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从内部讲话看大跃进时期的高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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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8年大跃进运动骤然兴起，从盛到衰历经三年，最终经济后果极为惨重，国家元气大伤，人民死伤累累。翻寻当年领导人在多种场合内部讲话的记录稿，也可从中梳理出大跃进期间高层思想发展的脉络，看出其间癫狂无序、毫无理智的全国性狂热潮流的涌动。
1956年时高层对经济发展指标还是持慎重的态度，尤其是毛泽东还是犹豫再三，轻易不说大话。譬如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曾设想十五年内农业增速百分之三百，工业总产值要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的百分之六七十。毛泽东考虑后，不同意计委"提早完成工业化"的提法，认为这样提法是没有根据的，争取十五年内完成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李富春在全国第三次计划会议的总结报告中透露，有的同志提出要在报上宣传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毛主席说，现在不要这样提，靠不住的事就不要提，而可改成这样提法，"提早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恩来正是根据这个口径修改了政府工作报告。（见1956年2月7日李富春《关于全国第三次省市（自治区）计划会议的总结报告》）
但是这种冷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受1957年国内外诸多政治事件的刺激和搅动，其中反右派获得大胜、与苏共赫鲁晓夫争锋是明显的主因，1958年初高层变得异常躁动和狂热，笼罩着一种"舍我其谁"的抢出头氛围，跟着毛泽东不断升高的调子，集体发声显得极为高亢、不着边际，似乎在互相比赛谁说得更高昂、更具彻底的革命性。
最早表态的当属分管文教、农业、工业的陆定一、谭震林、薄一波，他们的内部讲话稿在党内四处扩散，藐视美英、经济赶超的气势直接影响了全党的思维定势。
上次已讲过速度的意义，要更正一个数字。上次我讲十五年赶上英国，钢的产量每年要增长36.4％，应改为38％。这个数字世界上还没有，中国最高的速度是31.5％。同志们干劲很大，这是很好的，美国有什么了不起，不赶上它才怪。我们要超过美国一定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帝国主义寸土必争。（见1958年3月19日《陆定一同志在农业中学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6亿人口的国家这样的跃进，三年内基本满足生活资料的需要，就会变成世界第一位，什么美、英、法、西德都不在话下。这种情况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常说中国人真像个魔术家长袍一甩，粮食就来了。这样也彻底粉碎了马寅初的人口论，说什么人多地少，粮食增产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到那时我们17亿亩地就可以养活89亿人口。（见1958年8月3日谭震林《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
我们小麦亩产7000斤，对苏联的科学界人士也是很惊讶的，过去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看到消息后说："按科学来说不可能。"但我们不按科学反而可能了。我们也派人去看过，在湖北省他们带回来的麦样就有小指头粗。
以发电能力来看，苏联现在是700万瓦，美国是1300万瓦，而我国1962年就可以达到4600万瓦，等于全世界的发电量，搞那么多干什么？（见1958年8月6日薄一波《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
由于说话者的职务关系，这种卷袖子说大话的发言模式，直接给领导层及民众带来两个鲜明的冲击力，一是"什么美英国家不在话下""不赶上才怪"；二是生产能力超强，中国能养活全球89亿人口，搞那么多发电量干什么？由此开头，整个领导阶层陷于自我膨胀、盲目亢奋的状态，国家整列经济列车霎时间不加限制地冲入可怕的快车道。

二

对于大跃进的火爆劲头，多数中央领导人都乐哈哈地承认没有思想准备，带有欣喜若狂又矜持抑制的情绪。譬如中宣部长陆定一就在北大第四届团代会表态："现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其快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的，至少我没有想到，我落后，大家怎样？从前是每亩几十斤、一百斤，今年都是4000斤、5000斤、7000斤，我不知道怎样生产的，消息传到外国，外国人不相信。外国有很多人崇拜中国的。今年要产10000斤、20000斤。"他甚至借此机会嘲讽马寅初的人口论："不是有个人口论吗？说，粮食没有人口增长快。这人口论对资产阶级国家差不多，资产阶级生产力发展就是慢，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妥当。这么多，到二千斤，吃不了怎么办？倒成了问题。"一方面担忧粮食多，另一方面还为钢铁多发愁："钢铁现在是524吨，不多，不搞则已，一搞就是三百万吨，修铁路以后也就不要修了，中国只有这么大，九百万平方公里，这么多钢做什么用呢？将发生问题。"（见1958年7月陆定一《共青团北京大学第四届代表大会关于中东形势和党的教育方针报告》）
为粮食大丰收忧愁，竟成了1958年夏秋之际领导人说话的主题之一。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在8月中央经济内部会上就披露："毛主席这时就提出了，现在大家应当开始考虑，富了怎么办？要发富的愁了。"薄一波给与会者演算了这个丰收的难题："（主席说的）是有道理的。每人平均2000斤，用不了怎么办？我们曾经算一下，吃600斤、种子100斤、饲料200斤，加起来才900斤，算来算去也用不了2000斤，每人100斤肉，肉多了粮食吃得更少了，粮多了怎么办？"他在会上开了玩笑，要各省市党委自己想办法消化多余的粮食："我看今后各省委要自己包干，自己生产的不准出省，而且中央还要分配指标，你还要想法用了。"（见1958年8月6日薄一波《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粮食过剩论"张扬了较长一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也让高层放松直觉般的警惕。因为直至1959年11月毛泽东还在会上迷惘地表示，不是粮食很多吗？我就不相信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没有粮食吃？（见李先念1960年1月财贸会议精神传达报告提纲）
刘少奇此时也是一个乐观其成、轻易相信的领导人，他到处讲话，最爱说的一句就是："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1958年7月初他到北京石景山发电厂视察，对围聚来的工人们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几十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了，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它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是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的干劲这么大，不记上下班，干完算数，这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他数着手指说几年几年如何，并且他又加以发挥：
"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15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6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15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见1958年7月6日石景山发电厂党委《少奇同志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谈话》）
刘少奇能具体说到某个省份超过英国、法国，15年内超过包括苏联的整个欧洲，确实有令人新奇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还说："报上不讲二三年赶英国，七八年赶美国，是因为帝国主义一听十五年赶英国就害怕，等我们搞起来了再讲有什么不好？他们议论说我们超不过他们，等超过去了，那时他们就更吃惊了。"其实那时报纸上发表赶美超英的言论已经非常时兴、随意，刘这么说有现场烘托气氛、机智嘲讽的效果。

三

整个大跃进期间，领导层的心态超常放松，那种历史性快感早就按捺不住，一逢内部会议张口就随便说出"巨大的成就"，有时就丧失了政治家应有的严谨界限。这些官方言论既为大跃进推波助澜，又构成运动中开放最为诡异、沉重的"奇葩"。
譬如刘少奇1958年10月初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之后，兴致颇浓地夸赞道："看了这个展览会，这么多展品，我觉得我们要超过世界水平似乎并不难。"他说："美国算不了什么，我们要多少，有多少，粮食现在我们敢吹一下牛，要多少有多少。"他一直推崇半工半读制度，认为粮食够吃了，全国就会多出许多劳动力，办工业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工农业就可以实行四小时工作四小时念书。（见1958年10月9日《刘少奇在参观学校内部馆时的讲话》）刘少奇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行事特点，就是由于个人早年勤工俭学的经历，多少年来格外痴迷半工半读，直到文革下台前都竭力推行。1958年浮夸成风，更让他滋生创办全民亦工亦农亦学的共产主义劳动模式：
"共产主义搞好了，做四小时五小时工作就够了。大家都来工作，什么都用机器，东西出很多，就用不了做8小时工，其他时间还读书，再看点电影，还是八小时睡觉。每个人学习，一辈子学习，那时的人什么都会，会检修，会制造，会炼钢，会开拖拉机，会养猪，什么都会。"（见1958年7月6日石景山发电厂党委会《少奇同志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谈话》）
从事科技领导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也有"口无遮拦"之时，有时报喜也让人心跳不已。譬如半导体主要原料锗要从煤烟中提取，工艺难度颇大，美国当时年产锗20吨，苏联年产10多吨，而中国只年产12公斤，其中2公斤还是苏联赠送的。1958年7月12日在全国半导体工作会议上，聂帅说，将宣布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估计我国今年可以生产锗200吨。转眼间就从12公斤达到200吨，是美国的10倍。北京市高校党委会杨朝得知后，当作"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喜讯之一写进报告中，并描述会议洋溢的成功者的傲人气氛："许多洋专家远远抛在运动后面，怀着苦闷嫉妒的心情抱怨时代列车走得太快了。"（见1958年7月15日杨朝?致高校党委会常委《关于当前科学工作、科普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汇报》）
细致梳理一些当年内部讲话稿，就会发现个别领导人的表态还是较为低调、中性，尽可能不说过激的话语。1958年8月24日，周恩来前往清华大学参观应届毕业生红专跃进展览，不断重复一句话："看到这些成果，我是来订货的。"例如他问土木系学生房屋最低造价多少？他说："国务院打算搞公社，搞公共食堂，搞集体宿舍，什么东西都有，你们最近的成本是多少？我来向你们订货，你们来搞一个好不好？"只是走到无线电系学生制作的电视广播两用接收机跟前时，听说右派分子孟昭英等过去多次尝试而没有成功，周恩来指着孟昭英的名字问道："这些创造给他看了没有？他低不低头？要是服输，是个好汉，就请他写下来放在这里，那么他的名字可以改变一下。应该请他来看看。"（见1958年8月25日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清华大学毕业生红专展览会报告》）看得出来，周的态度自始至终是温和、适度的，没有带有夸张和敌意。
领导人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多是喜形于色，滔滔不绝，而总书记邓小平呈现的却是出了名的沉静。1958年10月5日参观内部展时，邓小平言语不多，只是要北京工业学院将射程四十里的海岸大炮设法改为能移动的，称赞地质学院组织小分队到各省找矿的办法很好，比关在学校好。最惊奇的是，他希望不要笼统地讲"超国际水平"，他解释说："在尖端科学方面，无论苏联或者英美都有保密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因此现在所谓超过他们，也可能是真的超过了，也可能还没有超过，而且认为自己已经都超过人家了，就没有奋斗目标了。"他同意北师大的办法，即指出某项研究成果，达到或超过英美哪一年文献资料的水平。（见1958年10月6日北京高校党委会办公室《参观高等学校展览会内部临时提出的意见》）这是一项公允、说理的改进建议，如能全国执行将成为遏制大跃进虚报成果、盲目自大的冷静措施。邓小平的寥寥数语，颇具见识和勇气，说出了别的领导人所不能道出的话，有意无意中捅破过度膨胀的学术泡沫。

四

从中央委员层级中，我们再找出两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加以评析。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那时多给人平实稳当、善抓大事的印象，但到了大跃进时期也说话不尽稳妥。1958年他到江西等地转了一圈，回来后发言就热情过头。
他多次向人表述："我亲眼见到一个西瓜有一百几十斤重，一支烟叶有十四尺高。"江西安国县委高调宣布来年高产一万斤，后年就要休耕一年。胡耀邦对此表示："休耕后大家都要去搞工业，搞学习，这样很好。人家只有礼拜天，我们搞了个礼拜年。"他由此引申道："全国稻子的最高产量是十三万斤，一个人一年种一亩地，就可吃一辈子。明年生产两千亿斤粮食，以全世界人口计算，每人吃六百斤，那我们的粮食就够全世界吃一年。""我们种一年田，就可把他们包下来，别的国家就可不要种田啦。"（见1958年10月25日高校党委会办公室《胡耀邦在参观学校内部馆时的讲话》）
胡耀邦曾经构建这样一个想象性的场景，反复在大小场合描绘过："1949年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至今有9年没有在天安门讲话了，明年得讲它一番，要在天安门宣布，'我们已经超过英国了。'"也说过类似"1959年除汽车、石油外将超过英国"、"1969年超过苏联"、"我们搞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快"之类的话。大跃进运动"妖魔般"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像胡耀邦这样的领导人都会被裹挟其间，言行变得如此异样。
再一个样本是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大跃进火热时，《人民日报》原计划发行一百五六十万份，但受纸张生产的限制，只能维持在一百二十万份。但是毛泽东嫌发行量过低，不足以影响全国。于是，从周扬、薄一波的讲话中屡屡听到毛泽东的抱怨：中国如此之大，《人民日报》可否发行到二千万份？纸张生产不到位，二千万份额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周扬只是生生地造势，简单无奈地呼应几句。1958年6月毛泽东受周扬等人的鼓动，看中民歌的赞颂作用，当即做了指示："每个乡出一本民歌，有很多不朽的作品，可传子孙后代。"周扬紧接着加以理论上的阐述："群众的生产力、精神都解放了，然后在文学艺术上表现出来。"最高领袖愿意夸大行事，不顾现实的可能性，像报纸印行二千万份、每个乡出一本民歌集等，都是头脑发热的莽撞之事，周扬执行起来当然困苦万分，只能借大跃进后期的疲软应付了事。
但是大跃进运动中，领导层滋长的那种待人对事的刻薄和嘲讽，尤其是对待知识分子方面，周扬运用得最为顺手。陆定一那个阶段爱发这样一句感慨："文化多了要亡国。"还附带一句名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降了三级，不值钱了。"周扬据此引申发挥："这句话有道理。六朝的好些皇帝很重视文艺，自己就是文学家艺术家，可能很快就亡国了，当然他们亡国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基础没有搞好，就搞上层建筑，结果是头重脚轻。"（见1959年1月30日《周扬在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6月初，周扬应邀到北京艺术院校学生大会上做总路线的报告，谈及有些学生天才对劳动人民没有感情，他表示："你对人民没有感情，不相信、不喜欢人民，人民为什么要喜欢你？劳动人民就找不出像你这样的天才，我不相信，即使找不出来，我们也宁可牺牲，你唱的、画的好，我们牺牲眼福、耳福，不听不看。"（见1958年6月11日《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问题》）周扬通篇都带有强烈的批判意味，说起来十分尽兴达意。大跃进期间高层官员多半都是以这种口吻做报告，模仿领袖的思路，抒发胜利者豪迈无敌的情怀。

五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经济建设方面出现的大跃进。1958年"土法炼钢"的成败最招世人的关注，苏联在京的专家顾问对此多持不相信的态度，惟有一位叫巴拉金的顾问无条件认同。
薄一波在经委内部会议上几次具体谈到这位独特的巴拉金，以他的故事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通过实践来认识"中国的大跃进运动：
我们经济建设委员会有个苏联专家顾问，叫巴拉金，不大相信，我们带他去看了土法炼钢以后，他回来和北京的一些苏联专家共同研究，他向大家报告时得出一条结论是大中小结合，这小型土法实在了不得。别人不相信，他亲自讲了他所看到的平谷土法炼钢的情况，他讲中国有12000个小高炉，生产能力可达2000万吨（鞍钢现在是300万吨最高400万吨）。别人不相信，问他用土法从设计到施工到建成要多久，他说20分钟，别人说别开玩笑，他说土法就是20多分钟，快了也许还用不上了。别人还是不相信。（见1958年8月6日薄一波《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
整个经委苏联专家组只有巴拉金一人"相信"土法炼钢，巴拉金到现场观看后居然也认为20分钟的快速法可行。现在想来这真是一件诡异的事情，巴拉金为何会和集体盲从的中国官员一起"失聪"呢？国家经委领导层当时是严肃嘲讽苏联专家组的"无眼失珠"，而对巴拉金另眼看待。一桩国际性意义的"炼钢法"仅获一位苏联专家的赞同，无疑对号称"炼钢总指挥部"的国家经委来说是十分难得的。
到了1958年深秋，党内有人认为"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薄一波对此颇为恼火，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大加驳斥："炼钢又炼人，炼钢又炼了思想，使全国人民都得到了锻炼……打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点，是否也可以创造出中国式的炼钢法来，对世界炼钢术加以补充。农民也可以搞，全国有近六千万人新参加到钢铁战线上，受到方方面面的锻炼，其中有近千万人学到初步的钢铁冶炼技术，你说浪费么？试想办一个千万人的技工学校学冶炼技术，需要花多少钱？"（见1958年11月4日薄一波《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的纪录要点》）六千万人上山炼钢的成本与一千万人学习冶炼技术的学费相抵，这样换算法确实稀奇。
薄一波在会上重申这样发展的策略："中国是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要高速度地发展我国工业，使我国工业遍地开花，仅仅依靠现代化的大企业是不行的，要发动全体人民，特别要把五亿农民动员起来大搞工业。这样，就必须从小的土的着手。"
实际上到了11月中旬，薄一波已经在内部委婉承认："我们不能认为今年钢铁生产已经太平无事了。"他又说："钢铁的数量可以完成，但从质量上讲，计划完成得不好……这些土铁土钢当前很多还是铁难成钢、钢难成材的。"（见1958年11月14日《薄一波同志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会上讲话的记录要点》）针对有些地方棉花只收了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危险处境，他表态，在工业和农业之间要合理安排劳动力，对劳动和休息作妥善安排，但这已难以阻止"人祸"漩涡的快速旋转。
1959年二三月间，全国经济形势危象呈现，钢铁生产日产量下滑，主要工业产品也没达到平均日产量，全国主要产品第一季度计划面临完不成的危险。参加中央会议的北京市委工业书记郑天翔传达说：中央希望只给大企业书记传达形势不好的信息，不要和群众讲，怕泄气。（见1959年3月21日《郑天翔同志传达沈阳会议精神》）更急迫的是，原定1959年4月18日召开全国人大会议，准备修改四大经济发展指标。但中央高层觉得涉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威信问题，还是不修改指标，接着干下去，要长社会主义志气，灭帝国主义威风，不能让杜勒斯哈哈大笑。
经济各部门连连告急，中央分别成立钢、煤、矿、运输指挥部，向重点企业派遣特派员督战。毛泽东依然没有忘记大跃进的目标，他发话说，现在春暖花开了，现在压缩了两三个月了，要鼓足干劲跃进了。为此，北京市委决意赔钱也要把钢铁生产挺下去。（见1959年2月28日北京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贾庭三报告当前生产形势》）
直至1960年夏季，经济形势日显恶劣，时时有崩盘的可能，中央工业会议甚至喊出"把8月气候（暗指'火热'）提前到5月来"的口号。过去每周有两次全国生产调度会议，危急之下，周恩来、李富春指示现在每天碰一次头，每天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一次。
1959、1960年薄一波在经济工作会议传达最多的毛泽东语录，就是来回这么几句话："主席讲，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天半天，一分一秒都要抓紧。"（见1960年10月11日《薄一波同志在东北、华北工业书记会议上的总结》）但是不管怎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跃进以全面溃败而告终，祸害甚烈。

本文首发于《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