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言诚：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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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王、八司马是唐朝的事。唐顺宗永贞年间，王叔文执政，针对宦官弄权和藩镇割据，他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颇得民心。但革新只进行了146天，随着顺宗逊位，王叔文集团便垮台了。为首的二王：王叔文赐死，王 遭贬后亦中风死去。麾下的八名干将：韦执谊、柳宗元等，统统被贬至边远地区，担任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1957-1958年发生在中办秘书室整风“反右”中的事件，恰巧牵涉到了八名科级干部，而支持八人的领导又恰恰是二人，毛泽东就把他们比喻为“二王、八司马”，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

　　对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又称“黑旗事件”)，“文革”前后有着绝然不同的话语。“文革”前，“八司马”被树为正面典型，中直机关党委被称为“扶右反左、插黑旗”。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事，告诫大家要从中吸取教训。“文革”后，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事件中被打成右派的何载、王文等人彻底平反，对此事件的叙述，也有了180度的转变。由于“八司马”中的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八司马事件”遂被描述为以戚本禹为首的造反派攻击中直党委和中办领导。

　　50多年过去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事件？笔者阅读了叙述此事的不同版本，也采访过有关当事人，很想作一客观的记述。但正如林克所说：“整个事件的经过是颇为复杂的”，局外人要想把事情说准确，恐怕也难。好在不少当事人还健在，抛砖引玉，如能引起大家反思的兴趣，也就不胜欣慰了。

　　中秘室的大鸣大放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决心发动整风。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初，全国各地陆续开始了大鸣大放。

　　中秘室的整风是5月4日启动的。对于身边的中秘室，整风一开始，毛泽东就很注意，“他说，要把秘书室做个点，摸摸如何进行整风，党风中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什么解决问题的经验”。和其他地方一样，中秘室的整风，开始也比较沉闷。但万马齐喑并不表示港湾平静，激流在暗中涌动，矛盾集中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何载身上。容全堂说，是何载对年轻干部要求严、批评多，所以结下了思想疙瘩。其实，事情不一定是这样，在任何一个单位，矛盾总是会集中到管事人身上的。有一件事，激化了中秘室的矛盾，也打破了中秘室的平静。据说，何载向中办汇报，说中秘室的人对秘书室的整风没兴趣，感兴趣的是社会上的整风。此事，容全堂说子虚乌有，林克却言之凿凿，并认为这是何载企图转移视线。整风会上此事揭露出来，群情哗然，纷纷给何载写大字报，中秘室的鸣放由此展开了。

　　关于大字报的内容，容全堂和林克总结得大体一致。据戚本禹回忆，他曾对何载提出如下批评：

　　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50年代，有的失业工人或遭打击迫害的群众，衣食无着几欲自杀，他们来访求见领导，我们反映上去，何载和中办领导从来不见。杨家岭一位姓杨的老农，怀念延安生活，几次来访希望见见领导，毛泽东都见了一次，何载和中办领导却不见。

　　二、棘手问题绕道避开。有一次，一批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大姐来反映军内一些高级干部生活腐化、厌弃糟糠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此高级干部的问题，不宜由我们处理，领导应该出面。可何载和中办领导根本不理，最后还是主席批示军委处理。

　　三、何载思想右倾，苏共二十大后公开吹捧赫鲁晓夫，说赫发展了马列主义，到处宣扬赫的秘密报告。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何载派王文参加，林得意地说中办支持她。那次演讲，毛泽东也让林克去了，林克回来汇报后，毛泽东说：“林希翎是右派。”

　　要命的是第三条。林克也讲到此事，说法略有不同：“在反右派运动中，何载、王文(秘书室党支部书记)接见了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林希翎翻案，何载、王文对其表示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如获至宝，回人民大学后，气焰更嚣张，便把何、王同她的谈话公之于众，在人民大学掀起轩然大波。何、王闻讯后，便悄悄去人民大学看了这张大字报。但何、王二人回机关后，却对秘书室整风领导小组和全体工作人员秘不宣布。”(林文)

　　戚和林说的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有待考证，但何、王的致命伤是支持林希翎，殆无可疑。容全堂说：“戚本禹等人以‘拖观点’的方式对王文进行批斗，王文如实谈了对林希翎的看法”，“他的发言被篡改为反动言论，变成被大字报批判的材料，也成为后来定王文右派分子的依据。”

　　此时的中秘室，“大鸣大放一浪高过一浪……大字报铺天盖地诬陷何载是‘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政治扒手’……还多次召开对何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

　　面对这种形势，何载请示杨尚昆怎么办，杨答复：“认真听取意见，虚心接受。”从六月下旬开始，何载专事写反省材料。作为中秘室主任和整风领导小组组长，他已经难以正常地开展工作了。

　　扑朔迷离的中秘室“反右”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中秘室自不例外。但是，在中秘室谁是右派，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容全堂说：“1957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容文)如果从最后的结局来看，容的说法无疑是事实，但在1957年时，情况却不是这样。

　　“反右”运动中，右派分子是要由党组织来定的，定右派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对党的领导的态度，即对各级党组织是支持(听党的话)，还是反对(提意见)。在中秘室，容全堂讲，支持党组织的是一部分“从各地、各部门选拔的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同志”，而林克、戚本禹等“从高等院校选调的青年学生”，却是反对党组织的。由于“中直党委、中办、中南海党总支对(林、戚等人)这些行为持反对态度，戚本禹、林克等人就喊出：‘踢开支部、总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闹革命’口号”(容文)。显而易见，尽管林克等人在大字报上说何载是右派，但定谁是右派却不是林克他们所能左右的。据杨尚昆回忆，中直党委对何载问题的定性是：“问题严重，内部性质，批深批透，治病救人。”1957年何载没有定为右派。

　　相反的，戚本禹却这样回忆：

　　“六月份全国开始反右，中直机关党委欲将八个整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林克、李公绰、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和我，整成反党右派，说我们给领导提意见是向党进攻。支持我们的领导干部田家英和彭达璋也遭到连累，彭达璋已决定调出。我们不服，认为真正的右派不是我们，而是何载、王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定八个人为反党右派，符合“反右”的形势。在1957年，给任何一个支部提意见，都被视为向党进攻，都可定为右派，何况是把矛头指向中直党委。据林克讲， 何载曾秘密写了《建议书》，建议定他们反党。杨尚昆还讲到这样一件事：“(戚本禹)曾和刘华峰(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或中直党委的什么人吵过一架，态度很坏，为此曾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讲过他主张开除戚本禹的党籍。”(苏文)种种迹象表明，党委欲定八人为反党，似非空穴来风。

　　但中秘室毕竟不是一般机关，工作人员都经过严格的审查，政治上很可靠。所以在1957年，何载没有打成右派，“八司马”也没打成右派，“四平八稳”的杨尚昆书记说：“中直机关在右派定案工作中还是比较谨慎的。”(苏文)

　　1957年9月，“反右”告一段落，何载下放十三陵水库劳动，中办派王刚接替何载主持中秘室工作。

　　“双反”运动和“整风补课”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全国又掀起“双反”运动的高潮。“双反”，很自然地和整风运动联系起来，当时叫“整风补课”。在全国，不少右派就是“整风补课”时补进去的。

　　王刚接手中秘室工作后，中秘室关于谁是右派的辩论仍在持续：一方面是八个科级干部见何载下放，认为斗争取得成绩，继续写大字报；另一方面是一些老同志在党委支持下反击向党进攻的人。此时发生了一件事：

　　“据说，刘少奇同志看到中南海四处贴着大字报，便找中秘室的整风小组同志谈话，明确指出：在中南海张贴大字报影响不好。”

　　“中直机关党委看到少奇同志出面过问此事，从领导整风运动的角度考虑，经党委书记杨尚昆同意，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中办秘书室派出刘华峰、晓岚(中直机关人事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容文)

　　戚本禹讲：“正是这个工作组，在中直党委的支持下，把我们八个青年打成反党小集团。从三月到四月，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发动群众批判我们，大会、小会残酷斗争。秘书室的同志都不敢跟我们接近了，我们成了比右派还要反动的反党分子。我知道这次批判的来头很大，因为在给我们定性之前，王光美那里一直退给我的文件，不退给我了。”

　　其实，反党小集团的头子不是戚本禹，是林克和李公绰。林克说，“双反”运动中的大字报就不是自由鸣放了，是王刚有组织写的。他们批判我们“不要党支部，不要党总支领导；不要中直党委，不要办公厅的领导；个人反右派，名义上是促进派，实质上是取消派，是马尔托夫”。他们从个人历史中抓问题，说李公绰做过日本人的通讯员，说1948年国民党平津大搜捕，许多党员被捕，林克却安然无恙，言下之意，林克是叛徒。王刚甚至以中直党委的名义整了一份林克的材料，托叶子龙交给了毛泽东。

　　那段时间的中秘室，林克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工作组甚至布置人盯梢，盯的对象是支持“八司马”的领导：田家英和彭达璋。

　　杨尚昆如是说：

　　“据说有人发现晓岚在盯田家英、戚本禹的梢，绘声绘色地说，几次在静谷(就是田家英住的地方)看见晓岚，于是质问晓岚为什么盯梢，晓岚就否认有这件事。”(苏文)

　　戚本禹这样回忆：

　　“为了监视我们，他们甚至从公安部门调人来。有个叫方世郁的，就是从青岛市公安局调来的，负责监视彭达璋。宣布我们是反党集团的那天，我去彭家，出来时方世郁从黑影里跳出来，扭送我到领导处。我抗议非法监视，晓岚也不敢承认是她安排的。”

　　菊香书屋会上，关于盯梢还有一段对话：

　　毛泽东：王刚同志，监视盯梢都是你布置的吧？

　　(王刚站起来说：没有监视盯梢之事)

　　毛：为什么人家田家你们要监视，几个人在一起吃汤圆，你们也要监视呢？一片白色恐怖。

　　(毛泽东又面向杨尚昆)尚昆同志，这些事你知道不知道？

　　杨：我不知道，主席提出来，值得我们注意，我还需要查一查。

　　毛：是应该好好查一查。

　　4月23日，何载又写了第二封《建议书》，托人转给王刚。到四月末，反党小集团的宣布已是箭在弦上，林克回忆：“当时我曾含着泪对妻子说，为了不牵连你和孩子，准备离婚，我准备去劳改、去坐牢。”(林文)恰在此时，毛泽东要身边的秘书打电话给林克，叫林立即去广州。

　　林克走后，反党小集团就宣布了，戚本禹说：“对我们的结论已经作好了。就在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去新疆劳动改造时，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在外地的毛泽东，从林克那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派徐业夫来中秘室抄大字报。知道主席关心，双方都沉寂下来，批斗会也停止了，大家都紧张地等待主席表态。”

　　毛泽东广州表态

　　1958年4月27日，林克飞抵广州。一位中南海党总支负责人说：“林克挨整过程中也没有剪发剃胡须，一副狼狈样子，一向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毛主席见了十分痛心，问他出了什么事，林克忍不住流泪向毛主席哭诉了他们受迫害的经过。”“毛主席听了林克的汇报，认为林克、戚本禹等人打的是红旗，不是黑旗。”(容文)好像毛泽东是在林克哭诉之后，才决定了自己的态度。

　　事实并非如此，据林克讲，毛泽东一见林克便明确表态：“有人就是要吃掉你，但是，他们吃不掉。”表态之后，才让林克汇报。汇报之后毛泽东就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了。那次会，邓小平、杨尚昆、田家英都在场，毛泽东当众表态：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

　　“就在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何载，还有支部书记叫王文，都很坏。他们都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反对党的方针路线，他们是党内的右派。秘书室有一群年轻人， 敢想敢说，挺身而出，反对何载和王文。上边的党组织，中办总支和中直机关党委，不支持这些年轻人，反而支持何载和王文，打击这些年轻人……因此，出了个 ‘八司马’。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身边，可见‘天子脚下’也不那么太平哪！……我提请注意这件事，并建议由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挂帅，组织力量，彻底查清，向党中央报告。”(林文)

　　关于广州表态，杨尚昆是这样回忆的：

　　“1958年4月，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到了广州，就打电话叫我马上去他那里。第二天我一到广州，田家英就对我说，主席发现一个情况很生气，说你们中直党委整人。他说毛泽东可能要狠狠地骂我一顿，先给我打个招呼，思想上有个准备。他还声明绝不是他向毛泽东告的状。毛泽东把我找去谈话时，江青也在场。毛泽东说， 你这个中直党委书记是怎么当的？怎么搞秘密工作，使用党内不允许使用的盯梢手段。他还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叫做‘扶右反左插黑旗’。江青在一旁煽风点火，说 ‘八司马’都是好同志，你们整他们，要作检讨，向他们承认错误。毛泽东要我和江青去找小平同志，把这件事说清楚。小平同志听了江青和我的汇报后说：‘江青同志，你不是有意见吗？你们两边口说无凭，江青，你写一份材料给我，尚昆，你们中直党委也写一份材料给我，我们回北京以后再解决。’小平同志实际上是把江青给挡回去了。”“春耦斋的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去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说，主席从广州回来以后没有再向他提起这件事，他也乐得不管了。”(苏文)

　　毛泽东没有再找邓小平，是因为他决定自己管了。5月1日毛泽东由广州飞武昌，是夜和林克彻底长谈。5月3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便在卧室菊香书屋召开了由中秘室对立双方都参加的会议。

　　菊香书屋会议

　　参加菊香书屋会议的人，林克讲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党委工作人员晓岚，原中办秘书室主任彭达璋，林克、李公绰等八人，王刚、阎草等人。戚本禹回忆，还有田家英、邓力群(中办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戚说：

　　“开会之前，主席照例对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然后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主席的话，一下子把我的紧张情绪解除了。”

　　“会议开始，主席让他们先讲，王刚等人不吭声，只有晓岚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等等。至于为什么定我们反党，她说：‘他们攻击中直党委，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说：‘吆！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吗？’”

　　“轮到我们讲时，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的把柄，李讲话不硬气，田家英、彭达璋又不便讲，于是就当仁不让地讲起来。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秘书室和中办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璋。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彭、田却被说成是我们的后台。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确实有官僚主义。彭达璋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勃然大怒，说：‘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说罢他用眼看杨尚昆，杨低头不话。”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出来打圆场。他先说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不对，话锋一转，又说青年人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双方应各打五十大板，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反右’。主席当场反驳：‘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挨板子，那么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受了批评，邓力群后来改变了观点，1964年我调《红旗》杂志社，时任副主编的他热情地说：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

　会议最后，毛泽东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其要点如下：

　　“我的讲话也不顶事，在广州讲了，到北京就不灵。按兵不动，也就是消极对抗。”

　　“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

　　“谁叫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久仰大名，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

　　“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

　　“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林文)

　　当晚八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原原本本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大家立即展开讨论和揭发。不少人热泪盈眶、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

　　随后在春耦斋召开有中办各单位17级以上干部旁听的揭批大会。会议一连开了七、八天，“八司马”成了整风领导小组的领导，展开对对立面的批判、斗争。会议结束后，何载、王文等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降级下放。王刚和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等受到党纪处分。秘书室受到党纪处分和在鉴定中作思想右倾评语的人，占总人数的60%。这些人在此后几十年中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何载等人的右派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和原工资待遇，重新安排了工作。受到党纪处分和鉴定中定为思想右倾的同志，也都得到平反。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至此算是落下了帷幕。

　　反 思

　　先后使两批人惊心动魄的“八司马事件”， 最终的结局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此事值得深思。“八司马”在毛泽东支持下，把一些同志打成右派、右倾，当然不对，是极“左”；但是，因为年轻人给党组织提意见，甚至反对党组织的结论，就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也不正确。阎草曾致信杨尚昆，要求为“黑旗事件”平反，中办领导几经研究，没有这么做，应该说处理是审慎的、稳妥的。为打成右派、右倾的同志平反，完全应该，但为事件平反，就意味着当年打反党集团是对的，这就有失公允了，尽管里边有个戚本禹。

　　容志堂说“黑旗事件”是“文革”的预演和试验，这话倒颇有道理。不单是黑旗事件，整个的“反右”斗争都和“文革”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文革”初起， 先是各级党组织把起来造反的学生打成“游鱼”、“扒手”、“假左派、真右派”，然后是毛泽东支持造反学生把“走资派”们打翻在地，“搅得周天寒彻”，其情其景和“八司马”事件何其相似！于今反思“文革”，“不管是干部、保守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都声称自己是这场持久运动的受害者”，说起来，这也是事实， “然而，大多数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在某个时期不公正地对待过别人，这也是事实。”恰恰是后边这个事实，被反思“文革”的人有意识地忽略甚至忘却了。反思“八司马事件”，希望不要落入这种窠臼。

　　(责任编辑杨继绳)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