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遵义会议是部分否定党内第一次“非毛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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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和政治建设中间的毛泽东化，对很多干部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逼的”，反过来，非毛化对于多数共产党干部来说才是合乎心意的。1931年的第一次全面非毛化结果是空前的失败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上，由于毛教员的努力，部分高级干部认识到：必须否定军事上的非毛化。遵义会议之后放弃正规战，回归运动战，意味着多数高级干部部分承认第一次非毛化的失败。

一、否定军事上的非毛化：终结正规战的打法

　　在遵义会议八十周年过去之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令人沭目。回顾遵义会议的话题和回顾的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十分引人回味。有官学机构的学者，非要把遵义会议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扯在一起，似乎若非如此就无法界定遵义会议的价值和意义。
　　遵义会议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曾经发生过，但是，在后来的历史流变中间遵义会议的意义如何，这是一段新的历史，而今天回顾遵义会议的方式和方法，本身就与历史过程发生了巨大的疏离。共产党进程之后，一些私心杂念很深的知识精英，获得了共产党历史的垄断性解释权，其中陈伯达等人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些知识精英把学术场域中间文化资本积累的逻辑，不自觉地带到党史和毛思想的解说中间来，在这样的解说中间：似乎马克思主义就是真理的唯一垄断者，而其他一切革命家的思想和实践都需要根据这一真理来加以评判。
　　毛泽东本人也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但是，那是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群体所创造的“本本至上”语境中间使用的，开会时一些留洋学生发言动不动就说“拿本本来”，毛教员很是气愤，曾专门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反对本本主义》。真实的历史和认识过程是1958年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和列宁。更为通俗滴说，共产党革命的实践和毛泽东所思所想的问题，多是马列未曾接触和处理过的新课题。
　　遵义会议的真正转折，是终结了“等同于送死”的正规战打法，这个正规战战法最典型的代表案例就是死守湘江的战役，重新开启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模式，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之战就是代表。
　　回顾一下党史，我们很清楚，毛教员一上井冈山就是开启游击战模式。但是，1931年上海中央立足不住迁入苏区之后，毛教员的战略战术和政治方略被指为“逃跑主义”和“富农路线”。也就是说，共产党在上海中央迁入苏区之前，原本有着正确的应对方略，但是，从广昌战役开始被终结了。这应该是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非毛化”，毛教员的军事和政治方略被全面抛弃，结果就是：共产党和红军作为弱势竞争者，从此开启了按照强势竞争者需要的正规战打法，后来的丧师失地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上海中央进入苏区之后，除了军事上采取正规化战法之外，根据地建设上也相应地正规化了。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一进入苏区，就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政的正规化，是相辅相成的，也自然地就取消了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既然根据地是一个国家，军队当然就应该在国境上作战，所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成了无可争辩的唯一正确方略。为了排斥毛泽东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方略，分三次降低毛教员的话语权，先是1931年宁都会议上夺去毛泽东的党权(撤销其前委书记职务)，然后1932年赣南回忆上又夺去其军权(撤销总政委职务)，1933年还预备夺去其行政权(据李维汉回忆，某些人预备在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职务之下再设执行主席，把毛泽东架空变成苏联的布尔加宁那样的空架子)。

二、不同的军事竞争方略要以不同政治建设方略去支撑

　　遵义会议之后的战争方略的转变，实际上意味着军政和军民关系的再一次转变。毛教员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就已经指出，像黄巢、李闯等流动作战方式已经很难取得好的效果了，必须通过建设根据地的方式来为革命战争获取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后来所提倡的解放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的政治建设和军事建设方略。还是在1929年古田会议上，毛教员就已经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是单纯执行军事战斗任务的战斗队，还必须履行工作队和宣传队的职能，在延安还曾经因为经济困难追加过生产队的职能。
　　有一个很可笑的皮相之论，说毛泽东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反复阅读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教员的讲话，真实意思有两个：一是不能够再迷信和依赖国民党了，别人已经拿起枪来了，所以必须反抗，也就是说，国民党作为强势群体选择了战争解决问题的博弈方法，共产党作为弱势一方就只能够而且必须主动跟进，不应该有任何动摇，这个方面出现了底层要革命、党的指导不革命甚至有反革命嫌疑的巨大差别，也就是说，革命已经只能选择武器的批判了;二是过去共产党人的工作重点是工农运动，现在必须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强调军事工作。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清醒认识，所以，毛教员在秋收起义失利时，就迅速地寻找建设根据地的可行地理条件和进行持久战的打算，而不是与党内大多数同志那样迷信外国，迷信攻打大城市。也就是说，共产党人干革命的问题，首先是被逼拿起了枪杆子，拿起枪杆子之后就必须寻找维护红军生存和壮大的根据地政治条件。与八七会议上毛教员批评的“党的指导不革命”一样，共产党高层很多人虽然被逼拿起枪杆子反抗，但实际上尚未进入如何进行有效反抗的思路，毫不关注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如何以弱胜强的合适方略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教员的讲话当时才会被误解为“枪杆子主义”，还因此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更为可笑的是，这个错误处分被纠正过来之后的很多年里，还有人在那里散布毛教员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红军作为承担政治任务的集团，要求红军承担战斗队之外的职能，实际上准确地反应了红军作为弱势竞争者一方的政治竞争困境：缺乏必要的强制力量在军队内部和外部实现高水平的管理效率。而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实际上是以建设政治认同为中心的新型管理模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论断中间，有一个说法：国家是一个暴力机关，诸多管理职能的实现端赖暴力机关所支撑的有效的强制性。而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在 暴力方面不如对手，也就是说，红军和八路军必须寻找那个强制性不足情况下的有效管理方案。
　　为什么敌军是可以瓦解的?很显然，不是共产党干部水平高、管理招法多，而是因为敌军内部官民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阶级对立，红军和八路军实际上就是要钻这个空子。反过来，如果红军和八路军内部的官兵对立超过了国民党，显然，被瓦解的就只能是自己。在国共对立的环境中间，到底是谁瓦解谁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竞争：哪一方能够把内部的官兵对立降低到远远低于对手的程度，谁将是胜利者。有一个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记录到：“某些爱发牢骚的蒋介石军官中流传的一些说法，颇足以说明蒋军的战斗力如何。例如说蒋军有‘五不和’：一、军政不和;二、军党不和;三、军民不和;四、军内不和;五、官兵不和。”(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

三、军队建设的“毛泽东化”和非毛化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美国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毛泽东化为什么可以强化军队的战斗力，很简单，就是内部的官兵对立业已最小化了，战士作战的努力水平不再依赖于军官的强制和激励，而主要地来自于政治认同的提升。军队内部官兵对立程度的高低，最终决定了到底是谁可以对谁搞“瓦解敌军”——瓦解别人而不是被别人瓦解。
　　同时，军民之间的紧密合作，也让指挥员有了新的作战方略选择，可以最低限度地动用全部的机动力量。最典型的就是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当时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46万人，共产党军队粟裕部27万人，但汤部进入解放区之后不得不处处分兵把口，守护交通线和打下来的城池，为什么这样?因为国民党军队与民众之间的严重对立关系，决定了整个的交通线都处于不安全状态。而粟裕部仅仅27万人，就敢于把所有的机动力量全部投入一个狭小的战场，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发生共军溃败，但是，零散的共军能够很快滴得到老百姓的帮助，生存下去并重新集结起来，因为永远不存在损失军队百分之百的风险，所以，把全部力量一次性投入战场的孤注一掷打法，也一样是可取的选择。结果就是孟良崮战场所呈现出来的：只有27万军队的华东野战军在局部有着军力优势，对强敌实施了包围，并短期之内歼灭了国军五大王牌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
　　在认同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就只能够强化管理权，保证军官对士兵的有效控制，舍此就不可能获得高水平的努力。在资本主义国家及相关环境产生的管理学知识中间，无法想象弱化管理权的管理模式，一切关于管理学的知识都着眼于如何保证管理权的有效性。而红军自从上井冈山开始，就处于“无人、无钱、无枪”的局面，强化管理权的努力，其所能够达到的上限也很低，因此，只能够反过来设想：如何激发红军战士的自觉努力，消除雇佣思想。这其实就是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的系列努力方向：通过最小化官兵对立来消除认同提升的障碍，同时开放管理权让士兵参加，营造提升认同的良好气氛。
　　红军和八路军的管理特点是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并设置政委和政治工作系统，使其地位不低于军事指挥系统。以政委为代表的政治工作系统，要实现两大目标：对内要实现官兵对立最小化同时促使积极分子参与管理权开放，对外政委要帮助士兵学会并承担起工作队和宣传队的职能。换句话说，红军的管理效率主要来源于认同提升，而不是控制权的有效性，因此，在红军中间，守护认同使其不被官兵对立程度上升所破坏，乃是具有第一位重要性的管理事务。
　　所以毛教员总结说：“(一一五)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论持久战》)

四、实践中间的军队“第二次非毛化”进程

　　老田曾经访问过一位杨连长，这位老杨同志参加过老山轮战，当时他担任营射击队队长。老杨根据自己的感受，回顾了军队内部官兵一致的破坏过程，以及官兵对立程度上升的方式。老杨是文革期间去部队当兵的，他说自己刚刚去部队的时候，生活方面很无能，都是老兵和班长帮助他洗衣服和解决各种困难，冬天的时候部队住窑洞，班长和老兵都住在外面，靠里的一面暖和都让给新战士，有什么困难和心情纠结，常常得到老战士和班排长帮助排解。老杨回顾说，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个人对于自己对于战友对于国家的看法和认同，不是说教所能够解决的。老杨说，虽然自己在家里很少做家务，但是到了部队之后得到老战友的多方面的帮助，家里父母知道之后也很高兴和放心，完全不担心他在外面受委屈。
　　老杨说，到了1980年代中期，就不再从优秀士兵中间提拔干部和培养积极分子了，军队指挥系统就失去了“带头作用”这一块力量的支持，优秀士兵身上所集中的影响力，就与部队管理效果提升没有关系了。差不多的时候，士兵探亲假回来开始给班排长连长带礼物，平时也常看到士兵给班长敬烟了。慢慢地，战士跟连长要亲一些，因为训练时总是在一起，跟指导员就比较疏远了，这跟他开始当兵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战士跟指导员很亲，有什么实际问题甚至心里郁闷也都去找指导员。
　　这个时期，有优势的群体开始追求优势了，无优势的群体开始体认自己的劣势地位。不再关注官兵对立最小化之后，政治工作系统的效果就慢慢地出现了“空转”现象。在军队内部，有优势的群体服务于弱势群体，这是营造官兵一致的关键。反过来，弱势群体服务于或者取媚于优势群体，则是不认同上升的关键。至于徐才厚那种收钱给官的提拔方式，对于重建官兵对立或者上下级对立的作用，就无需多谈了。
　　老杨还说，老山轮战的时候，他们站在大山的阴影里等待炮火准备完成，当时自己的心里是极度紧张的，因为文革结束时《人民日报》老是宣传说经过文革的一代年轻人是“垮掉的一代”，大多数都中了四人帮的流毒，他心里特别紧张的就是战士会怎么样?冲锋命令下达之后，会不会部队发不出去?如果发不出去的话，就只能自己在前面带，那样的话战斗效果就无法想象了。炮火准备结束后，命令一下达，证明老杨的担心完全是多余，战士们都很勇敢。老杨总结说，当时的战士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为国立功的思想，根本不需要太多的驱使就表现得很勇敢，老杨还谈到一个江苏的战士家里是老板，这个战士预备退役之后回家接班当老板，根本就不追求立功受奖提拔什么的，但是，依然表现得很勇敢，这让他很感动。战争非常艰难，整个营的伤亡很大，等到轮战下来，全营只有三个帐篷就都住下了，上面的嘉奖令下来的时候，老杨回忆他们营几个干部没有任何一个高兴的，都是痛哭失声。对于自卫还击战电影表现的说军官战后喝酒欢呼胜利的场景，老杨表示：一是不相信基层军官中间有这样的人，二是对高层军官有这种反应表示强烈愤慨。官兵一致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会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至少在当时，对基层军官个人来说，荣辱升迁还没有超越对战友生命和健康的真诚关心。
　　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对比，从更大的社会视野去看政治认同问题，结论就更清楚了。2014年在麻栗坡烈士陵园，有上万名参战老兵聚会纪念老山轮战牺牲的战友，这个活动是完全民间的，没有任何官方媒体报道，相关参加纪念的官兵多是各地维稳办重点关注的长期上访对象，这一群人业已被视为危险分子了。国家和政治认同就这样逐步消解了，老战士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国家的合理对待坚持长期上访，还因此成为各级维稳办的重点对象，这是不是复制国民党的军政军民不和，值得仔细分析并认真对待。
　　老杨自己也是一个长期上访人士，他转业之后在企业里工作后来被买断，参加过多次上访。与政府部门强硬地驳回国企职工上访诉求不同，对转业军官的长期上访，政府相关机构做出了唯一的一次政策让步。2003年人事部等机构联合下文，对转业军官上访的诉求给予回应，结果是划了几个政策杠杠：什么级别在企业退休后如果不到某个数字就调到这个数字，各地执行政策的部门采取“政策最小执行方法”：结果是“一拉平”，所有的连级营级团级师级干部都拿同样数量的退休工资，原先的年资和级别差距全部取消了。这种“政策最小执行方法”，老杨和他的上访战友们都表示不认同，到现在为止上访依旧在持续进行中，说年年都会找时间去省委门口坐一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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