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群：道县幸存者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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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幸存者自述

周群

周群　口述　陈秉安　整理

◇　我的父母弟妹

　　我叫周群，今年７９岁。祖父是道县兴桥人，是普通农民，有十几亩田，省吃俭用送我父亲上学。父亲周谟，抗日时期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上前线抗日。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宪兵科当科长。

　　我１９３６年出生在江苏镇江。１９４９年，我已经１３岁，这时，到处传说解放军要打过江来了，远方“隆隆”的炮声都听得见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南京赶了回来，对我和母亲说：“共产党的军队要渡江了，政府乱作一团，我们得赶快跑。”母亲说：“往哪儿跑啊？”父亲说：“还能去哪里呢？去台湾的船票就是１０根金条也换不上一张。只有回老家道县。”这样，我们一家辗转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道县，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住下。

　　解放军过了长江后，战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听说湖南省省长程潜和平起义了，接着，湘南行署主任欧冠也准备和平起义。他与父亲在南京有一面之交，为了拉更多的“和平力量”，把我父亲也叫去了零陵“共商”。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５日，欧冠通电起义，这样，我的父亲便作为“起义人员”，受到礼遇。１１月１５日，解放军进入道县县城，父亲还摇着彩旗欢迎解放军入城，道县人民政府举行“共商道县和平建设”会议，把我父亲请去参加。

　　谁知事情说变就变。有一天，父亲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训。我们都很紧张，他都起义啦，怎么还要找他呢？不久父亲就从衡山来信，说每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要坦白交代自己对共产党做过的错事。他在信中说：“我要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１９５２年５月２日，我正在道县的省立七师读书，早上学校突然通知，全体学生去参加全县的“宣判大会”。猛然，我看见父亲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不久就听见审判员宣判了他和另外５个人死刑！

　　父亲被押着从台上推下来，台下的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样，分开两道，高喊口号：“镇压反革命！”父亲的眼光还在人群中扫着：显然，他是在找亲人。可是我让人群隔得那么远，可怜的父亲怎能看见我呢？不久，就听见远远传来的枪声。

　　父亲死了之后，母亲手不能提，肩不能扛，４个弟妹，加我５张口吃饭，怎么养活？父亲是被枪毙的，按公安条例，母亲和我们姐弟都成了“杀关管亲属”，亲戚都怕惹祸上身，看见我们都绕着道走。晚上，弟妹们睡了，我看到母亲站在窗前发愣，窗下就是潇水河，我真害怕她轻生。母亲满脸泪水，摇头说：“我不会的，我一看到床上躺着的你们，就不会死了，没有我，你们怎么活？”不久，又传来消息，说我上中学的大弟弟周元正搞“反革命组织”被抓了。弟弟与同班“出身不好”的子弟成立了一个篮球队，他们常用纸条通知在哪里练球，在哪里比赛，而且总是用文言文，他们穿的背心上印有一个蓝色的队徽。就说那是国民党党徽，他们串联纸条上写的是“暗语”。大弟弟周元正就这样被无辜判了２０年刑，一直到７０年代才出来。一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被改造成了唯唯诺诺，见谁都害怕的小老头。

◇　第一次婚姻

　　这时我中师毕业，总算能挣钱，帮助母亲减轻一点负担了。我找到县教育科，请求安排工作。那时候农村缺教师，教育科开恩，答应安排。但是要求我去最艰苦的洪塘营。那是离县城几十公里的瑶族山区，学校几乎与世隔绝。让一个１７岁的女孩子进到深山教书，同发配边疆差不多。我能有什么选择呢？我这样的人，能给一份工作就算是不错了。

　　在偏僻的瑶山中，我碰上了第一个丈夫蒋汉镇。他高大、英俊，很有文体才华。在道县一中，打球、演戏都很出名，我在舞台见过他，很有好感。蒋汉镇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在淮海战死的。本来，他已被选拔到部队文工团了，因为家庭问题被打下来，也分配到偏僻的瑶山中教书。

　　洪塘营小学老师不多，有些在当地有家。一到放学后，学校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在与世隔绝的大山中，“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我们很快就恋爱了。

　　我对谈恋爱有种隐隐的负罪感，父亲才死，弟妹又小，我怎么能贪图享乐呢？蒋汉镇就开导我，人总不能一辈子生活在阴影里，应该抬起头来生活。我们都年轻，党指引的未来是光明的。１９５９年，我与蒋汉镇结婚。１９６０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流行小说《林海雪原》，我们便给第一个男孩取名林海。１９６２年，又生下了一个女孩，叫雪原。１９６４年，生下第三个孩子，是男孩，取名林松。为什么取名林松？我知道苏联莫斯科大学的门前，有两排高大挺拔的雪松。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去一次共产主义的故乡，如果我去不了，愿我的儿子能去莫斯科上大学！

　　那一段时间，家庭生活和睦、幸福。社会上的政治斗争还没搞到我们年轻的一代人身上来。我和汉镇还经常在学区大会上讲公开课，每年都被评为“优秀人民教师”，发一支钢笔、领一张奖状什么的，心里很满足，对党对毛主席很热爱。１９６５年全国搞“四清”，情况就变了。

　　本来，我们以为解放的时候都不到１８岁，不是地主分子，即使父辈有问题，也不是我们的罪，没想到运动会搞我们。１９６５年下半年，洪塘营学区１００多名教师被召到区里集中学习文件，搞“自我革命”，就是向党交心。每个人回顾检查自己，把“辜负了党”的事情说出来，“与昨天一刀两断”。为了让教师们大胆交代问题，党支部书记宣布：“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骗我们的。

　　那时汉镇在学校管了一点伙食账，除了交代自己对学生不够耐心外，还把账本交给领导，交代了“私自炒菜用油”的问题。我则把读师范时的一本日记本交给了领导。没想到，交心的第三天，学区的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地主分子蒋汉镇还在吸血”，“奇文共欣赏：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周群反动日记摘抄”。很快，全学区掀起了一场批判我们夫妻的风暴。汉镇记的“油盐柴米”账，被说成是“变天账”，我用铅笔抄写毛主席语录，被说成“对伟大领袖不恭”。我日记本上抄的名诗、名句，被说成要搞“资产阶级复辟”，“盼望帝修反回来”。我们两口子被押到台上，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反动思想”。在我俩被清退出学校时，我曾问蒋汉镇：“我们这些人不合适，清退便算了。干吗还要开那么多会，批判、斗争、污辱我们呢？”汉镇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光把我们清退怎么够呢？要批判我们，教育其他人啊！”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我们两口子被学区清退回蒋汉镇的老家，瑶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小路窝村。我还记得那是个凄冷的早晨，蒋汉镇挑着一担行李，我一手挽着装杂物的篮子，一手牵着雪原。林海背着林松，当我们一家人走出校门时，没有一个人来送。

　　回到老家，蒋汉镇家原来的房子已经倒塌了，我们借别人的一间房子住。那房子是堆稻草的，从瓦缝里都能看见光，一下雨，到处都漏。我们就拿稻草把房顶漏的地方堵了，把稻草杂物清理了一番，勉强住了下来。村里增加了人口，就少分口粮，当然不欢迎我们，时时要看人的脸色。好在按规定，还能吃一年的国家粮，发了一点安家费。所以一开始生活还过得下去。

　　转眼到了１９６７年“双抢”大忙季节。我们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之中。为了表现好，让妻子儿女少受歧视，细皮嫩肉的汉镇打着赤膊，在火热的日头下踩打谷机。我也挽起裤子，下田学割禾；３个孩子，５岁的雪原，到田里拾谷穗；７岁的林海看了队里的几头牛，再牵上小弟弟林松。我们就像牛，低着头，俯首贴耳，听凭改造。汉镇总是安慰我：“我们是运动中出来的，照共产党的政策，运动结束后，就会纠偏，那时，我们就能回去了。”

　　可是我们没等到这一天。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我们非但没能回去，一家５口，只留下我一个！

　　１９６７年８月，道县农村刮起一股杀人风。我们附近的蚣坝河里丢满了尸首，河水一片血红。田埂上，路边上，到处可以看到尸体。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已经是半夜了，我和３个孩子被叫起来，押到队里的禾场上去。蒋汉镇已先被捆绑在那里了。禾场上火把通明，几十个民兵拿着马刀、鸟铳，押着村里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牵着我的裤脚，林海背着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被押到一个天坑（溶洞）边。这时，治保主任唐兴浩跳到了石头上喊话：“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一个，民兵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挥起一刀，朝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子，只听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踹到天坑里面去。

　　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名，头上被打了一棍，丢下洞去。我是第八个！可怜我那３个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妈妈”，我哄他们：“乖，你们别动，妈妈过一会儿就回来。”我那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孩子是来陪看的，不会杀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么都配合他们。

　　我走到天坑边，只觉得脑后一阵冷风，一根硬硬的东西打在我的头顶上，没有痛，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来以后，有人告诉我，打我的东西是开山打炮眼用的钢钎。

　　后来听人说，我被丢进去之后，他们又来抓我的３个孩子，可怜３个无辜的孩子，吓得像被追的小鸡，满坪跑。孩子当然跑不过大人，３个孩子都被丢进了天坑。这真是个“吃人”的天坑啊，光这次就扔下了２５个人！

　　老天有眼，一开始，我们全家５人丢下去后，都没死，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见了。我碰碰旁边，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尸体。奇怪啊，平时，我晚上听见猫头鹰叫都怕，这时候，同冷冰冰的尸体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几天中，没有吃的，尤其是没有水喝，汉镇先昏迷过去了，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等待着死亡来临。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现了。第一个是林松，他拼命叫着：“妈妈，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没有水，就用小拳头打我，抓我的头发。我对他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好了。”

　　这时候，汉镇突然站起来，口里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经疯了。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扑通”倒下，再没有声音了。

　　林松也不动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经没有了气，奇怪，我竟然啥悲伤都没有。也许是我觉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这时，我听见林海在嘟哝：“妈妈，我为什么还不死啊，我想早点死。”我的五脏六腑都碎了！可怜的孩子，才７岁啊！又过了一会，他也真的就再没声音了。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里四处乱摸，摸到一个小水凼，就用嘴含着水去喂她。谁知她喝了水，头一歪，倒在她爸爸身边，也没气了。

　　我知道，马上要轮到我了。我很平静，我把丈夫、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拉过来，４个亲人并排躺下，静静地等死，等待黄泉路上，我们一家人同行。没想到，头顶的洞口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４７军下来制止杀人了，我被人从天坑中救了上去！

　　救上我后，他们问，周老师，你去哪里？一句话让我眼泪哗哗地流。丈夫死了，３个孩子死了，家没了。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能去哪里啊？

◇　第二次婚姻

　　想来想去，想起蚣坝墟上，有我的一个伯母，我叹了一口气，只能去投奔她了。没想到，在伯母家里，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婚姻：与大队支书李自贵建立家庭。

　　很多人问我，得救后为什么要嫁大队支书？是不是让贫下中农来保我的命？我说，又是，又不是。

　　李自贵是蚣坝公社冲子口村人，解放前，他家很穷。母亲在病中瞎了眼睛，怕拖累儿子，上吊死了。李自贵１０岁就带着两个弟弟讨饭。共产党来了，他家才翻了身，分了地主的田，又分了房子。朝鲜战争爆发，李自贵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他杀敌立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从朝鲜回国后，先到零陵的一个矿山工作。但他当惯了农民，向领导打报告，要求回乡务农。１９６２年，李自贵回到了老家蚣坝公社冲子口村，不久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道县到处杀人。上面指示说蚣坝大队要杀多少“地富反坏”。李自贵是个非常忠诚的共产党员，在部队才认识几个字。党的路线出了什么错，他是不会去想的，只知道要听党的话。我后来听他说，接到杀人的指示，他也很矛盾，一直不忍下手。但是上面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压下来，要是不杀人，你就是站在“地富反坏”一边，自己都有危险。后来，他也参加了杀人。我在道县处遗小组的材料中看到了这样的记录：“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５日，蚣坝大队支书李自贵、大队长周时、贫协主席蒋绍黄、治保主任朱贤儒、民兵营长蒋学金、大队＇红联＇头头蒋启念等人，以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召开宣判大会，当即宣布了涂宏光等２２人的死刑，并立即拖到圩场边上的两口废红薯窖边执行。”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蚣坝刮杀人风的时候，李自贵家中突然出事，他的老婆上吊了！原因是他老婆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兵。她在与邻居吵架时，人家骂她父亲是“国民党兵痞”，说她老公李自贵不配当大队支书。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罪名了，他的老婆一气之下，上吊自杀了。留下了一个两岁的男孩叫李玉新。谁的“阶级”就那么纯洁？这件事对李自贵教育很大。

　　当时李自贵无法带孩子，就把孩子放在蚣坝墟上交给我伯母带。也是这个原因，我到伯母家里不久，就认识了李自贵。李自贵看到我抱着他的孩子，心有愧疚。他想同我结婚，请我的伯母做媒。一听伯母这样说，我坚决不同意。我原来的丈夫、孩子的尸骨都还在溶洞里呢，我怎能嫁给他？伯母说，外面还在杀人，嫁个贫下中农，你的成分就改了，有他保护，你死活可以留下条性命。我的弟弟也这样劝我。

　　最后让我下决心跟了李自贵的原因是他的孩子：两岁的玉新。当时我刚失去了３个心头肉，就像一头失了崽的母狼，差不多快疯了，玉新就是我的精神寄托。抱着玉新就像抱着我的林松，没有玉新我只有死。所以当他们说，如果我不同意就要抱走玉新时，我心软了。

　　这样，我同意跟李自贵去了冲子口村。从此，我由一个教师，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每天，我上山放牛，用一块蓝布把玉新捆在背上。有一次，我经过小学校，听见一位女老师讲课，说苏联有３个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阿尔巴尼亚。我在窗外干着急，但是看看自己这个样子，一个衣衫褴褛的放牛农妇，想想自己的身份，哪有我说话的余地？

　　有两件农活我最难忘，一件是挑牛栏粪，赤脚站到又臭又潮湿的牛粪尿里。有时，还要用手去捧牛粪。一开始我怎么也做不下，我一辈子都爱干净，脚一踩到软软潮潮的牛粪上就恶心。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时间长了，就如同踩在潮湿的棉絮上一样。

　　还有一件难事是砍柴。大炼钢铁，把山上的柴都砍光了，我要跑到很远的山上去砍柴。我带着孩子，怎么办呢？我就在地上摊开一块蓝布，把玉新放在蓝布里坐着。有一次，柴担到半路，“噗——”藤绳断了，柴散了一地。这时天又黑了，肚子又空了，力气也没了，我哭，孩子也哭。远远地听到“周群，周群”的喊声，原来是李自贵来接我们母子了，那是多么难忘的回忆啊！相依为命的生活，慢慢化解了我们之间的冤结。劳动中，困苦中，相互照应，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点。

　　这时，外面有了风言风语，说：“冲子口村出奇事了，共产党员讨了个地主婆。”“大队支书中了美人计了！”有一次支部会议批评他“阶级立场出了问题”。为了我，他受了处分。他没有怨我，依然爱我。这一点使我很感动。我决心好好撑起这个穷苦的家！

　　几年后，我们添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取名玉东，女孩取名来媛。穷屋里一下有了３个孩子，那是３张嗷嗷待哺的口啊，我们家更穷了，但穷人却有穷人的快乐。孩子虽并非我一人所生，但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女儿来媛要出嫁了，没有钱做嫁妆，怎么办？以前李自贵还可以到瑶山去砍竹子，卖几个做衣服的钱。但那时正批“资本主义尾巴”，谁都不敢搞副业。嫁女的钱从哪里来呢？是我结扎了自己，拿回了２０块钱，把女儿嫁出去的。那时，计划生育结扎男人补助１０元。结扎女方能补到２０元。我就代替李自贵结扎了自己。来媛出嫁离门的时候，紧紧地抱着我不肯走，哭成了个泪人儿。

　　１９８０年，道县大屠杀事件平反，一些杀人的凶手受到了法律的惩办，李自贵也不当大队支书了。我又回到了蚣坝的教师队伍。县里群众还强烈要求，让我这个九死一生的人当政协委员。我同李自贵的位置，正好倒了过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教育局要把我调到县里去。临走时，我发现自贵很不安，他有顾虑，怕我一去不回。那段时间，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嫁人的都离婚了。我们蚣坝一个从广西来的女医生，平反后，抛弃了老公孩子，又回了桂林。我对自贵说：“你放心，我们是从那个苦难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你对我好，我记得的。不管我以后做什么，都不会抛弃你。”

　　不久，我们把家搬到了道县县城，我教书，自贵在家做点家务。这时，玉新已经成家，玉东学了机电，来媛进了纺织厂，不久又添了孙子和外孙女，一家人的生活和睦、幸福。２０００年以后，我发现，老头子的身体慢慢不行了。他老是咳嗽，痰中带着血丝，有时咳得整夜都不能入睡。２００８年冬天，他病倒了。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雪天的黄昏，屋里生着火，他可能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向我招手，又用手敲敲床，让我坐下。我说：“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不说了，不说了。”他眼里都快流泪了，断断续续地说：“我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也对不起你！”李自贵一生很坚强，从不流泪，这回，他流泪了，泪水分成两道，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我也忍不住，抱着他哭。他在床上又躺了３天，无声地走了。我和儿女把他葬在家乡冲子口背后的山上。伏在坟上，我哭了一场。

　　２０１１年，我在记者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枫木山，找到了我第一个丈夫和３个孩子死去的天坑。洞口已被人用大石块盖上，旁边建了一座“枫木山小学”。

　　４４年了，这里灌木丛生，难以辨认。但４４年前，一家人“阴间相会”的情景犹在眼前。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小妹子、林松，妈妈来看你们了！”

　　后来，我在天坑口上为他们立了一块碑，碑上写着“蒋汉镇老大人及子女林海、林松、雪原之墓”。落款是“贤妻、慈母周群立”。


原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５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