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改革开放前学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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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学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回顾

王炯华

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学术日益意识形态化，笔者对此特作一简单的历史回顾。
最初是围绕《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和《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开展了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宣传，批判旧哲学即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学术革命，使哲学意识形态化。
195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提出，《实践论》“也即是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它“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2月16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号召学术革命。所谓学术革命，“就是要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应用于各种的学术部门”，“这就必须大力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必须对着那种从封建社会沿袭下来的神秘主义和烦琐主义的经院哲学派，对着近代中国那些或是土生的、或是从西方反动资产阶级那里贩运来的各种唯心论和神秘主义的反动思潮，继续进行革命的批判战斗”。就是说，“必须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建立我们真正的历史科学，来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集体写作、由系主任郑昕所作的报告《从西方哲学认识论的批判来学习〈实践论〉》检讨了他们过去的哲学教学，认识到《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新哲学是对旧哲学的革命，批判了西方唯理论和经验论，强调指出“崭新的社会，必然地要产生出崭新的意识形态”。报告说；“多年来，我们在大学里用西洋资本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灌输青年，走资本主义的思想道路，我们也有儒道杂糅，儒佛杂糅，中西杂糅的‘新体系’，这也许是人民日报（1月29日）社论所指的：‘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里面，流行过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潮，企图建筑一些空中楼阁的反动哲学’”。就是说，这个体现专业学术权威的报告不仅全盘否定了北大过去的哲学教学，默认三四十年代中西古今“杂糅”的“新体系”（引按：指贺麟“新心学”、冯友兰“新理学”等哲学新说）的“反动性”；而且全盘否定了“旧哲学”，认定“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错误的认识论”，“在旧哲学史中的一切改变，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式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宣传中，《新建设》第三卷第1期发表苏共意识形态主管日丹诺夫在亚历山大洛夫《西方哲学史》一书讨论会的发言。日丹诺夫批评亚历山大洛夫的所谓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虚无主义，阐述哲学史定义、哲学党性等问题，提出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举行座谈会，在京成员马特、任华、张岱年、朱光潜、胡绳、汤用彤、金岳霖、贺麟、侯外庐、沈有鼎等纷纷发言。他们“一边倒”地批判亚历山大洛夫，“一边倒”地拥护日丹诺夫。从此，所谓哲学上“两军对战”便成为中国哲学家长期遵循的“经典”。后来中国哲学家还将“两军对战”进一步概括为“两个对子”、“两条路线斗争”——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
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宣传，结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文化领域的批判特别是旧哲学的批判，五四以来所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全部进行自我反省和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旧”哲学代表特别是冯友兰、贺麟、金岳霖、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从此陷入脱胎换骨的批判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成为亿万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由于它本身的苏联模式化和逐步的意识形态化而日趋独断化和政治化，再加上普及宣传中因注重通俗化而难免的简单化以及庸俗化，以至在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常常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整人打人的金棍子。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旧哲学的反省以及随后思想文化领域《武训传》、胡适、梁漱溟、胡风等一系列批判又扼杀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及其主体意识，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因不同观点和倾向而受到伤害，而且使所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有非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几无容身之地，思想文化学术领域也几无重大的创作。
接着是1952年院系调整，包括法学在内，一批人文社会科学被大大削弱，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一批学科停办或取消。经过这次调整，原来国民政府留下来的53所法律院系（设有法律、政治法律、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福利行政学等6个专业，有教师542人，在校学生7388人），除组建成为以培养、培训政法干部为主要任务的4所政法学院之外，只剩下武汉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个法律系，以及新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两所法律系（在校老师有340人，学生为3830人）。一方面，它使中国的法学教育与苏联的模式接轨，政法人才的培养，主要以单科性政法学院为主，凸显法学教育中的短、平、快培训和面向司法实务特色。另一方面，原来学术色彩比较浓厚的综合性大学中的法律系，退出中国法学教育，加上新中国成立时留用的一批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教授或改行，或在家赋闲，以及许多法律图书数据散失，原来在综合性大学的知识背景下的法学研究氛围大大淡化，中国现代法学研究的整体力量大大削弱。同时，经过学科和课程改造，分布在全国的20多个社会学系经过1952年调整只剩下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系，到1953年院系再调整，仅存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被批评为“伪科学”，在中国大陆整体性地彻底消失。其时，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多次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据费氏后来回忆说,当时相关部门的意见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南京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教师。还有南京大学哲学系，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一度集中了许多全国知名学者，但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老老青青,统统给扔出了南大的大门”。 [1]
1954年，毛泽东在全国一届人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不二原则，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休系和学术研究必须在党的领导下，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偌大中国，除了陈寅恪抵制和拒绝以外，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都成了各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术工作者。
这开始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得到充分反映。61名学部委员的主体是来自延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人，如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艾思奇、胡绳、范文澜、尹达、张如心等。这些被毛泽东称为“秀才”的人当中不少人当时正是负责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部门的主要官员，他们被挑选成为“学部”委员，就使“学部”委员的构成高度意识形态化了。这些人与原来国民政府“中研院”院士本来就是同时代人，他们之所以在1948年未当选为“中研院”院士，并非政治态度之故，实乃其学术水平无法望“中研院”院士之项背。虽然这些人被“任命”为“学部”委员，但他们的“学部”委员身分却未必能提升其学术水平，甚至他们其实也未必从事学术研究，而是以控制学术研究为己任。这不但抛弃了由蔡元培先生创建于中国民国时期、到1948年选出第一届院士历经20年、为学术界一致好评的中国院士制度和原有的学术制度和学术界文化，而且开启了政治对学术界文化的操纵。负责安排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并“指导”“协商推荐”过程的，并非任何学术机构，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让负责政治宣传的机构来安排学术机构、学术荣誉、学术地位的产生和学术机构的管理框架，显然是为了让学术为政治服务。这种制度必然把负有政治控制使命的人置于学者之上，同时也彻底剥夺了学术机构的自治式管理。[2]
1957年反右前后，虽然毛泽东也曾提出“双百方针”，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但是，他更加强调意识形态斗争，把意识形态纳入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的意识形态化已经成为常态。这在前述文学艺术政治化和教育之党化中已有充分的体现，乃至1958年教育革命还把自然科学家世界观方面的某些方法、观念、观点与自然科学的学科系统、原理、公式混为一谈，把许多科学技术问题贴上世界观的标签大加挞伐，给一些经典理论及其提出者戴上诸如“数学形式主义”、“机械外因论”、“物理唯心主义”一类帽子。反右以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及各个学科领域，学术意识形态化日趋严重，直到文革的“全面专政”。
反右以后，学术意识形态化首先是史学领域的应时研究。
由于毛泽东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兴趣特别是对颇有争议的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的褒奖或即兴谈论，历史学家应时而趋世，史学领域一度出现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的翻案风。以郭沫若曹操翻案为例，可以看到史学学术意识形态化之妙旨。
长期以来，曹操在人们心目中被视为反面人物，人们从《三国演义》和旧戏舞台上得到的“旷世奸雄”、“白面奸臣”的印象可谓根深蒂固。但是，毛泽东却正面评论曹操，主张为曹操“翻案”。早在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对随行人员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1954年夏天，他在北戴河与保健医生徐涛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和发展。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说，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几个月后，他在北京回信给在北戴河的女儿李敏、李讷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1957年4月10日，他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为曹操辩诬说：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这年11月初，他在莫斯科与郭沫若、胡乔木谈论三国时突然问翻译：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接着自我解答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1958年11月1日，他在河南新乡视察对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说：啊，你是安阳的？安阳是曹操起家的地方啊。曹操这个人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3]
毛泽东对曹操的上述评论和主张当然也是一种学术意见，但又是一种颇合史学革命的新史观，再加上他一言九鼎的领袖地位，史学界闻风而动，在1959年掀起一股沸沸扬扬为“曹操翻案”的活动。得风气之先的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及《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这年1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认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2月初，他终于完成历史剧《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3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他的《替曹操翻案》一文。他的文章和戏剧热情讴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引发了对曹操翻案的热烈争论。翦伯赞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论文。
郭沫若说：“公平地说来，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在我看来，曹操在这些方面的贡献，比起他同时代的人物来是最大的。” 他认为“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而这是不公平的。“其所以产生这种不公平或者使曹操特别遭受歪曲的最主要原因不能不归之于正统观念的统治”。他断言“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在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他提出不仅要替曹操翻案，还要替殷纣王、秦始皇翻案。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4]这与毛泽东的原话几乎完全一样。
《蔡文姬》说的是曹操从匈奴赎回蔡文姬的故事。郭沫若明确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他认为镇压黄巾军农民起义确是曹操的错误，但“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而且，对曹操让其子曹丕称帝之事，他也认为“曹丕称帝后建元‘黄初’，这当然有五行说的含义，和谯县出现过所谓黄龙有关，但和‘黄天当立’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吗？因此，我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他还“特别重视”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5]曹操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民领袖，国家在他治理之下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郭氏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道：“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曹丞相的主张是‘天地间，人为贵’。”“如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代。”人们“应该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曹丞相为人是满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还有他的夫人也落落大方，那位卞氏夫人真是好，她从来没有骂过一次人，也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剧中还有一个场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边缝补被面，一边对曹操说：“这条被面真是经用呵。算来用了十年了，补补缝缝，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补丁。”曹操说：“补丁愈多愈好，冬天厚实，夏天去了棉絮，当被单盖，刚合适。”卞氏说：“你真会打算。”曹操对曰：“天下人好多都还没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其时正值大办“人民公社”，《蔡文姬》也将曹操当年的“屯田”比附称赞。在《羊城晚报》发表的剧本中，还有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剧中最后一幕原有《贺圣朝》一诗，以“天地再造呵日月重光”，“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万民乐业呵四海安康”，“哲人如天呵凤翥龙翔，天下为公呵重见陶唐”等词句歌颂曹操。北京人艺的导演在排演过程中，感到《贺圣朝》是以曹操为主，与剧名“蔡文姬”太不协调，与郭氏商量后经田汉润色，将其修改为以赞美蔡文姬为主的《重睹芳华》。《蔡文姬》最后一句是众人齐呼：“祝魏王与王后千秋万岁，万岁千秋！”但在1978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沫若剧作选》时，江青已经被关进秦城监狱，郭氏便将此句改为：“祝魏王与王妃千秋万岁，万岁千秋！”“后”改为“妃”，这一字之易，却也从侧面说明郭氏为曹操翻案的意旨所在，颇堪玩味。[6]
郭氏名义上替曹操翻案，实际上是承“圣意”而应时。他将曹操如此附会和现代化乃至当代化，正好体现学术“奉上”、仰承“圣意”和学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路向。他笔下的历史人物曹操及其事业就是毛泽东及其事业，因此，其史学研究和剧作学术也就必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并能得到毛本人的欢心和认同。
这种仰承“圣意”而应时的史学研究除了秦始皇、曹操、武则天一类帝王将相的翻案风，还有吴晗的朱元璋和海瑞研究，即使其费力不讨好、成为文革导火线、最后付出自己生命代价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回应毛泽东要宣传海瑞精神的应时之作。
在文革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中，一贯尊孔的冯友兰于1973年11月撰写两篇文章：《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和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冯氏对孔子反戈一击，果然大受欢迎，并由此成为风云人物，开始他“文革”后期先荣后损的特殊经历。《北京大学学报》同一期发表这两篇文章。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干预， 《光明日报》还加“编者按’’连续两天转载这两篇文章。一发不可收拾，冯氏又连续发表《从我个人的体会谈批林批孔与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7]、《“克己复礼”是复古主义路线的核心》[8]、《孔老二的“拨”和走资派的“扭”》[9]。最后，他的批孔论文以《论孔丘》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晚年冯氏对此痛悔不已，深刻反思，多次提及，说他这个失误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10]其实仍然是学术意识形态化的反映。因为他对孔子的反戈一击不仅正好符合当时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政治需要，而且因为他是长期尊孔的学术权威，他的反戈一击尤其具有“份量”和“说服力”。唯其如此，冯氏受到毛泽东的推重和江青的青睐，作了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顾问，粉碎“四人帮”后又需要他“说清楚”，并且一度过不了关。
其次，学术意识形态化是人文社科学科学领域的学术论战。
反右以后，中国学术界同文艺界、教育界一样不得安宁，各种论战此起彼伏，但不管学科门类和论战主题如何，无疑都具有学术意识形态化倾向。以哲学为例，关于思惟与存在的同一性论战尤其发人深省。
《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发表郭月争《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最概括的表述”。他强调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意义在于（一）承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区分哲学中的可知主义不可知主义的标志；（二）由于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解各异、解决殊途，又把唯物主义的可知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可知主义根本区别开来了”。他不指名地引述杨献珍《什么是唯物主义》讲稿中批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客观上为“‘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某一思维产物的现实性’提供了理论根据”，“说明了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逐步与大跃进合拍”。[11]
这年秋，杨献珍应《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约稿撰写《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一文。这是为了反驳苏联《简明哲学辞典》第三版“同一性”条目对毛泽东《矛盾论》不指名的攻击而写的。杨氏认为这是苏联人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矛盾论》所说“矛盾的同一性”混为一谈，因此，应当区分两种不同范畴的同一性。他同时批评《光明日报》哲学副刊讨论不可知论的文章和《哲学研究》郭月争的文章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当作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认为“硬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原理归之于恩格斯，乃是对于恩格斯的一种诬蔑。”他强调“绝对不能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解释成为唯物主义的命题，更不能用它来代替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认为弄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之唯心主义实质“不止是在划清唯心唯物的界限，清算中国的马赫主义哲学思想上有重大意义，即在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上，也是有重大意义的”。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往往以感想当政策，或者满足于纸上的计划，不去检查实际执行的情况，这也就是把想象的世界代替了实在的世界”。不言而喻，他指的是“大跃进”中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杨氏此文不仅被陈伯达和康生打入冷宫，而且康生趁毛泽东游泳时直问：“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毛回答“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杨氏吃惊不少。他说：“我感到，原来争论的是，思维和存在是不是同一的，现在问的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提法改变了，问题的性质和内容也就改变了”。[12]
    1959年10月11日，于世诚在《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发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原理吗？——评郭月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一文》。他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原理，它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是根本对立的。这个问题不仅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彻底解决，而且已为哲学史的事实所证明。郭文的观点只能引起思想混乱。?
    《哲学研究》1959年11、12期合刊转载了于世诚的文章。到1960年春，报刊发表了一系列论争文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论争的这一阶段，尽管观点尖锐对立，基本上仍是学术之争。但是也已带上政治色彩。在1958年中央党校的反右斗争中，杨献珍严厉批评哲学教研室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持不同意见的教员；另一方面他自己又受到陈伯达、康生的注意，不仅他应陈伯达约稿的那篇文章被打入冷宫，而且他在《什么是唯物主义》讲稿中以贪心的狗衔着一块肉过桥看到水中的狗也卸着一块肉，因而丢掉口中的肉去抢水中那块肉为例说：“什么叫‘思维与存同的同一性’？就是认为水中的肉的影子与狗的口中的衔的肉是同一东西”。他的这一段文字已被摘登在中宣部的一份内部刊物上，成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存照。还有，郭月争和于世诚都受到他们所在地区和单位的批判，而解除对郭氏批判的是康生给安徽省委的电话，解除对于氏批判的则是中国人民大学得到杨献珍关于论争原委的说明。而由于康生、陈伯达的介入，从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又变成了对论争一方杨献珍等人的政治围攻，最后则演变为对杨献珍一方的“革命大批判”。?
    《哲学研究》1960年第3期发表主要是关锋艾萨克仁兴署名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的实质》。此文盛气凌人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实质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和二元论倾向之争，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旧的即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之争。世诚同志的观点，明显地表现了二元论倾向和形而上学，明显地表现了他站在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立场”。此文不指名地批评杨献珍的观点说，凡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都是由于主观和客观不符合，都是由于唯心主义世界观造成的，这种观点“违背了认识运动的辩证法，违背了思维达到与存在相符合的过程的辩证法”。这“不但不利于人们在实践中改正错误，反而束缚人们的手脚，不敢大胆去实践，或者成为在群众运动背后‘指手画脚’的理论基础”。它“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用这种观点观察大跃进，就会给群众运动大泼冷水，就会把我们前进中的暂时的缺点看作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大问题而大喊大叫，就会对大跃进作‘吹毛求疵’的挑剔，以至否认大跃进”。因此，“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观点，实际上是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当他们用这种哲学观点观察实际生活时，经常起着有害的作用，以至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当时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斗争中，关锋等人的观点无疑是对杨献珍一方政治围攻的开始。实际上，杨献珍此时也因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已经在党校接受批判。?
    1960年4月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正式（按：此前是在内部刊物）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改版，将此书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改译为“思维与存在的等同性”。这样一来，“思维与存在的等同性”是唯心主义，“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成为唯物主义了。这种显然不利于杨献珍一方的改版，表明了有关权威部门对这场论争的态度。杨氏认为这是编译部门“偷偷地作了一件欺骗党、欺骗读者、欺骗哲学界的事情”。他曾责问过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他指出：“同一个外国字：identity译作等同性，就是唯心主义，译作同一性，就是唯物主义。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译作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就是唯心主义，译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物主义”。有人说列宁在书中批判的是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不是批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不就等于说，列宁在这本书中批判的是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而不是批判的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吗？”这实在是“用了狙公朝三暮四，暮四朝三的耍猴子的办法来玩弄不懂洋文的中国人”。[13]列宁此书相关译文的改版，使“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论争趋向白热化。?
艾思奇先后于1960年和1962年发表《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14]和《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15]。在随后被中央党校校长宣布“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争论的结论”的这两篇文章中，终于把学术论争上纲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艾氏指出：“思维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中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斗争中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保卫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保卫了辩证法。今天，我们研究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不仅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二是有利于“正确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也就是说，“两年来中国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形势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是如何正确地反映了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规律，而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又如何通过广大人民的群众运动转化为排山倒海的物质力量，这正是充分体现了思维与存在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规律，充分体现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同一性规律的空前辉煌的典型。”因此，“不了解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就可能在认识上行动上犯错误。”什么错误呢？当然是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错误。“右倾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世界观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们在实际上正是形而上学地看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1964年在对“合二而一”的围攻中，杨献珍的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受到进一步批判。周景芳在《哲学研究》1964年第6期发表《杨献珍同志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实质是什么？》一文，直接把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升到反对“三面红旗”的问题。周文开宗明义地指出：杨献珍同志现在挑起的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同样的，他过去挑起的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也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杨献珍同志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理论上，是反对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的根本修正，是要把辩证法逐出认识论，是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唯物辩证法，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则是反对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革命群众运动。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周文结尾再次强调，杨献珍同志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实质上就是反对三面红旗，就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
文革中，1967年9月，时年71岁的杨献珍因所谓“61人叛徒案”被逮捕，坐牢8年，1975年出狱后又流放三年。他的哲学观点受到全面“清算”，否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成了带血的观点，其中于世成还被迫害致死。
1970年12月29日，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在《人民日报》发表《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一文说：(1958年)革命和建设的迅猛发展，吓昏了一小撮右倾社会主义分子的头脑。刘少奇、彭德怀一伙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疯狂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攻击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党“夸大了主观能力作用”，是“主观唯心主义”。这时，杨献珍这个小丑以为时机已到，按照刘少奇的旨意，抛出了一个“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在哲学战线上挑起了一场新的斗争。在这样歪曲事实并进行人身改进之后，该文认定，杨献珍否认思维与存在有辩证同一性，归根到底，就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反对用毛泽东思想能动地改造世界，就是要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蒙蔽群众，要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改造世界。杨献珍的这种反动理论，正是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理论“根据”。这样，杨献珍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就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讨之”十恶不赦的问题了。
1971年1月9日，这个革命大批写作组又在《人民日报》发表《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揭露叛徒杨献珍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一文。进一步指认“杨献珍抛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就是要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用毛译东思想挂帅，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供理论’根据”。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斗争，不是与政治无关的学术争论，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的表现；杨献珍一方不是进行学术探讨的学派，“原来是在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卵翼下干了许多罪恶勾当的反革命派”；这场斗争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名词概念之争，“而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杨献珍一伙在这个问题上的活动，是刘少奇反革命群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又如，美学领域“时代精神汇合论”论战。
1961至1962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三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之《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之《礼乐新解》，《新建设》之《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新建设》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时代精神汇合论”。
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就是说，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是截然不同。这种的不同，进入各种艺术作品，即成创作的特征或独创性，或天才的表现。就其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而言，曰时代精神；就其分别反映于具体作品而言，曰天才的表现。
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引起轩然大波，“商榷”文章蜂起。从1963至1964年，各方来稿踊跃。仅《光明日报》一家，在1964年夏、秋之际三个月里，讨论的稿件就有近300篇，其中批评周氏观点的占大多数，赞成周氏观点的仅30余篇。其中姚文元与周氏在《光明日报》多次交锋。
姚文元用一个阶级的精神来代替一个时代的精神，认为时代精神是革命阶级的精神面貌，而不是一定时代的社会意识的全部内容。就是说，“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时代精神是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反映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的要求，反过来推动革命实践的发展。它是历史变革中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新的革命的阶级、阶层的思想、情感、理想在文艺作品的集中表现，是一定历史时期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愿望、要求在文艺作品中(直接的或间接的)集中反映，是革命阶级和广大人民为实现一定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而斗争的精神面貌和它的历史过程在文艺作品中的强烈反映。”也就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反映革命阶级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一句话，就是反映一个阶级的精神世界。他指认时代精神汇合论是“脱离阶级分析的历史唯心论”，是宣扬“阶级调和论”，客观上适合于保卫腐朽的旧事物不被灭亡。[16]
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场讨论。他看过周、姚在报刊发表的论战文章及其他相关文章。而对于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文，他还看过《光明日报》的清样，并立即让中宣部把这篇文章和姚文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亲自写按语作序言：“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批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批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毛氏这段并不咄咄逼人的序言，既照顾了论战双方的观点，又照顾了老同学、老朋友周氏的面子。但文革爆发后，“时代精神汇合论”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批判的“黑八论”。[17]
再次，学术意识形态化是人文社科学科领域的学术批判。这是全方位的批判，除了上述哲学、美学论战升级为批判以外，还广泛涉及史学、法学、文学、伦理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乃至其它学科领域例如建筑学领域对梁思成复古主义的批判，生物学领域对谈家祯遗传学的批判等等。
以文学艺术领域为例，除上述“时代精神汇合”论外，还有“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离经叛道”论，统统受到批判。
所谓“写真实”论，就是主张“写真实”。原本是斯大林首倡、后由胡风在1955年1月30日《文艺报》第1、2期合刊附册发表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的报告》中首次引入中国的概念。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后，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文学理论家及作家们又纷纷打出写真实的旗号，以抵制政治对文学界的控制。但是1957年10月，《文艺报》、《文艺学习》连续发表文章压制“写真实”。在第三次文代会的报告中，周扬继续对“写真实”进行批判，将“写真实”划入修正主义。1962年，邵荃麟提出“现实主义的深化”，又一次给“写真实”正名。但“现实主义的深化”随即遭到周扬等人的批判，“写真实”也再次挨批。
所谓“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是1956年秦兆阳以“何直”为名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问题。该文发表后，收到文学界的强烈反响。1958年，在反右补课运动后期，秦兆阳被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刘白羽、张光年发表文章批判秦兆阳。秦被开除中共党籍，划为右派。
所谓“现实主义的深化”论是1962年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针对反现实主义的文艺风气，提出“从‘左’的方面来看则是否认这个(内部)矛盾。粉饰现实，回避矛盾，走向无冲突论。回避矛盾，不可能是现实主义。”他的观点后来被作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进行批判。
所谓反“题材决定”论是1961年，《文艺报》发表《题材问题》专论，声称要“彻底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必须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不久，陆定一、周扬将《题材问题》专论中的观点写入“文艺十条”。二人于1966年遭到批判后，其罪名之一就是提出反“题材决定”论。
所谓“中间人物”论是1962年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两次提到了写“中间状态人物”，后来林默涵认为是重大问题，在得到周扬同意后，对邵展开批判，称其鼓吹“中间人物论”，并于1965年撤销了其党组书记职务。
所谓反“火药味”论是1959年田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的一次会议上说：外国人“看到我们机关枪、大炮响，他就害怕”，“不要专门搞大炮这个东西”，“这涉及到我们的方向问题”。田还曾说：“戏里要打炮”，“这是我们话剧走的魔道”。后来，田的这些言论以及夏衍等人的言论被归纳为所谓反“火药味”论，遭到批判。
所谓“离经叛道”论是1959年夏衍提出“我们现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经’、‘战争道’。离开了这一‘经’一‘道’，就没有东西。这样是搞不出新品种来的。我今天的发言，就是离经叛道之言。”1961年，夏还写文章鼓励电影创新。此后，夏也因为所谓“离经叛道”论而遭到批判。[18]
文革中，以上加上“时代精神汇合”论共八个文艺、美学领域的理论论点被《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视之为“黑八论”。
再如经济学领域对顾准、孙冶方等人的批判。
顾准（1915-1974），上海人，字哲云，当代中国大陆最有成就也是最著名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经济学领域，他是在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他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他认为，“利用货币来分配消费品，同时也就是利用货币来实行核算。因之，价值与价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存在的。比之劳动时间，价值是一个‘相对的、动摇的、不充分的尺度’（引按：恩格斯语），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产品所消耗的劳动量，以便彻底消灭价值范畴呢？”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必须实行经济核算，从理论上和历史经验上说，都只是因为价值规律制约着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如果不是由经济核算制来补充经济计划，计划经济运用价值规律有无法克服的困难之故。”“价值规律既调节生产，也调节流通。既调节消费资料的生产与流通，也调节生产资料的生产及其转移过程。”“社会主义的货币首先是一种公共的价值尺度，货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发行流通过程，是与产品的生产分配过程相始终的”。[19]他的观点启发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提出了价值规律问题，还影响了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在30年之后为建立市场经济作论证，从而推动了改革开放。然而，顾准在反右运动中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被迫离婚，于1968年4月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他脱离关系，断绝一切来往。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消灭而失去作用。但是，孙冶方却认为价值规律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发生作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生产还按生产数据和消费数据两个部类进行，商品流通就会发生，价值规律就仍要起作用。这些后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末，却成为孙冶方修正主义的罪状。孙氏从60年代初期受批判迫害，到文革又被带上镣铐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渐渐从三年大饥荒的低谷中恢复，在理论界出现一股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打头炮的就是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达八年之久的“洛甫”张闻天 (1900-1976)，1959年被打成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后，他被安排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特约研究员”。1964年2月，他撰写 《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搞自由竞争。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三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顾准还专门写了《粮价问题初探》一文，呼吁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经济所的年轻人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发表论文，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这些思想都聚焦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计划性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但是，进入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批判，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组织多场座谈会进行清剿，其中经济所所长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
在过去几年里，孙冶方不但保护了顾准、张闻天等人，还先后写作了20多篇论文，论述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论价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等。1962年，孙冶方与陈伯达就一些经济概念发生了书面争执，孙认为，不应该在计划供应与凭证供应之间画等号，不要把集贸市场叫做“利伯维尔场”。1963年底，孙冶方还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据刘国光回忆，在演讲前，有年轻学者劝孙冶方别讲了，提醒他说，“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淡淡地答：“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1964年10月，陈伯达和康生派出7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孙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的著名经济学家。他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指认孙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由此，他被判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39场。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集大队进行劳动改造。1968年4月，他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关押整整七年。[20]
最后，学术意识形态化就是文革中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政治问题又往往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用政治上的讨伐、围剿,来代替学术上的争论，对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所谓封资修和一切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和全面专政。
早在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以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随着“左”倾思想在党内逐步占据统治地位，一大批学术、文艺方面的著作和观点被强加了修正主义等大帽子，遭到公开批判。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指认《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彭真等人于2月制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则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其本意是要约束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不让它进一步发展为政治斗争。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尖锐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提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4月10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本人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宣称1949年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强调“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21]
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2月12日批转的《二月提纲》”，提出“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要求“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22]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第一条提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第十一条提出“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着重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23]
1971年1月5日到3月17日，中国科学院计划座谈会在北京召开，26个省、市、自治区科技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座谈会的目的是讨论和制订科学院科学研究与地震工作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和1971年计划，但首先得开展“革命大批判”，以分清科技战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与“毛主席革命路线”，全盘否定“文革”前17年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和科技成就。座谈会指出，中国科学院在“文革”前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竭力维护封资修的那一套”，科研是“学院式”的，“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科学家是“资产阶级专家”，“反动学术权威”，研究人员“一无政治头脑，二无工农感情，三无实际本领”。《中国科学院计划座谈会纪要》于当年7月12日上报，经中央指示，一周之后以中国科学院名义发往各省、市、自治区，它是当时科技领域极左思潮集大成的代表作，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潮的真实体现。
整个文革十年，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迄今所知，就只出版过章士钊《柳文指要》一部学术著作。这还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关注和支持的结果，也是文革中仅有的学术现象。[24]
章士钊（1882-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我国近现代政界、教育界、学术界有影响的闻人。杨昌济生前曾向他这位乡党、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和南北议和代表章士钊“托孤”，郑重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25]1920年，青年毛泽东到上海筹措旅法勤工俭学经费，章氏向社会名流募捐，资助其光洋两万元。毛晚年为了资助章氏生活费，从1963年开始用稿费“十年还债”，每年春节送2000元，直到1973年章氏辞世。章氏一生尤好柳宗元，1964年84岁，他撰成大部头研究专著《柳文指要》共56卷，线装本2100余页。全书分两部，上部为“体要之部”，照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下部为“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氏和柳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愈）柳关系等。书中对唐朝永贞政变作了评价，充分肯定了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主张；从各个方面论证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特别是以韩柳为对比，竭力表扬了柳宗元“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了韩愈“以民为仇”的谬说。
毛泽东也甚好柳宗元。他在得知章氏这部书稿后，便请先睹为快。1965年6月，章氏先后把100万字初稿送去。他收到后，于当月26日派人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信说：“大作收到，义正辞严，敬服之至。”[26]7月中旬，他通读全部书稿后，又给章氏写信：“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8月，章氏将《柳文指要》修改稿再呈毛泽东。1966年1月12日，毛又回信说：“大着《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并附康生读后给他的信。[27]?
但是，当《柳文指要》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革就开始了。或许章氏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已经开始的文革气氛不合，于1966年5月10日致信毛泽东：“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厕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而立刻体无完肤。[28]然而，毛对《柳文指要》的态度并未因文革而改变。5月17日，即发布文革动员令“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他在章信上批道：“此语说得过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何至如此”。他将自己批注的章信送刘少奇、周恩来、康生，希望再与章一商。[29]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柳文指要》毕竟不可能出版了。?
1970年，年届90的章士钊又提出《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但却遭到康生的刁难。康生要章氏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修改一遍出版。章氏得知，极为愤怒。他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的意见修改全书。信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并嘲讽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章氏原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的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到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瑕，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毛将章信批转康生等人研究处理，康生不能不收起他的修改意见。《柳文指要》终于1971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章士钊以其三朝元老的特殊身份和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及对柳文的共同兴趣在学术荒漠的文革十年为中国学术作出的特殊贡献！
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上海将章着《柳文指要》作为礼品赠给陪同尼氏访华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后任美国驻华公使弗里曼，使这位“中国通”受宠若惊。可是他并不知道，这是找遍全上海好不容易从市委宣传部“写作组”弄来的，里面还夹有一张准备批判的纸条：上面引有鲁迅的话，说要用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柳文指要》“批倒、批臭”。中方全程陪同兼翻译的章家小姐章含之感到庆幸的是，她拿下了这张纸条。[30]

（共识网 历史解读 > 现当代史 > 2014-07-25 09:50）


[1]社会学在消失近30年后，1979年成立由费孝通任会长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从1981年起，上海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陆续设置社会学系，招收本科生和硕士生。以上均见中国大学：50年代院系调整决定今日基本格局，2012年12月27日:文汇报 数据源：http://edu.dahe.cn/2012/12-27/101869789.html
[2] 见谢泳《从中国院士制度的变迁看国共两党的文化理念》，资料来源：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 ... 20140428105147.html
[3]毛泽东眼中的“三国”：坚决主张为曹操翻案，数据源：http://sc.people.com.cn/n/2014/0102/c345167-20284922.html
[4] 郭沫若《替曹操翻案》。
[5] 郭沫若：《蔡文姬》序，文物出版社，1959年。
[6] 郭沫若如何积极响应毛泽东提出要为曹操翻案，数据源：http://cul.jschina.com.cn/system/2013/11/28/019448688_01.shtml
[7] 载《光明日报》1974年2月1日。
[8] 载《新北大》1974年2月3日。
[9] 载《北京日报》1974年3月13日。
[10]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89页。
[11]杨献珍《唯物论的命运》，《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12] 《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4页。
[13]《“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论战的部分简述》，《我的哲学“罪案”》，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4页。
[14]载《人民日报》，1960年7月21日。
[15]载《哲学研究》，1962年第5期。
[16] 见《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这114，数据源：file:///D:/MyBackup//毛泽东主题阅读【文集文稿、文集、传记、回忆录、研究资料大汇总】.mht
[17] 数据源：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e0DYpbdVemEFQy3Pz1D
[18]数据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黑八论
[19]数据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2501bb0100r4qq.html
[20]见吴晓波：冶方之痛（上），数据源：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jjsh/20091211/1573723.shtml
[21]数据源：http://wenku.baidu.com/view/c2019936a32d7375a4178025.html
[22]数据源：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lYy0pnofb3DNKkIylUm
[23]数据源：http://baike.baidu.com/view/969942.htm
[24]文革中，上海也出版一些内部书籍，世称“灰皮书”，此外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文革前还编印过《数理化自学丛书》十二本，文革中也重印过，周恩来闻讯，曾让秘书打电话请上海邮寄。主持这些出版物的朱永嘉后来在回答朱学勤的询问时说：“老人家那时有圣旨，说要‘反对形而上学猖獗’，通过张、姚布置到我这里，圣旨不能违。我自己确实也想出一点有文化有知识的书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么多中学生在乡下，一千多万人无书可读，怎么得了？”朱学勤说，这一番话对他触动很大，回家与妻子说：“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结善果，侧面播下的读书种子却在我们这一代发芽。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记他的，这是他的收获。”就是说，这些出版物成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启蒙读物。见朱学勤《“凌伊”先生》，数据源：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40208100081.html
[25]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55页。
[26]《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1页。
[27]章含之《我与父亲章士钊》，《文汇月刊》1988年第4期。
[28]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647页。
[29]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748页。
[30]章含之《我与父亲章士钊》，《文汇月刊》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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