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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济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10年，中国共产党对上海基层社会的治理卓有成效。政令之通达前所未有，国家与社会高度的一体化。
与这个历史性的变化伴随始终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基层社会的政治运动。而1950年代前半期波及上海每一条街道、里弄，每一个家庭，将所有处在日常生活状态的居民，都无一例外地卷入的政治动员，则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对都市社会的统合提供了最初的范例。本文所探讨的是，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共产党的新政权与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普通居民的互动如何发生，国家对大都市基层社会的统合如何可能。
时空交错：都市社会特质和非单位人群
1950年代的上海，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新旧交错，时空叠合，既熟悉又陌生。共产党曾在这座城市诞生，也经历过长期的地下斗争。作为主政者，却是初涉大上海。政治如何通达基层？国家如何调控社会？中共根据历来的经验，首先着力解决的是确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实行以阶级路线为基础的群众路线，主要方式是开展政治运动。因此，新政权一建立，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 、民主改革以及基层普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便接踵而至。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革命胜利后，新政权所要贯彻的阶级路线是“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个指示尽管是十分明确的，但要贯彻到上海社会的基层百姓中，却遭遇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
与家族聚居的村落不同，上海里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流转的而非静止的空间，生活其中的大量人口处在迁移之中。而在1958年以前，上海实行的城市户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流动，重在管理”，人口流转十分频繁。从1950至1955年，有263万余人迁入上海，迁出人口231万余，净迁入人口32万多。。加之1950年代早期涌入上海的大量灾民、难民，上海城市的人口流动处在高峰时期，这对人民政府在基层社会划定各种政治空间的范围和人们的阶级成分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在一些工人集中的居住区，每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往往注入了许多外来因素——诸如地方帮派势力，一次次改变着小区原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态。普陀区南英华里原是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房，是工人聚居之地。抗日战争时期从闸北逃来了一批人，情况就日见复杂，4个恶霸为首的苏北帮、山东帮、安徽帮、河南帮经常争斗，镇反时共逮捕了51人，枪毙了主要骨干5人，尚须处理的还有46人。另一些本已杂乱的下层居住区，随着1950年代早期人口流动的加剧，各种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愈益增强。一份关于嵩山区恒茂里的情况调查写道：这是“上海著名的三大桥之一——八仙桥附近的一条里弄，位于商业区的中心，是被大世界、青年会、大众剧院、小菜场、几家大商店及旅馆、银行包围起来的一个正方形。……该弄共住839户，3,711人。以店员为最多。……人口的流动性很大，每天报（户口）进报（户口）出的约有20人左右。……（弄内）社会情况复杂，黄金荣的徒弟不少，已处理的各类罪犯56名外，尚有贩毒犯2名，流氓17名，小偷2名，私娼、地下舞女8名，黑律师1名。弄内的新生活旅馆专为嫖客服务，阿飞在弄内为非作歹，赌风、窃风都很盛”。
上海都市社会不同于乡村的又一个特质，是居民间社会关系的模糊性。邻里间既无血缘关系，也无经济关系，利益多元。市民政局的一份报告对这一特质作了这样的概括：“城市街道居民，多无职业和生产上的直接联系，流动性又较大，因此，相互之间多不熟悉”；“各阶层杂居，彼此职业不同，生活条件不同，福利要求亦有所不同”。因此，在上海基层社会，难以用一种政治号召驱动绝大多数居民的政治热情，也不可能存在长久的利益共同体。
近代上海空间割裂性的特质也留给了刚刚入主这座城市的新执政者。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分而治之的遗迹，同乡的、帮会的各种社会势力的画地为牢，社区分布上的五方杂处而又阶层分明，——这些大大小小的、行政的抑或文化的空间，并不因政权的更替和革命的成功而销声匿迹，而是作为历史的遗存在1950年代早期的上海基层社会发生着有形或无形的作用，成为国家到达社会通道上的障碍。
面对如此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长期积累的农村政治动员的成熟经验不再能信手拈来，驾轻就熟。新执政者对上海的基层政治动员做出了新的考虑和部署。
依照共产党对城市基层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安排，政治运动分别在单位和里弄两大空间进行。最初的部署是单位为主，里弄为辅；单位先行，里弄后续。这种考虑和做法源自于新政权管理城市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构想，即把基层控制和管理分为两大系统：单位人和非单位人，亦即社会人。共产党认为，近140万职工和文教工作者是在“构成上海经济主体的重要生产部门以及与生产密切联系的方面”工作的，他们是“城市工作的主要对象”，依靠力量和大多数团结对象就在这些单位人中间。在单位参加集体政治生活的人在共产党各级组织的直接掌控之下,易于发动，也便于识别其政治面目。而大量散居里弄的非单位人“阶层复杂，政治思想情况复杂，生产和生活规律不一，要求不一；基础薄弱，无党团组织，政治认识较模糊”，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特质在这个空间内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此便产生了基层政治动员的最大难点：非单位人群政治面目的含混性，其中“劳动人民”尤其是一个庞杂的群体。来自基层的调查显示，在绝大多数居民住宅区， “劳动人民和下层贫民占多数”。尤其让人民政府倍加关注的是，在里弄中参加政治活动的非单位人在贫苦棚户区多于商业中心区,依据共产党的阶级路线，似乎在其中不乏依靠和团结的力量。然而直到1954年，上海市委依然明显觉察到，经过历次政治运动，里弄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整治，群众觉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还有大量个体经营者、小商贩以及闲散人员未经民主改革。根据中共上海市委有关部门统计，到1954年8月，全市街道里弄中有16.3万多摊贩、15万左右失业人员、1万多未登记的工场、作坊、小店以及未经过民主改革的人员，计60万，都未进行系统的清理，甚至“有不少里弄变成了各地逃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不法分子的藏身之所”。在下层居民的聚居区这种情况尤甚。
这个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非单位人群，一方面，尚未完全进入国家的政治统合，另一方面，却在基层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政治角色。1953年底上海市各区首届人民代表的基层普选结果即是这个群体政治面貌的写照。在10个区当选的人民代表中，共有里弄居民直接选举的代表330人，以家庭妇女（90人）和各类失业者（43人）为主体，占40%强。代表中虽然有工人代表46人，但三轮车工人有26人，唱了主角，而其余20人均为弄堂小厂的工人或计件工，都不是共产党理想的标准的“工人阶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代表中间，参加过一贯道、一心天道、绿营社、教义道会以及“拜老头子”的有15人；担任过伪甲长的5人、国民党时期的警察4人；还有24名佛教徒，7名基督教徒以及4名天主教徒。无论是这些代表的“历史污点”，还是他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在此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层普选中，都不可想象这些人能够当选，并能够占据如此的比例。
既不能完全依靠，又不能丝毫忽略，——这就是大上海的新执政者与非单位人群关系的初始状态。
运作工具：居民委员会的政治功能
非单位人群尽管如此复杂，党和政府仍然十分迫切地需要将这笔巨大的社会资源转化为可以调控的政治力量。新政权创设了居民委员会，试图通过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将1950年代前半期的上海里弄大规模地动员起来。
自1950年起，遍布上海的11,155条里弄就逐步建立居民委员会。到1954年1月，全市共有居民委员会1,847个，居民小组约有36,000个，居民委员会委员95,284人,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覆盖到社会基层的组织网络。
在居民委员会的有效运作下，非单位人群投身政治运动的之热烈可说是史无前例。几乎每天的报章广播都报道这类消息，政府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1954年底，当时的里弄工作权威机构——上海市委政治法律委员会下属的里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屠基远在《解放日报》上就此作了总结并大加赞扬。自1950年起3年内，全市居民委员会就组织了9,000多个居民读报组，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宣讲国内外时事政治，激发居民的政治热情。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里弄居民捐献飞机大炮款项达165亿元，有70%的里弄妇女和居民签订了爱国公约；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里弄居民检举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分子，其中不乏大义灭亲之举；在劳军与推销公债时，许多里弄妇女脱下首饰，倾其积蓄认购，棚户区的贫穷妇女也不甘人后，连夜拾荒集资买了100多份公债。1953年上海市首届区人民代表普选激起了非单位人群的参政热情。选举权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上海市妇联关于里弄妇女看到选民榜时的“情况反映”中写道：“一般家庭劳动妇女都很重视，纷纷去看榜，情绪很高”;“被剥夺选举权的家属，及精神病患者的家属由于家里人没有选举权，都很难过”。上海市选举委员会的普选情况报告也有类似情况的记载。争当人民代表的情形在里弄中也不鲜见。选举结果，有676位里弄干部当选为区人民代表。
然而，1950年代早期的上海居民委员会并没有完全按照阶级原则组成，也没有完全按国家意志和政府预设的政治轨道行事。
1954年里弄整顿之前，“组织不纯”是上海市委归结的居委会存在的三大问题之首。从36个作为“整顿试点”的里弄统计结果看，在属于整顿对象的2,800人中，有15.4%的人写了“交代材料”，即430人，其中居委会干部346人，积极分子57人，摊贩27人。在这些写“交代材料”的人中间，属于政府划定的“五类分子”41人，各种“重点对象”177人，一般政治性问题212人。另一项统计更显示了居委会“组织不纯”问题的严重性，在全市各里弄设立的1,822个“治安保卫委员会”的17,926名干部中，总计有各类政治问题的1,715人，占全部人员的9.51%，而治保干部中共产党员只有211人，如果加上1,253名青年团员，也只能说势均力敌。长宁区的例子更为典型，该区78个居委会和78个治保委员会的2,769个委员中，有反动身份的有555人，有现行活动嫌疑 的4人，共占20%。 还有调查结果表明：里弄居民委员会“人员成分复杂，便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尤其对依靠谁的问题未能明确，因而领导权有不少里弄组织被坏分子篡夺”，“里弄组织不起作用，坏分子在里弄大搞小厂小店……”。
而正是这个“不纯洁”的居民委员会，包容了许多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利益，交织着许多不同目的、但往往殊途同归的行为。处在上海城市时空交错点上的居民委员会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执政者政治运作的有效载体，不能不与居委会的这些早期特征有关。
1950年代上海居民委员会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相调和的产物。
组织居民委员会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早在1949年7、8月间，当“单位”和“里弄”分别管理的模式被确定以后，市民政局就提出了在里弄中建立居民自治组织的设想，十分明确地提出这个组织必须将单位包括的各种组织留下的很多“空白”“包揽无余”。这样的设想便决定了居民委员会不可能是纯然的为解决福利问题而建立的居民自治组织，而是要能体现党和政府意志的、为国家所调控的居民组织，不但具有政治功能，而且在事实上承担着政府甚至是国家的某些职能。尽管《上海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居委会是“由居民自行成立的群众自治组织”，并明确其宗旨为“解决居民的公共福利问题”，但同时赋予它多项政治责任，条例规定的居委会的任务中，就有“发动居民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协助人民政府政策法令之宣教”及“协助政府监督管制分子，协助户籍警调查户口”等项。
非单位人群对居委会的认同则主要是与其切身利益密切关联的那些效用，越是在下层居住区的居民，对居委会谋福利的期待就越高。早期的居委会常常有这样的社会景观：里弄劳动就业一开展，劳动就业登记委员成了最抢手和眼热的工作，其他里弄委员中，不少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出于本身就业的考虑，“思想上倾向劳动就业方面去了”, 以致市法院为里弄调解员队伍的“军心不稳”焦急万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现象是，早期居委会主要干部中有高比例的失业者，而就业登记委员多为失业工人，也有少数摊贩、店主以及失业职员，他们是居委会权力的主要行使者。
人民政府充分注意到非单位人群，特别是下层居民对居委会的利益需求，不失时机地把这种需求转化作为政治运动的内在驱动力。在凸现居委会“解决居民的公共福利问题”的宗旨的同时，强化了它的政治职能。居民委员会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49年下半年的“房客联谊会”的居民自治组织、1950年上半年的“人民防空队”及其后改组的“冬防队”。以这些维系着千家万户的利益和安全的组织为建立居委会的基础，不难使居民产生认同感。1952年冬到1953年春上海居委会第一次大规模的组织整顿更是福利与政治结合的典型。根据市委要求，这次整顿完全与劳动就业登记同步互动。区人民政府和区劳动就业分会作为整顿里弄组织的领导机构，发现积极分子，充实到居委会，增加了他们就业的可能；失业和无业者则抱着就业的动机，自然对里弄组织整顿十分积极投入。尽管政府对这一时期里弄干部的阶级成分和政治素质并不满意，但是，还是高扬了居民委员会的双重职能。市政法委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在单位工作的人的福利问题“多数在其所参加的单位获得了解决”，国家的政策法令也主要在单位与他们见面；而非单位人的福利问题“主要在居民委员会中去求得解决”，“有关的政策法令和政府号召，有许多要通过地区性的组织去和他们见面”，因此，居委会“不仅是居民群众的福利组织，还是一部分居民群众（指非单位人——笔者注）的政治生活组织”。居民委员会就是这样承载着国家的和社会的双向需求，开始发挥它们的政治功能。
早期上海居民委员会的政治驱动力又来自基层社会内部各个群体的利益制衡。
阶级利益的冲突在居委会权力的分配问题上时有激烈的表现。下层贫民和富裕市民之间经常为居委会干部的位子而争吵。第一次里弄组织整顿正值“五反”运动之后，一些富裕市民居住区居委会委员成份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资本家家属落选，包括保姆、失业者在内的下层群众当选。落选者“很不满意，认为是有意打击、排挤资产阶级”。阶级之间相互鄙视和不服气的个例比比皆是，里弄工作委员会常常向市委报告：在各阶层杂居地区，“资产阶级成份的干部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有讽刺打击的情况”。反之也如此，一位资本家被居民选为人民代表候选人，居委会其他干部不服气，说他在抗美援朝中卖了房子捐献了飞机大炮，“是300万买来的代表”。
里弄干部和居民之间、居委会内部的权益纷争也时有发生。1953年首届区人民代表的基层普选中，居委会干部与居民提出的候选人为取得代表资格相持不下，普陀、闸北、黄浦、徐汇等4个先行试点区中，除黄浦区没有居民代表候选人外，其余3个区都发生了这类问题。新成区反映：“部分基层干部中间存在宗派情绪和相互成见。当代表候选人提出以后，这些情绪愈益暴露”。
居民委员会也是近代上海的反动会道门势力觊觎的场所，还是同乡、行帮试图倚重的新的共同空间。在会道门信徒集中的居住区，居民委员会的一部分权力操在他们手里。1954年里弄整顿的36个先行试点中，在346名“有政治问题”的里弄干部中查出“反动会道门头子”9人，道徒16人。全市里弄治保会或治保小组的干部中，有5%的人，即843人历史上加入过反动会道门。在道徒集中的地区，宣布退道而担任居委会干部，甚至被选为人民代表的也不在个别。徐家汇一带是道徒集中的地区，从市选举委员会的情况反映看，仅徐汇区徐镇路居委会的一个里弄，有90%以上居民都参加一贯道。而从徐汇区由居民直选的30位代表的履历中显示，5人有加入各种会道门的历史，这些人分别担任居委会主任、居委会代理主任兼福利主任、辖区妇联干事、居委会副主任兼治保委员、居委会主任兼党宣传员。在那些具有乡土色彩的里弄，居委会干部自然是同乡的代言人；而在行帮聚居之地，行会与居委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榆林区的情况反映，里弄干部鼓动选民：“既然各块之间可以联合提名，所以我们宁波人可以选宁波人，江北人可以选江北人”。普陀区的里弄是苏北人聚居之地，在里弄居民直选的42名区人民代表中，37人均为苏北籍，且都担任居委会正副主任等主要干部。其中，有4位居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由三轮车工人担任，2人同时是三轮车工会会员。在卢湾区打浦桥一带的4个选区，5位当选人民代表的三轮车工人都是居委会干部。
中上层住宅区的市民对居委会的态度相对冷漠，身居市西原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高级住宅的殷实富裕人家，极力躲避政治运动，以保持家庭往日的平静。里弄组织的各项活动和居委会的号召，他们一般不屑一顾,敷衍应对。来自静安区南华新村居民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写道，这个居委会所辖里弄，“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聚居场所”，“一般居民对政治和里弄工作漠不关心，不愿出来开会或参加里弄集体活动。请他们出来开一次会，要经过三番五次的催促才‘赏面子’，有时打发佣工出来应付或推说忙，实际却打麻将、跳舞、看戏。”。然有趣的是，这些中上层住宅区居委会干部的政治情况倒比下层居民区“清白”得多，政治运动的清查对象也少得多。1954年里弄整顿的第一阶段干部清理中，市里弄工委发现，在一些高等住宅区，属于清理对象的居委会干部很少，如常熟区永嘉路、永康路居委会，5千居民范围内，交待对象仅18人且情况简单。这个阶层的市民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他们当年对于保甲组织若即若离的态度。
综上观之，无论出于何种需求，1950年代的上海居民委员会受到了绝大多数非单位人的关注，进而成为他们手中的运作工具。用它来为国效力者、为民服务者、为己谋利者皆而有之。处在上海城市时空交错点上的居民委员会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执政者政治运作的有效载体，不能不与居委会的这些早期特征有关
体制支撑：计划经济与社会生活计划化
如果说，1950年代早期上海非单位人群的政治动员是“不纯洁”的居民委员会有效运作的结果，那么，这一结果非但没有让党和政府放心，而且感到进一步整顿里弄已迫在眉睫。上海市委认为：“通过抗美援朝、反轰炸、禁毒、劳动就业、普选等运动，逐步建立和调整了里弄组织，并在提高里弄群众觉悟、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改进群众福利等工作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里弄分布很广，情况复杂，过去对里弄组织尚未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整顿，……加之里弄组织不健全，工作混乱，骨干不纯，……如不再进行系统的组织和整顿，健全里弄居民组织制度与工作，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不能更有力地全面地组织群众和残余的各类反革命分子作有效的斗争”。因此，市委决定“在1954年内对全市里弄居民委员会及妇女代表会议干部、摊贩、失业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约60万人进行一次全面地、系统的整顿工作，并作为上海今年改革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1953年结合劳动就业进行的里弄组织整顿不同，1954年的里弄整顿完全是政治性的，不带任何福利目的。市委要求通过整顿“提高里弄干部和居民的政治觉悟，划清敌我界限；清理其中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封建势力以及社会治安分子；初步弄清居民中的政治情况；在清理工作的基础上整顿和健全里弄居民组织，加强党和政府在里弄组织中的领导,健全里弄中各种群众组织，……以进一步密切政府和人民的联系，贯彻‘镇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这一次里弄整顿的方式及过程同历次政治运动并无重要的差别，但这是上海里弄第一次用政治运动来对付自己，——居委会干部成了整顿的首要对象。市委指示，里弄整顿“先干部后群众，首先应训练和纯洁现有的里弄干部，作为运动开展时可以依靠并亲自取得经验的骨干力量”。因此，整顿的第一阶段就是干部清理，里弄干部都要检举他人和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结果基本达到了市委预期的目标，市里弄工委向市委报告说，“在整顿中清洗了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和违纪分子11,000余人，基本上纯洁了里弄组织”，整顿后“全市小组长以上干部共计17万人，其中职工劳动人民及其家属占76.7%，其他各阶层居民占23.3%，贯彻了工人阶级在里弄里的领导作用和团结各阶层的组织路线”。经由以家庭妇女特别是工人家属为主体的居民委员会,国家统合社会之路开始畅通。
王政在她的一项关于居民委员会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共产党在重新组织上海基层社会的过程中，成功而巧妙地把阶级路线和性别路线结合起来,1954年里弄整顿的结果便集中体现了这种结合。如果从新政权的体制角度作进一步的探究，则不难发现，无论阶级路线还是性别路线，背后都有强有力的体制支撑——从计划经济到社会生活的计划化。
几乎与1954年里弄整顿相同步，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央政府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城镇居民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的部署，从1954年3月起在全市范围内先后启动食油、棉布和粮食的计划供应。食油、棉布计划供应的办法直接与户籍人口挂钩，即以人为基准发给定量的购油、购布券，凭券购买。粮食计划供应经历了一个从“按户定点”到“按户定量”再到“按人定量”的过程，历时一年。这一举措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又以社会生活的计划化给予计划经济体制强有力的基础性支持。
启动涉及民生大计的计划供应，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且对社会各阶层市民的生活方式影响至深。官与民、穷与富、身分或职业的不同，在计划化的社会生活中，逐步接近、靠拢。确如市粮食改造办公室的报告所言：“改变600多万人的习惯是一件复杂艰巨的工作”，每一项举措出台，都是一次大规模的利益结构调整，都引起了社会生活的紧张和骚动。不法商人的大量囤积居奇和倒买倒卖造成了一时间的经济生活恐慌，由里弄居民的疑虑所引发的抢购风则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安。粮食定点供应的消息一经传出，各区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居民排队抢购粮食的情况。抢购风造成了粮食销量的激增和脱销，与粮食定点供应前相比，卢湾区的日粮食销量增加1.2倍，个别米店增加近6倍；新成区日销量增加245%以上，全天总销量达715,700斤，打破历史纪录；普陀区的粮食代销点到上午10点就已经脱销，下午排队群众更多，以至于一些粮店“无法按时打烊，打烊后仍有群众在门外吵闹”；北四川路区的抢购情况则是国营粮店比私营代销米店更为严重。对此，市委、市政府认为，这“绝不是单纯供应上的问题，而是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是一场很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必须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进计划供应的实施。一方面，采取严厉的法律手段查处违法者，他方面，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经过宣传说服、制度安排、组织落实，确保社会生活顺利踏上计划化的轨道。
在有关计划供应的政治动员和实施系统中，居民委员会扮演了国家和社会的双重角色。
在国家计划体制范围内，从居民小组长到居委会主任，都是市委、市政府推进计划供应的一支体制内力量，是政府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1955年5月起施行的粮食按户定量计划供应为例。尽管市粮食局、公安局在一年前实行粮食定点供应时即向各区公安局派出所配备了管理员，专事粮食计划供应工作，并发文详细规定了管理员的任务和领导关系，各区又向各里弄派驻计划供应工作队，但这些必要的组织措施不能取代居民委员会这一关键环节。
粮食按户计划供应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要求“以户为单位，按实际在家吃饭人数的消费量，编制月份购粮计划”，而有关文件又十分严格地确定五种人为“在家吃饭人口”，临时来沪人口还不在此列。因此，谙熟每家每户的生活详情和人口异动的细支末节，是完成这项基础性工作的基本要求，而能达到这一要求的，非居委会干部莫属了。他们担当了“第一把关人”：居民小组长要将全组的用粮情况汇总并填表送交居民委员会签注意见，居民委员会则要对其中用粮过多的居民户进行教育核实后，方可报送所在区办事处，换发新购粮证，凭证向指定的粮店计划购买。若遇临时人口以及因婚、丧、喜、庆所需临时增加用粮申请，小组长和居委会也是必经的程序。市粮食局又进一步细化了核实居民用粮计划的工作方案，规定居民小组长的职责，不仅是“汇总”各户的用粮计划申请表，而且要召集小组内的积极分子“酝酿讨论，统一认识，对计划偏高的分头进行访问后召开小组座谈会相互交换意见”，“对应减而不减的再通过个别访问协助算账说服教育，自觉的减低计划”，对仍不肯减低的交区办事处处理。
鉴于“第一把关人”的不可替代性，市、区政府和计划供应的有关部门都高度关注居委会在推进粮食定量供应中的作为，十分重视里弄干部的示范作用，认为“居民委员会小组长以上干部先行一步编制计划的好坏，对居民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居民订计划都向里弄干部看齐”。因此，上海全市“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了对居民委员会小组长以上干部的宣传教育和制定用粮计划的工作，通过骨干先行，达到了训练干部丰富感性知识的目的”。公安部门还不时地为里弄居民用粮核实工作扫除障碍，不断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宣传群众，动用专政工具打击违法及造谣惑众者。东昌、北洋泾、常熟、榆林等区分别发生资本家、反革命分子或家属煽动滋事等情形，致使一些居民小组的核实工作推展困难重重，后经公安机关逮捕或传唤了数人，工作状况迅速改变。
粮食按户定量工作得到了绝大部分居委会干部的热烈响应。市粮食局乐观地向上级报告：“这次核实用粮计划工作，是以群众运动的规模进行的。全市有23万个居民小组长以上的干部，投入这一运动，前后历时50天，其工作的广度，深度是以往历次计划供应工作所未有。”报告特别肯定了在响应政府的计划用粮号召方面“民主妇联动员最早，而里弄干部妇女占很大比重，因此作用也最大”。经居委会干部走家串户的努力，上海市的粮食核减工作成效显著：“根据全市103,778个小组长以上干部的居民户481,081在家吃饭人数统计，以原定用粮计划1,354万斤，核减为1,145万斤，下降15.5%的比例来推算全市7月份居民户用粮计划，将由5月份的17,088万斤，降为14,478万斤，可下降16%”。
在里弄干部被纳入计划供应系统承担国家任务的同时，还不免会流露出社会角色的本真。如同所有的普通百姓一样，居委会干部对涉及切身利益的吃穿大事也是斤斤计较的。况且经过里弄整顿后，大批家庭主妇进入了居民委员会，对计划供应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考虑自己的生计。
当先于一般居民得到计划供应的消息后，有些居委会干部捷足先登去抢购。1954年8月上海市实施粮食按户定点供应，普陀区在20日晚对里弄干部进行粮食定点供应的动员，21日上午全区食米供应就十分紧张；新成区发现在抢购队伍中有里弄干部和妇女代表；嵩山区反映，该区一位居委会副主任听了粮食定点供应的动员后，自己即去买米并动员其他居民去买，被他动员去买米的数量，约有2,700多斤；另一位妇联主任，一次买了200斤米。当向居民进行宣传教育时，有些干部会添油加醋任意发挥，或者不适当地给居民吃“定心丸”，强调“保证供应”、“不怕大肚皮”，导致用粮计划普遍偏高；或者渲染“一次只能买10斤米”等紧张论调，加剧居民的恐慌情绪。当先行一步制定家庭用粮计划时，有些里弄干部家庭计划大大超出实际用粮，起了逆向的示范作用，如蓬莱区一居民委员会委员家中二大二小，订了180斤，整个里弄居民计划偏高；还有些干部因自身计划偏高，难以去核实居民的用粮计划，闸北区一位居民小组长一家四口订了160斤，“理缺气不壮，顾虑很大，不敢大胆宣传，只有跟着群众跑，以致全组每人每月平均用粮计划高达40斤”；更有甚者，黄浦区一位居委会主任因自家所订计划过高，“认为无颜见人，精神紧张，工作队未能及早发现，最后竟跳楼自杀”。当粮食以人定量的政策下达后，有些居委会干部对中央规定的25斤用粮标准不满意，觉得“有些单位的人照顾得很周到，里弄干部工作也很忙，一点也不照顾里弄工作，像不是工作，里弄干部不吃香”。
上海市的计划供应在历时一年半后，到1955年9月初步形成了社会生活的计划框架。居民委员会虽然始终扮演着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角色，但由于计划供应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推进的，因而在政治作用下，里弄干部的社会角色并不能压倒其国家角色的主导地位。这些事实上的基层普通百姓，在计划供应的体制中，具有了政府办事人、代言人以及信息优先者的形象。
也就是从这时起，居民委员会与每一个居民的衣食住行，包括里弄干部自己，有了不可须臾离开的密切联系。1950年代前半期上海基层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的体制性依赖，对于国家、政府以及执政党的新认同，也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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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17 10:4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