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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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译者序

张弛


一

本书作者威廉·多伊尔现为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荣休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 for the Promotion of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院士，英国法国历史研究协会的理事会成员。他专治法国史，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先后出版了《波尔多的高等法院与旧制度的终结：1771-1790》（The Parlement of Bordeaux and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1771-179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4）、《十八世纪法国的卖官鬻爵》（Venality: The Sale of Office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96），《冉森派》（Jansenism: Catholic Resistance to Authority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cmillan, 1999），《革命年代的贵族及其敌人》（Aristocracy and its Enemie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他还撰写过《牛津法国大革命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nd ed. 2002），主编过多部重要文集。在国际法国革命史学界享有盛誉。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乃是多伊尔的代表作，自1980年第一版出版以来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本书译自1999年第三版。


二

英国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专业研究起步较晚，但自成一派。两次世界大战期间，J. M. 汤普森（James Matthew Thompson, 1878-1956）是唯一一位专治法国大革命的史家。他是一位热情洋溢，且极富有同情心的讲授者，而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学派创建者。[1]这一特点充分地体现在他的著作中，《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2 vols. Oxford: B. Blackwell, 1935. ）和《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47）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经典。汤普森去世后，英国的法国大革命研究深受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1901-1968），阿尔伯特·古德温（Albert Goodwin，1906－1995）， 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1917-1996）和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1922-2004）影响。他们和汤普森一样，都是讲堂上孜孜不倦的授业者。汉普森是汤普森的学生。二战结束后他从海军退役，回到牛津，完成了博士论文《共和二年的海军》（La marine de l’an II），乔治·勒费弗尔也是他的指导老师。1959年《共和二年的海军》出版成书（La Marine de l'an II: mobilisation de la flotte de l'Océan, 1793-1794. M. Riviére, 1959），奠定了汉普森在革命史此领域中的名望。但是这也基本局限在专业圈内，而且是法语圈。[2] 直到1963年他才在英语世界中赢得更广泛的名声，那年他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 Pau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3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当时的评价是“作为一本解释大革命危机的最详尽的、最透彻的且最精准的著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这一地位可能是不会动摇的。”当时，科班的猛烈攻击已经使得大革命的社会解释成为历史编纂学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而汉普森的这部社会史恰给人以清风扑面的感觉。但不久之后他便转向了更理论化的研究。一年后汉普森开始了关于法国大革命前后公共舆论的研究，并指出“就政治理论而言，我们不可能将‘前革命时期’（pre-revolution）和革命危机本身割裂开来。”那时他已经注意到那些后来被弗雷这些后修正学派反复强调的现象：“活跃在1788年舞台上的主角的台词也常常是恐怖时期所使用的语言。”[3]而此时的弗雷才刚刚离开索邦大学的拉布鲁斯研究小组。但是汉普森并没有因此就匆促认为某种话语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后修正学派不同，他似乎对同一种话语的社会效应的多样性更加感兴趣。他有一种本能的和平主义，其著作也一样。到了1983年，这些问题便汇总成一整部重要研究《意志与环境：孟德斯鸠、卢梭和法国大革命》（Will and circumstance: Montesquieu, Rousseau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ckworth, 1983）。

战后十年内英语世界关于法国大革命研究的最优秀的著作，除了汉普森的《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史》以外，还有古德温的《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 Hutc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 1953）。1953年古德温接替英国杰出的政治史家刘易斯·纳米尔爵士（Lewis Namier）出任曼彻斯特大学的近代史教席。这部简明扼要的著作深深影响了几代学生。1965年古德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八·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 1763-1793》。[4]

科布和汉普森是至交。[5]直到今天，在法国大革命研究这个领域中，科布可谓是最特立独行的一人。他不属于任何学派，实际上他反对任何学派。1935年他第一次来到法国，就对这个国家产生了难以抹灭的感情。对他来说，这种情感和撰写法国史是不可分离的。年轻的科布是 马蒂耶的崇拜者。他的研究兴趣接近年鉴学派，但是后者对量化方面的迷信也遭到了他毫不留情的批评。科布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开理论和综合论断，他对从社会科学引进来的理论和方法都不以为然。因此在60年代法国大革命的炙热的讨论中见不到他影子。他的学术研究很正规，引用大量的档案材料，坚实而有力。他在档案方面的学识，只有勒费弗尔一人可与之媲美。[6]科布培养了几代英国学者，在牛津大学办过多次卓有成效的历史学研讨班。他带引学生研读la France profonde[7]档案。英国学者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外省研究便是在科布的带领下兴起的。[8] 后来科林·卢卡斯（Colin Lucas），彼得·琼斯（Peter Jones），阿兰·福里斯特（Alan Forrest）等人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分析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科班同样也深具有英国人特有的经验论和怀疑论色彩，但是他的论著却充满了论战和思辨。在早年的研究《埃德蒙·伯克对十八世纪的反抗》（Edmund Burke and the Revolt agains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cmillan, 1929）和《卢梭与近代国家》（Rousseau and the Modern State. G. Allen & Unwin ltd., 1934）他表现出对十八世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的浓厚兴趣。二战后科班才转向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此后一系列的文章和论著挑起了法国大革命研究中持续数十年的争论。他的学生很多。乔治·鲁德（George Rudé，1910-1993）已是法国革命史研究中无可争议的大师。迈克尔·西德纳姆（Michael Sydenham，1924-2003）的《吉伦特派》（The Girondins. Athlone Press, 1961）也已是这一领域的经典。约翰·麦克唐纳（John MacDonald）六十年代初就对卢梭的政治思想在制宪会议中的影响做了细致的分析（Rousseau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62-1791. The Athlone Press, 1965），而哈维·米切尔（Harvey Mitchell）早在60年代就重新展开了对反革命的研究（The Underground War Against Revolutionary France: The Missions of William Wickham, 1794-1800. Clarendon Press, 1965），这一议题一直受到史家的冷落。但是科班正规的学术研究在六十年代初就结束了。1968年在主编翻译阿尔贝·索雷尔（Albert Sorel）的《欧洲和法国大革命：旧制度的政治传统》（Europ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raditions of the Old Régime）时去世。[9]终其一生，科班表现出一个批判性的历史学家的使命：利用历史的洞见揭穿那些来自意识形态和反历史解释中的陈词滥调。

多伊尔虽然不是科班的学生，但是他最直接地继承了科班的观点。早先，多伊尔在罗伯特·福斯特（Robert Forster）的影响下，完成了关于旧制度末年波尔多高等法院的博士论文。[10]70年代末年以后，他开始从政治史的角度探究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这本《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是他的代表著作之一。此书叙述了旧制度末年法国的历史：从卡隆（Calonne）筹备第一次权贵会议开始直到国民议会的诞生。多伊尔认为国民议会的诞生正式标志着法国最高权力的更替，革命便由此开始，而此后所发生的事情乃是依照着革命自身的“动力学”，与所谓的前革命（pre-revolution）阶段并无多大关联。割裂大革命起源的历史和大革命本身的做法进一步凸显了政治性的起源。所以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分析就应该终于6月17日。那么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是什么呢？多伊尔的观点是：“直到1789年春天，将法国推向革命的各种力量几乎完全是政治性的。”旧制度的危机首先应视为各种体制和君主政体本身的危机，是综合表现为财政危机的制度性危机。而自十八世纪中叶兴起的公共舆论更是激化了政体的不稳定性，而且也制约了政府的行动，直到1789年这种制度性的危机演变成了精英内部的权力斗争。在他看来，经济危机是群众骚动的导火线。但是民众的作用仅仅是解决了1789年7月间的政治僵局，并威逼国民议会的议员在8月10日放弃了领主权利，法国的封建制度便告瓦解。[11]

多伊尔是法国大革命修正派的代表人物。修正派基本认为旧制度末期，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在经济行为、社会期望、文化态度等方面共同点多于不同点。此外由于社会机遇、财富分配等方面的原因，贵族内部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十分明显。因此资产阶级和贵族并非是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对于这样一流动性很强的社会而言，“资产阶级”和“贵族”这两个静态范畴就失去了分析效力。在六十年代的英国，人们常常把广义上的社会学等同于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以要认清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必须打破对社会学的依赖，[12]这种批判思路也可以从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研究中看出来。既然社会的演进和特权的弥散融合了资产阶级和贵族，那么为什么后来他们会反目成仇呢？为什么还会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呢？在这个问题上修正学派内部出现了分歧。他们虽然都注意到1788年9月25日这个关键日子：在这一天巴黎高等法院规定来年的三级会议仍将按照1614年的样子召开，三个等级分庭议事，投票按等级而不是按人头进行，但是给出的解释很不一样。多伊尔认为这完全与社会阶级冲突无关，这是一场精英集团内部的冲突，不是源自长期被感知到的利益冲突，而是来自因为偶然事件、举止失当和误解不信任造成的特别的政治局面。如果三级会议不是按照传统被分成人数相当的三个等级，如果不是按照等级投票表决的话，那么三级会议造成的难题就很可能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决。在剔除了社会维度后，多伊尔认为这个偶然事件——1788年9月高等法院的决议——决定了1788 －1789年的事体进程。[13]在本书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使用了许多假设从句和条件从句，想借此表达政治争斗中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事态发展的多次“侧滑”。此外像科林·卢卡斯等人并没有像多伊尔那样轻易地抛弃社会解释。卢卡斯在他的经典研究中指出虽然旧制度末年开始了精英融合的过程，但是这一融合是不充分的，是不完全的，等级体制在人们心中仍然扎根很深。而这种法定社会关系和现实之间的冲突就充分地体现在1788年9月25日的法令中。特权无论如何弥散，它本质上总带有排外性，所以它总是会伤害到一部分社会精英。高等法院的这一法令就对这些人关上了社会晋升的大门。[14]但实际上多伊尔和卢卡斯都只关注到这一法令引出的后果，在前者而言是政治危机和政治冲突，而后者认为这是社会和政治张力的冲突，但是他们都没有分析为何在那一天巴黎的高等法院会做出这样的规定。这一问题至今还不清楚。

此外在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解释瓦解后，还出现了另一种“政治革命”的观点。弗雷和凯斯·贝克为首的“后修正派”认为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就在于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的创立，这是一套民族新生的话语、平等博爱的姿态和共和主义礼仪以及左派和右派、民主、恐怖、雅各宾主义、警察国家这一类政治方面的术语、习惯、观念模式和行为样式。对后世而言，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创造性的政治范本和母型结构。 弗雷说道：“大革命发明了一种政治话语和一种政治实践，从此我们不断地生活于其中。”[15]政治文化的取向有点类似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观念。这位年鉴学派的大师曾经告诫弗雷“如果你有一个平庸的学生，让他去研究1789；如果你有一个实在糟糕的学生，就让他研究1848年！”弗雷在1978年出版的《思考法国大革命》成功地将整个法国大革命看成一个事件，事件被概念化，话语被结构化，行为被符号化。弗雷将法国革命开创性的“民主政治文化”和革命者本身的行动方案剥离开来，先前的“侧滑论”消失了，大革命最终成了一个创始性的结构，它孕育着后世的专制主义。因此根据这种长时段的视角——托克维尔就曾经说过“它绝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而猛烈的终结。”[16] ——就必须将旧制度和革命贯通起来。但在一些人看来，这无疑是用一种文化决定论取代了经济决定论。帕特里斯·伊格内（Patrice Higonnet）说道“弗雷的论述几乎完全是与思想意识有关的，他的解释相当简单：旧制度下有一套关于等级制度、团体主义、宗教、传统的话语。然后这套话语解体了。他从未告诉你解体的原因，他只是说这一切发生了。接着他指出第二种话语产生了，卢梭便是这种话语的代表，法国革命就是这种话语走向它内在的荒谬和不可能性的表现。于是弗雷以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解释法国革命，这种话语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原则，法国革命充分展现了这些原则，并完全脱离了法国社会”。[17]


三

自八十年代以后，修正派和后修正派成了法国大革命研究领域中的支配者。虽然两派论战不断，但他们都冷落了社会解释。前者用事件叙述的政治起源断裂了革命起源和革命本身，而后者则用政治文化的长时段结构否定了“侧滑”，并赋予革命一致性，所有革命家一开始就是卢梭的信徒。

如今距离多伊尔这本《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第三版的出版已整整十年。纵观十年间的起源研究，社会解释颇有再兴之势。这还得要从修正派经典著作《十八世纪法国的贵族：从封建主义到启蒙》一书谈起。诺加莱的这本书出版于1976年，80年代中期由多伊尔亲自译成英文。在此书中诺加莱批评了那种认为贵族抱残守旧的观点。他说道：“从1760年代以后，价值和荣誉这些观念——这些观念本来是贵族身份的标志——开始为一些新的观念所取代：成就（merit）。这是第三等级的典型观念，贵族也接受了这一观念。从那时起贵族和中产阶级之间就不在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了。”[18]成就和机会的平等是贵族和资产阶级共有的观念，他们形成了混合精英集团，并将在1789年扮演起领导者的角色。实际上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19]诺加莱认为这一现象乃是十八世纪的社会流动和文化交流的后果。社会流动以及俱乐部和沙龙中的文化交流都是修正派和后修正派研究的热点议题。但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诺加莱的观点离他所反对的经典解释并不远，因为他的逻辑是这样的：贵族为什么会革命，因为在十八世纪后期他们学到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成就。而这种成就乃是挑战旧制度社会的最重要的武器。[20] 他既没有去分析成就在当时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没有追溯它的源头，就好像这是资产阶级带进来的新事物。诺加莱的发现基于对陈情书的分析，在此书的第八章《社会计划》中他按照国家和国王的权利、个人权利、特权等级、要求第三等级和贵族平等、政治要求和体制几个方面的内容对近五千多份陈情书做了统计和归类。他发现贵族的要求和资产阶级一样激进，一样“进步”。诺加莱最大的问题就是忽视了提出这些要求的贵族到底是些什么人？旧制度末年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互动或许是个不争的事实，至少在巴黎是这样。但是在1789年写下这些陈情书的人是不是就是曾经活跃在巴黎的那些贵族呢？诺加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21] 实际上根据1789年1月24日法令，只有那些有可传承的贵族身份，年满25岁，并居住在司法区（bailliage），而在几个司法区都有采邑的贵族才可以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在各个司法区参加选举。因此全法国符合这一标准的四万男性贵族代表中，大约有25000名是退役或现役军官。从后来入选三级会议的332名贵族代表中穿袍贵族不到八分之三，而佩剑贵族占了五分之四。所以参加选举，撰写陈情书的不是先前活跃在政治文化中的穿袍贵族，而是那些最传统的，生活在外省的佩剑贵族，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第二等级代表来自外省市镇。而那些开明贵族要么已经没了采邑，要么是离家太久，当回乡参加选举时他们发现自己虽然是巴黎的名流，但在这里还比不上地方绅士的名望，此外这里面还有一个外省对巴黎的敌视问题。所以旧制度末年和那些写下陈情书的是两个不同的贵族群体，这一社会构成的变化根本上决定了政治文化的转变。诺加莱的另一问题就是他没有考虑到从陈情书里树立出来的这些观念的社会背景。因而对成就这个观念的社会分析成了90年代末期以后研究法国大革命起源的重要取向。实际上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比恩（David Bien）早在1974年就指出贵族嘴里说的成就和近代民主的概念关系不大，而且和1789年的价值观念也并无干系。Bien认为旧制度的军事改革者通过一套严格的代际排外性政策（rigorous genealogical exclusions）试图推进军队的职业化。他认为这些措施并不是针对资产阶级的，而是针对册封贵族（anoblis），实际上凸显的是大革命前贵族内部的分化。[22]比恩的学生雷夫·布劳法布（Rafe Blaufarb）在其1996年的博士论文以及后来出版发表的多部论著中集中研究了佩剑贵族。[23]他重提社会解释，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先前的经典解释并没有错，旧制度末年的法国的的确确经历了资本主义的繁荣，而修正派的发现也是没错的，财富的确成了超越所有社会藩篱的新的融合剂，一个靠金钱团结起来的上层阶级出现了。但是这种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效应可不像经典解释说的那样，因为这个精英集团只吸收了一部分人，外省的传统精英以及那些佩剑贵族发现他们现在不得不和那些双手铜臭的暴发户平起平坐，这个世道让他们觉得太不公正的。所以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像经典解释说的那样产生了一种因社会晋升道路堵塞而受挫的资产阶级和一个自卫性的贵族等级之间的冲突，相反在那些佩剑贵族看来社会变得太快了，传统的价值都已经一文不值了。他们在陈情书里写下了自己的不满，认为合理的社会应该按照人的贡献来衡量他的标准，这才是平等的。真正的贵族就是出身戎马，爵位和荣耀是靠军功换来了。杰伊·史密斯（Jay M. Smith）在他的论著中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平等价值和贵族传统观念之间的亲缘性。[24]他也是从质疑诺加莱那部经典论著开始的，但是角度和布劳法布有所不同。史密斯的问题是诺加莱说的贵族接受的那些新观念——平等、价值、天赋，成就——真的是来自启蒙运动吗，真的是来自和资产阶级的社交吗？或者说这些真的是新观念吗？他认为成就一直都是贵族话语中的关键词。史密斯分析了从路易十三以来成就这个词汇的演变。但是他的论述有点令人失望。与成就相关的文本分析占了大部分内容，他基本不关心在这样的意境中贵族的举止行为，也不太关注成就的社会效应。他的分析往往在事件前就终止了。史密斯的研究基本上是一套文化史的做法：观念的长时段编年史。

约翰·肖夫林（John Shovlin）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史密斯的缺陷。他在新著中追溯了贵族这些传统观念的社会起源。[25]正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这一取向明显受到了威廉·休厄尔的影响。在早年的论著《法国的工作与革命》（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1980）中，休厄尔已经证明了启蒙运动萌发的新观念是如何从旧制度的等级和团体观念中产生出来，旧有的观念并没有消失，相反在新的社会情境下，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交错互动，最后形成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休厄尔将此称之为“观念的辩证法”。肖夫林出自休厄尔（William Sewell,. Jr）门下，他承袭了其导师的方法，从旧制度中挖掘出一套德性与经济学的关系。他认为至少从路易十五统治中期开始就出现了一种普遍的焦虑，人们担心流行在这个社会上的奢侈腐化的习气在慢慢侵吞着国家的财富，腐蚀着社会的伦理基础。在这些人看来七年战争的惨败便是明证。批判奢侈的政治经济学促成了一种对简朴风尚与美德的崇拜，靠双手劳作的农业和手工业被塑造成一种爱国主义的经济活动。从1770年代开始这一“爱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将这一社会问题和贵族的身份角色关联起来，他们认为贵族就是奢侈腐化的典型，有悖于没美德和爱国主义。肖夫林指出这种不满主要来自于中间精英（the middling elites）：外省那些生活节俭的贵族，佩剑贵族以及那些经营土地的非贵族精英。[26]其实贵族陈情书里表达的那种“近代性”的政治要求在肖夫林看来恰恰表现了贵族内部的分化，在这些中间精英看来社会变迁带来了不公正的社会流动和权力分配，而以荣誉为基础的平等观念和改革议程乃是一套以爱国主义为根基的民族再生话语。所以这些本是绝对主义体制的受惠者，现在却开始疏远了这个绝对主义君主制国家，而他们的爱国主义话语既是传统的，又是革命性的。

这些研究都关注了同一个问题：贵族本应该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何会对现行的体制有这么大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巴黎文化社会圈之外的贵族为什么会写下颇具近代启蒙色彩的政治要求。其实达尼埃尔·维克（Daniel Wick）在发表于1980年的经典著作中已经部分回答了前一个问题，这就是他提出了“宫廷失宠说。”[27]他认为在1787年到1789年之间，像拉法耶特这样的上层贵族和宫廷之间的隔阂和矛盾日益恶化，这是他们成为体制不满者的重要原因。1788年的那个神秘“三十人委员会”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所以这些人的革命举动实际上是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维克的解释并不充分，拉法耶特在显贵会议上当着阿图瓦公爵做出的那番激昂言词，以及奥尔良公爵在1787年11月19日的御前会议上的抗辩似乎很难看成是出于私利的动机。这就又得回到诺加莱的那个发现：的确1789年的贵族以自由、平等、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为原则，做出了不小的牺牲。 蒂姆·布兰宁（Tim Blanning）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文化解释：这些贵族的不满源于挫败的民族主义。[28]在新近的研究中 芒罗·普赖斯（Munro Price）将布兰宁的文化解释重新拉回到社会维度上。[29]其实维克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这个三十人委员会的神秘面纱：这五十五人中有二十三人是佩剑贵族，有十六人是军人，而后选入三级会议的有二十五人。普赖斯在分析了这些人的回忆录和通信集后发现七年战争的的确确给他们留下了不小的阴影。二十三名佩剑贵族中至少有六人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援美的胜利一洗当年的耻辱，民族主义的情绪变得更加激昂。时局多变，不久后法国就陷入了国内危机而不能自拔。普鲁士入侵荷兰，布里耶纳担心财政问题的恶化而拒不出兵。受挫的民族自豪感悠然而升，尤其是那些曾经在美洲大陆服过役的佩剑贵族更是对这个无能的政府倍感失望。1788年布列塔尼出现大规模的民众骚乱，特拉西伯爵（the comte Destutt de Tracy）拒绝出兵镇压。对他们来说现在改变这个令人不满的社会体制的良机到来了。[30]

三十多年前，诺加莱用来证明精英融合论的那些论据现在反而成了凸显贵族内部冲突的明证。[31]一方面沾染资产阶级“习气”的贵族可能很有限，主要还是巴黎那些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习气的弥散和社会风气的腐化让不少传统贵族心怀不满。这两类贵族都对现状不满，也很有可能会写下同样的政治主张，都期望来一场巨变，革故鼎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大不一样，同样的一个词也很可能意义不同。正如布劳法布所言，那些拥抱革命的外省配佩剑贵族说的平等其实和特权相去不远。[32]所有的社会行动都是有思想维度的，思想赋予了行动意义，政治文化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反过来所有的思想意义都是有社会维度的，社会维度界定了思想所指。[33]

以上这些论著基本是在分析贵族内部的矛盾。除此之外它们还注意到了德性和财富的冲突，并将这一冲突聚焦在佩剑贵族身上。可以说这一主题深受伊什特万·洪特（Istvan Hont）和米切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出版于1986年的经典研究的影响：《财富和德性：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政治经济学的形成》。[34]18世纪的法国有大量的著作在讨论奢侈、商业、税收、公债、战争、军队、君主制和代议制这些概念：永久的和平能否在商业经济驱动下的诸国之间建立呢？战争不断，债台高磊，这样的国家能否持久？人人惟利是图，这是否是不平等的根源？为了弥补赤字和亏空，政府大量发行公债，公众却要为它承担风险，这合理吗？社会的变化会对国家和文明造成何种影响？从这一点来看，对危机和巨变的预见和担忧很可能与事件发生的现实逻辑完全不同。那么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的说法就有问题。1967年他在那篇著名的文章《非资本主义财富和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中说：“革命心态是由危机创造出来的。实际上，是在起草陈情书的时候才迫使事件结晶化，并以逻辑术语表达出来。对于第三等级上层大众来说，1789年的选举才是他们的政治学校，而不是旧制度下的沙龙和思想协会。”[35]但是泰勒只关心实际发生的那些危机：1789年的政治选举以及之后的诸种事件。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危机。而另一种危机感，一种对未来的担忧早在革命之前的这些政治经济学的文本中表述出来。对西耶斯、孟德斯鸠、马布里，杜尔哥这些人而言，这种危机也是真真切切的，因为他们相信某种巨变正在孕育着，而其根源眼就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由此而论，泰勒那著名的断言——法国大革命基本上是带有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带有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需要重新反思。2007年剑桥学派的迈克尔·索恩舍（Michael Sonenscher）给出了他的答案。在《洪水滔天之前：公债、不平等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这部争议颇大的著作中，索恩舍说道在十八世纪人的眼中，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带有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36]18世纪的法国战事频频，政府连年赤字，不得不发行公债，弥补亏空。在当时人眼里，公债给国家乃至整个文明都带来了莫大的风险。索恩舍所谓的“革命”其实指的是人们对于未来的焦虑和担忧。他认为包括老米拉波在内的很多人对未来十分悲观。究其缘由有二：一方面是出现了一个由庞大的军队武装起来的“现代”国家，另一方面便是来自于债务的巨大的财政压力。军队和债务的双重威胁预示着末日将近：一个庞大的军事专制帝国即将诞生，足以摧毁从文艺复兴以来建立起来的文明、文化和自由。[37]的确，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早有此种恐怖的预言。索恩舍将革命前的焦虑和革命的恐怖联系起来，认为恐怖早在巴士底狱攻陷之前就已经存在了。[38]他的研究思路十分新颖，将社会革命从现实挪到了观念领域。不可否认过去的经验和历史的教训也是创造革命心态的土壤。


四

三十年前，弗雷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二十年前，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国际庆典似乎标志着经典解释的溃败。那时西蒙·莎玛（Simon Schama）的《公民：法国大革命的编年史》（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Vintage Books, 1990）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经典解释学派的堡垒摇摇欲坠。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纵观此间出版的论著，不难发现修正学派并没有终结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讨论。法国大革命历史编纂学的钟摆再次摆荡起来。一些成名于六、七十年代的史学家纷纷推出新作，计量、统计和集体传记这些传统的方法再次出现在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社会阶级、政治利益等概念重获生命力。[39]但是史学风向和方法的转变仅仅是个表面现象。历史学的任务还是要解决一个个问题。这才是史学方法和史学思想生根发芽的土壤，而光是关注史学范式的转型并不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本身。如今关于法国大革命三个议会（国民制宪议会、立法会议和国民公会）的代表的综合研究付之阙如。国民制宪议会的代表自觉退出立法议会的选举，那么在立法议会期间他们干了什么呢？我们知之甚少。审判国王是大革命期间唯一一次由全体代表参与投票的事件，这本是分析议员革命态度和党派之争的绝好案例，但是三十年来也仅有两部可资参考的著作。[40]当经典解释、修正派和后修正派的争论大潮退去后，该是认真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了。



鸣谢：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导师高毅教授、社会学系李康老师以及崇明、顾杭、庞冠群、黄艳红、刘青众位学长的帮助。黄艳红师兄不吝将本书的第一部分译稿惠赠于我。庞冠群师姐多次指出译作和序言的问题与不足。本书篇幅虽然不算大，但涉及到法国旧制度税制、官制和行政体制以及宗教的知识。在这方面庞冠群和黄艳红的博士论文让我受益匪浅。此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周红江、刘青以及政治学系的杨丽艳不辞辛劳，帮我从国外带回重要材料，没有他们的帮忙，要完成此篇序言是不可能的。本书译稿的校对和出版离不开编辑吴书勇先生细致入微的工作。在此谨向上述诸位致谢。如田余庆先生所言，历史学的研究应该把扎扎实实放在第一位，把热热闹闹放在第二位。在目前史学方法泛滥、一味求新的风气下，希望多伊尔这本经验之作能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本身。

谨以此书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二十周年。

2009年6月于北京大学畅春新园



【译者介绍】

张弛，男，1982年10月生，浙江湖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法国大革命


　
[1] Albert Goodwin. “Reverend James Matthew Thompson, 1878-1956.”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42 (1958 for 1957), 271-91. John Cannon, R. H. C. Davis, William Doyle, Jack P. Greene (eds.),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Histori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pp. 411-2.

[2] Doyle. “Introduction: The Life and Opinion of Norman Hampson.” in Malcolm Cook, Alan Forrest and Doyle (eds.),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Norman Hampson.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4. pp. 1-18.

[3] N. Hampson. “the Recueil des pieces intéressant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en Fra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46, 1964, pp. 403, 404.

[4] Ronald Pugh. “OBITUARY: Professor Albert Goodwin.” Wednesday, 27 September 1995. 引自：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 ... oodwin-1603120.html

[5] 科布生平参见Richard Cobb. The End of the Line. John Murray, 1997.

[6] 科林·卢卡斯，“英语国家修正派史学和法国大革命，”收入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42页。

[7] la France prodonde可直译为“深处的法兰西”，指的是法国外省小城与乡村。

[8] Alan Forrest. Paris, Provinc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Arnold; New York: Distribu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viii; Gwynne Lewis. “Richard Cobb, 1917-1996.”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42, 1996. pp. 244-247.

[9] C. V. Wedgwood. “Alfred Cobban (1901-1968).” in J. F. Bosher (ed.),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1500-1800: Essays in Memory of Alfred Cobban. The Athlon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0. xi-xiv.

[10] Doyle. The Parlement of Bordeaux and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1771-1790. E. Benn, 1974. p. viii.

[11] 科林·卢卡斯，“英语国家修正派史学和法国大革命，”第150-151页。

[12] 科林·卢卡斯，“英语国家修正派史学和法国大革命，”第144页。

[13] Doyle. “Reflections on the Class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flections on the Class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6(4), 1990. pp. 743-748.

[14] Colins Lucas. “Nobles, Bourgeoi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st and Present, No. 60, 1973. pp. 84-126.

[15] 弗朗索瓦·弗雷，《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9页。

[1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页。

[17] 高毅，“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阶级、团体、自由主义及其他——帕特里斯·伊格内教授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第92页。

[18] Guy Chaussinand-Nogaret. The French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From Feudalism to Enlightenment. translated by William Doyle. Cambridge, 1985. p. 34.

[19] Hippolyte Taine说“高等法院的法官，贵族，教士和资本家都是这样一群人。十八世纪的哲学的传播和繁衍靠的正是这些人。”（Hippolyte Taine,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John Durand. Gloucester, MA: 1962, vol.1, p.147）

[20] Chaussinand-Nogaret, “Un aspect de la pensée nobiliaire au XVIIIème siècle: l’antinobilism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29 (1982), p. 442.

[21] 在新近的文章中他说道“这种融合可能只在社会顶层实现。”（Histoire des élites en France du XVIème au XXème siècle. L’honneur- le mérite- l’argent, Guy Chaussinand-Noagret, J. M. Constant, C. Durandin, and A. Jouanna (eds.), Parios, 1991, 241）

[22] David D. Bien. “La reaction aristocratique avant 1789: l’exemple de l’armée,” Anales E. S. C., 29 (1974), pp. 23-48, 505-34; Bien. “The Army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Reform, Reaction, and Revolution,” Past and Present, 85(1979), pp. 68-98.

[23] Rafe Blaufarb. “Arstocratic Professionalism in the Age f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French Officer Corps, 1750-1815.” Ph., d.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6. Blaufarb. The French Army, 1750-1820: Careers, Talent, Merit. Manchester;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Blaufarb. “Nobles, Aristocrat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Robert M. Schwartz and Robert A. Schneider (eds.), Tocqueville and Beyond: Essays on the Old Regime in Honor of David D. Bien.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3. pp. 86-110.

[24] Jay M. Smith. The Culture of Merit: Nobility, Royal Service and the Making of Absolute Monarchy in France, 1600-1789.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Smith. “Social Categories, The Language of Patriot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Debate over noblesse commerçant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2 (June, 2002): 339-74; Smith. Nobility Reimagined: The Patriotic N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Smith. The French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assessments and New Approaches.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6.

[25] John Shovlin, “Toward a Reinterpretation of Revolutionary Antinobo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onor in the Old Regime,” Jounal of Modern History, 72 (March 2000): 35-66; Shovl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rtue: Luxury, Patriot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26] Shovl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rtue. p. 8. 此外Shovlin认为第戎学院将论文奖颁给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恰恰反映了外省贵族对巴黎文化的敌视（Shovl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rtue. pp. 22-26.）。

[27] D. Wick, “The Court Nobili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Example of the Society of Theiry,”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3(1980), pp. 263-84; Wick. A Conspiracy of Well-Intentioned Men: The Society of Thir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87.

[28] T. C. W. Blanning. The Culture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 Old Regime Europe, 1660-1789. Oxford, 2000.

[29] Munro Price. “The Court Nobil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Hamish Scott and Prendan Simms (eds.), Cultures of Power in Europe during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69-288.

[30] E. Kennedy. A Philosoph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Destutt de Tracy and the Origins of ‘Ideology’. Philadelphia, 1978. p. 15. 另见S. F. Scott. 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78.

[31] 多伊尔此书第二版中曾说精英融合论看来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了共识（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4）。但是在1999年的第三版中他放弃了这个说法。这一点值得注意。

[32] Blaufarb. “Nobles, Aristocrat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05

[33]Keith M.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

[34] 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eds.),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35] George V. Taylor. “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2(2), p. 490.

[36] Michael Sonenscher. Before the Deluge: Public Debt, Inequality,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54.

[37] Sonenscher. Before the Deluge. p. 7.

[38] Sonenscher. Before the Deluge. p. 9.

[39] 关于这方面的转变，参见Jeremy D. Popkin. “Not over after All: The French Revolution’s Third Centur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74(4), 2002, pp. 801-821.

[40] D. P. Jordan. The King’s Trail: The French Revolution vs Louis XVI. Berkeley, 1979. P. Girault de Coursac. Enquête sr le procès de Louis XVI. Pari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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