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丁：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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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丁：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偶得

　　
     1953年2月17日。晚上，同李雪峰、李先念、刘子厚、王任重等谈话。毛毛泽东说：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32页）

　　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中是主张消灭富农的，对富农采取了流放甚至是肉体消灭的政策，为什么到了其暮年（斯大林1953年3月5日去世）却建议中国在土改中保留富农，仅仅是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吗？

　　毛泽东上述关于依靠农民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张是一贯的，也是其与邓子恢争论的焦点。早在1943年，毛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就认为： “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这样大的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2页）毛实际上认为农民的互助合作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率。土改后，毛一直迫不及待地督促尽快实现农业合作化，认为这是农民摆脱贫富分化、提高农业生产的唯一途径。毛的这个主张，实际上就是把富裕农民私有的生产资料通过合作化的方式强征进集体所有的合作社，使所有农民能够分享、共同使用稀缺的耕地、大牲畜、大农具等，广大贫困农民能够无偿使用富裕农民的生产资料，自然就会有高涨的生产热情，农业产量还愁上不去吗？毛的这个办法自然受到缺少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的欢迎，当时被冠以社会主义的美名，实际上是在贫困农民中流传千年的平均主义传统的翻版。当然余并不否认，农业生产的集体经营也会在某些方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而时任农村工作部长的邓子恢则认为，过快的大轰大嗡式的合作化会伤害个体农民尤其是富裕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邓子恢认为，土改后的富裕农民是当时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拥有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农业生产的技能、经验，过早地剥夺他们会引起富裕农民的恐慌，甚至会造成他们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破坏。实际上在合作化过程中，农村始终伴随着个体农民在入社前杀猪宰牛、砍伐树木、贱卖农具和耕地的问题。所以，邓子恢始终不同意过快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对毛泽东主张合作社的数量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观点，邓采取了或明或暗的抵制。毛骂邓是“小脚女人”自然不可避免。

　　后来的历史证明，毛、邓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本质上是五十步笑百步，都是要剥夺个体农民的私产和自由；但邓子恢至少比毛泽东高明和实际些，知道过多过快地剥夺农民会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要是从农业合作化就知道循序渐进，坚守农业生产资料不被农民自己破坏的底线，五六年之后会不会少饿死一些人呢？

　　毛斥责邓为“小脚女人”，在中共建政后第一次把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即合作化的速度之争上升到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这还勉强算是认识问题，是简单地上纲上线的话；1962年10月，毛粗暴地毫无道理地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责骂邓子恢主持的农工部“十年没干一件好事”，（《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65页）就是赤裸裸地强词夺理、背信弃义了。

　　1953年10月2日。下午，中南海西楼会议室政治局会议，讨论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说：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开始忘记了……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第173页。

　　余一直以为，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剥夺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毛上述讲话，明确了这一改造的根本目的是从农民手中抢夺余粮。质言之，农业集体化的目的不仅是变耕地私有为集体所有即准国家所有，更主要的目的是剥夺耕地的收益权即“余粮”。所以集体化是手段，抢粮食才是目的。说什么集体化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那才是“言不及义”呢。毛的逻辑是，工业化建设造成的农产品不能满足城市需求的矛盾，本质上是“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178页）。有了集体所有制，还怕抢不来粮食吗？

　　毛的另一个逻辑是土改曾经把土地分给过农民，现在是党要再要回去，农民应该心甘情愿。否则，就是“分地的好处开始忘记了”，就是忘恩负义。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他说：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449页）

　　这段话的内涵实在太丰富了。余一时难以完全消化和理解。其一，土改前农村的耕地祖祖辈辈属于农民，怎么经过土改就属于共产党了？土改中的这个逻辑是怎么编造出来的，农民又是怎样接受的，值得研究。

　　其二，共产党给农民分地的利益，仅几年“他们有些忘了”。中国农民是最知道皇恩浩荡的臣民，怎么能够把这么大的恩情很快就忘了呢？这不能够！忘记党的恩情的原因恐怕是统购统销教育了农民：土地党是给我了，但粮食（地租）却被党拿走了，我成了变相的国家佃农（后来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变成了国家农奴），还感什么恩呢？1953年后粮食征购率不比旧社会的地租低甚至还高出很多，造成了普遍的粮荒。为逼农民交粮食，各地普遍发生抢粮、抄家搜粮、吊打农民、逼死人命的案件。

　　第三点最妙。统购统销引起的社会动荡，迫使共产党想出更绝的一招，就是把“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只要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农民就会从此富裕起来，而且“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以美好的理想来诱使或迫使民众步入其“制度设计”，是中共屡试不爽的政治动员技术。问题是中共宣传的美好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余怀疑，宣传者自己到后来也是不相信什么“康庄大道”的，先把农民骗进“国家监狱”里再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对于农民来说就是土地所有权被剥夺，耕地收益权被剥夺，人身自由被剥夺，宪法上规定的公民的自由权利几乎全被剥夺，只剩下在国家的土地上终生劳作的权利。勉强温饱，苟延残喘，犹如人站在齐脖子的深水中，稍有波澜和小激流即刻陷于灭顶之灾。

　　“大跃进”时期流传着一首很有名的顺口溜：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顺着阳光大道走，一步一步进天堂。这最后俩字改为“地狱”是再合适不过了。

　　1957年3月17日。在天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消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第三卷，第114页）。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完全不懂教育和科学研究的要则与规律。尤其是取消宪法课一条，说明在建设现代国家和教育方面，中共还比不上国民党。


　1953年2月17日。上午，在听取孝感地委书记王良关于土改后农村状况的汇报时，谈到了过渡时期问题。毛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他扳着指头解释说：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六步六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了。请你们把这话传达给县委书记和县长。

　　晚上，同李雪峰、李先念、刘子厚、王任重谈话。毛说：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刘少奇——作者注），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邓子恢主张在土改后的农村实行借贷、租佃、雇工、贸易四大自由——作者注）”，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31页）。

　　关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过渡，如果是从当下（1953.2.）开始过渡，就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了。新民主主义变成了一个过渡阶段，或者说变成一个权宜之计了。这样，毛泽东就基本上放弃了1940年代初鼓吹的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张，即政治民主、经济私有化等。

　　纪坡民先生最近鼓吹回到新民主主义，认为改革开放基本上是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今后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完全实施当年的新民主主义。这个说法很幼稚，很不靠谱。他不了解，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不是为了在全国实现之，只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引起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注意。他一旦掌权，必然会逐步弃之，实现其对天下的独裁控制。民主和毛是从来不搭界的。

　　毛泽东上述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早在1952年9月24日就明确了。这天晚上，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03页）而恰恰是这个时候，他在一些公开场合，还口口声声说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呢。这种统治技术后来在五七反右中表演的炉火纯青。这一次算是预演？


　　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就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要来京一事，指示湖南副书记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第一卷，第8页）

　　毛泽东对其前大舅子真“够意思”，斥责其有“无理要求”；称其前岳母为“其老母”。“其老母”者，老毛前“妈”也。

　　不过，上面的判断似乎过于武断。半年之后，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夫妇并没有忘记前岳母大人的生日，毛和江青致信向振熙（杨开慧的母亲）：向老太太尊鉴：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祁笑纳为幸。（第一卷，第117页）

　　和江青一起致信前岳母有点奇怪。

　　1956年12月13日，毛泽东复信杨开智：“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及阖家安吉！”看来，前女婿与其前丈母娘家的关系是越来越热乎了。杨家不仅没有怪罪忘恩负义的毛泽东（毛明明知道杨开慧拉扯着他两个孩子在长沙艰难度日，他却和贺子珍公开同居并结婚），还上杆子攀高枝呢。杨家所为，人之常情也。不过，毛的回信再不拉上其第三位夫人江青同志。（第三卷，第51页）

　　杨老太太去世时，毛泽东的唁电称其为“杨老夫人”。1962年11月15日，致信杨开智：“得电惊悉杨老夫人去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伍佰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第五卷，第168页）

　　毛泽东与杨家的交往大概告一段落。


【缺（5）】


    《毛年谱》第三卷中，毛在1959年7月23日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删掉了一些内容。删掉的内容在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有明确记载。比如毛说：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9-140页）让毛如获至宝的简章叫《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草案）》，毛亲自修改过多次，里面充满要把公社建成"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的设想。没收自留地、公共食堂、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等等匪夷所思之事，大都端于此。

　　再如毛说：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断子绝孙。（同上，第141-142页）在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如此无耻、无赖、耍泼皮，中共党内恐无望其项背者。这是不是其屡次地位受到威胁却都化险为夷始终牢牢掌控权力的秘诀之一呢？到了关键时刻，书生或心底坦荡之人不可能如此下作。高层的事，吾侪不懂。以余之经验，凡爬上高位或获取了不该得之利益者，均需有一种执着和不要脸之精神。某些人"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是得不到意外之喜的。利益之争中的失败者，往往以不好意思作为托词，但为什么屡屡不好意思呢？这只能解释为价值观使然了。

　　1960年4月30日。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谭震林、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谈话，杨尚昆参加。毛问：国内形势是不是比年初好一点？谭震林说：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病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并不是9两（16两一斤）以下，实际数字比这个多。他们这里（河北省）的大名县也是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8两12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8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 382-383页）

　　大饥荒三年多间，毛泽东从来没看到过饥民的脸、饿死人的脸，所以谭震林敢说，饥民们都红光满面的，以博得圣上"又舒服一点"。

　　上面谈话的氛围和内容，完全嗅不出饿殍遍野的任何气息。专制体制中的官员为一己之私，往往欺上瞒下，但求保住自己的官位，既罔顾民情之鼎沸，亦无视社稷危如累卵。"大跃进"中接替邓子恢的谭震林（外号谭大炮）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与毛的上述对话，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态。大跃进中的放卫星和紧随其后的大饥荒均是专制体制的必然结果，是毛和其奴才们相互欺瞒、联手鼓捣出来的人间惨剧。


　　1961年1月27日。在停靠济南专列上与曾希圣、谭启龙谈话。毛泽东说：河北烂了8个县。必须认识这是反革命分子的复辟，死官僚主义是他们的同盟军，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533页）

　　1961年3月5日。广州小岛招待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去年北戴河会议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山东、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本身的问题估计不足。反革命复辟、掌权，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548页）

　　《毛年谱》对于饥荒尤其是饿死人几乎只字不提。即使提及，或避重就轻，或转移视线、嫁祸于人。上述讲话就把饥荒的责任转嫁到农村基层干部的渎职和一些农村的“反革命复辟”上。这表明：

　　其一，毛心里非常清楚他已“闯下大祸”，在产粮区已经普遍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其二，毛在找大饥荒的替罪羊，就是“反革命分子”和“死官僚主义”，他自己是一点责任也没有的。高华认为，1964年兴起的“四清运动”实际上就是为大饥荒找替罪羊，运动中提出的所谓“民主革命不彻底”，“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基层政权被反动分子篡夺了”等等都是转移视线、推脱责任的说辞。余完全同意。余与高先生所不同者，是认为毛找到农村基层干部为其垫背的时间要早得多。上述谈话表明，早在“四清运动”发动之前的1961年，毛就为饿死人的罪责找到替死鬼了。

　　其三，毛的话完全不合逻辑。四个省抓“瓜菜代”迟了，对问题估计不足，就一定出“反革命复辟”吗？

　　1965年11月15日。晨，在停靠蚌埠的专列上同李葆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继任者）等人谈话。毛让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并说，这本书共有3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五千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这个本子不错。李葆华等说：群众很欢迎这个本子，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我们已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这个要求，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了。毛泽东说：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39页）

　　读这段时，只是觉得值得记下来，到真记下来了，却不知道怎么评价了。不由得想起他老人家“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的“伟大教导”来。


　新版《毛泽东年谱》中，有一些记载很是有趣，但散乱且不够完整。恕余胡乱拼接之。

　　1949年10月5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致第二野战军前委：“关于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提这个口号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团结各少数民族；现在国民党已经被推翻，再强调这一口号易“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4-5页）

　　“民族自决权”据称是从列宁那搬来的。这个口号曾是中共动员各少数民族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利器。然新中国成立仅5天就被毛泽东废了。今天的上峰若看到中共早年这个颇得人心的口号，恐怕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吧。

　　1950年10月5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朝鲜问题。毛泽东针对林彪提出的美军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等观点，说：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05页）

　　在决定新中国生死攸关的政治局会议上，能够说出这种匪夷所思的话来的，恐怕只有他老人家了。毛泽东就是凭着“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说服众爱卿，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派周恩来、林彪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的。显然，当时的毛等绝不会如此莽撞和无知。看来，派兵入朝这件事有着太多的避讳、难言之隐，其个中的隐秘实情，编者可能一个字都不便、也不能透露，只能以“手榴弹”、“纸老虎”掩盖和糊弄了。不过，谁信呢？

　　1954年4月25日。在江青建议下，在玉泉山给毛修建了游泳池。毛“龙颜大怒”，致信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说，修游泳池花费的5亿元，由毛的稿费支付，且“游泳池封闭不用”。为此，江青4月24日给毛信云：昨天接到你的电话之后，我的心上很感觉沉重。我犯了错误，用五个亿我是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却是我建议的，我不能辞其咎。（《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237页）

　　毛上述表态太假了吧？！第一，所谓稿费还不是强征来的？其每一分稿费无疑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第二，1960年代初在全国饿殍遍野时，各地为“谢龙恩”，先后修建60多处超豪华别墅群像是武汉的东湖宾馆、济南的南郊宾馆、广州的鸡颈坑、杭州的刘庄、天津迎宾馆、北戴河、庐山的美庐、韶山的滴水洞、长春的南湖宾馆等等等等，怎么至今未见有人出来道歉、请罪？第三，经过润色的江青给毛的信，其文字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像是小学生的认错书。

　　余从未上过玉泉山，当年被老人家“封闭不用”的游泳池，现在正被玉泉山上的“公仆”们享用，还是作为反腐倡廉的样板正“恩泽”着红二代？

　　1958年8月21日。上午，北戴河一号楼各协作区主任会议。毛说：三令五申，凡有铁拿不出来者，要执行纪律。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17页）

　　毛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比去年翻一番。对于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各地想出的办法就是收集废旧钢铁，然后以小高炉冶炼（实际是融化之）之以凑够1070万吨钢。上段话实际是毛下的死命令，要求家家户户上缴废铜烂铁，甚至要求把自家正用着的铁锅交上来。要是不交，就把你们家的钢锅铁盆统统砸烂，为1070万吨钢做贡献。毛甚至提议把一些铁路比如胶济铁路拆掉炼钢，来为1070万吨钢做贡献。这样发展钢铁工业，古今中外所仅见。

　　同一天。毛说：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样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搞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同上）

　　中共建政后的确没有“义务交售制”这个名称，但却有农业税、统购统销等剥夺农民的一系列制度，其征购时间之长（1953年开始统购统销，1985年正式取消），征购制度之完备（农业税、征派购农副产品、工农业商品剪刀差等），征购数量之巨（据李溦的研究，计划经济30年间达6000-9000亿元），绝不逊于苏联老大哥。取得少为什么饿死千万人之多？


　　刚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余已读至第六卷，刚开始读时的印象是失望；翻了几卷后最深刻的感觉是失望；读到最后一卷的总体评价还是失望！一位文革专家这样评新版《毛年谱》：隐恶扬善，避重就轻；只责帮办，不罪元凶；颠倒黑白，愚弄大众；只讲党性，不要人性；中间4句记不起了。皇皇巨著，轻视浮萍；只顾眼前，贻害无穷。余以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据参与编辑此书的友人透露，这部书很多年前就初步编成，字数至少是现在的一倍，之后不断被“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删减，多次拖延出版时间，现在的本子不仅字数减了多半，关键是最要紧的史料几乎没有透露。据余对近年出版的领导人文集、年谱的观察，把不利于“维稳”的材料删除干净几乎成了出版这类著作的惯例。比如，据彭真年谱、文集的编者透露，当年送审的文稿中，删掉了毛泽东斥责董必武的一句话：要老马识途，不要老狗挡道！

　　余已经快翻完了《毛年谱》，几乎没有看到一处令人兴奋的材料。买此书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完全是浪费吾等穷书生的银子。概言之，重大历史事件比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中共八大、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四清运动、文革、九一三事件、四五运动等等的关键性史料；毛政治上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情，生活上的隐秘之事，甚至毛与其亲属的关系、本人的疾病等等都“为尊者讳”了。就余目前研究的问题而言，一些想查找的、核对的资料均告阙如。比如，1961年初，毛下派调查小组到农村了解实际情况，胡乔木和田家英小组的情况已经披露了很多，甚至出了专著，唯独下派福建的陈伯达组的情况一直得不到可靠的资料，这次本以为《毛年谱》里会有详实的记载，结果寥寥几行字。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然而，对毛有利的“正面”材料《年谱》不惜笔墨，大书特书，记载甚详。若要写毛时代的“颂圣”文章，这类题目的材料《毛年谱》里倒是相对完整。比如过去关于《论十大关系》的论述，教科书和官方党史一般只介绍该书的结论及其积极影响，对其形成过程叙述甚略。新版《毛年谱》披露了毛为准备《论十大关系》多次召开座谈会，向中央34个部委负责人了解各个行业情况的详细过程，与各部门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以及如何通过多次党内讲话逐步形成十大关系的思路的过程。若仔细翻阅《毛年谱》的第二卷，并与《陈云年谱》、《李先念年谱》、《邓小平年谱》、《周恩来年谱》、《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相对照，写一篇关于《十大关系》来龙去脉的文章，是不成问题的。而且这类文章时效性强，主流党史刊物是求之不得的。

　　余还发现，《毛年谱》披露了许多毛泽东与江青的信件，把毛与江青的关系勾勒得比较清晰和完整，从信任、培养到恨铁不成钢，从训斥到失望到最后有些绝望的过程，有的故事颇值得玩味，很值得一写。


转自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