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刚：回忆清华附中与文化革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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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清华附中与文化革命(1)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0-10-25 21:20:12)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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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钢
一．文化革命前的清华附中

1．雄心勃勃的计划
2．得天独厚的校舍
3．得天独厚的师资
4．得天独厚的领导
5．难忘的1963
6．“你们清华附的人一个比一个有主意”
7．“思尽人间宏伟事”


1．雄心勃勃的计划

文化革命前的清华附中，是一座雄心勃勃的学校，一座得天独厚的学校，一座欣欣向荣的学校，一座充满朝气、正气、自尊、自信的学校。

清华附中本是清华大学直办的子弟学校，1960年前只有初中，没有高中。1960年原高教部长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对清华附中的办学方向做了根本性的改变：设立高中，面向社会，不仅要把清华附中从只有初中、面向清华的子弟学校变为初高中齐备、面向整个社会的正规中学，而且要变成实现清华大学“小学、中学、大学全过程教育一条龙、三级跳”的关键一环。

据时任清华附中党支部书记的韩家鳌回忆：“蒋南翔高屋建瓴。那时清华大学（招生）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他们是高分低能：就是考进来分很高，但一到清华就是不及格。所以他要搞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条龙’。在中学就要外语过关，到了大学不要拖后腿。”（阎阳生：《“文革”风暴前的清华附中》）

由此可见蒋南翔的思路是围绕大学办附中，按照清华大学的需要培养中学生，“从娃娃抓起”，从小学中学抓起，把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全过程都置于清华大学的直接监控之下，以确保学生质量，从而实现“迅速培养一流人才”的十年规划——我的理解是：1960年开办高中，用三年到1963年，第一批高中生毕业；再三年到1966年，第一批从初中到高中全部由清华附中培养的高中生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再四年到1970年，第一批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全部在清华大学监控培养之下的大学生毕业。

1960年是清华附中开始大转折的一年。从1960年开始，雄心勃勃的办学方针给清华附中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前所未有的变化。

2．得天独厚的校舍

1960年，“三年经济困难”中最困难的一年，清华附中新校舍上马。但刚打好基础，工程就因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停工审查。

记得我曾几次下课后和同学跑到校舍地基上转悠，发挥想象力。有人说宿舍太小了（好象从空荡荡的地基上看房间尺寸总显得很小）。有人说再小也比现在西大饭厅旁边这群上厕所都恨不能打伞戴口罩的破地方强。有人说别想得太美，说不定没等校舍盖起来我们就毕业了……

大概是1961年的一天，老师兴奋地告诉大家：新校舍获准继续施工，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下一代的关心，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刻还勒紧裤带修建新校舍，你们一定不要辜负党和国家的希望，好好学习，早日成材……

后来我们才陆陆续续知道清华附中新校舍在当时的条件下多么不容易，又多么独具匠心。承担设计的听说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学楼据说采用的是苏联设计标准，教室高度比国内一般中学教室高不少，采光也因此好得多。教室一律朝阳。每间教室都使用了能有效抑制反光的磨沙玻璃黑板，确保在任何阳光条件下、在教室里的任何学生座位都不会因反光而看不清黑板。每间教室的照明都特意不用日光灯，而用六盏大白炽灯加乳白色球形灯罩。老师说日光灯闪烁，日光灯下长时间读书对眼睛不利；只有这种大白炽灯加乳白色球形灯罩的照明光线才最柔和，才最有利于保护学生视力。

宿舍楼的设计则与教学楼相反，不但不千方百计增强照明，反而在许多地方有意识地限制照明：寝室与厕所、楼道的照明线路相互独立，确保能到点就拉闸，让所有寝室一律熄灯，同时却又不影响厕所、楼道的照明。不过厕所和楼道的照明使用的灯泡功率都很低，故意不让学生半夜跑到厕所楼道里读书，防止因疲劳战术影响健康。

校舍建筑的许多细节有的我不懂，有的没有注意过，有的记不清了，但记得老师说过校舍施工质量极好，还记得文革期间来校串联的某地学生在厕所墙上留下的一句话：“他妈的，你们的厕所比我们的食堂还漂亮！”

记忆犹新的小故事还有一个：按设计，教学楼二楼平台正面有一组人物浮雕，负责创作的好象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搞工艺美术的师生。有一天一个同学告诉我，说班上的石宏敏到接近竣工的教学楼看热闹，被雕塑专家一眼看中，立刻照样做出了浮雕——这老兄说得神乎其神，说雕塑专家简直就象“泥人张”，眼睛里看见的是什么样，手上雕塑出来的就是什么样。我对这等高超技艺很好奇，下课后便跑去看稀罕，果然在由工艺美术组占用的一楼西头实验室里看见惟妙惟肖的石宏敏捧着书在一群红领巾中满面春风的浮雕，不禁对雕塑专家们五体投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以讹传讹，其实浮雕的模特早就选好了，专门去清华做的面模，并不是临场的即兴发挥。但这个事实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象我一样弄不清建筑雕塑与“泥人张”的区别的人大概不少。听说此后有些女同学老到那间屋子门口转悠。但当年有幸上了浮雕、把自己天真无邪的青春微笑永远留给清华附中的同学好象只有石宏敏一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的成长成熟，我逐渐认识到清华附中新校舍最具匠心之处还不是硬件设施，而是位置。

美国房地产界有一句俗语：看建筑，第一是位置，第二是位置，第三还是位置。位置决定价值。位置决定一切。位置好，再烂的建筑也可以增殖，因为可以改造；位置不好，再好的建筑也只能贬值，因为不可能挪地方。

从纯教学的角度看，清华附中新校舍的位置选得实在太理想、太得天独厚了，得天独厚得简直空前绝后。

清华附中新校舍建在清华大学以北、体育学院以南当年的一大片稻田中，南门离清华大学北门约百米之遥，北墙与体育学院隔着约数里的宽阔稻田遥遥相望，西门紧挨着连接清华大学与体育学院唯一的一条公路。一条便道穿过稻田把新校舍南门与清华大学北门连到一起，此外再无其他通路——也就是说，当初清华附中新校舍可以说三面是稻田，一面是公路，除了这一大一小两条通道外简直与世隔绝。

紧挨着清华附中西门的这条公路同时紧挨着圆明园遗址——出清华附中西门穿过公路，再往西走几百米就是赫赫有名的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大水法残迹。（当年清华附中的学生没爬上过这大水法残迹的估计有也不多。）

那时圆明园遗址尚未开发，给我的印象是“这里的一切静悄悄”，春夏秋季一派林木繁茂，曲径通幽，很有些“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红尘飞不到，时有水禽啼”的意境。

当年只有以体育学院为终点的一趟公共汽车经过清华附中，好象是45分钟一次。除了公共汽车，到清华附中几乎只能要么骑车，要么走路——乘小汽车去清华附中的情况极为罕见。

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绝大部分学生选择了住校（据说达80%~90%）。

清华附中新校舍就这样创造出了一个教学、生活、体育锻炼设施一应俱全、周围无商业、无住家、无交通、无噪音、无污染、无都市社会的诱惑和干扰、学生看不到邻里关系纠纷、近乎封闭与世隔绝的大环境。在尚无手机和互联网、电话电视尚未普及、学生只能通过教学楼传达室周大爷处的一部电话和宿舍楼下的另一部电话与外界联系的时代，这是一个能把外来诱惑和干扰降到最低、让学生集中一切精力专心读书的近乎完美的学习环境。

还不仅于此。

清华附中新校舍的物质环境极其单纯，但人文环境极其丰富，堪称独一无二。

近在咫尺、背负着百年国耻、饱含过去的深邃幽静的圆明园不仅为清华附中学生提供了理想而充分的晨读、晨练、聚会、学习、讨论、娱乐的场地，而且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人文财富——既提供了现成的爱国主义教育场地，又提供了无穷的思绪起伏想象驰骋的空间。夕阳残照下，无论是奋爱国之慷慨、发思古之幽情还是感怀人生都能如鱼得水，各得其所。

近在咫尺、背负着现代化希望、饱含未来的生机勃勃的清华园则为清华附中学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现代人文财富——现代科学、现代技术、现代教育、现代文化、浓重的学术气息、跳动的时代脉搏。

这才是清华附中新校舍最具匠心、最得天独厚之处：一边是独一无二的圆明园，一边是独一无二的清华园，而且这两个“独一无二”都对清华附中敞开着胸怀。独一无二的圆明园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历史人文财富；独一无二的清华园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现代人文财富。这使清华附中学生左右逢源，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同时享有两种独一无二的人文财富，成为全北京乃至全中国人文环境最得天独厚的中学的学生。如此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十分有利于熏陶和培养学生既知历史、又晓现代、既有传统文化的挥洒自如、又有现代文明的严格严密、融会古今、贯通文理、古今结合、中西结合等素质。

3．得天独厚的师资

依靠清华大学的大力支持，得天独厚的清华附中不仅有得天独厚的校舍，而且有得天独厚的师资。

初中时见教几何的梁淑芸老师和教代数的谢老师都扎着小辫，有些同学就不大听话，但几节课下来后却都变得服服贴贴。后来有人告诉大家：别小瞧，人家可都有清华的讲师资格。大家不禁肃然起敬。

初中物理老师于智深被同学起了个外号——“压强”。调皮鬼们经常模仿他的口音大喊：“胆位面积上的亚强、等玉、亿令、三三、点六（单位面积上的压强等于1033．6）”——如果当时大家知道于老师是留苏学生，恐怕未必敢如此放肆。但谁能想到当年清华附中教初中物理的老师会是留苏“海归”呢？

我也闹不清当年的老师哪些是清华大学派来的兼职大学教师、哪些是附中的专职中学教师，反正当时只觉得老师都挺有水平的。理由：一是不记得谁讲课讲得大家“坐了飞机”（讲晕了）；二是不记得谁上课压堂，都是到点正好讲完，时间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最对我们的胃口（尤其是上午第四节课的时候）；三是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有自己的课堂特色语言，很能引起大家的兴趣。

虽然时间的长河已经流淌了近五十年，但一些老师当年的一些课堂特色语言仍令我记忆犹新：

物理老师张能光：“不要乱套公式。一个公式有一个公式的用途，乱套就要闹笑话。比如电动机一通电就转，怎么电灯泡不一通电也转呢？能把电动机的公式套在电灯泡上吗？”

数学老师王锡祥：“希望同学们从小就养成动脑筋的习惯，踩死个蚂蚁想一想，想想这里边有没有道理。”

数学老师裴祖昌：“极限是咱们中国老祖宗的发现。两千多年前庄子就说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就是极限的概念。”（也是物质无限可分的概念。）

化学老师胡宗岳：“咱们中国造的水雷几颗就把湄公河封锁住了，效果很不错，炸得美国兵一点办法也没有。这里边就有化学的功劳。”

俄语老师王默：“鸡屎！鸡屎！大碗鸡屎！”（俄语：安静！同学们请安静！——注：这不是老师的原话，而是同学于宝昆拿老师的口头禅开涮编的笑话）“‘牙’是‘我’，‘逮’是‘你’，‘卡兰大使’是‘铅笔’。”

语文老师周鸿钧：“昨天我到咱们班男生宿舍走了一趟。一推门，那股味儿差点把我顶出来。”——就一个“顶”字，顿时让全班男生人人一脸尴尬，女生个个当场笑翻。

有一次课堂朗读，有个同学朗读得总是有点古里古怪，但又说不出是哪里不对劲。周老师便说：“丁爱笛，你来念一下这个：‘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四十不是十四，十四不是四十’。”丁爱笛便中气十足地大声念道：“丝四四丝四，四丝四四丝。四丝不四丝四，丝四不四四丝”……全班顿时哄堂大笑。别人笑得前仰后合，他却站在那里莫名其妙。周老师立刻发现了症结：“你是知、吃、诗、资、呲、斯不分呀！”——这下我牢牢记住了这个绕口令，它成为我后来帮别人校正普通话发音的一张王牌。

解析几何老师孔令颐给了我人生路上一个很大的鼓舞。我发现那年所用的解析几何教科书有一道习题答案有错，但又不大自信，犹豫再三才鼓起勇气向孔老师求证。孔老师验算后当场告诉我：我是对的，教科书确实错了，然后告诉全班同学都纠正这个错误，希望大家今后都这样认真，不要迷信书本。

当年清华附中教过我的老师个个身手不凡，但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还要数语文老师孔祥瑛和数学老师程紫明。

语文老师孔祥瑛

孔祥瑛老师身材不高，但连最调皮的学生都会很快被她和蔼可亲、从容不迫、不疾不徐、气定神闲的气质气度感染征服，不知不觉跟着她走进课文中。听孔老师的课有时不大象上课，倒有点象听老奶奶给儿孙讲故事，只是多了份精辟的分析和引导：骆驼祥子很憨厚，憨厚得“大个子”这三个字的恭维就能打动他，让他同意以身犯险。但他虽然憨，却不傻，也会算盘着要自己开车行当老板。然而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一切小算盘都落了空，再吃苦耐劳也没有用……随着孔老师的娓娓道来，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看到了骆驼祥子和他的骆驼、他与虎妞的悲欢离合；看到了洞庭湖的波浪、岳阳楼的辉煌、迁客骚人的骚样、志士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激昂……这时候班上总是鸦雀无声全神贯注，连平时最坐不住的“蔫坏”和“小瘪三”也能屏气宁神规规矩矩。

后来我才知道孔祥瑛老师是当年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国文系的才女、中国著名“三钱”之钱伟长教授的夫人。

我本来只知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语文没什么兴趣，见了古文更是头大。从初二起不知怎的对古文不但不再屁滚尿流，反而主动捧起了《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和《中华活页文选》之类。

不仅是语文，从初二起我的整个学习态度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原来一个拨一拨动一动的懵懵懂懂的浑小子变成了个自觉刻苦用功的好学生，从此考试成绩连年全班第一。

过去我只记得我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的大转折发生在初二，但一直稀里糊涂没弄清为什么。直到写此文详细回顾往事时才突然猛醒——天，初二不正是孔祥瑛老师教我的那一年吗？

顿时想起杜甫的名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数学老师程紫明

教我们高一数学的程紫明老师从50年代起就在清华大学教授高等数学，专业技艺早已炉火纯青。他讲课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深入浅出，一句废话也没有，听起来简直是一种享受。如此重量级专家跑来教高一学生并非大材小用，而是搞教学改革——1963年底，《光明日报》发表整版专题报道“程紫明在数学教学中的一些探索”，总结“程紫明教学法”：鼓励创造性、反对盲目大量做题，要求做数学题不超过100道，提倡多种解法举一反三。

有幸获得这样的名师指点，我们那一届学生不仅高中数学底子非常扎实，而且逻辑思维能力都很强。

除了正课内容，程老师还时不时地教给我们一些很实用的小知识。我迄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其中四条：

①．形象化的记忆

程老师告诉我们这样记忆二次函数的特征：以XX为原点，如果为正则“开口向上”，为负则“开口向下”——一下子就把数学从抽象变为形象，从此再也不忘。

②．查数学用表的小诀窍

程老师教我们在数学用表的数据中巧划横线，使数据不超过两行一组，能使查表又快又准，比用尺子比划着查表可靠得多（见图示）。

如今数学用表虽然几乎被电子计算器淘汰了，但只要还有需要查表的地方，这种方法就仍然非常实用。

回忆清华附中与文化革命(1)

③．熟记1到25的平方值、2的十次幂、2、3、5的平方根和对数尾数——最常用到，对速算心算特别有帮助。

④．大势估量法：看西瓜不看芝麻

程老师告诫我们碰到问题不要急着纠缠具体细节，而要先看大势，弄清大形势、大环境、大结构、大前提、大的基本逻辑关系，估量出大概的结果。（说白了，就是先弄清是人是狗，然后再去谈分辨是男是女。）如果需要计算，就先用四舍五入法把最关键的数据简化成易于心算的整数，再心算出大概结果，做到心中有数。如果正式计算的结果与心算估量的结果差别很大，譬如差了个数量级，那就很可能是公式用错了，因为心算处理时能考虑到的总是最基本最原则的东西，基本逻辑关系一般不会错，算出的结果的数量级一般也不会有大错。

我发现程老师的这个思路非常有用有效，不仅适用于解数学题，而且适用于观察处理其他各个领域的问题。这个思路与“看西瓜不看芝麻”、“抓主要矛盾”等哲学方法论完全一致，而且很具体，很容易实行，几十年来指导我解决了不知道多少问题——最常见的例子：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被紧急哭诉说电视、电脑、家用电器或办公设备坏了，要我救急。每次我都是先检查电源插上没有、开关打开没有、保险丝断了没有、停电了没有，而且每每发现问题就出在这些地方。类似的例子还有：机场接人，出发前先弄清航班取消了没有；机场送人，出发前先问清证件机票带齐了没有；坐火车，出发前先弄清要去的车站对不对、上车前先弄清要上的车次对不对……小事如此，大事也如此：写此文总结历史时同样用到了程老师的“大势估量法”——“受教一时，受惠一世”。

4．得天独厚的领导

当年清华附中最得天独厚之处在于有得天独厚的领导——没有得天独厚的领导，就没有得天独厚的校舍和得天独厚的师资；即便有，其优势也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清华附中实际成了当年的“教育特区”，受到教育部、清华大学从上到下的层层重视：原高教部长蒋南翔亲自过问，原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直接负责，清华附中的校长和领导班子均由清华大学直接选拔任命。

1960年，清华附中迎来了一位年富力强的新校长——万邦儒。

万校长很快就证明他是一个非常称职、非常实干、非常有能力、非常有做为的教育家。他跟邢家鲤密切合作，很快就把蒋南翔的改革设想变成了具体的改革蓝图。1961年，万校长向全校教工宣讲了他和邢家鲤提出的“三级跳”计划：从1960年开办高中，用三年时间到1963年（第一批高中生毕业），达到北京市一流学校：再三年到1966年，成为全国名牌学校；再三年，到1969年，跻身世界名校行列。从1960年起，经过1963年、1966年、1969年三个阶段共9年的时间，把清华附中建设成北京市一流、全国名牌、世界闻名的中学。清华附中要向大学和社会批量输送优质毕业生，还要出人才、出经验、出教材、出改革设想。

万校长精力充沛，才思敏捷——给全校师生讲话不用讲稿，滔滔不绝一气呵成，让在场师生无不为清华附中的灿烂前景激动得热血沸腾摩拳擦掌。

万校长身体力行，亲自上课——我上高一时的政治课老师就是他。

万校长为人正派，平易近人——我经常听到老师们称他为“老万”而不是“万校长”。

万校长坚持原则，从严治校——清华附中校纪森严，犯纪必罚，对偷窃作弊、打架斗殴者必给处分，决不放纵。

万校长总是努力紧跟形势，对上级的指示、号召总是很快就结合清华附中的实际拿出具体的办法贯彻实施。看得出来，他的的确确一心一意想落实“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等教育方针，为此动了不少脑筋，想了不少点子，做了不少探索。

①．强调全面发展

我在清华附中几年中已经记不得经历过多少次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专题教育、辅导报告和学习讨论。迄今印象还比较深的有几件：

关于“又红又专”

中国乒乓球队负责人的报告录音，谈到中国队当时某著名乒乓球选手时说：如果她不为中国打球，那她的技术越好就越坏。同样，如果你技术好、本领大，却用来对付中国，那你的技术越好就越坏。这就是“红”与“专”的辩证关系。

清华附中党支部从1964年开始从在校学生中发展党员。这种发展讨论会允许其他学生旁听。记得第一个发展的学生党员是刘延东，当时在同学中挺轰动，很多人旁听了她的发展讨论会，我也去了。我们高66届同学被发展入党的有马云香、曹淑英、张蕴环。这些学生党员成了学校给大家树立的又红又专的活样板。

关于“身体好”

老师们举出过的反面例子：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学问虽好，却短命，三十几岁就死了。《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才貌双绝，却弱不禁风，年轻轻就死了。三国里曹操最能干的谋士郭嘉也是年轻轻就死了。中国人虽然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却被西方讽刺为“东亚病夫”……身体不好，学问再好也没有用。

老师们举出过的正面例子：毛主席在跟你们差不多大时已经写出了《体育之研究》，主张要学西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解放后对学生提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把“身体好”放在“三好”的第一好。如今清华大学提出的要求是：象马约翰教授那样，“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不但要“工作五十年”，而且要“健康地工作五十年”，所以不加强体育锻炼不行。上次去冷泉劳动回来卡车车帮甩开了，好几个同学被甩了出来，有个同学是校队的，反应很快，就势来了个前滚翻，丝毫没受伤，而其他人都受了伤。可见体育锻炼有多重要……

关于“学习好”

老师说，思想好要体现在业务上，学生就要体现在学习成绩上。如果军人老打败仗，学生老不及格，工人生产不出产品，农民种不出庄稼，那无论如何不能证明思想好。

清华附中很注意在学生中发现全面发展的典型，号召同学们向他们学习，从而在全校培养出追求、崇拜全面发展的风气。我们那一届的全面发展的典型是陈小悦。他初中就读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许多古诗词，以及苏联、俄罗斯、西欧不少文学名著和一些俄语英语原著；高中时多次获得过数学、俄语竞赛奖，作文常被评为范文。他在北京中学生运动会上多次获得跳高冠军、全能冠亚军、三级跳冠亚军等，曾代表北京市参加在大连举行的全国中学生运动会，获得全国中学生跳高第四名，全能第六名。北京田径队曾想要陈小悦去做职业跳高运动员。

陈小悦为人谦和，学习方法得当，在别人看来他学得轻松自如，简直如同“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很多清华附中学生的楷模及偶像。

陈小悦的事例破除了许多迷信，如“运动员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体育好的学习好不了”、“才高者必傲”、“清华附中对体育特长生降低学习要求”等等，使清华附中学生看到：全面发展是做得到的，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是做得到的，高效率地学习是做得到的，“鱼与熊掌”兼得是做得到的，从而普遍认同了“单项优秀不算真本事，德智体样样出众才算真本事”、“打疲劳战术死读书不算真本事，讲究效率活学活用才算真本事”。他为万校长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少而精”、“不打疲劳战术”等教育方针提供了有力依据。

老师经常以陈小悦为例告诉我们，中学生需要的是全面发展，要扩展知识面，越宽越好。学知识如同盖房子，首先要打基础。基础又宽又深能盖高楼大厦；基础宽而不深能盖平房，基础深而不宽只能树电线杆，没基础就只能搭帐篷。基础有多宽决定在中学，基础有多深决定在大学。如果你们现在不努力扩展知识面把基础拓宽而是片面追求困在一个狭小的点上钻牛角尖，那将来就只能树电线杆。

清华附中采用了各种方式扩大学生知识面，组织了许多课外活动小组和专题讲座，不拘一格传授知识，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好象是从1964年起，每星期三全校有一节统一的电影课，各班集体整队到清华大学礼堂看科教片。我记得看过的电影有：《车床的喜悦》、《巧裁缝》、《自动控制原理》、《小蝌蚪找妈妈》、《金小蜂与红铃虫》、《大寨海绵田》、《从隔夜愁到百日鲜》、《XX式冲锋枪构造》、《农村安全用电》、《度量衡体系》、《长跑运动》、《超声波》等等（有些电影的名字可能记忆有误，但题材内容无误）。

现在回想起来，许多东西当时不觉得有什么，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就能突然闪现在脑海中启发出灵感，尤其是碰到难题的时候。时间越久，这种效果越明显。

②．突出能力培养，讲求效率

当年清华大学以“创造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世界一流科技人才”为奋斗目标，特别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理解能力、举一反三综合概括能力、动手能力、外语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灵活运用能力、创新能力等等。清华附中以清华大学的要求为要求，反复强调学习要讲求能力、讲求实际、讲求效率，别死记硬背。老师经常告诉我们：“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鱼”是死的，人再能拿也只能拿那么有限的一点，而“渔”是活的，能管一辈子。你们在学校就那么几年，再能读书也只能读那么几本。老师不能跟你们一辈子，等出了校门要继续学习就只能靠你们自己。学习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而是能力。死记硬背却不会运用等于书本搬家，把资料从书本搬到脑袋里，资料挪了个地方还是资料，还是死东西。只有能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才能把死资料变成活能力……

清华附中大力推广的“程紫明教学法”鼓励创造性、讲究教学方法、强调少而精、提倡多种解法举一反三、反对盲目大量做题（要求做数学题不超过100道）、反对满堂灌、反对题海战术、反对课外加班学习、反对打疲劳战术。记得好象是“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的指示传达下来后，学校立即采取了各种行政手段不准学生打疲劳战术超时学习，规定学生上午10点的课间操时间、下午4点以后的课余时间不准在教室里呆着，都必须出去参加室外活动，下晚自习的铃响后10分钟之内必须离开教室回宿舍。晚上10点宿舍楼立即拉闸熄灯，学生必须回寝室睡觉，不准在寝室里说话聊天，不准在走廊、厕所里偷偷加班读书。在这种形势下，同学之间攀比的不是看谁做题多、读书时间多，而是看谁的效率高，用同样的时间取得更大的收获。那时打题海战术、疲劳战术简直会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

清华附中经常举办学习经验交流会。记得给我们介绍过经验的学习尖子有学长赵南元（后来万校长告诉我们，清华大学对赵南元的水平很满意，希望清华附中今后给清华大学多输送几个赵南元）。另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学习成绩不怎么好的学生的经验介绍。他说他两个学期的成绩都是三分，但第一个学期的三分是差点得二分的三分，而第二个学期的三分是已经接近四分的三分。他从中看到了进步，长了信心。他主张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踮起脚尖能够得到”的水平——“不踮起脚尖就能够得到”的目标太低，不费力就能做到，不会有进步；“跳起来才能够得到”的目标太高，容易跌倒，只有“踮起脚尖能够得到”的目标既需要努力又比较稳妥。万校长对这个同学的经验介绍大加赞扬，说能从两个似乎同样的三分中看到不同，看到进步，增强信心，这体现了辩证法；能给自己定出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这体现了实事求是；说这个同学的经验对学习成绩不那么拔尖的同学有很大教育意义，希望大家都能以此为参考，增强信心，既不要自暴自弃也不要急于求成，而要象这个同学一样冷静分析问题，给自己定出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③．重视体力劳动

从1962年起，学校每年都组织学生下乡参加一周左右的秋收劳动。记得我们去的地方叫冷泉，在北京西北郊。我从那时起才对农村、农民和农民的生活有了实际接触和初步了解，知道了那时北京郊区农民家里的电灯泡一般是多少度，知道了收割、打场、耪地、除草、给大白菜包心、用水桶从井里打水等活是怎么回事。

每次下乡劳动回来后学校都要给我们秤体重，看比下乡前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有一年（好象是1965年）下乡回来后老师特别高兴，说这次下乡全班的平均体重增加了很多。解散后同学刘玉生却向我神秘地一笑，悄悄告诉我：他秤体重时手里拎的大书包忘了落地，磅秤的老师也没发现，结果书包里的书的重量也被稀里糊涂算了进去。我们正犹豫要不要把这事跟老师如实坦白，班上好几个同学却突然拉了肚子，老师的高兴立刻变成了沮丧。万校长为此专门向同学做检讨，说只注意了体重，却忽视了饮食卫生，乐极生悲，今后一定要引以为戒。

除了每年的集中劳动，学校平时还组织学生参加一些日常劳动，主要是参加值日。除了每个班每天由学生轮流值日打扫教室外，全校每天还轮流安排两个班当“大值日”。高中“大值日”负责到食堂帮厨，包括洗菜、摘菜、打扫卫生、掌勺打菜等。另一个任务是晚上10点熄灯后要在宿舍里巡逻半小时左右，制止有人在寝室里不睡觉而说话聊天，制止有人在厕所或走廊里加班加点读书。此外有时还要负责清扫教学楼的厕所。初中“大值日”的任务一是从教室里往外轰人——把上午10点课间操时间、下午4点以后课外活动时间和下晚自习铃响以后所有还赖在教室里不肯走的人都轰出去；二是是检查卫生——第一检查每间教室当天打扫得干净不干净，第二检查每个班的同学放在食堂里的饭碗洗得干净不干净，按照清洁程度打分（每个班的餐桌是固定的，餐具就放在餐桌上，如果没洗干净一下子就能发现是哪个班的的人在偷懒，这个班当天的卫生清洁分就要受影响）。

在这种大环境下，清华附中的学生对体力劳动习以为常；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的生活自己料理似乎成了自然而然天经地义——至少我从来没听说过当时有谁要别人伺候自己的（而且即便要别人伺候恐怕也不会有人买帐，说不定还会批评这是剥削阶级少爷小姐娇生惯养的臭毛病）。每逢开学或学期结束，除了一些低年级的新生外基本都是学生自己抗着铺盖卷来校报到或离校回家，很少见家长跑来替学生扛行李——我用自行车驮大件的能力和往自行车上牢固捆扎大件的技术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④．狠抓校风

万校长抓出了一个好校风。我的印象是当年的清华附中普遍崇尚真才实学、崇尚全面发展、崇尚靠自己的努力、崇尚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鄙视不务正业、鄙视投机取巧、不以呆板僵硬死记硬背为然。不刻苦努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不到尊敬。

崇尚真才实学的结果是清华附中的学生普遍重内涵胜过重表面。尽管不修边幅的人不多，但认同不应追求表面形式而应注重实际的人很多。当时北京市的学生穿着普遍比较朴素，清华附中的学生则格外看不起追求奢华，几乎普遍认为只有蠢货才会拼命讲求包装，追求吃穿是胸无大志玩物丧志的表现——我从不记得那个时候在学校里见过有谁抽烟喝酒，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但我当时确实认为中小学生抽烟就是不学好，跟小流氓没多大区别。如今看法虽不那么绝对了，但依然烟酒不沾——更确切地讲，是不沾烟和烈性酒）。有一次我瞥见一个学生穿了一件很新的西装（好象是双排扣）到学校，这是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事。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这人想靠衣服出名。第二个想法是：想靠衣服在清华附中出名太可笑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在这里要出名得靠真本事，靠身外之物要出名只会出丑名。这里家里留过学的人有的是，你以为就你有西装？小小年纪有心思不放在学习上却鼓捣这个，真没出息。这人准是个新来的。我猜在场的其他学生大概都是这种反应，都在侧目而视——如果能把那人那天得到的白眼珠子都捡到一起，说不定能装满一箩筐。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在学校看见哪个学生西装革履或油头粉面花枝招展。

好象是1964年，有一天学校突然把男生都集合到操场上，田主任向大家宣布：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女生们则都留在教学楼里，大概是通过室内广播向她们宣布了这一规定。

其实以当时清华附中的校风看，即便没这条规定，学生们有心思谈清说爱的恐怕也没多少：考清华附中实际就是冲着清华大学来的，抱着“清华未上，何以家为”的心情和决心的恐怕不在少数，与此不相干的事想都不会有心思想。如果谁不抓学习而抓恋爱很自然会被认为不求上进自甘沉沦胸无大志没出息，自己先就抬不起头来——我当时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周围的同学恐怕也一样。我在文革前从来没听说过班上谁沾过这类事，全校绝大多数的学生估计也差不多——否则以当时圆明园遗址的幽静，说不定早变成幽会场甚至交配场了。

不过当年敢违反这条规定的人也不是没有。据说比我们低一届的高鸿绪和郝秀芳当时就好上了；据说文革初期被发现了；据说尽管他们俩都是红卫兵的骨干，但他们班的红卫兵仍然老实不客气地开他们的批判会，让他们检讨“资产阶级思想”。据说此时他们班上另一个红卫兵骨干突然站起来说：“高鸿绪是好同志，郝秀芳是好同志，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于是给他们俩解了围——这些据说有多真实我也不清楚，只清楚他们俩后来一个当兵，一个下乡；一个打篮球，一个上大学；历经悲欢离合风风雨雨终成眷属白头偕老——如果当时真有人批判他们，现在说不定会羡慕他们了。

万校长抓的校风的另一大内容是集体主义，提倡关心集体——关心班集体，关心校集体。当时提的口号是“一枝独秀不成林，万紫千红才是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不让一个战友掉队”。能在学校运动会上拿到名次就成为给班集体增光的班里英雄；能在市运动会上拿到名次就成为给校集体增光的学校英雄，都能受到欢呼与表彰。

我曾因关心班集体受过一次表扬，因影响班集体荣誉挨过一次批评。

受表扬是因为我为班里做了个活动报架子——在清华附中的几年中每人每学期要交的钱除了总共十来元的学杂费、书本费、住宿费（伙食费另算，每月差不多是9元多）之外就是几角钱的班费，此外再无其他苛捐杂税——如果不算毕业班每人为母校买纪念品而交的几角钱的话。班里的报纸是用大家的班费订的。报纸以前都是直接贴在墙上。这样一来朝墙的那一面就没法看，就不得不订两份报。我觉得这太浪费，心想如果让报纸两面同时都能被看到，那就可以少订一份报，就可以替大家省点班费。我便琢磨着做了个活动报架子——用一根木条钉上铁夹子夹报纸，木条一头悬空，一头钉上门窗用的铁合页，用铁丝把铁合页的另一面固定在墙上的暖气管上。报纸就夹在木条上的铁夹子上。上课时把木条推转到与墙平行位置，下课时拉开到与墙垂直位置，一张报纸的两面就都能被看到，就用不着再订第二份报纸了。老师为此表扬了我，并向其他班级介绍了这玩艺。不久以后我发现别的班也如法炮制，但巧妙得多：根本不用木条、合页之类，只用一根铁条弯成个L形就起到了同样效果，比我的设计简单多了，让我非常佩服，也直懊恼自己的设计工艺性太差。

挨批评是因为有一天班值日宣夏芳查出我的饭盆没洗干净——搪瓷饭盆的卷边接缝处还残留着饭嘎巴，便让我重洗。我没当回事，一走了之，结果后来被大值日查出来扣了分，影响了全班的成绩。“宣胖”（宣夏芳）便毫不客气地当着全班把我狠训了一顿，弄得我灰溜溜了好几天。

表扬也罢，批评也罢，都是万校长抓的校风里的集体主义教育的一部分。这些集体主义教育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就潜移默化出了“爱班爱校”、“以班为荣”、“以校为荣”的认同感、荣誉感甚至傲气——不仅学生如此，连老师也如此。1963年我考上清华附中高中后，一个管招生的老师告诉我们：第一志愿不报清华附中的，成绩再好我们也不要——心里不把清华附中排第一的，对清华附中能有多少感情？

⑤．大胆创新，鼓励灵活，注重启发

作为“教改特区”，文革前的清华附中获得了不少探索和创新的机遇，使万校长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得以大胆创新、鼓励灵活、注重启发。

1964年，以林枫为组长、蒋南翔为副组长的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提出试办预科教育。经高教部批准，清华大学决定在清华附中创办预科，从学完高一课程的学生中择优选拔90人组成两个预科班，要求在数学、外语、语文和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方面适当提高程度，使之和工科大学本科的要求更好地衔接。

这90人分为两个班，因为建立于1964年，故命名为预641班和预642班。1965年清华附中又同样建立了两个预科班，命名为预651班和预652班。

（清华附中的班级不按毕业的年份命名，而按建班的年份命名。66届的学生是1963年入学建班，所以66届在清华附中算63级，班级名称是高631、高632、初631、初632，等等。预641和预642两个预科班虽然建立于1964年，但学生均来自刚刚上完高一课程的高63级，年级相当于高二，仍属于66届高中。同样，1965年建立的预651、预652两个预科班仍属于67届高中。文革后不再有预科班，因此清华附中只有预641、预642、预651和预652这四个预科班。我们那一级的四个班是：高631、高632、预641、预642；名虽不同，却都属于高66届。）

创建预科后，清华附中的教学方式更加灵活。学校领导鼓励学生学习不拘一格，允许大胆探索。有的尖子学生高二就要求跳级考大学，初中就要求不上数学课，自己自学，学校领导也同意他们尝试。

好象是从1964年起，学校在二楼走廊设了一个读报专栏，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每天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而且可以看到不公开发行的《解放军报》。几大报纸并列在一起，学生看完这个看那个，很容易相互比较。久而久之不知不觉就学会了观察对同样的事，不同报纸的报道和评论是否有什么不同。

同学徐经熊告诉我中学生也可以在清华订《科技参考》，于是他带路，我们俩一起到清华每人订了一份。

我们几个同学还发现只要脸皮够厚，就可以趁传达室周大爷每天分报纸的工夫死皮赖脸蹭看一会儿刚到的《参考消息》。

所有这些使当时清华附中的学生对国内外大事和重大科技动态并不陌生——我还记得我从传达室周大爷那里的《参考消息》上看到1964年9月30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宣布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看到接连几周整个西方通讯社全象开了锅似地评论这件事；看到西方通讯社报道说中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用的是铀235而不是钚239，技术水平比美苏英法所有核国家第一次核试验的水平都高；说这意味着中国不久就能够制造氢弹，说明共产党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科学技术能力出乎意料地强；说从收集到的放射性尘埃中发现了镎239，表明中国的原子弹可能使用了铀238做“护持器”，说明这次试验不单是原子弹试验，而且可能是氢弹预备试验——具体道理我也不懂，只知道西方通讯社说这是很先进的技术。还记得我收到的第一期《科技参考》报道的大事之一是“美国第一台全晶体管商用电子计算机已研制成功并公开出售”，时间是1964年。还记得1965年我在清华附中阅览室看到一本图片百科全书——英国麦克唐纳公司出版的《人类改造自然．技术》，上面介绍了美国《阿波罗》计划，刊登了《土星5号》发动机试车的照片，并说明美国计划在60年代末把三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当时我感到很惊讶：怎么这么提前就宣布，还宣布得这么详细？如果到时候不成功岂不丢脸丢大了？

1965年有个班掀起了一场学习目的的大讨论。有的同学提出，为公而学是一架发动机，为私学而学是另一架发动机。两架发动机一起转比一架发动机动力大，应该提倡。另外一些同学不同意。校领导便在班里组织了“两架发动机”的讨论，让大家各抒己见，结果变成了类似今天的“正方反方”大辩论。领导最后的总结是“两架发动机”不对，应该合成一架。但这种“正方反方”的对抗性辩论方式却从此传开了。我们班曾用这种方式辩论评价过一些文章和电影。校领导大概想用这种方式激发兴趣，开阔思路，不拘一格地锻炼逻辑推理思路敏捷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的能力。当时看效果确实很好，但文化革命时这些却被用来“请君入瓮”，这是当初谁也没料到的。

5．难忘的1963

1963年我从清华附中初中毕业。按惯例，毕业班每人交了几角钱给母校买纪念品。班主任顾小华老师说学校需要挂钟。尽管上一届毕业生给母校送的纪念品是挂钟，但因为新教学楼刚启用不久，需要的挂钟多。于是我们60级、63届毕业生给母校送的纪念品仍然是挂钟。
回忆清华附中与文化革命(1)

初601班毕业照

按清华附中“三级跳”的大战略，第一步是在1963年达到北京市一流。这一年清华附中于1960年面向社会招的学生毕业，第一次有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我们这些60级的升学考试就成了对清华附中上上下下三年来一切辛辛苦苦的效果的一次公开大检验。

在我的记忆里，1963年的夏天可以说一波三折，充满了意外。

为了让我们获得临场经验，学校按升学考试的排场组织我们的毕业考试，用毕业考模拟升学考。第一次看到新教学楼考场的宏大场面让我真有点犯晕：宽敞的五楼大教室里近二百张课桌全部按单行排列，行与行之间的走道隔得很开，谁也别想偷看邻座而不被发觉。好几个监考老师在走道里来回巡视，警觉地注视着一切。总监考老师一上来先在黑板上画了个大钟，然后宣布：我没宣布开始谁也不准动卷子，否则卷子没收。考试一开始我就不再说话，每隔XX分钟重画一次指针的位置，你们自己掌握时间。时间一到不交卷我也不要了，你的分数为零。

不知是被从来没见识过的大场面吓慌了神还是被外面正在施工的推土机的吼叫声吵昏了头，几何考卷一打开我就蒙了：只有四道题，每题25分，而我一上来居然找不到思路，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有一阵子什么也看不清，只觉得外面推土机轰隆轰隆的声音特别响亮而恐怖，如同惊险电影里定时炸弹倒计时的答答声，分分秒秒都在催命。好在我总算回过了神、缓过了劲，按照老师的忠告，碰到没感觉的立即跳过去，先挑有思路的做，把会做的都做完了再回过头来找没做出来的算帐。就这样总算找回了感觉，越做越顺手，终于全部做了出来。

有了毕业考的经验，正式的升学考时我很得心应手。每考完一场我马上把考题和答案全部回忆出来写下来，跟别人核对结果。考完数学后跟杨学栋等几个同学一对，心里立刻有了底：100分没问题。语文考得也很理想。作文题目《春雨》让我一看就来了灵感，发挥得挺得意，估计分数差不了。于是我满身轻松地回家等好消息去了。

没想到没等来好消息却等来个补考通知：作文跑题了——某考卷印刷工人泄密，城里好些学校事先就传开了，都知道今年作文考题是《春雨》，因此这次作文考试作废，推倒重来，我们得再考一次作文。这让我目瞪口呆愤愤不平——好容易碰上个对劲的题目发挥得不错，却居然徒劳无功。历年都没发生过的事偏偏今年发生了，而且不偏不倚让我们撞个正着，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呀！这泄密的人也太可恨了。城里的学校事先知道了考题，我们远在郊外的可一点也不知道，完完全全凭真本事考的，却同样都不算数，实在太冤了。

但冤枉归冤枉，现实归现实，我们还是不得不捏着鼻子垂头丧气地又进了一次考场。打开卷子一看，这回的题目是《我的志愿》。我立刻觉得这个题目没劲，没多少可发挥的余地，肯定达不到上次的水平。本来心情就不好，再加上碰上这么个呆题目，自我感觉是发挥得非常别扭，没什么灵感，也没什么把握。

这次考完回家我的心情跟上次大不一样，胸有成竹变成了忐忑不安。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心情不好，天气也来凑热闹，不仅是“连夜雨”，而且简直是“淫雨苦兼旬”——1963年夏天暴雨连绵，好象持续了好几周，整个华北发大水，天津都差点淹了，所以有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指示。这些我当时一点不知道，只记得多少天都是一睁眼又是一片黑压压哗啦啦，开锅一般的满地水花，从早到晚只能憋在屋里怀着沉重的心情面对沉重的乌云，时不时发感慨：去了《春雨》，来了暴雨，算是跟“雨”泡上了，真是活见鬼。

仿佛应了那句老话“否极泰来”，1963年夏季一波三折，最后结果却不赖——连绵多日的沉重乌云终于一扫而光，我喜气洋洋地见到了太阳，喜气洋洋地收到了清华附中的录取通知书，喜气洋洋地得知我们63届的这一考使清华附中一炮打响一鸣惊人：初中升学率为100%，高中升学率为90%。如果不算因病留级的，那升学率比90%还高。清华附中顿时名声大振。

1963年，难忘的1963年，清华附中“三级跳”大战略初见成效首战告捷一炮而红的1963年。

6．“你们清华附的人一个比一个有主意”

几年前一个“老三届”（66、67、68届中学生）的朋友闲聊时冷不丁给了我一句：“文化革命一块呆了那么多年，我们学校本校找本校（学生结婚）的多的是，你们清华附的却没几个，就是因为你们清华附的人一个比一个有主意，谁也不尿谁。”

我以前从来没注意过这事，听了这话不由一愣，回想了一下所知道的清华附中同学的情况，还真有点象——文革那几年都在一起的清华附中“老三届”的同学之间后来成了两口子的真没听说有多少，尤其是象陈小悦那样的。

这使我想起以前听到的清华附中其他年级两个我都认识的同班同学文革年代的一段对话：

男（文革时人称“精神流氓”）：跟我打交道的女生最后都对我神魂颠倒，只有你例外。

女（文革时人称“政委”）：因为我早把你看透了，所以才不会对你神魂颠倒。

现在看来，这也是对“一个比一个有主意”之说的印证。

也许真是“旁观者清”，对清华附中学生的特点，外校的学生比清华附中自己的学生更有感觉。

不过仔细一想这也不奇怪：当年清华附中的学生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那时的清华附中是崇尚真才实学、崇尚个人实力、崇尚全面发展、崇尚平等竞争、崇尚有所抱负的地方；是远离闹市、周围没有任何商业娱乐场所、看戏看电影都不便、花天酒地没处去、纸醉金迷无市场、阿谀逢迎和低俗谄媚吃不开的地方；是讲求内涵重于讲求形式、不尚涂脂抹粉、崇尚自然美的地方；是多数学生多数时间内必须暂别父母怀抱和家庭天伦、接受军人般严格、斯巴达式简单生活的地方；是必须学会生活自理、牺牲若干个人自由、习惯集体主义生活的地方。没点抱负不考清华附，没两下子考不上清华附，没点毅力在清华附呆不住。贪图享乐、心中无追求的人必然会痛感清华附中的学生生活比繁华闹市的学生生活要艰苦和严格得多。在清华附中感到欣然自然的学生必定个个都有点执着追求，有点真才实学，有点自尊自信，没点傲气也有点傲骨。从这个角度讲，“一个比一个有主意”很正常。

但“一个比一个有主意”并不意味着孤芳自赏目空一切文人相轻。当年的清华附中学生照样崇拜明星，而且照样崇拜得发狂——只不过崇拜的明星不是影星歌星舞星艳星笑星之类一闪而过稍纵即逝的流星，而是全面发展、文武双全的现代“文曲星”。

我还记得同班的一个学习尖子跟我谈到清华附中文武双全的中长跑冠军关天池时那一脸的眉飞色舞：“体育学院的教授一看到关天池的腿眼睛都直了：从来没见过这么标准的好腿！一个劲地惋惜这么好的腿没让体育学院得着，却让清华拿到了……”

我们66届全面发展的典型陈小悦更是许多清华附中学生崇拜的偶像，不仅当时崇拜，而且一直崇拜；不仅生前崇拜，而且死后也崇拜——以下是陈小悦2010年3月不幸因癌症去世后崇拜他的同学们的若干留言摘抄：

“小悦是我心中永远的偶象。”

“听小悦侃，大家就像在欣赏一幅3D版的活字典，活史记。”“人真正的魅力，不是故意展示或刻意拿捏出来的，而是通过自己独特的思维和蓬勃的生命原生态，不由分说地在你面前形成一个场，别人就都像小行星般，围着太阳转圈儿了。”“我很是为自己有这些同学而骄傲。”

“我想对他说：‘小悦，你不是一杆红缨枪，你是我们的一面旗帜！’”

“陈小悦就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同学，当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

“小悦在预一，我在预二，但他在附中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典型。对我影响很深。我们曾同过宿舍，听他侃侃而谈，受益非浅，至今未忘。我感受的小悦是长者风范，是儒者风范！”

“小悦不愧是全才，无论在哪方面都是那么优秀，他是我们班的骄傲，也是全校的骄傲。但他依然像大茄子一样蔫蔫的，从未见到他张扬过，每逢老师、同学夸奖他，他总是报以最经典的表情——谦和地嘿嘿一笑。”

“他的竞争对手们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自信的人，平易近人的人，是一个永不服输的人，他有着超人的人格魅力。”

“小悦，你一直被我们大家视为骄傲，痛失好学友的你后更感到你不凡的份量和价值，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记得那时政治课上，万校长经常组织我们就一个专题开展辩论。陈小悦通晓古今，学识过人，不管是论文还是发言都论点明确，引经据典，逻辑性强，受到大家好评，连不同观点的同学也不得不点头。一般来附中的同学都是重理轻文，而他文理皆精通，真是了不起。”

“回想起当时附中提倡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 德智体全面发展， 班上同学亲密无间， 没有勾心斗角， 没有尔虞我诈， 那种宽松和谐的生活、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至今让我难忘。”“小悦在学校时是我的榜样，工作时是我的楷模， 离开我们以后也永远活在我心里，他是我心中一面永远飘扬的旗帜。”

“有人说我们好像追星族，我觉得我们不是表面浮躁地叫喊，而是深沉地在心底追随。小悦德高望重，有一种向心力，一种人格魅力让我们敬佩，他是我心中一面永远飘扬的旗帜。”

“如果有来生，我愿意继续和你做同学，从上幼儿园到念研究生。”“下辈子再做同学，我会强烈要求将我的学号调至你的学号前面。我惟愿所有的比试和竞技你都优先于我，除了让我走在你的前头。”“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你的挚友。我愿意与你一道早些从日愈物化的世界退隐，关注我们的内心世界，共同思考与感悟人生，回归心灵的家园。”“如果我下辈子还是女人，我只想成为你的红颜知己。我要使自己宛如一本领略不尽的好书，用真情和仁爱将书写就，让美丽的语言在书中闪亮，让温婉柔美的情愫在字里行间流淌。我将一如既往对你付出我的真诚和关爱，除了你的微笑和幸福，我不会向你索要任何东西。”

由此可见当年清华附中的学生的“一个比一个有主意”与“明星崇拜”不矛盾——正因为“一个比一个有主意”，所以才能拿得稳主意，才知道谁值得崇拜，才不会随大流去盲目崇拜徒有虚名的样子货——对有真才实学而且出类拔萃的五体投地，此外则“一个比一个有主意”。

7．“思尽人间宏伟事”

仅仅几年，万校长的呕心沥血和清华附中全校师生的勤奋辛劳便始见成效，而且日益明显，跟国内大势形成同步。

1962年，中国首次击落U2飞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国大获全胜，国威大振，军威大振，士气大振，人心大振。清华附中新校舍完工，迁入新教学楼，全校师生精神大振。

1963年，全国学雷锋。中苏论战公开爆发。国民经济全面好转。清华附中高考一炮打响，全校上下喜气洋洋。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中国石油基本自给。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会议政府报告中宣布中国即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提出“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清华附中开办预科。“实现四个现代化少不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少不了清华附中”、“实现四个现代化有清华附中一份”、“清华附中直通四个现代化”成为许多清华附中同学的梦想和豪言壮语。

此时的清华附中高考升学率全北京市第一，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的成绩全北京市第一，录取分数线全北京市第一。1965年，清华附中由音乐老师王雨田作词作曲编导的大型歌舞《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正式推出，被称为“小《东方红》”，在北京市独领风骚，成为清华附中的又一个全北京市第一。

此时的清华附中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一片生机。每天早晨，当同学们伴随“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们走在大路上”、“伟大的人民顶天立地，伟大的军队步伐坚强”之类歌曲迎着朝阳昂首阔步时，很多人豪迈之感油然而生。

这种豪迈之气在每星期三全校整队到清华大学礼堂上电影课时同样体现出来——各班象阅兵一样排成方队齐步前进，一路歌声嘹亮，此起彼伏，互相竞赛。（记得我们班领唱的文体委员最常领唱的歌是“我们航行在海洋上”、“炮火连天响”、“说打就打，说干就干”。）

此时的清华附中同学满怀理想抱负，对未来充满憧憬。记得1966年春时我们班同学议论上大学学什么专业。有的说要学航空，有的说要学水力，有的说要学医。袁东平说他要学天文，要为人类寻找新的地球，因为将来地球会毁灭，那时就得让人类转移到新的星球去。

此时的清华附中是一座雄心勃勃的学校，一座得天独厚的学校，一座欣欣向荣的学校，一座充满朝气、正气、自尊、自信的学校。

70年代初我回忆清华附中的岁月时填了一首《南乡子》，上半阙是：

油然忆清华
圆明园里辞落霞
思尽人间宏伟事
夸夸
书生意气正风发

如今回忆起文化革命前的清华附中，感受是八个字：亲切，自豪，惋惜，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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