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顺：“文革”期间的南京“一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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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南京“一三”事件

王庆顺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宝钢集团南京轧钢总厂工作期间，结识了线材分厂的司磅员薛德元。也算是造化弄人吧，此时此刻穿一身蓝布工作服的老工人薛德元在“文革”时期可是南京“八二七”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曾在造反派推举下，在1968年至1976年期间担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我通过与薛德元的多次交谈，兼之查阅了大量有关“文革”的资料（官方资料和当年造反派小报），大致了解到1967年发生在古城南京震惊全国的“一三”事件和“一·二六”夺权的来龙去脉。
　　1967年1月3日夜，位于南京太平南路的江苏饭店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事件。这起事件是“文革”以来江苏发生的首起大规模武斗事件，人称“一三事件”。“一三事件”发生后很快就震惊全国并惊动了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
　　这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是由武斗双方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引起的。冲突的挑战方是由“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和“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等造反派，而被迫卷入冲突的一方是“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简称“赤卫队”）。当时红总和工总提出的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一切旧制度！”“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当时红总和工总闹腾最凶的下属组织有“南大八二七”、“南无八一二”“南体一一四”、“五中八八”、“六中韶山公社”、“跃钢八一八”、“南机井冈山”等。这些造反派四处鼓吹“停课、停产闹革命”，到处搞打、砸、抢，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而赤卫队虽也打着造反的旗号，但该组织是由党团员、劳模、先进生产者、敬业老工人组成的，他们反对打、砸、抢，反对“停课停产闹革命”。笔者也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据我所知，当年（1966年11月27日）赤卫队成立后，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该组织在短短的个把月内，就发展到近30万人。
　　由于红总和工总的各下属造反派组织成立在前，而赤卫队成立在后，两派的政治立场、诉求（当时称“观点”）完全不同甚至针锋相对，所以，造反派便认为，赤卫队是打着“造反派”旗号的“保皇派”。造反派还无中生有地到处贴大字报、散发传单，说赤卫队是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暗中策划成立的，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死保“旧省委”和“旧市委”，与“砸烂旧省委、旧市委”为奋斗目标的造反派唱对台戏。造反派还给赤卫队贴了个“叛徒组织”的政治标签。
　　赤卫队成立之初还能与红总和工总分庭抗礼，甚至还比红总和工总的“人气”要旺一些，但随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张春桥等野心家、阴谋家为了帮助听命于自己的江苏省各造反派，在公开场合表态，说赤卫队是有“保守倾向”的组织，对赤卫队的活动不予支持。与此同时，上海的造反派“工总司”头目王洪文也到南京，向南大造反派“传经送宝”。就这样，南京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下，在外地造反派的声援下，变得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好斗。从此，红总和工总便与赤卫队势不两立，且不断制造谣言，栽赃陷害赤卫队，并不断向步步退让的赤卫队展开攻势，挑起事端。
　　为了彻底打垮赤卫队，红总和工总于1966年12月上旬组织了“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到首都去“揭发、控诉”“旧江苏省委”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卖力执行“迫害造反派”支持“赤卫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见造反派“恶人先告状”，赤卫队领导层决定先向江苏省委请愿，再见机行事。12月中旬，数千名赤卫队员有组织地来到江苏省委大院，要求省委主要负责人接见他们，同赤卫队签一份协议，协议的核心内容是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于江苏省委已关注到中央文革小组对赤卫队的表态，所以省委无法满足赤卫队的政治诉求。两三天后，聚集在省委大院及其附近的赤卫队员已达数万人。赤卫队领导层此时也注意到省委有难言之隐的苦衷，觉得这种政治诉求在省内是无法解决了，便决定进京“请愿”。
　　1966年12月25日下午，数千名赤卫队骨干队员在浦口火车站集合，临时成立了“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赴京汇报代表团”。由于这数千名赤卫队员临时“加塞”，使当年因红卫兵大串连造成的超负荷铁路运输更是雪上加霜。几列北上的列车因严重超员而停开，津浦线一度中断。这数千名赤卫队员在情急之下，脑子一热，决定步行进京。
　　江苏省委获悉数千名赤卫队员徒步赴京“汇报请愿”的消息后，觉得此举欠妥，便派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于25日晚驱车急赴浦口火车站，劝说他们回城解决问题。经过一夜苦口婆心的劝说，只有少部分人愿随王楚滨回城就地解决问题，大部分人仍决定徒步进京。王楚滨被逼无奈，只得随同赤卫队员一同北上，沿途劝说他们。经过一天急行军，26日晚王楚滨随同赤卫队员来到安徽省滁县。这时，陆陆续续涌进滁县的赤卫队员已达万余人。当年的滁县规模很小，一下子涌进这万把人的“不速之客”，完全没有能力接纳。当时正值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隆冬，广大赤卫队员不但无屋可御寒，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处境非常恶劣。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从王楚滨打来的电话中获悉这种情况，他怕冻出人命，忙向南京军区求援，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杜平当即指示军区后勤部办理此事。后勤部紧急抽调了20多辆汽车，将5000余床军用棉被和部分军大衣送往滁县，时为29日。与此同时，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又派出一批政工干部和各工矿企的领导干部赶赴滁县，配合王楚滨“游说”广大赤卫队员。经过多次推心置腹地劝说，这万余名赤卫队员在赤卫队高层领导指示下，于1966年12月31日开始返回南京，这次“撤军行动”至1967年1月2日结束。
　　返回南京的赤卫队员回城后大多数都返回原工作单位或回家“待命”，但也有部分情绪激动的赤卫队员不愿回厂回家，而住进了江苏饭店，他们声称，他们要为赤卫队是否是革命群众组织讨个说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些住进江苏饭店的赤卫队员有2000多人，其中有百余名女赤卫队员。
　　江苏饭店是省政府的招待所，2000余名赤卫队员入住江苏饭店的消息传开后，造反派认为这里面有名堂。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连会”勤务组（总部）总负责人曾邦元从中窥伺可乘之机，他紧急约见“首都红三司”、“上海工总司”、“全国革命造反串连会”等造反派驻宁联络站的头目。曾邦元与其密谋后，对外谎称，说是全国各地的工人赤卫队头目正在江苏饭店开黑会，准备抄红总和工总的总部，现在正有一批批手执武器的赤卫队员在江北集结待命。曾邦元还说，南京各造反派组织已达成共识，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赤卫队胆敢先动手，造反派必将予以强有力的“自卫反击”。由此可见，此时曾邦元和其他造反派头目已为即将发生的“先发制人”的武斗开始大造舆论。为了“战则必胜”，造反派还派人事先潜入江苏饭店，刺探“敌情”。
　　1月3日晚10时许，突然，在江苏饭店周边的大街小巷响起一阵令人心悸的哨子声，一拨拨埋伏在此的造反派手执红缨枪、齐眉棍、大砍刀潮水般地涌出，将江苏饭店包围得水泄不通。
　　正在江苏省委值班的省委副书记陈光得知此事后，忙向第一书记江渭清汇报了这紧急情况。他俩在和其他省委领导紧急磋商后，一致认为：必须设法制止这场即将发生的武斗。省委立即调动近400名民警奔赴现场，组成人墙，试图将冲突双方隔离开来。与此同时，省委还急派陈光、李士英、岳维藩、洪沛霖、宋超等领导同志赶赴现场，分头做冲突双方的思想工作。谁知，志在必得的造反派头目根本就不买省委的账，他们在扣留前来劝说的李士英和岳维藩后，随即下达了向客居江苏饭店的2000多名男女赤卫队员发起攻击的命令。毫无武斗准备的赤卫队员被迫拿起凳子、拖把等生活、清洁用具进行抵抗。“战果”可想而知，2000多名赤卫队员被数倍于自己的手执器械的造反派打败。在这场冲突中，赤卫队员有三分之一人员受不同程度的伤害。这起武斗事件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一三事件”。“一三事件”发生后，赤卫队与红总和工总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双方都上街示威游行，控诉声讨对方，新的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
　　“一三事件”发生后，南京广大市民都处在观望状态，他们企盼了解“一三事件”的真相及冲突双方的对与错。1月6日，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江苏省委打来电话，陈伯达在电话中措辞严厉地指责南京赤卫队在江苏饭店制造白色恐怖，责令江苏省委不得对此袖手旁观，更不能幕后操纵，否则后果自负！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介入，南京赤卫队很快就垮了。不久，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江苏的造反派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江苏省委的权，人称“一·二六夺权”。由于夺权前后造反派内部矛盾加剧，有些造反派组织未被邀请参加夺权，夺权后又因权益分配不均，造反派彻底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拥护“一·二六夺权”的这派由红总和新工总组成，他们高喊：“一·二六夺权”就是好！人称“好派”;另一派由老工总、东方红、八二七组成，人称“老东八”，他们强烈反对“一·二六夺权”，高喊：“一·二六”夺权就是好个屁！人称“屁派”。■


钟山风雨 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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