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1904-1974）》选摘—“文化大革命”初期

tuffy05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即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图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场。

邓小平从西北回到北京后，脑子里想的还是三线建设，还在想向毛泽东报告西北之行的情况。他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也没有想到这场运动会搞十年。

邓小平后来曾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搞‘文化大革命’这种想法、做法违反了事物的客观规律，也违反了人民的意志，方向偏离了，又被林彪、‘四人帮’利用了，成为一场灾难。”他的痛苦，并不只是他个人的遭遇，更主要的是这场错误的“大革命”给党和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

点燃“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这篇文章指名批判了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海瑞罢官》剧。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的情节同一九六一年所谓“单干风”、彭德怀“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该剧“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发表后，全国震动。

其时，邓小平正在西南视察三线建设，对这篇文章的发表没有怎么注意。

这篇文章是江青在这年二月到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共同策划后，由姚文元具体操刀写作的。文章写成后，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邓小平等并不知道这些背景。

吴晗写这个剧本，与一九六一年的所谓“单干风”、彭德怀“翻案风”毫无联系。姚文元文章所罗列的罪名都是无中生有。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在观看湘剧《生死牌》演出时说，现在要宣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并要胡乔木找几位历史学家研究一下，请他们写这方面的文章。胡乔木于是找到了吴晗，要他根据毛泽东的意思写篇文章。不久，吴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两篇文章，读者反响很好。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请吴晗写海瑞戏。吴晗七易其稿，于一九六〇年写成《海瑞罢官》剧本，一九六一年北京京剧团开始排演。

邓小平同吴晗很熟，常在一起打桥牌。对上述情况，他是清楚的，因而很不赞同批判吴晗。当彭真向他反映吴晗对批判《海瑞罢官》有心理压力时，他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

学术界普遍反对姚文元的文章。一些著名的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纷纷写文章，批驳姚文元的文章过了头，超出了学术范围，是“陷人于罪”；认为吴晗《海瑞罢官》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许多读者也撰文或写信，驳斥姚文元的文章，仅上海《文汇报》就收到这方面的群众来信几千件。

对于学术界的动态，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采取了审慎的态度。由于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姚文元文章发表过了十八天，北京各报刊仍没有转载。

直到十一月底，中央书记处在了解到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后，才让北京各报转载。但《人民日报》转载时，仍然把它放在“学术研究”专栏里，并且加了经周恩来、彭真审定的“编者按”。“编者按”说：“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很明显，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力求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控制在学术争论的范围，避免政治批判。

邓小平的态度很清楚，他主张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一定要分开，反对混淆学术与政治界限的做法。

十二月中旬，邓小平回到北京后，仍照样和吴晗一起打桥牌。看到吴晗情绪较低落，他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这时，他根本没有料到，《海瑞罢官》的事情会成为引起一场政治大风暴的导火线，他还准备替吴晗“往前顶”。

十二月下旬，《海瑞罢官》的问题被升级为“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高度。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很快波及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及整个思想文化界。

为了防止事态恶化，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①组长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小组扩大会，提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根据这些意见，会议最后形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

二月五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五人小组关于《汇报提纲》的汇报后，表示同意《汇报提纲》的意见，并决定让彭真率五人小组成员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如果毛泽东没有意见，即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传达。

次日，彭真将《汇报提纲》用电报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二月八日，他又与陆定一、康生等赶到武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了解到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并且同意了这个提纲，没有表示不同意。

二月十二日，经邓小平签批，《汇报提纲》转发全党。这个文件力图对正在恶性发展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起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是，事情却在朝相反方向发展。

在《二月提纲》酝酿、讨论的时候，江青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抵制，便另想新招。她在林彪的支持下，从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会议《纪要》，提出所谓的“黑线专政论”。《纪要》中说“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提出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这个《纪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于四月十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这时，《二月提纲》已经下发。在同一个时期，中央出台两个倾向几乎完全相左的文件，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

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进一步开展学术界、教育界的批判运动。在讲话中，他严厉批评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并明显表现出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不满。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开始受到批判。十二月八日，批判罗瑞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上海召开，与会者在会前并不知道会议内容。邓小平其时正在西南，是接到电话通知后才赶到上海的，更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对此，他后来说：“拿我来说，直到上海也摸不清是什么问题，确实是这样。”在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搞突然袭击，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篡军反党”，并捏造事实说罗瑞卿曾授意刘亚楼逼林彪“让位”。

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之交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林彪指使一些人向中央提出继续开会批判罗瑞卿。中共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组成中央工作小组，组织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会议。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日，邓小平和彭真受中央委托同罗瑞卿谈话。邓小平对罗瑞卿打招呼说：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主席说，他考虑也要开个会。他叮嘱罗瑞卿要做好思想准备，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

三月四日至四月八日，中央工作小组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会议。会议前期的参加人员主要是军队系统及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等部门的负责人；后期参会人员扩大至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各大区中央局及一些军区、军种、兵种、学院等的负责人。三月四日上午，邓小平主持第一天的开幕会，他就会议的开法和指导思想提了三条：实事求是，治病救人，准许革命。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他只主持了开幕会，没再参加会议，不久就去外地视察工作了。一九六八年，他在他撰写的《我的自述》中说，自己“对这个斗争是不积极、不热情的”，“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再后来，“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他在江西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还说：“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罗瑞卿的批判还没有结束，对彭真的批判又开始了。

四月九日、十一日、十二日，邓小平接连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康生传达毛泽东在三月底的几次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完全错误的。根据这个精神，会议对彭真进行了批评。会上，彭真作了检讨，邓小平等也作了检查。会议还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撤销这个提纲，并成立一个以陈伯达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

会后，邓小平要王力起草关于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王力认为这件事不宜多说，所以只写了一句话，即：中央于二月十二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通知稿经邓小平等批准同意后，报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后大为不满，认为根本没有讲清楚实质性问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求陈伯达重新起草。在陈伯达起草的稿子上，他又作了多次修改，并加写了许多话。

邓小平一九五二年七月从西南调中央工作后，代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重要的文电、指示。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通知按毛泽东的意思该如何写，但是直到此时，从主观愿望上讲，对于这场从学术问题开始的政治批判，他还是不想让它蔓延，仍然力求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将已经展开的批判运动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尽力避免引起大的震动。

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由他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再次严厉地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他尖锐地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可见，毛泽东已经把问题看得非常严重了，并开始把批评的矛头更明确地指向中央领导层。

五月四日至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讨论通过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二、讨论并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此前，在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中央宣传部被指责为“阎王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则被指责为立场和观点“同彭真完全一致”。杨尚昆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因被指责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等，而被加上“反党”的严重罪名。

会前，毛泽东在修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稿时加写了两段非常严厉的话。其中说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时，对于毛泽东所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并未真正明白。五月十八日，他们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时，还说到“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

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会上作长篇讲话，直指彭、罗、陆、杨是“混到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要发动“政变”，“联合起来搞颠覆”；号召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五月十九日开始，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五月二十三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并把他们定性为反党集团，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们进行审查。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中，有三人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人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同时打倒中央书记处的四个成员，这就使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处在了非常被动和窘迫的地位。

在困难的情况下，五月二十五日邓小平作了发言，着重检讨书记处的工作，承担责任。他说：

“我们书记处好多书记出了事呀”，“有的知道，有的没有察觉，失察的责任主要是我的。主席批评书记处是独立王国，这个责任主要由我负。书记处工作得不好，有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没有挡住。”“所以，老实说，严格地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书记。应该从这些事情好好地衡量一下自己。”

除此，他还坦承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认为自己对毛泽东的指示贯彻不力，表示要加强学习，跟上形势，保持晚节。他说：“只要不搞个人野心，不搞个人主义，不打自己的旗帜，我看总可以跌倒了爬起来，慢慢地跟上。”

这些话反映了他真实的心理。虽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提法和做法，他内心很不理解，行动上也很被动，但他还是同党内许多人一样，希望通过这场运动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去除一些消极因素，维护党的纯洁性。对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破坏性和必然引起的全面内乱及灾难性后果，此时他认识得并不清楚。

林彪的讲话被称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并在会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这一讲话，造成了一种极度紧张的气氛，对会议和会后事态的发展均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江青等人便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组织发表一系列文章，将会议的某些内容散布出去，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集中批判中共北京市委的浪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贴出了由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直指中共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大字报指责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珮云“压制群众革命”，“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呼吁“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大字报一贴出，便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思想混乱和激烈争论，并在社会上也引起震动。为了遏制事态的恶化，上任不久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即赶到北大，紧急发表讲话，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刘少奇、周恩来也派人到北大了解情况，并严肃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这些得到了多数师生的认可。

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后一般称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中央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机构（王任重、刘志坚等先后被打倒，没有留在中央文革小组）。

针对当时一些报刊的反常举动和北京大学出现的混乱局面，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结束，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便召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应对措施。会议决定：拟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掌握报纸版面，并指导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领导“文化革命”。因事关重大，周恩来当时就打电话向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表示同意。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又就派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联名向毛泽东正式写了报告，毛泽东批示同意。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报告中未再次提向北大派工作组一事，由于事态紧急，六月一日晚，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大。

但是，运动的发展再也难以控制。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后连夜起草的，发表前并未报送中共中央。

当晚，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之前康生报送给毛泽东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评论员文章中称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号召群众起来摧毁“黑帮”、“黑组织”。之后，《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一系列社论，煽动舆论。

为了控制住局面，使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研究决定采取措施。

六月三日，他们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军队、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的负责人，拟定向大中学校布置的八条规定。即：（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污蔑人；（八）积极领导运动，坚守岗位。对于这八条，邓小平在会上强调说，开个十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

会议还同意中共北京市委的意见，向北京市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统一领导各校的“文化革命”，并要求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抽调干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希望通过派工作组把运动重新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通过党组织来加强对混乱局面的控制和驾驭；希望通过八条规定把“文化大革命”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在有秩序、可控制的范围内平稳地进行，尽可能减小对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冲击和破坏。

据张承先回忆：

“康生的这种突然行动，使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陷于被动状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按照过去党领导运动的通常做法，决定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免得使运动陷于无领导的混乱状态。”

这次会议并没有作出普遍派工作组的决定，更没有发出这方面的文件，但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北京市的做法，陆续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

六月四日，邓小平专门接见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工作组成员。针对该校学生批判教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他询问学校有没有出现打人的现象，并提出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他说：

“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

派工作组领导群众运动是传统做法。工作组进驻学校后，普遍受到多数师生的欢迎。但是，由于事出仓促，工作组成员都是临时调集的，缺乏各方面必要的准备；各个工作组面临的情况不尽相同，工作方式、方法、措施上难免不能协调一致。特别是，各学校的师生大都分裂为“造反派”与“保守派”（又称“保皇派”），相互之间分歧严重，一些工作组难免同他们中的这一派或者那一派发生矛盾。加之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鼓吹“造反有理”、“打倒一切”，因此有些学校发生“造反派”师生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他们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制造“白色恐怖”。

局面更加难以驾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频繁地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外地，不摸毛泽东心里的“底”，难以形成指导运动的更有效的措施。

六月九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当面汇报，听取毛泽东对运动的意见。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毛泽东还嘱他们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

六月十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他说：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这些话表明，毛泽东已经在下决心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了。

毛泽东不在北京，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出国访问，指导运动的责任就落在刘少奇、邓小平身上。这时候，大多数学校、机关、工厂出现混乱，大字报铺天盖地。几乎每个学校都分为两派或几派，互相攻击，乱揪、乱批、乱斗之风盛行，抄家、打人时有发生。刘少奇、邓小平多次召集会议听取汇报，研究处理运动中的问题，苦撑危局。

六月十八日上午，北京大学发生严重的揪斗事件。张承先率工作组赶赴现场，制止揪斗，并作出一项具体规定：揪斗人要经过工作组讨论、批准。工作组把这一事件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编写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简称“九号简报”）上报中央。刘少奇、邓小平认为这个简报对抑制乱批乱斗现象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有作用，决定转发全国。刘少奇还在批语中特别强调：“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在外地的毛泽东，却认为六月十八日北大发生的揪斗事件是革命事件，这使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更加清楚了毛泽东实际上是不支持工作组的。因此，之后他们一再提出要撤销工作组。而刘少奇、邓小平等却坚持认为，正是由于派了工作组，才有效地控制了局面，防止了更大的动乱。这样，在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同中央文革小组产生严重分歧，更尖锐的斗争不可避免。

六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将他们当日的一份会议记录报中共中央，提出“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并曲折地表达了撤销工作组，让学生自己“闹革命”的意见。二十一日晚，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会上，陈伯达又给邓小平递了一个字条，说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邓小平没有理睬陈伯达的条子，相反，在会上还强调了工作组的有关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不准乱抓、乱揪、乱斗，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不准随便提出要求夺权，不要打倒一切，要抓生产、工作、生活，要恢复正常秩序，等等。会后，陈伯达满腹牢骚地说：“我这个小组长不能干了。今天晚上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提出取消工作组。他对我的意见根本不理，把字条往旁边一扔，不在会上讨论。我这个组长还怎么当？我非辞职不可。”

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邓小平又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针对中央文革小组鼓吹的“造反有理”、“打倒一切”，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

“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工业、交通等经济部门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厂矿企业事故增多，生产产量和质量下降。为了不让这些部门受更大的冲击，经过同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商议后，六月三十日刘少奇、邓小平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把“文化革命”的重点放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信中说：“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

七月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接连下发据刘、邓信的精神起草的《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和《补充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大抓生产，“文化大革命”不要在全国所有厂矿一哄而起。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外地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谈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并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毛泽东看来，要达到天下大治，必经天下大乱，只有通过“乱”，才能实现“治”。显而易见，他的这一思想同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通过派工作组制止乱批乱斗、全力维护社会稳定的想法大相径庭。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离开半年多之久的北京。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和看了他们提供的一些材料后，他批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定的“八条规定”说：“‘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当张春桥把刘少奇为转发北大工作组“九号简报”所写的批语送给他看后，他更加严厉地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七月十九日、二十二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会上，陈伯达又一次提出要撤销工作组。他说：“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他还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运动”中去，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邓小平仍然坚持不撤销工作组，当即反驳说：“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代理党委工作。”“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在邓小平等的坚决反对下，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发难又一次受阻。

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连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在北京开会的大区中央局书记谈话，严厉地批评派工作组的做法。他说：“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下发《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宣读《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代表中央讲话，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了责任。这次会后，全国各地都迅速撤销了大专院校工作组。

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使陈伯达、江青等人受到很大的鼓舞，更加有恃无恐，而刘少奇、邓小平等处境则因此变得更加艰难和被动。中国政治力量的天平急速倾斜，对之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蔓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但是，工作组问题还远未结束。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错误，更是一个严重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正是这样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把先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压了下去。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决定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开展“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

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原来准备开五天，由于形势的变化，一直开到十二日。在八月一日下午的会上，刘少奇和陈伯达分别作主题发言，刘少奇对派工作组的事承担了责任，陈伯达的发言则是猛批派工作组的做法。在刘少奇和陈伯达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尖锐地批评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的插话使会议气氛变得更加紧张。

八月二日晚，会议组织去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参加群众大会。邓小平、陶铸、康生等被安排去人民大学看大字报并参加群众大会。会上，有学生递条子问邓小平关于“二月兵变”②的事。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已经查过了，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还谈到过这件事。他说：“我那时就说，那个事不可靠。我是总书记，调两个团到北京也不行。那时规定，调一个连，归大军区管，调一个营，归军委、总参谋部。”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七日，这份大字报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全会。大字报在党内高层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而且又进一步将派工作组指责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发动的阶段。

接下来的几天，在全会的小组会和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物受到批判。陈伯达趁机向毛泽东揭发邓小平。八月十一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了六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记录。信中说：

“小组同志察觉到很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因此，主张文化革命必须由群众自己进行，由群众选举出来的文化革命小组主持工作，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这个记录就是用很婉转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意见。记录由我署名，即送给小平同志。在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一日晚中央汇报的会议上，小平同志用很激烈的口气，严厉驳斥，少奇同志支持小平同志的意见。在当时的气氛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

陈伯达的这些话，火上加油，使毛泽东更加觉得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八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增加了一项议程，即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和副主席。林彪在常委中由原来排名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并被宣布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此后，除林彪之外，其他几位副主席的职务不再被提起。常委排名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邓小平的排名虽然由原来的第七位上升为第六位，但是由于被指责犯了“路线错误”，实际上已不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了。会议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也不再被提起。

为贯彻这次全会的精神，八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邓小平受到批判。会后，邓小平向康生移交了他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部门的工作。此后，他名义上虽然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但事实上已被停止和剥夺了职权，只是偶尔出来参加一些应景活动，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看文件、写检查和接受各种各样的批判。

李雪峰后来回忆：八月至九月间，中央还召开过一次民主生活会。在会上，林彪诬陷邓小平两条，一条是与四野争功，说《毛泽东选集》上讲到的一段史实，是四野的，可邓说是二野的；另一条是在红七军时临阵逃跑。“对这些‘揭发’，小平似乎没有听见。他坐在沙发里，眼睛瞅着天花板抽烟。我看着这个情景，知道这是小平对他们表示的蔑视。”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兴起，使毛泽东更加觉得，前一阶段正是由于派了工作组，才把本来应该“轰轰烈烈”的运动打压了下去。在八月二十九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他提出：“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会解放大多数。”刘少奇、邓小平被要求在准备召开的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作检讨。

而此时，迅猛发展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社会的剧烈动荡，也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干部的怀疑和不满。他们的怀疑和不满，比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更为强烈。相当一部分干部开始消极应付，甚至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变相抵制，这就形成了所谓“两头热、中间顶”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进一步排除来自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十月九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议原定召开七天，但由于党内认识不一，一直开了近二十天。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会上发言，大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开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指责他们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他的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后印发。

与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在进行的批判相呼应的是，在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煽动下，一些学校和街头开始出现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这无形中给会议施加了压力。

由于原定的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取消，而改开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检讨也就被移到这个会议上。二十一日，邓小平为检讨稿一事致信毛泽东说：“主席，这是准备后天（二十三）在工作会议上的检讨稿，基本内容还是原来准备工作组会议讲的，略有些文字和内容的更动。现送上，希望看看，并给以指示。”毛泽东阅后，意味深长地写了一段话：

“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毛泽东还把题目“初步检讨”的“初步”两字删掉了。这表明，毛泽东虽然一再地批评邓小平的“错误”，可他内心对邓小平是有保留的，他并不希望邓小平“一蹶不振”，还是希望他能够“站起来”。

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自我检讨。他说：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我们两人不仅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错误，也负有责任。”“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旧方法去工作。”“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

十月二十四日，分组会议开始讨论邓小平的检讨。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对邓小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谢富治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并提出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一种特殊的不满。他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一九五九年起，六年来从来不找我。”

毛泽东的话，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远。这种疏远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比如，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之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问题上，邓小平和刘少奇、陈云等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等主张和办法；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上，邓小平明显不赞成毛泽东坚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要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观点。特别是，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得“很不积极”，还屡次坚持派工作组“阻碍运动”。另外一个原因是：党中央领导人在八大以后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邓小平作为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在处理经常性工作中向毛泽东直接汇报少了。

但至此，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有保留的，对刘少奇也不是“一棍子打死”。

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得知一些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时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当康生插话说刘少奇在八大作的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时，他说：“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说：“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从这段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通过对刘、邓的批判以及对中央领导成员作出相应的调整后，“北京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被发至县团级，很快就在社会上扩散开来。由于他们被明确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一时间便成为众矢之的，批判他们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但是，他们仍然坦然相对。据王光美回忆，十一月三日，在参加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时，刘少奇同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有过这样一次见面：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同志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

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讨，“靠边站”了，但还没有达到林彪、江青一伙彻底打倒的目的。他们不顾毛泽东初步作出的刘、邓的问题已“基本上解决”的结论，加紧煽动舆论，挑唆造反派，进一步掀起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企图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

十一月八日，聂元梓等在北京大学公开贴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给邓小平罗织罪名，称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会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时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在张春桥的授意下，二十五日，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组织召开声势浩大的“彻底打倒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大游行，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推向社会。二十七日，北京高校造反派又在工人体育场联合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喊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的口号。三十日，江青、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前往清华大学，对蒯大富的行动表示支持，进一步怂恿、鼓动造反派加紧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步伐。

十二月，中共中央先后下发《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两个文件，“文化大革命”开始由文教部门蔓延到工交、财贸、科研等各个系统和广大农村。

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了一九六七年。

新年刚过几天，陶铸被打倒了。陶铸是在彭真、陆定一等人被打倒后，由邓小平提名调来中央书记处任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八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对刘少奇、邓小平的群众性围攻开始了。一月六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十六个造反派组织召开“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大会”。接着，由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支持的红卫兵、造反派开始聚集在中南海周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要求揪出刘少奇、邓小平，并且突破警戒线，频频冲击中南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还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红色造反团”的一些人煽动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于是，一月十二日，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分别冲入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家里，对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进行围攻和批判。

到这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资格被取消了。

一月，上海发生“夺权”风暴，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所有机构都被迫停止办公，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实际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纷纷效仿上海造反派组织的做法，开展“夺权”。各地党政主要领导纷纷被打倒，党政机关陷入瘫痪；造反派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以致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全国局势进一步陷入混乱状态。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月十九日、二十日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和二月十一日、十六日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就“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要不要统统打倒、军队要不要稳定等问题，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激烈抗争。二月十六日夜，在江青的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作了颠倒是非的汇报。之后，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谭震林、陈毅等进行批评。江青、康生一伙在会上指责他们的行为为“二月逆流”。

这一事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原来由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各副总理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这之后，中央政治局也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这一事件后，邓小平的处境变得更加险恶。在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召开的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和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掀起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新一轮揭发批判，把原定主要讨论“三支两军”③等问题的会议变成了动员打倒刘、邓的会议。

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章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文章提出“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他感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已经公开并且大大升级了，他的问题很可能由此“定性”。珍爱政治生命的他急切地期望申诉，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有效的也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毛泽东写信。四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从一月十二日（在家中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判——编者注）起，我一直再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宜，所以一直忧虑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你的指示。”

信转呈毛泽东后，没有立即得到回复。

五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邓小平，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让他来看看。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毛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邓小平对汪东兴说，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他想当面向毛主席汇报。

汪东兴带来的毛泽东口信给困境中的邓小平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在毛泽东看来，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压了下去，这是“方向性”、“路线性”的严重错误，因此，要对邓小平进行严厉的批判。但是，毛泽东绝不是要“彻底打倒邓小平”。这时候，毛泽东告诫邓小平“要忍，不要着急”，明显表示了他对于邓小平的政治前途是有所考虑的。毛泽东让邓小平有事给他写信，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邓小平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他对邓小平的一种保护。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使邓小平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避免了被“彻底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的结局，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邓小平后来说：“他们（林彪、江青等人——编者注）是非打倒我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但是毛主席保护我”。

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记载：汪东兴将邓小平想见毛泽东的请求转报了毛泽东。不久的一天深夜，毛泽东找邓小平到他的住处谈话。谈话中，毛泽东主要询问了他三十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邓小平对此作了如实回答。毛泽东批评了派工作组的错误，邓小平表示愿意接受批评。邓小平问毛泽东以后有事向主席汇报找谁，毛泽东说可以找汪东兴或者直接给他写信。谈话直到天亮才结束，毛泽东态度温和，批评得也并不严厉，这使邓小平感到很欣慰。

对于这次会见，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一九六七年五月，毛主席叫我去，说贺老总要保。毛主席说，只有四个方面军（原文如此——编者注），贺老总代表一个方面。后来当面说，也没有保住，被他们整死了。还想保我，找我谈了话，也没有保住。

虽然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保护之意，但林彪、江青等人和造反派加紧了“彻底打倒”邓小平的步伐。趁毛泽东去外地期间，七月十七日晚，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开始策划“批斗刘、邓、陶夫妇”。十八日凌晨，戚本禹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布置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他还交代：“对刘、邓、陶面对面斗争”，“这是我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

十九日，造反派冲入邓小平家抄家。邓小平平时开会基本上不做记录，发言、讲话大都不写讲稿，最多写一个提纲，但凡落笔都在文件上而处理文件又都是当日事当日毕，办公室不留文件。因此，造反派搜来搜去，没有找到邓小平的任何“罪证”。

七月二十九日，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以开支部会的名义又一次批斗邓小平，还对邓小平进行体罚折磨，并宣布限制邓小平夫妇的行动自由。

八月五日凌晨，谢富治、戚本禹同聚集在中南海周围的造反派谈话，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最坚决的支持”，并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把刘、邓、陶批深、批臭，彻底打倒。于是，当天中南海的造反派便分别揪斗了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

这以后，邓小平已完全失去行动自由，在中南海的家里被监管。

中共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武健华回忆：本来，七月中旬毛泽东离京赴外地前，曾召集周恩来等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开会提出，对刘、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但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汪东兴得知戚本禹正在鼓动造反派揪斗刘、邓、陶夫妇后，随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让汪东兴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请周恩来告诉他们，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汪东兴自己又将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戚本禹。但是江青一伙阳奉阴违，并不按毛泽东的意见办。

九月的一天，造反派和中央办公厅的人通知邓小平，让他的子女立即回学校住，继母夏伯根立即回四川老家。经过力争，继母被同意留在北京，和邓小平的子女一起被安排住在宣武门外的一处简陋房子里。邓小平夫妇则继续留在中南海住宅交代问题，接受批斗。

在此后两年多时间中，邓小平夫妇除了接受勒令回答问题外，整天只能扫扫院子，坐在屋里看看书、报，听听广播，或者默默静坐，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工资虽然照发，但钱款由组织“代管”，不能直接拿到手上，要用得一次一次申请。为了节省开支，两年多中他们没有添置任何衣物。所幸的是，他们的人身没有受到伤害。

九月十七日，邓小平收到造反派组织“首都无产阶级揪斗邓小平联络站”勒令他限期回答十个问题的信。无奈之下，邓小平于次日给汪东兴写信，提出急切地想再见毛主席一面。毛泽东阅信后没有表态，批示在一定范围内传阅。从后来的情况看，在处理邓小平的问题上，毛泽东有他策略和步骤上的考虑。

十月四日，卫生部三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给邓小平写信，勒令他回答他们提出的所谓“如何包庇、重用、提拔三反分子钱信忠”的九个问题。卫生部长钱信忠原是邓小平在二野时的老部下，这些造反派组织希望邓小平写出揭发材料后，将钱信忠打倒。邓小平写出材料，就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做了回答。十一月三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并将写好的材料附上。他在材料中写道：十多年来，钱信忠同二野的工作历史关系是很久的。我们，主要是我，对他是信任的。我和其他一些负责同志长期认为，他在组织卫生工作方面是较有能力的，他的外科手术在当时条件下是难得的，他的工作，特别是战场救护工作，是努力的。所以，我过去对他的总的看法是小毛病很多，但大的方面还好，对战争是有功绩的。材料中，在回答“一九六五年钱信忠当上部长后，有人向中央反映他的严重问题，认为他不能当部长，你是如何和安子文密谋包庇的”问题时，写道：钱信忠当中央卫生部长是由总理提出来商量的，我是赞成的。对钱信忠任卫生部长事，我同安子文没有什么密谋。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仍然没有变化：既要批邓小平，又握有底线，留有余地。

九月十九日，在中南地区视察的毛泽东在同杨成武、张春桥等谈中共九大时说：“选中央委员，刘少奇同邓小平是不是有区别？我看是应该有区别。他（指邓小平——编者注）打过仗。可不可以当中央委员？你们赞成不赞成？“九月二十日，在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谈话时，他又说：“邓小平恐怕要保，可不可以选他当中央委员，你们看？”“你们讨论一下，九大谁可选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后来也回忆说：毛泽东这次外出视察时曾提出，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要把老同志都解放出来，许多同志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这其中，毛泽东就举了邓小平。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说：“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但同时，他又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对邓小平的批判还在继续。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的指代，不点名地指责邓小平在农村工作中鼓吹“三自一包”、“复辟资本主义”。从次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署名文章，集中批判邓小平其他一些言论。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继续肆虐。

林彪、江青一伙已不满足于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和公开揪斗，希望像对刘少奇那样对邓小平进行立案审查，以罗织更多的罪名，使他在政治上永不得翻身。

三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向毛泽东和林彪反映，有许多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没处存放，建议在“贺龙专案组”内设一分组，收存这些材料。毛泽东表示同意。毛泽东只是同意在“贺龙专案组”内设一分组收存有关邓小平的材料，而不是同意成立“邓小平专案组”。但林彪、江青、康生等别有用心，借此加紧成立“邓小平专案组”。

五月十六日，“邓小平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等主管。专案组成立伊始，康生便授意要搞清邓小平的所谓“历史问题”。他说：“邓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搞清，在红七军临阵脱逃，延安整风时在反王明问题上消极，和彭德怀关系好，在太行山实行王明路线，一九六二年在莫斯科鼓吹‘三和一少’。”“总的说，历史上搞王明路线，组织上搞招降纳叛，军事上搞篡军反党。”

林彪、江青、康生等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像搞刘少奇的“专案”一样，找到邓小平所谓“历史问题”的“铁证”，以彻底打倒他。为此，专案组先后派出九十多批外调小组，前往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四十多个市、县搜集邓小平的“罪证”。专案组还走访了与邓小平共过事的聂荣臻、滕代远、张云逸等一批老同志，并且在监狱里提审了彭真、杨尚昆、刘澜涛等人。但是，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走访，他们一无所获，并未找到任何能借以彻底打倒邓小平的“罪证”。

鉴于已有的材料不足以定邓小平的“罪”，又不能直接提审邓小平，六月，专案组要求邓小平尽快写出一个自传，企图从中获得线索。他们还规定，自传应从八岁写起，并做到：一、详细具体；二、内容准确；三、写清各个历史时期的证人及他们现在的住址；四、材料随写随送；五、限定最迟至七月初全部写完。

根据专案组要求，从六月二十日到七月五日，邓小平撰写成二万六千五百多字的自传材料。材料分为“我的家庭和我的幼年”“我在法国期间和在苏联一年”“在西安半年”“在党中央工作两年”“红七军工作期间”“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七月”“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从遵义会议到抗战爆发的一段”“在太行山八年”“三年解放战争”“在西南局工作两年半”和“到北京以后”等十二个部分，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他的经历。专案组并未从邓小平这个自传材料获得什么对他们有用的“线索”，后来将这个材料以“我的自述”为题印发党内。

七月下旬，专案组终于迫不及待地炮制出了一份批判邓小平的材料——《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这个材料共分七个部分，约一万五千字，里面充斥着攻击和污蔑邓小平的内容。七月二十五日，起草人员向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详细报告材料起草的情况。康生提出，现在看来材料不少，关键在如何运用，历史部分弱了。吴法宪说，邓小平入党有问题，介绍人都死了，死无对证。由于这个材料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康生等便要求要对邓小平的“历史问题”继续深挖。同年九月，专案组又要求邓小平补充交代一九三一年三月从红七军回上海的情况。邓小平再一次如实地写出相关情况，这使专案组的图谋又一次落空，最后只能得出邓小平的“问题”是“隐藏比较深”的结论。

一九六八年四月以后，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一时间，逼供信盛行，人人自危，政治气氛更趋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五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再次请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当然极力反对毛泽东见邓小平。也就是在此前后，毛泽东还数次提起过邓小平。他说：“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人家犯错误就要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错误？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

六七月间，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致信汪东兴，希望见汪东兴或是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他在信中还将他所写的自传材料中的最后一段话写上了：“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邓小平深知，只要能保留党籍，继续留在党内，他的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此外，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的方式，维系着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

九月，全国各地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文化大革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并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十月中旬至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这次全会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在内的半数以上的人都被打倒或被排斥在全会之外。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批准“刘少奇专案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这就意味着这次会议同时也是决定邓小平前途命运的会议。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在十月十三日全会开幕会上，毛泽东就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他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一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我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以嘛。”看得出，毛泽东讲这些话是要为邓小平的问题先交一个“底”。

全会作出决定，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会议也印发了邓小平专案组炮制的《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的材料。会上，有一些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对此，在三十一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又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只要我们举手，那还不开除了。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横直将来你们要开除也可以嘛！哪一天把他开除就行了嘛！”“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这一明确表态，保住了邓小平的政治生命。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中共九大的筹备工作开始进行。在九大的筹备过程中，毛泽东还一再提起邓小平。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在讨论九大政治报告稿时，毛泽东说：“我历来不主张把邓小平同刘少奇搞到一块。”“报告中我的意思不要提邓小平。”

四月一日到二十四日，中共九大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数次提起邓小平。四月二十三日，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召集人谈话时，他说：“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做了许多坏事”，“也做了些好事，如苏共‘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他是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谢、古，他是反对王明的。”

中共九大，不仅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通过这次会议，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领导层，势力都得以加强。但之后，由于相互之间的争权夺利，他们的分歧和矛盾开始迅速加剧。

九大刚结束，仍处于监管之中的邓小平又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他说：“九大开过了，不知是否已到处理我的问题的时候。对此，我完全静候党的决定。”他再次表明了出来工作的想法，说：“我本人的最大要求是能够留在党内，使我能有机会，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执行新党章的决定，在我的余年中，努力做好党分配给我的工作，或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尽力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汪东兴将信转送毛泽东后，毛泽东批示给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但都未作任何表态。毛泽东一方面在继续观察邓小平的态度，另一方面在等待解决邓小平问题的时机。

这之后，邓小平夫妇最感宽慰的是，子女们被允许回中南海家中探望他们。直至这时，邓小平夫妇才从二女儿邓楠口中，知道在北大读书的儿子邓朴方伤残的情况。卓琳伤心难忍，哭了几天几夜，邓小平则依旧无言，只是不停地抽烟。作为父亲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默默地承受着“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的不幸。

①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的。任务是“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组长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②1966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担负民兵训练、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为此，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为部队借住房。7月上旬，北京大学有人贴出大字报，怀疑卫戍区向学校借房是要搞“兵变”。这年夏，康生据此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兵变”。当时称“二月兵变”事件。

③即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和对一些地区部门及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组织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http://whb.news365.com.cn/yw/201408/t20140816_12218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