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红楼梦研究〉前后的文怀沙与俞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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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红楼梦研究〉前后的文怀沙与俞平伯

原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4期

　　公元20世纪50年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辞世200年后，一部研究《红楼梦》的书， 竟成了“阶级斗争”的导火线，毛泽东支持两个大学生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震动中国学术界。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引发批判胡适，引出胡风“反党集团”，又牵出周扬、丁玲、冯雪峰……80万中国知识分子横祸连连。
　　毛泽东批判的《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多年的研究成果，这是人所共知的。人们却不知道这本薄薄的小书与文怀沙有一种特殊关系。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文怀沙，这本薄薄的小书在那个时候根本不会出笼，更不可能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成为阶级斗争的导火线，遭到严酷批判！
    北平和平解放后，文怀沙回到北平，在文化部工作，同时在许多学校兼课，继续教书生涯。有一天，俞平伯来找他，很有点为难地开口借钱。俞平伯父亲去世，作为儿子应该让老人早日入土为安，可口袋里却空空如也，心急如焚中，俞平伯想到了文怀沙。要说文怀沙和俞平伯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一辈。俞平伯的父亲俞阶青是前清的探花，清朝大学问家俞樾的后代。俞樾有个学生，就是替中华民国命名的章太炎，章太炎有很多学生，包括鲁迅。多年以前，文怀沙在苏州时听过章太炎的课，文怀沙也算章太炎的学生。就因为这层关系，年长的俞平伯很尊敬文怀沙。这次俞平伯走投无路找上门，因为他知道，那时留用的教授每月最少也有100多元工资，文怀沙是政府干部，再加上兼课，从他那里借点钱度过燃眉之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文怀沙没有钱，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干部，那时是包干制，一月只有相当于6块钱的小米零用。俞平伯想了想说，你没有钱，你不是认识上海棠棣书店的老板王耳吗？你从王耳那里借点钱。说到王耳，文怀沙笑了，俞平伯不知道文怀沙就是王耳，王耳就是文怀沙。上海棠棣书店是鲁迅的关系，解放前文怀沙化名王耳，在这家私人书店当编辑，解放初私营书店还没有改造，政府干部在私营书店兼职是违反纪律的，但是文怀沙生活有些困难，也就继续搞“地下工作”。为什么化名王耳？文怀沙说，这样有些不能用的稿子就可以拒绝，有个缓冲余地，要不容易得罪人。他不好细说这段历史，只是答应可以帮助俞平伯从上海棠棣书店借一笔钱。很快文怀沙给俞平伯弄来了200万， 那是旧币，相当于现在200块钱。俞平伯顺利办完丧事。可借的一大笔钱怎么还？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又不是文怀沙自己的钱，文怀沙找俞平伯“催债”，俞平伯还是没有钱。文怀沙就说，把你的稿子拿出来，不就有钱了吗？
    这时，文怀沙正以王耳的名义在编一套《中国古典文学丛刊》，试用新观点来整理中国古典文学。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有些年头了，拿个书稿来不就有钱了吗？就算你预支200元稿费。俞平伯说，哎呀，我的那些《红楼梦》研究文章加起来也不到两万字，怎么印书？文怀沙说，你以前不是出过一本《红楼梦辨》的书吗？拿出来再出一次怎么样？俞平伯同意了。
    1921年4月至7月，俞平伯和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通信，由俞平伯整理成文，共3卷70篇，1923年4月以《红楼梦辨》的书名由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只印了500本。近30年未再版，如今早踪迹全无，俞平伯手中仅剩下一本，纸都发黄了。在文怀沙的鼓励下，也为了还债，俞平伯把旧书《红楼梦辨》3卷拆开，用红钢笔在书页上修修补补，有的全删，有的略改，合为上中两卷，其下卷大都是零碎旧作，16卷，13万多字。 送到棠棣书店。老板一看，乱七八糟，对文怀沙说你要负责，当年都卖不动，现在再印，能有销路吗？在文怀沙的坚持下，《红楼梦辨》改名《红楼梦研究》，1952年9月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书名由文怀沙用赫色毛笔楷书。俞平伯特地要文怀沙写序，文怀沙说我写个跋吧。于是，俞平伯自己写了个序，他在序中说，现在好了，光景变得很乐观。我得到友人文怀沙先生的热情鼓励，近年来又借得脂砚斋庚辰评本石头记，棠棣主人也同意我把这书修正后重新付刊。
    《红楼梦研究》定价1.16万元，没想到销路很好，第一版就印了3000本。批判以后禁版，更成奇书，一本卖到上百元。随后，俞平伯又写了《红楼梦简论》。
　　棠棣出版社的书印出来，俞平伯颇受红学界注意。不仅经济上走了运，政治上也走了运，毛泽东喜欢《红楼梦》，说你们怎么搞的？俞平伯是研究《红楼梦》的。意思是你们怎么对俞平伯不重视，这样，俞平伯被补选为人大代表。
　　红学名家周汝昌那时刚分配到四川大学当教师，要出版一本《红楼梦新证》。此前他在燕京大学孙楷第的门下读研究生，不怎么得意，孙楷第是文怀沙的朋友，周汝昌就请文怀沙帮助他。于是，文怀沙做了他的责任编辑，并用王耳的名字写了万言长序。周汝昌把书稿寄到北京，文怀沙改定后再寄到上海出版。周汝昌的书里大段引用胡适的话，以胡适传人自居。五四以后，胡适写了谈红学的发韧之作，可以算周汝昌的师爷爷。周汝昌两耳不闻窗外事，光埋头做学问，不管政治行情，他不知道大捧胡适的书在那个时候怎么能出得来？文怀沙以中国古典文学丛刊主编王耳的名义做了大量的删改工作，尽量避免书中提到胡适，不得不提到时删去胡适先生如何如何，写成妄人胡适。以后文怀沙说对不起周汝昌，但那个时候不打这个马虎眼过不了出版关。
　　山东大学两个大学生李希凡和蓝翎看到周汝昌的书和王耳的序，写文批判俞平伯，把《红楼梦新证》的观点作靶子，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有些观点和王耳的序以及文怀沙的跋不谋而合。两个大学生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写出后，在北京《文艺报》碰了壁，只好写信给山东大学的教师，在学校的《文史哲》刊物上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其主要观点是批判俞平伯把暴露封建制度罪恶的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贬低为“主要观点是色空”，“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对封建主义的东西“怨而不怒”，从而否定了作品的伟大社会意义和杰出的艺术价值。结论是俞平伯采取的研究方法未能脱离旧红学家们的窠臼，烦琐的考证和探索方法将人们引向不可知论，他的思想根源是重复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所表现过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滥调。山东大学有个传统，校刊要寄给山东籍的中央首长，人手一份。康生和江青都看到了，江青把这篇到处发不出来的文章向毛泽东汇报。要《人民日报》转载，又被拒绝，后来总算给江青一个面子，在《文艺报》上登了出来。毛泽东说话了：“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作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说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全国各地都动了起来，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质问文艺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作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重新规定了《文艺报》的方针，改组了编辑机构。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领导和发动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学术争论变成了阶级斗争。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以及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文怀沙的《红楼梦研究》跋也被毛泽东点了名，说文怀沙党性哪里去了？文怀沙有党性，什么党性？资产阶级的党性！幸好《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从头到尾都没有揪出文怀沙，只是让文怀沙写检讨，所有的罪名都堆到俞平伯身上。俞平伯吓坏了，几次检讨过不了关。文怀沙看俞平伯“全军覆没”，认为俞平伯揭露出来后四十回是别人写的，在《红楼梦》的辨伪存真方面还是做出了贡献，就好心拉了他一把，除了自己写检讨，还替俞平伯写检讨。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文怀沙终于成了俞平伯向党进攻的同伙，被抄家，同时作为漏网右派和漏网胡风分子被关起来，与世隔绝十年。前些年，作家端木蕻良还对文怀沙说，关十年太便宜了你，应该先枪毙，后充军。俩人哈哈大笑，现在，他们终于看到了《红楼梦》的研究进入了正常的学术轨道。

    俞平伯（1900-1990）：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诗人，作家。原名俞铭衡，以字行，字平伯，德清东郊南埭村(今城关镇金星村)人。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赴日本考察教育。曾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俞平伯最初以创作新诗为主。1918年，以白话诗《春水》崭露头角。次年，与朱自清等人创办我国最早的新诗月刊《诗》。至抗战前夕，先后结集的有《冬夜》、《西还》、《忆》等。亦擅词学，曾有《读词偶得》、《古槐书屋词》等。在散文方面，先后结集出版有《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其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曾传诵一时。
　　1921年，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两年后，亚东图书馆出版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研究》。1954年3月，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同年9月，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1987年，应邀赴香港，发表了《红楼梦》研究中的新成果。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论著合集。还著有《论诗词曲杂著》、《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有《俞平伯散文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