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延安日记》里的萧军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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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作家萧军的交往，虽然常有真伪难辨的片断文字，散见于书报之中。然而，系统、完整而可靠的权威实证，却始终未能见到。值得庆幸的是，2013年问世的萧军《延安日记》一书，展示了很多细节，由此，人们便可较为清楚地了解到这段历史。

虽然《延安日记》只是个人的视角，而并非官方档案的解密。但是，当事人一方的即时记录，其可信度，应该说还是很大的。

致信毛泽东要求见面

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是与丁玲等人在1938年3月从山西去西安的途中，而当时，毛泽东与萧军之间，显然还没有个人的接触。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进入延安，并在此工作生活了五年多，直至抗战胜利。这期间，萧军与毛泽东有了多次交往。

不过，萧军第一次与毛泽东的交往，却并非是他初到延安之际，而是在此一年多之后。

当时，萧军已在延安工作生活一年多，经过亲身的体会与观察，他对延安的一些现象，产生了很多愤慨与不满。例如，严格的等级制，导致了革命者之间生活水平的极大差异：普通作家每天的伙食很差，总吃小米粥、窝窝头，营养不足且吃不饱；一个法院院长在医院能住单间；机关总务人员常有西安搞来的香烟与食品享受，等等。而特别令萧军不满的是，文艺界党的干部，常常干预作家的写作，粗暴地对待作家，制造一些令文化人不快的冤屈，使很多作家，特别是党外作家感到无法在延安进行创作。

为此，萧军曾向中央主管宣传的洛甫（张闻天）、管组织的陈云，数次反映过自己的意见，洛甫等人也出面解决过一些问题，但效果不大。因而，忍不住了的萧军，决定直接向共产党的主要领袖毛泽东反映这些观察与意见。他相信共产党是要革命的，党的领袖是不会容忍这些现象的。

于是，1941年7月8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毛泽东与他谈一次话，他要向毛反映自己的看法，并寄希望于毛泽东能解决这些问题。萧军过去从未同毛泽东有过个人接触，他也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听取他的意见，毕竟他萧军只是一个作家，还不是共产党员。因而，为人性格既豪爽又倔强的萧军暗自决定，如果毛泽东不理睬他的意见，他就打算在10月19日延安举行了鲁迅纪念日活动后，即离开陕甘宁边区，到大后方的重庆去，寻求适合的创作环境。

“最后通牒”

给毛泽东的信发出之后，过了一天，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派人给萧军送来一信，告知萧：给毛泽东的信，毛已收悉。胡乔木并要萧军将他的意见，用信的方式，写给毛泽东。

对此，萧军没有照办。

他希望看到毛泽东本人的回复，以便据而决定自己的去向。

在等待毛泽东回复的几天中，萧军很为烦躁。对毛泽东没能回复的原因，他也作了种种的猜测，例如：是因毛泽东需要时间调查；或是毛泽东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见他。甚至，他也怀疑：是否毛泽东在“端架子”、“拿身份”？

7月15日，萧军再给毛泽东发出一封短信，信中直接说明，他萧军“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要求，如毛认为“不可能”，他就“不再干求了”。同时，他说了他准备离开延安去大后方的计划。

萧军的这封信，有点儿“最后通牒”的味道，虽然文字上还是很恭敬，但其人洋溢豪气、率性直爽的作风，的确凸现无余、跃然纸上。

固然，当过兵、打过日本人，并作为公认的鲁迅弟子、鲁迅葬礼总指挥，还以《八月的乡村》而声名鹊起于文坛的萧军，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可算是个“大腕”级人物。但是不论今日，还是当时，依常人的观念，毕竟是一个文化人，居然向政治领袖发出“通牒”般信息，还是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历史的事实却是：一天后，毛泽东居然特派胡乔木来面告萧军，他患了膀痛之疾，故未及时复信，并说，过几天后即约萧军接谈。

两天后，即7月18日下午，胡乔木来通知，请萧军去毛泽东住处，践约与他谈话。

从此，萧军的历史中，便有了一段与毛泽东交往的罕见情谊。

对萧军敞开了心扉

萧军与毛泽东的交往，从1941年7月起，至1945年11月离开延安赴东北时止，历经四年多。毛泽东与萧军个人的单独交谈，或与萧及其他文化人一道谈话的情况，在《延安日记》中，分别记有21次之多。这些交谈，特别是1941年至1942年的那些交谈，既再现了萧军在延安期间的思想及命运变化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生动而细致地披露了毛泽东在政治、文化与生活方面，一些鲜为人知的想法、观点与作风。

不过，萧军与毛泽东在延安的四年多交往，其轨迹，是历经了大起又大落，最终平和的过程。从时间上看，密切交往主要发生在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期间，此后三年多，却并无往来，只是到1945年2月与11月，毛泽东才又分别与萧有了两次交谈。

二人交往轨迹的大起与大落，都源于政治。但他们交往的收获，却并不是只有政治。

当初，萧军进入延安一年多，毛泽东从未找过萧军。虽然，喜好诗文的毛泽东，对萧军这个颇有名气的东北作家，应该不会陌生。但是，当时毛泽东每天要思考的，重在军事与政治，而对其他方面无太多顾及。况且，延安的文化人已有了不少，一个不是中共党员的作家，也难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

但是，萧军于1941年7月先后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尤其是第二封有“通牒”意味的信，可能让毛泽东作出了决定：与鲁迅的这位头号弟子进行一次“接谈”。尽管当时毛泽东的确患了病（“病着的膀子不能举起来，每次吃饭取菜都要站起来”——萧军在日记中说），但他还是不等病愈，就在其寓所提前接见了萧军。

萧军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面见交谈，以萧军的原意，无非是将他平日对延安有过的种种意见，向中共最高领袖作一次反映；而在毛泽东这边，起初则恐怕是重在照顾安抚党外文化人的情绪，而并无多大其他含意。所以，见面寒暄之后，谈得多的便是鲁迅与读书。

随后，萧军谈起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谈起了他在延安一年多来的观察感想、谈起了作家在延安都难写出作品了的看法，还为一些作家所受到的冤屈而抱不平，等等。

显然，当毛泽东发现萧军并不反对，而是全部赞成“施政纲领”时，他在思想上便对萧军敞开了心扉，谈了他的一些深层次观点：中共搞“施政纲领”，就是因一些中共党员的不良倾向而发的；共产党现行的政策，还只是一种过渡，要到将来“没了阶级、没了政党”之时，才“是真正平等的社会”；“现在苏联也还是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而到了“没了阶级、没了政党”、“是真正平等的社会”之际，“那时候像我们这样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

毛泽东第一次见萧军，谈话就进入了随意、广泛、坦诚，也有深度的氛围。可能，毛泽东知道，要说服萧军这样的人，任何虚假浅薄的说辞都不可取。

这次交谈，顿使萧军对毛泽东“起了好感”，他认为毛“诚朴、人性纯厚、客观”，“是中国读书人的样子”。

而毛泽东通过与萧军的交谈，更是立即敏锐地捕捉到了萧军意见中的重要信息：萧军所说的，“不是一个人的事了，这是一般的问题”了。

引发了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状况的思考

显然，与萧军的交谈，触发毛泽东对中共的文艺政策之系统思考。由此，毛泽东多次主动地与萧军交谈。谈话中，既涉及萧军本人的事情，更涉及党的文艺方针问题。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毛、萧交往所引发、导致的最大历史性成果。

8月2日，即毛泽东第一次与萧军交谈之后约半个月，他又写信给萧军，主动约萧军：“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一个政治领袖，以如此诚挚平等的口吻，向他治下的年轻的非党文化人发出邀请，确非寻常。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就萧军的个人性格，坦诚地劝告：“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萧军在毛泽东的眼中，已有了一定分量。

而萧军对毛泽东的回复，其所呈现出的萧军特立独行之个人性格，也让人无法不惊异。当夜，在给毛泽东的回信中，萧军除了郑重感谢毛泽东的劝告、大篇检讨自己没能做到“克己为大勇”外，对于毛泽东的相邀，他却像对一个普通朋友一样答复说：“明天鲁迅先生诞辰，我要去参加开会。在五号左右，如有时间可来一信约我，当造访。”复信的同时，萧军还给毛送去了他的一篇文稿。

试想，若换了别人，会这样对待毛泽东的相邀吗？

8月5日，萧军没等到毛泽东接谈的通知。

但，第二天，毛泽东就给了萧军一个回信：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叙。敬祝

健康！

毛泽东

八月六日

可见，对萧军在2日给毛的复信中大咧咧所说“在五号左右，如有时间可来一信约我”一事，毛泽东并没有计较，而对约谈一事却牢记于心。

1941年的延安画面，的确也存在着我们并不太明了，或被后来的历史所覆盖了的多元图像。

过了四天，8月10日晚，毛泽东派人送来一张纸条：

萧军同志：

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日下午八时半

当即，萧军去了毛的住处：“我去了，他正在院中和夫人趁着月色散步，他急步亲切地与我们握了手。我先询问了他的病状，就坐在月下院中，我们交谈起来。”

萧军与毛泽东的这第二次交谈，极为随意轻松，话题也广泛，谈萧军的文章，谈鲁迅，谈延安党员们的种种现象等。当萧军请毛泽东也能见一见艾青等几位作家时，毛当即答应了。

萧军离开毛泽东时，已是夜十二点半。

第二天，即8月11日晚，毛泽东果真带着两个警卫员，应约来到萧军所住的“文协”机关，又与萧军、艾青等作家畅谈。谈话也是到夜十二点半，毛才离去。

因为是谈文艺界的情况，毛泽东显然意犹未尽。故而，他在12日一早，便又给萧军来信，约萧军等作家再去毛的寓所交谈。

此前，毛对文艺界的情况似乎是不太清楚的。萧军在日记中说：“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的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的来……就是一个证明。”

在12日的交谈中，对萧军提出的“末流作家借党撑腰的事，以及文抗的支书不应用半瓶醋”等情况，毛泽东也承认“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12日的谈话很热烈，午饭都是在毛的寓所吃的，席间还喝了酒。毛还要萧军写一张纸条，让人去将这几个作家的家属及孩子，都请了过来。中共主管宣传的凯丰与主管组织的陈云，显然，是遵毛泽东的意思，也都来了，听取萧军等人的牢骚与意见。

萧军说，交谈中，毛泽东“一直是兴奋着。他和每个人交谈……毛认为这次谈话是一个政治会议，非常重要的”。

从7月18日到8月12日这四次交谈中，无疑，毛泽东有了两个收获：对萧军个人的品性，有了较为真切的认知；同时，因萧军等人的意见，引发了他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状况及其走向的极大重视与思考。

认定萧军是个可以交往的朋友

对于萧军的品性，毛泽东在与萧的交谈中直言：“很早我就听说你很够朋友……洛甫称道过你……”1941年的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尚是处于较好的同事关系，故洛甫的看法，能影响毛泽东。特别是与萧军几次交谈后，显然，毛泽东已认定萧军这个鲁迅的弟子，确是个可以交往的朋友。

因而，在这次交谈之后，至1942年6月的这十个月的时间里，萧军与毛泽东便有了一段相交密切的往来，他继续与毛泽东进行了15次交谈，而且大多数是二人间的面谈。在这些交往中，萧军与毛泽东的关系也达到了一种近乎亲密而极随意的程度。

萧军在其日记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密切交往。例如，萧军晚饭后的散步，他也能悠闲随意步入毛泽东的寓所，与毛共同饮酒畅谈古今。有时萧军一时兴起，思量要去毛的寓所走一走，他便去了，而毛泽东对萧的不期造访，也不责怪，相反，热心接待，甚至邀萧军一起打牌，一起去剧场看戏。

1942年元旦那天下午，萧军心血来潮，突然决定在这天去见毛泽东，到了毛的办公室后，发现毛“样子很疲倦，头发很长，脸色浮肿，没有光彩，他也许过于忙碌或者有病”。但是，毛泽东却仍然极耐烦地接待了萧军，并听取萧军对中共党史问题的提问，直到萧军自己发现了毛泽东“他的精神是特别倦怠”，并且，“他们的孩子病了，发烧四十多度，他显着很不安”，才主动告辞走人。至于萧军在毛泽东的住处，谈兴之际而留下吃饭喝酒的事，也有多次。更有甚者，1942年3月29日，“文协”为欢送萧军准备去绥德进行采风，举办了一场舞会。而毛泽东不仅出席了这个舞会，并且还专门到萧军的房间内，与他作交谈，谈萧军写的一篇文章。

萧军这段时间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从现在可以见到的资料看，对于文艺界中人来说，确属独一无二。

从毛泽东的视角看，萧军既是一个在当时中国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并且颇为健谈；其人的性格则还非常坦率豪爽、又“够朋友”，爱打抱不平，甚至还有些可爱又可恼的偏激；萧军固然是衷心拥护共产党的，但是，他不是部属，而是一个朋友。因此，与萧军的交往，既有益于增进对延安文艺界的了解与认识，也能使自己的思维与说话，获得一个很为自由、无拘无束的倾诉与交流对象。

在1942年4月27日与萧军的交谈中，毛泽东就谈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某种无奈：“我真不自由啊！随便做篇文章，随便做一个演说，随便走动走动……哈哈，那全要‘决定’！每一个字全要讨论过……”“在我没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亲密交往的中断

然而，这种近于亲密的交往，却为着一件事，猝然中断。

当时，延安知识界掀起了批斗王实味的浪潮，几乎所有的人，不管是认同者，还是内心并不赞同者，至少在表面上形成了一道巨流，使王实味陷入四面楚歌的围剿之中。然而，萧军此时却站了出来，为王实味的处境伸张公道。萧军并非共产党员，他也并不了解时为共产党员的王实味，究竟有些什么问题，但是，他却坚定认为，斗争王实味的方式，很不公平——怎么不让被批斗者为自己说话辩解呢？怎么用不讲理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同志呢？

1942年6月4日中央研究院第二次批斗王实味，应邀参加的萧军，在会上看到与会的人，在王实味作辩解时，竟然粗暴地打断王的话，并不准王再讲话，更有人高喊要打王实味。萧军见此，便单枪匹马面对那一边倒的人海，直言指责那些粗暴行为。随后，萧军又写了三千多字的公开信，作为对那次批斗会方式的意见，寄给了《解放日报》。

萧军所做的这些，顿时招来了极左浪潮的围攻，不断有人找上门来，要与萧军辩论。若干单位的108名党员还联署，写信对萧军表示抗议。

在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之前二天，即6月2日晚上十点，萧军为王实味事去了毛泽东寓所，向毛泽东反映了他对批斗王实味的不正当方式而不满的意见。对此，毛泽东显然很懊恼，萧军日记中说：“也许在烦恼我又去多事。”

当晚的谈话，虽然最后因转移了话题（谈起了鲁迅、阿Q以及文学），二人之间交谈之初有些沉重紧张的空气，得以化解。但是，无疑，毛泽东由此而在心中，作出了冻结与萧军交往的决定。

因为，一直到1945年11月，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再没有主动约萧军去交谈。

毕竟，从政治上来考量，虽然毛泽东深知萧军是拥护共产党的，萧军的脾气性格是极坦诚也率性的，但是，萧军跳出来为王实味而鸣不平，终究有违党中央的政治方针。固然，并不用因此而整治萧军，因为他是党的客人；但是，从此与萧军这个在延安总是爱鸣不平、对党的干部常持批评态度的人保持距离，却绝对是政治格局的需要。

也许，毛泽东当时处理与萧军的交往，就作了这些思考。

告别

在这三年多时间里，萧军也仍就对一些时局的意见、学术问题及个人活动，给毛泽东写过几封信，还给毛泽东寄过几次书与杂志，但是，毛不再有以前那种即刻回复的情况。在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未与萧军交谈后，有一天胡乔木来萧军处转告，说毛泽东近日特忙，若萧军有什么要解决的小事，即可由胡予以解决。而若是胡不能解决的事，毛“愿挤一部时间来”与萧军“碰头”。

萧军本人从他这一年中几次给毛写信，而未得到回复一事中，显然已感到，毛泽东难以再像以前那样与他交谈了，加之，他从报上得知，这些时候毛泽东也的确很忙。因此，他也就死了心，不再期盼毛泽东来见他之事了。只是，有什么想法，他仍会给毛泽东写信，用邮寄，或直接送到毛泽东办公室的传达室。

毛泽东与萧军的交往，基本就到此为止了。

虽然两年后的1945年2月18日与11月9日，毛泽东与萧军还见过两次，并且，毛泽东还派汽车专门接送萧军一个人，使萧军获得了让延安街头的人们全都用惊奇眼光望着他的“荣耀”。

但此时，礼节性的意义，已远大于实质思想的交流了。

萧军在2月18日的日记中也说：“我们虽然全很自然地握了手，但在每个人的面上全显一种不甚自然的表情……”在11月9日的日记中，萧军更明确地说了：“三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到他家里去看他，这算是告别。”“和毛的谈话中，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尽可能说得轻松……”

在政治上，毛泽东与萧军的交往，实际上在1942年6月，就结束了。

“北漂”

1948年后，萧军几次被东北局扣上“反苏”、“反党”的帽子。当他在1950年要求调往北京工作，以与先行到北京的家人团聚时，东北局宣传部也不应允。此时，萧军再一次表现了他特立独行的率性作风：他不要公职，也不要手续，离开东北，跑到北京，做了一个无职业的“北漂”。在“漂”了几个月后，萧军去找了时为北京市长的彭真。彭真则给萧军安排了一份考古所的工作，并为其安排了住房。

对彭真的做法，东北局方面也无可奈何。

彭真与萧军的交往之谊，就是在毛泽东与萧军交往期间建立的。而在毛泽东没有同萧军往来的三年多时间里，经常出面给予萧军帮助的，也是彭真。

显然，彭真对萧军个人的态度，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影响。

否则，为一个头上顶着“反苏”“反党”罪名，又无职无权的人，没有谁敢置东北局的决定不顾、而公然对其伸以非常援手的。

还有一件事，也非寻常。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着“反苏、反共”罪名的萧军，已被中国文学界予以除名，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就没有让萧军参加。显然，文坛已没了萧军的地位。

然而，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却又为萧军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1957年，再次为萧军出版了其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当时出版萧军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肯定不是想为萧军“正名”撑腰，相反，起初当萧军将书稿送到出版社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拒绝的。但是，当后来萧军出示了一份中央文教委员会的公函——那公函上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萧军同志仍然有条件从事文学生活，他的书可以出版”——之后，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冯雪峰到中宣部文艺界总管周扬，便就都一路绿灯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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