，要求转载此文。邓拓在未同直接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商量的情况下，派人找到李希凡、蓝翎，让他们将文章修改后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岂料，文章排出小样后，周扬提出了反对意见。事情便搁下了。

　　9月中旬，江青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这次参加谈话的有周扬与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人民日报社正副总编邓拓、林淡秋等人。江青带来了《文史哲》第9期，说毛主席很重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周扬说：“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很粗糙，态度也不好。”“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报纸版面也不多。”他提出由《文艺报》转载，把这只“球”不经意间踢了出去——有一个人注定要倒霉了。

　　《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找李希凡、蓝翎谈话时说：“你们的文章有些地方还粗糙，没写好。有些地方我要替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语。”两位作者本来就觉得自己的这篇文章比较粗糙，听到主编要给他们改，并且还要发表，当然很高兴。

　　于是，《文艺报》第18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还加上了由主编冯雪峰撰写的编者按：

　　“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

　　“编者按”又言：“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这篇按语，连同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的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所加的按语，均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本来他听了江青关于文章转载过程的反馈，就有些生气；等看了这些按语，更认为“问题严重”，“对年轻人要求太高，发表权威们的文章怎么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10月16日，毛泽东的一封信，震荡了中国知识界。这天，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地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封信的阅读对象竟有28人之多。毛泽东在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这封信当时只是内部传达学习，并没有公开发表。“文革”中曾到处传抄。此信后来被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信的标题是：《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虽然这只是封书信，但在当时它实际上起到了政府文件的效力。

　　这封信是建国初期继政治经济战线“三反”、“五反”之后，又以雷霆万钧之力，在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掀起巨大波澜的一颗重磅炸弹。它揭开了批判俞平伯运动的大幕。本来简单的学术之争却陡然改变了方向。湖水从此再也不能平静。每一个欢欣鼓舞走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这时都不得不想着自己如何“过关”和脱胎换骨了。

　　按说学术问题本可通过学术讨论来解决，不需要学术之外的政治、行政力量裁决；但事情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迅速升级的全国大规模的思想运动是所有人没有想到的。

　　显然，“引爆”这颗炸弹的是两个“小人物”。但他们也没想到。他们因做出了特殊“贡献”而受到了重视。蓝翎后来回忆说：“1954年毛主席作了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批示后，周扬把我和李希凡找到文化部谈话。大意是说，不要满足，不要骄傲，至少掌握一种外语。文章写得粗糙不要紧，我年轻时也写过。鼓励我们继续写。”（引自李辉：《与蓝翎谈周扬》，1993年8月2日）

　　两个“小人物”的文章成了一场严重政治斗争的导火索，旷日持久的对学术界的大清算、大斗争就此展开。

　　这是时代的悲剧，文化的悲剧，却远非两个“小人物”所能左右的了。

　　批判中的“不同声音”

　　毛泽东的信发出后仅隔一天，即10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召开会议，传达贯彻这封信的重要指示精神。确定了对《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改为以个人研究为主，采取较灵活的组织形式和讨论方法。凡批判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了加强对这次运动的领导，成立一个委员会，由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组成。为批判学者及其著作而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这样的规格并不多见。

　　1954年10月23日、24日、《人民日报》连续推出了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李希凡、蓝翎的《走什么样的路》，提出这场讨论“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正式拉开批判运动的大幕，随即进入高潮。

　　伴随着批判文章的发表，10月24日，中国作协召开了批判俞平伯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扬、冯雪峰、邵荃麟、俞平伯、冯至、王瑶、吴缃等20多位学者和评论家。然而这次会议开得有点奇怪：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不同声音”。主持会议的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说：“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平伯先生也不要紧张。我年轻时就佩服过俞先生的文章。”“几年来我们的思想改造是不彻底的，因此经常出毛病。”他使用“我们”，而不是说“俞平伯”，并一再强调“彻底地批判自己”，然后才说批判“人家的过去工作”。继郑振铎之后，首先发言的是俞平伯，他说：“我的研究工作是从兴趣出发的，没有针对《红楼梦》的政治性和思想性，用历史唯物观点来研究，只注意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并表示很感谢报刊上批评自己的文章，“愿意通过这次会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很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纪录》，载华东作协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以下同。）

　　别人的发言也有些莫名其妙。吴组缃说：“俞先生说《红楼梦》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梦魔’，愈研究愈糊涂。我觉得这话说得很有意思。由于孤立地、琐碎地看问题，使他愈钻愈迷惑……这样，俞先生自己昏头昏脑，也把读者们弄得昏头昏脑。”“但俞先生的研究态度也有一些好处。他不大固执己见，肯接受不同的意见。”他对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说俞先生的研究是自然主义观点，这我看不出来。说贾府败落原因的那一段和注释，我也不很同意，对曹雪芹的文化观未免评价过高。”杨晦说：“对文学研究是从考究、资料来着手呢，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着手呢？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还认为：“李、蓝二同志的文章也许不是很成熟的。”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周扬也指出：“李、蓝不是抽象地提出问题，而是抓着了一个具体的对象，执行了尖锐的批评任务。”——10天后，文艺处长林默涵11月5日在周扬主持的中宣部内部会议上说：“俞平伯可以不作检讨，要坚持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因此给他减薪或把他扣起来。”（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

　　在中国作协组织的这次座谈会上，还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发言者，她叫王佩璋，是俞平伯的助手。在俞平伯之后发言的就是她。她首先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到底“代俞先生写了哪些文章”。但在会后第十天，她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语气已与会上的发言大不相同，从“由我个人负责”变成了明辨是非的批判者，提出“到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了。王佩璋因此很快成为批判大军中的重要成员。据俞平伯讲，她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是胡乔木叫她那样写的”（见《北大教授对红楼梦问题的反应》，1954年10月5日《北京日报》编）11月28日，王佩璋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谈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错误态度》，对她的老师进行了再批判。王佩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后，就协助俞平伯从事《红楼梦》研究的校勘工作。不幸的是，在以后的运动中，俞平伯躲过一次次磨难，而王佩璋却一路坎坷。1958年她下放到工厂锻炼，说她“破坏生产”被批判，1960年被开除公职，“文革”中又成为批斗对象，不久便自杀。

　　这便是斗争带给知识涵养学富五车而政治经验几近于零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思想上的误导和灵魂人格上的戕害。

　　这次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层的介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文艺组负责人袁水拍写一篇批评《文艺报》的短评，袁提出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但未被同意。这样以袁水拍署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在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在审稿时加写道：“《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置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

　　冯雪峰，这位1927年入党、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此时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文艺报》主编，他感到袁水拍的批评措词辞厉，甚有“来头”，自知“招架不住”’，于是就在11月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注意，可是当《南方日报》在11月14日加以转载时，却被正在南方巡视的毛泽东看到了，而且作了极为严厉的批示。

　　冯在检讨中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该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冯检讨说：“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地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毛泽东批道：“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冯的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深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冯的检讨说他自己“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批道：“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冯说“我犯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毛在这一句旁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引自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

　　毛泽东这样逐字逐句地看一个人的文章并批注，还真不多见。既然毛对冯的看法如此，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当然可以把他拿出来斗争了。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作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定性为：“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在文艺批评上的粗暴、武断和压制自由讨论的恶劣作风。”据此，改组编委会，责成新班子提出克服错误的办法，责成作协改进对该报社的领导。调离主编冯雪峰到人民出版社。从此冯雪峰多年抬不起头来。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以《文艺界反党分子冯雪峰是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为题，报道了他的“错误”及批判他的情况。随即冯雪峰被打成右派。

　　“二胡”的悲情故事

　　有史料记载，俞平伯所在的文学研究所从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开了6次批判会。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从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开8次批判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了专题批判小组。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110多次，发表批判文章500多篇。这期间，俞老先生忙得晕头转向。他的任务就是“赶会”——哪里有批判会就被“邀请”到哪里。

　　过了些日子，人们发现“风头”有些变化——报纸上开始出现批判胡适的文章。

　　11月5日，《人民日报》登出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文。这是批判胡适的第一篇文章。作者王若水回忆说：“形式上，是我对胡适思想开了第一枪，实际上我只是奉命，当时是政治的需要，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我正好在人民日报这个岗位上，就轮到我头上了。”原来，是邓拓找到负责理论的王若水，要他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第二天就要交卷。王感到奇怪，报纸上正在集中火力批判俞平伯呀。邓拓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于是，王查找资料，连夜突击，这篇文章便很快见报了（王若水：《读＜中国思想运动史>》）。

　　紧接着，11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文化艺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的向记者的谈话，发出了批判胡适思想的号召。紧接着，成立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等人组成的“批胡”委员会，召开中国科学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从9个方面入手批判胡适的计划草案。12月2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将经过修改的计划向毛泽东报告说：“根据你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作了根本修改。”次日，毛在这份报告上立即批示：“照此办理。”于是，批判胡适的序幕拉开。实际上，此时的胡适已远在美国。

　　胡适，近代著名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领域都有诸多建树。他早年留美获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宣传民主与科学，积极倡导白话文及文学革命，加入编辑《新青年》，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尝试集》等多部作品。1945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台湾，几年后去了美国。

　　可以说，胡适离开祖国大陆去台湾，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也宣布了他在大陆政治上的对立面地位。所以，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对胡适的指责批判就没有停止过。1949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接着，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将胡适等人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甚至他留在大陆的小儿子胡思杜也于1950年、1951年，分别在《大公报》和《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文章说：“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

　　大规模的批胡运动，从1954年11月到1955年10月，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300多篇文章。整个知识界，包括意识形态领导部门、高等院校，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也卷入其中。作为这次批胡运动的一个总结性成果，是三联书店出版的洋洋300万字、共8辑的《胡适思想批判》。“我相信大陆上大概是没有一个人看完过那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的，这恐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过这八本书，这个人就是胡适本人。从现在出版的胡适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内中有不少当时胡适收集的剪报和阅读后的批语。” 当代学者曾彦修如是说（曾彦修：《立此存照》，2001年2月10日《文汇读书周报》）。

　　在卷入批胡运动的诸多人中，如同批俞时发生的事情一样，本来应该凭事实说话，说自己的话，但有的人却只顾“跟风”说违心话。他们批判别人，其实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发表了一篇《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文章，说：“胡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政治阴谋家。”“他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理论。”“胡适在中国宣传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一方面为中国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就成为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胡适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以实用主义作为基础，以改良主义作为他在政治上进行反人民活动的阴谋手段。所有这些，也正是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195年2月7日《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在当时很有一些代表性。在那厚厚的8大本批判资料里，诸如“看，照妖镜里是什么东西？”“一只狗，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胡适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可以说使用了词典里最“顶级”的字眼。事隔一个月，彭柏山又在3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论胡风创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然而就在彭柏山发表这篇文章的两个月后，即1955年5月中旬，他在上海突然被捕，罪名却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成为该集团中级别最高的一位。真是颇有戏剧性。彭柏山“文革”中再遭冲击，1968年4月3日在郑州含冤去世。

　　批判胡适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建国初期“破旧立新”、“兴无灭资”政治形势的需要。因为胡适的自由民主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太大太深，形成一种推进新制度的障碍。要想普及马克思主义，巩固新政权，就必须清除这种思想障碍；从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入手就是一个突破口。至于学术研究的方法，原本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与“错”，持之有故，自圆其说，就能成一家之言。何况胡适早期的《红楼考证》已经扛起“新红学”的大旗，并且在思想启蒙时期有着广泛的影响。所以毛泽东后来对这场批胡运动也有所思考。1957年2月16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不能全抹煞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他当教授，我当小职员，工资不一样，但我不是他的学生。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他参观北京图书馆看到胡适著作专柜，对工作人员说：“如果胡适回来，还会请他担任北图的馆长。”当时胡适的老朋友陈垣去美国时，曾给胡适当面带话：“当时批判你的思想，而不是针对个人，如果你回大陆，仍是受欢迎的。”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除了思想，什么是‘我’。”

　　就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高潮中，却突然又把胡风扯了进来，这是出人意料的。当时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对俞平伯的观点进行批评，并就《文艺报》在编辑工作中的问题以及当前有关文艺工作的问题作检查。胡风，这位“左联”时期的著名作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以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的批评，是他在此前给中央的30万言“意见书”起了作用，觉得全面质疑文艺工作中存在的“五把理论刀子”的时机已到，于是他便在会议上两次长篇发言，指责《文艺报》对阿垅、路翎、鲁藜等人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胡风在这次发言中，还点名抨击了当时中国文艺界的十几个负责人。

　　胡风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不少人认为他是在借批评《文艺报》、批判俞平伯发泄私愤。11月25日，联席会议反驳了胡风的观点。12月8日联席会议结束时，郭沫若讲话，他提出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我们与胡风的分歧”问题。接着茅盾讲话。周扬也在《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中，宣布与胡风学术思想、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周扬写的他和胡风谈话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上作出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正式开始了对胡风步步深入的批判，公布了一批又一批的“材料”，直至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造成了影响远远超过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20世纪中国文坛上最大的一个历史事件。

　　风波过后的回味

　　这场运动最后以俞平伯的自我检讨而告终。

　　俞平伯在1955年2月《文艺报》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他在这篇文章里按照运动的基调和别人对他的批判一一承认。事后他说：“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是这么一本小小的书，在三十年以后，竟会引起如此一场轩然大波。”（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我的书写于1922年，确实是跟着胡适的‘自传说’跑，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共产党，不知道社会主义，怎么反社会主义？”（孙玉蓉主编《古槐树下的俞平伯》）

　　在俞平伯受批判两年后，命运发生转机。先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56年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科技和文艺界作了一次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俞平伯先生，他在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学术思想上的错误。……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在这里解释清楚。”这等于为俞平伯在政治上作了解脱。接着，当年评职称时，报请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同意，俞被评定为一级研究员；又给他配了助手专门校勘《红楼梦》。但他从此三缄其口。

　　风波过后，人们才平静地回望过去发生的一切。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著名作家袁鹰说：“当时我想不通，怎么突然搞起《红楼梦》来了？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可能有问题，但是值得在中央党报上那样大张旗鼓地开展批评吗？不仅是我，包括袁水拍、林淡秋都不明白，甚至邓拓、周扬也未必知道严重性。那时候只知道应该支持、提倡新观点，却不曾想到要来一次政治运动。”（引自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谈周扬》）

　　李希凡说：“《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尽管很快就转向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清理，广泛动员了学术界知识分子的参与，也有不少文章确实采用了‘细致的说理的方法’，但也毕竟由于是一种运动的方式，不免有把学术思想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包括我们后来写的文章，也提高了调门，对俞平伯先生不够尊重。这些都是无益于学术争论的。”（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12月第6期）他又说：“自然，也要承认这场运动对俞平伯先生有伤害，给他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很大。后来运动升级，批判也升温了，有些文章也就不实事求是了，包括我们后来的一些文章，也有对俞先生不尊重的称谓和说法。”（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

　　另一个“小人物”蓝翎也说：“如果说，在这之前，我们写文章的态度只是为了表明个人对《红楼梦》及有关问题的一些见解，对事不对人……那么，在此以后，就是自觉地以战斗者的政治姿态出现，仿佛真理就在自己一边，当仁不让，片言必争。”（蓝翎：《四十年间半部书》）

　　还有学者认为；“李、蓝的批评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这是毫无疑问的。李、蓝的红学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理论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引申。”“这本应该是个颠覆旧典范、创造新典范的学术良机，可是人为的政治干预蛮横地改变了学术演进的自然过程。李希凡、蓝翎所代表的红学研究，虽然可称之革命的红学，却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余英时：《红学通史》）

　　198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为纪念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召开纪念大会，正式为俞先生蒙冤32年平反，恢复名誉。当时“批俞”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讲话中指出：“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一九五四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应该说，李、蓝对俞平伯的批判如果仅仅局限于学术研究领域，还是有些意义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本该属于学术争鸣的东西却成为了政治工具，一下升级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尖锐斗争，结果反而构成对学术研究的一种严重摧残。但又不止是摧残了学术。建国初期的这场大规模的红学风波影响恶劣，它开了中国思想政治运动的先河，从此运动接连不断，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许多人也因此而改变了命运。

　　俞平伯自被批判后沉默寡言，很少在公众场所露面。文革中受尽凌辱，研究资料也被搜掠一空，即使平反后也是深居简出，更绝口不谈《红楼梦》。

　　“生于自然里，死于自然里，咱们的生活，咱们的心情，永远是平静的。”他在《人生不过如此》这篇文章里说。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先生在北京逝世。他走过了自己90年的风雨人生。


(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八期  作者：于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