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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庙堂之内，言路畅通，大家敢于直言争辩，则国家兴旺发达。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就是“谔谔以昌”的道理。否则，万马齐喑，必然导致“林彪事件”和“江青现象”。
谔谔之士，或不能最终避免厄运，但留给后人的是铮铮硬骨和不朽精神。
这里要叙述的是1966年早春二月“京派”与“海派”激烈斗争中的彭真。
这年春天，中国领导层“京派”与“海派”的斗争潮起潮落，暗潮汹涌。知识界、文教界一批老知识分子宛如老牛进屠场，惟剩觳觫。
在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处于中流砥柱的是时任中央书记处副总书记、中央秘书长兼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京城文教界戏称他“老八”。从批吴晗到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然后4月份进一步深入，各大报刊开始不点名批判京派“祖师爷”。不言而喻，大家都知道指的是彭真。
彭真在东北与林彪结怨，在延安、在京城与康生、陈伯达不合，江青即与他结仇。
那时候，谁能知道“海派”借用林彪集团的势力想法那么大呀？他们要搬到“刘邓彭罗陆杨”。
1965年冬突然拿掉罗瑞卿。翌年3月第二批拿掉是陆定一和杨尚昆。4月第三批拿掉的是彭真。“刘邓司令部”没了这几员大将也就形同虚设全面崩溃了！
彭真没有束手就擒，他与“海派”前台的几个书生直接交手，与“海派”的后台老板娘隔空交手，你来我去进行了6个月的坚决抗争。
1965年11月10日，江青在上海抛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至11月28日，18天内，彭真不允许此文在北京各报刊转载。彭真在家里召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胡绳、姚臻以及吴冷西、范若愚、邓拓开会。彭真问：“上海的党性到那里去了？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呢？”“吴晗过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后一直靠拢党，反右派时，反章罗联盟比较积极嘛。”
11月18日，周恩来督促彭真要转载姚文。彭真在会上问邓拓：“吴晗现在怎么样？”邓拓答：“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然后彭真冒出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什么来头不来头！只问真理如何？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然后姚臻又通知《光明日报》不要刊载姚文，“以免震动太大。”
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按照彭真和吴冷西的意见，不涉及政治问题，不表示完全支持姚文。编者按语说：“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12月1日，彭真在家里召集“周许胡姚吴”几员著名京派大将说：“我看还是《人民日报》的按语比较稳重，《解放军报》说《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说得太早了。这样一说，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部队的同志只考虑部队的教育问题，不考虑全国的影响问题”。并且继续追问，上海“为什么不给北京打招呼？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究竟有党性没有？”“现在都转载了，以后是讨论的事情了。讨论要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的，赞成姚文元的，各种意见都讲才好讨论，要采取放的方针”。“这次讨论不但是一个戏的问题，牵涉到历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清官与贪官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京戏改革问题，要真正当成一个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12月14日，彭真在国际饭店召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他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嘛。”
12月22日，毛泽东同陈伯达、关锋谈话，根据康生小报告的观点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2月23日毛泽东同彭真、康生、杨成武谈话，说要害是罢官。
彭真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12月26日，彭真对上海来的人说，对姚文也要一分为二，要把吴晗问题当做学术问题讨论。
翌年1月2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召集文教报刊负责人开会。彭真说，要放，扯得越宽越好，先搞学术，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
陆定一说，姚文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注：指给吴晗上纲上线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部分）就好了。
康生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
1月10日，许立群召集关锋、林涧青谈学术问题。关锋要求批判《北京日报》和《前线》发表的彭真授意邓拓写的以“向阳生”笔名发表的文章。
许立群不同意。关锋又问敢不敢在《内部未定稿》上发表一篇为《吴晗心目中的海瑞就是彭德怀》，许立群不同意批判向阳生。
1月11日，陆定一、许立群召集文教部门负责人开会，会上没有谈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指示，只是部署要开展“文史哲经”的学术批判。
1月13日，关锋、林杰、戚本禹根据“海派”的统一安排写成《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三篇文章，送交中宣部审查，许立群、姚臻不予放行。
许立群以《汇报关锋等同志4篇攻要害的文章稿件的政治性提法》报彭真。
彭真让许立群告诉关锋、戚本禹，文章要改，不能联系庐山会议。
许立群说，他们不一定能接受。
彭真说告诉他们，不能像学阀那样，自己的文章改不得。
1月27日，戚本禹打电话问许立群，自己的文章可否发表？
许立群回答，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2月3日，彭真在“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联系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邓拓同志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
陆定一说，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康生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
当晚，彭真与许立群通电话。许立群请示如何给中央写汇报提纲，会上意见不集中，怎么写？彭真说，可以照我最后讲的写嘛，旁人的话也吸收写就行了。别人的意见，都要听。但听完之后，不一定都照着做，应当有自己的看法嘛！
2月5日，“刘邓彭”听许立群和胡绳的汇报。彭真问“刘邓”有什么意见？邓小平说“没有什么意见”。彭真问刘少奇是不是就按照这个提纲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答“可以这样”。
2月8日，彭真带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到武汉东湖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吴晗罢官问题，要重新考虑。吴晗不罢官了。
彭真说，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吴晗写文章时间是1959年3月，彭德怀出事是在7月，时间上差3个多月呢。
彭真说，解放后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这次要做政治结论。
毛泽东说，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说，准备要用整风的办法整顿学术界，要整顿左派。
毛泽东回答，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说。
彭真回京后，经过“刘邓”审批，2月12日《二月汇报提纲》下发到全党。
2月18日，中宣部召集学术界和报刊负责人传达讨论。许立群说左派是学阀，要对左派整风,“自以为是一贯正确，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样的人10个有10个跌跤子！不要充当炸破组！”
3月1日，关锋在会议上质问许立群，《二月汇报提纲》说批判不要简单化，究竟前一段那些地方简单化了？中宣部学术批判办公室应该具体指出来。对吴晗的政治批判是不是已经够了？是不是不再进行批判？以后写文章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些都是毛主席当面同意了的。
3月3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邓小平讲，北京大学办得是好的。陆平是好同志，也有某些错误。北大的运动，肯定有成绩，也肯定有缺点。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不敢写剧本了！书也不敢出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抓住人家的小辫子，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要赶快刹车！然后书记处会议纪要说：“学术批判要落脚到繁荣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
同一天，许立群与关锋吵起来了！许立群说：你们“不要以为通了天，就了不起”！
3月11日，彭真让许立群问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植，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
同日，上海叫板，问“谁是学阀”？
许立群传达彭真话，“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的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这时，陆定一在江西、安徽宣传“二月汇报提纲”，说“报纸上不讲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缺点。正面反面都有，展开争论，不戴帽子嘛！”
3月28日，康生与江青勾通后，专程到毛主席驻地刘庄告状
3月30日，江青叫来张春桥，再次就同一问题，到刘庄向毛主席告状，以造成声势。
张春桥这一状，把毛主席的话都引出来了。毛主席说，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还有大党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
毛主席又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建立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京派”与“海派”的激烈斗争接近了尾声。
（2014年2月18日星期二，老兵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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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2 05:2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