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原：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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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

作者：李原

　　小说《刘志丹》是刘志丹的一位亲属撰写的长篇历史传记小说。它经历了一个1962年被否定—1980年被肯定—1986年被最终否定的过程。
　　1962年，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对这部小说提出过批评意见。笔者当时担任省委副秘书长兼阎红彦的秘书组长，在1962年前后一段时间，直接间接地接触过有关的若干历史资料，现在如实摘要披露，供读者和研究工作者参考。

　　阎红彦赞成为刘志丹写小说并建议作者修改样书

　　阎红彦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是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是《刘志丹》一书许多主要内容的重要历史见证人。他参加过1927年我党领导的西北地区最早的清涧武装起义，1930年曾和刘志丹、谢子长一起从事兵运活动。1931年参与创建和领导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后因山西环境险恶，他率领晋西游击队转移到陕北，同年11月和刘志丹领导的武装会合。在这个基础上，1932年初和谢子长、刘志丹共同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正式在陕甘边区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他们三人先后担任过总指挥。陕甘游击队后改编为红二十六军。这时，阎红彦和谢子长、刘志丹一起受到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的打击迫害。1932年年底，阎红彦被迫离开部队，先后奉派到了华北和苏联。中央进驻瓦窑堡不久，阎红彦从苏联携带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恢复电讯联系的密电码回到陕北。这时谢子长已经牺牲。1936年，阎红彦任红三十军军长，又和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一起东征抗日。同年4月，刘志丹在东征中不幸牺牲。1941年5月，高岗当了西北局书记。他为了继续攀升，便夸大西北革命历史和个人历史，掩盖自己的历史污点。对了解他历史底细的阎红彦，高岗先是封官许愿，拉拢利诱，要阎红彦为他作伪证。被阎红彦当面揭穿、严词拒绝后，高岗利用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和1945年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机会，对阎红彦进行诬陷和斗争。因为没有事实，斗不下去，最后康生在会上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阎红彦为了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严重问题，并要求记录存档。1954年高岗反党篡权面目暴露后，中央充分肯定了阎红彦对高岗的原则性斗争。中央认为，历史证明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是正确的。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公开向阎红彦赔礼道歉，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阎红彦一贯赞成宣传刘志丹。他在回忆录中也实事求是地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刘志丹。为了宣传好刘志丹，阎红彦接受过这部小说作者的访问，介绍了刘志丹的许多历史故事。但直到《刘志丹》(上卷)即将公开出版发行时，他并未看到送审样书。1962年7月21日，阎红彦从昆明去北戴河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途经北京时，在闲谈中得知一位老战友收到了《刘志丹》(上卷)样书，阎才知道这部小说即将出版。
　　阎红彦随即借来样书阅读。之后，作者送来征求意见的样书，并且一面解释未给阎红彦送书的原因是他不在北京，一面对阎红彦说：书马上就要出版发行了，你有什么意见，等再版时可以考虑。
　　阎红彦有重点地看了一些章节，发现有些重大问题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作者随意虚构的，便打电话，请一位西北老同志转告作者，他认为小说需要修改，建议暂缓出版。
　　阎红彦在7月22、23日两天继续看这部书，然后致信作者说，他赞成写一些合乎实际的有教育意义的文章来纪念志丹和其他同志，但《刘志丹》事实上是用小说的形式来总结西北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到许多原则性的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由中央作结论的，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你的文章有许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我不同意发表。
　　看得出来，阎红彦当时是企图通过老同志施加影响和规劝作者商量修改这部小说，希望把小说写成在原则问题上符合历史事实的作品。他没有想到，8月3日他从北京来到北戴河后，发现《工人日报》已于7月28日开始连载这部小说的部分章节，并加了按语推荐此书。8月16日，又从《人民日报》广告栏看到《中国青年》杂志当期要目中，有《刘志丹》内容介绍和摘登。
　　于是阎红彦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负责人提出了意见。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8月17日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给阎红彦转来《中国青年》关于刊登《刘志丹》的情况说明。两家报刊刊发这部小说和有关的情况说明，使阎红彦深感意外。他不明白，为什么在党内会出现如此令人感到意外的情况：明明书中涉及到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为什么不给了解陕北历史并有直接关系的同志看看，而要急急忙忙在报刊上连载和出书呢。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难免使他产生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这就动摇了他只是希望在规劝作者进行修改这个层面商量解决问题的信心，他决定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正常程序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在《人民日报》刊登《中国青年》目录的第二天，8月17日，他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简要地叙述了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并说，如有必要，此信可以转书记处同志看看。阎红彦从7月21日到9月初看完样书全文后，9月3日又致信杨尚昆并书记处。他寄希望在西北老同志的范围内商量修改这部小说，于是提出两条积极的建议：1
　　将此书发给参加十中全会的西北老同志看看；2
　　由中央宣传部仅就这本书组织一次座谈会，因为大家没有时间详谈西北历史问题，建议用3、5天时间谈谈该书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
　　阎红彦信中提出的具体建议并未被中央采纳。他不知道，在这之前，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已直接介入此事。康于8月24日致信杨尚昆，要书记处处理《刘志丹》的问题。同时，康生已通知出版社赶印小说第五稿600本和第三稿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8月26日至9月23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24日至27日，正式举行十中全会。在小说提交中央会议以后，阎红彦和其他西北老同志分别在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小组会上对这部小说各抒己见。9月8日，阎红彦在西南小组会上提出对小说的批评意见。后来又在小组会上介绍了出版社和其他有关同志提供的一些背景材料。

　　阎红彦对《刘志丹》样书提出的主要意见

　　阎红彦在看了部分章节特别是看了全书及有关的背景材料后，通过写信和在小组会上发言，对这部书稿提出的主要意见是：1、它重新肯定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拔高为全国的领袖；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
　　阎红彦在9月3日给杨尚昆的信中说：我觉得小说《刘志丹》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利用宣传刘志丹的名义，把高岗在边区高干会上及“七大”前后的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为了把自己说成是西北革命领袖所篡改的边区历史结论重新加以宣传和肯定。
　　这里说的边区高干会，是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西北局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由于有些同志对这个会议总结的边区历史问题存在不同意见，1945年7月又专门召开了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
　　根据现存历史档案材料，阎红彦在延安时明确地指出过，高岗夸大边区历史，一是夸大西北党的作用。陕西有革命传统，但他夸大为大革命时期南有广州，北有西安，把西北革命在政权、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成绩都加以夸大，有许多不合乎事实。高岗把1933年以前的陕甘红军说成在经济、政治、军队、群众工作各方面都摸索出一套完整的经验，也是违反历史事实的。那时陕甘红军的许多做法不是也不可能是离开中央的精神由自己创造的。比如古田会议决议对陕甘红军有很大影响，但检查西北历史时并未提到。关于怎样打游击、建立士兵委员会、做政治工作、设立指导员等，都是向中央学的。还有许多制度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在那里建立起来的。二是夸大陕甘游击战争。高岗把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时间从1932年1月提前为1931年10月，与事实不符。高岗说陕甘游击队发动了旬邑、淳化、三原、耀县等地农民的各种斗争，把这些游击区夸大为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区，还把南梁堡、马兰等属于游击活动范围的几个小地方加以夸大。三是夸大高岗个人的作用。尽管高岗1942年9月要求阎红彦为他伪造个人历史作假证的阴谋已被当面揭穿，高岗在会上仍然吹嘘陕甘红军和根据地是他领导创立的，而全然不顾他始终不是陕甘游击队领导成员的事实。
　　在阎红彦看来，他和高岗的分歧，无非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和伪造历史、歪曲事实之争。1954年以后，高岗的面目已经暴露，中央对自己也有了一个公正的评价，被高岗歪曲了的历史自然也就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他没有想到，为什么一部小说又把那些原则问题重新提出来呢？被高岗篡改了的西北革命历史，为什么在这部小说里重新得到肯定和宣传呢？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
　　阎红彦在西南小组会上的发言，提出了对书稿的第二条主要意见。刘志丹是他所熟悉的西北革命领袖，小说却硬把他写成一个全国的崇高领袖人物。书中编造许多当年刘志丹不可能具有的思想和看法，把本来是土豪劣绅，反对刘志丹革命的他的父亲硬写成是赞成革命的正面人物。甚至说读中学的刘志丹就早于毛泽东十多年提出“中国到何处去”的问题；大革命前的刘志丹就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几个基本问题——农民问题，武装问题，巩固革命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党内迁就资产阶级问题，等等；1928年的刘志丹就提出了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先农村后城市等根本观点。好像毛泽东提出和解决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只是验证了刘志丹思想的正确性。还把陕北写成“二江西”，把永宁山与井冈山、桥山山脉与罗霄山脉相提并论。而永宁山不过是一个小山头，因为是刘志丹的家乡，他在那里当过国民党民团团总，就把它说成是“红色堡垒”，是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阎红彦的疑问，他致信杨尚昆谈的看法，很快从工人出版社《刘志丹》一书的编辑那里也得到了答案，得到了证实。这个材料还涉及到阎红彦没有作为重点问题提出来的小说存在的第三个问题：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以及其他老同志。这家出版社关于《刘志丹》写作过程向杨尚昆、安子文的报告中说：在开始阶段，工人出版社参与写作的人员曾对一些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有过不同的意见，也同作者有过一些争议。比如，把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根据地问题，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等重要理论，都搬到刘志丹身上。而且提出的时间，往往在毛主席之前。我们修改过来，作者又修改过去。比如，我们曾主张把刘志丹搞军事活动中一些失败的经验教训写出来。作者不同意，他认为这样写有损英雄人物的形象。又比如，大家认为对谢子长写得薄弱了，提议加强对谢子长的描写。作者借口没有材料而拒绝。后来把我们直接收集的材料加进去，作者又说这些材料未经过核实，不可靠，写进去要犯错误。再比如，发现阎红彦发表过的文章与《刘志丹》书稿的观点、史实不一致，作者说，不管它，他写他的，我们写我们的，并散布许多流言蜚语，对阎红彦进行人身攻击。在对晋西游击队的活动、对刘志丹的父亲的描写等问题上，也有过一些争论。这个报告还谈到了另外一些情况。
　　阎红彦在发言中说：如果只涉及到我自己和在这个地区工作过的一些同志的个人问题，《刘志丹》这本书我也同意发表。问题在于，在对刘志丹本身的宣传上，它也是违反历史事实，违反历史观点的。

　　康生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和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表态

　　康生围绕《刘志丹》问题搞的阴谋，笔者和阎红彦身边工作人员是从他制造的这个大错案得到平反以后，通过一些出版物获悉的。
　　1962年8月24日，康生致信杨尚昆。一是要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二是要出版社赶印小说第五稿600本和第三稿300本，提交中央会议审查。这就把问题提到了直接由中央审查处理和中央会议的日程上。
　　对书稿的内容，康生一接触到这部小说的问题，就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是“反党小说”。这就把一个本来只涉及到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西北革命历史这个范畴的问题，定性为“反党”，并且和1954年高岗反党反中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问题联系起来。
　　9月24日，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讲话强调阶级斗争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毛主席后来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这里说的小说，就是《刘志丹》。
　　从此，此书正式被中央否定。康生又借助全会公布的中央前几年收到的其他揭发材料，把有的西北老同志列为审查对象。中央正式立案审查。康生任审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对无辜的同志进行旷日持久的残酷迫害。
　　这次全会结束前，康生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阎红彦和康生对《刘志丹》小说的立场和态度有本质的区别

　　从上面谈到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阎红彦和康生对《刘志丹》样书的立场和态度存在本质的区别。
　　康生，一是他并不了解西北历史。二是他一介入，就把小说定性为“反党”。三是此人一贯整人。他的问题是利用职权整人，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阎红彦则完全不同。
　　一、如本文开头所述，阎红彦是《刘志丹》一书许多主要内容的重要历史见证人。他是刘志丹的老战友，对刘志丹很熟悉，很尊敬。他深知高岗的历史和为人。他为了坚持实事求是地认识西北革命历史，同高岗进行过长期的原则性斗争。早在1945年，他就正式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过，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迟早要出问题，望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记录存档。历史证明他对高岗的看法完全是有根据的，是正确的，也是被中央明确肯定的。可见，他对《刘志丹》一书是有发言权的，他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二、出于对党对历史负责以及对作品和作者负责的态度，阎红彦先是有重点地阅读了一些章节，然后又在二三十天内抽出时间看完全书以后，才在9月3日致信杨尚昆并书记处，阐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阎红彦还找到熟悉文艺工作的老同志(如任白戈)，专门就党史人物传记文学作者在重大史实上是否应该实事求是，是否允许虚构进行请教和切磋。
　　三、阎红彦对书稿提出意见，目的在于建议作者进行必要的修改，使之成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符合历史事实的作品。他希望修改的主要是那些“违反历史事实、违反历史观点”的原则问题。这个意见是中肯的，对作者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阎红彦在9月3日信中提出的两条具体建议，应该说是积极可行的富有建设性的。如果没有康生介入，而考虑他的建议，请参加中央会议的西北老同志用三五天时间就书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进行座谈，就有可能对许多问题取得共识，提供小说作者参考；即使对有的问题暂时不能取得共识，也可以建议作者在作品中暂时回避。这样，小说样书存在的问题是完全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的。康生介入以后的事态发展，完全是阎红彦始料不及的。
　　四、阎红彦发现书稿存在问题需要修改，在对作者提出建议和希望老同志施加影响未能奏效的情况下，他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反映自己的意见，应该说这是行使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权利，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和正常程序的。在书稿被提到中央会议上以后，他在小组会上陈述己见，也是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

　　小说《刘志丹》从1980年被肯定到1986年被最终否定

　　阎红彦一生坚持实事求是。“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邓小平受到严厉批判。陈伯达、江青召集一部分高级干部开会，要他们揭批邓小平。有人诬陷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阎红彦当即站起来驳斥：“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淮海战役期间，中原野战军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这一度话使会议开不下去，只得匆匆收场，阎红彦却为自己招来了大祸。康生把他正式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名单，江青、陈伯达派北京红卫兵赶赴昆明冲击云南省委，打倒阎红彦，陈伯达从北京打电话对阎红彦横加指责而不让他讲话，阎红彦对陈伯达等严词斥责之后，于1967年1月8日被迫害致死。直到1978年1月，在邓小平同志多次直接关怀下，中央正式为阎红彦平反昭雪。
　　与此同时，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对小说《刘志丹》作者、有关人员和受牵连人员备加摧残，使更多人受到株连。为所有这些无辜人员平反是理所当然的，非常必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中央组织部委托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文艺工作者审读了小说《刘志丹》。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写出报告，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80年2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发出通知，为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所有有关人员和为数众多的受牵连人员平反。
　　于是，三卷本小说《刘志丹》从1984年12月到1985年6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本来人们期待着看到一部可信之作。遗憾的是，作者未能正视1962年书稿本身确实存在的问题，未能正视有的西北老同志提出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应该符合历史事实的意见，未能遵循党史题材的传记文学创作原则进行修改，这就不可避免地为自己的作品带来一种不可逆转的后果：它一面世，便被了解历史的读者发现，这部小说描绘的一些历史是不真实的。作者一面随意抬高某些人，一面对刘志丹的许多战友、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恶意进行攻击，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引起社会舆论和许多老干部的不满。人们纷纷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党的纪律严肃处理。中央委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主持处理此事。
　　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几位老干部就这部小说的问题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习仲勋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有关方面负责人王首道、荣高棠、何载，以及西北老同志马文瑞、宋时轮和张秀山。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存在严重的错误。主要是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深受人们尊敬的业已故去的领导同志任意褒贬，对被贬者的某些描写也违背了党的原则。5日，冯文彬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向胡耀邦总书记就上述意见作出报告。
　　1月12日，胡耀邦总书记对冯文彬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批示指出：“这个报告是中央同志审阅和批准了的文件。有关党员同志必须严格遵守。我们说过多次，作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党允许作家在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不要干预，但在这类作品中，特别是在文学传记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片)中，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因为这不是什么艺术领域内的是非问题，而是政治领域的是非问题，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问题。对此，党员作家必须模范遵行，不能含糊。随后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和胡耀邦的批示。中央决定，该书立即停止发行，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
　　薄一波在1994年6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小说《刘志丹》1962年送审样书时说：应该指出，小说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不够严肃的，作品本身是有缺点或错误的。因此，曾参加过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中，有的对它提出批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康生却别有用心，制造了一起大错案。至于1984至1985年出版的三卷本《刘志丹》涉及的政治领域中的是非问题，中央领导已明确指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这段历史做了一个概括的总结。
　　在《刘志丹》一书被否定——肯定——最终否定的过程中，单就文学创作而言，涉及到一个本来就十分明确的原则。这就是胡耀邦1986年1月12日批示中所说，党史题材作品特别是文学传记作品，“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任何以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为由而否定这个原则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来源；百年潮；责任编辑：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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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mun  揭秘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


李原是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秘书组长，也是制造《刘志丹》案的参与
者，文章既有为首长洗刷亦兼有为自身开脱之意。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澄清阎
红彦和康生的关系，同时表明向中央告发检举小说《刘志丹》是他们的功绩。举报是
经过杨尚昆，不是经过康生，完全符合组织原则。（二）认定《刘志丹》是为高岗翻
案。关于第一点，阎红彦将《刘志丹》校样交给什么人，无关紧要。他是有意投靠康
生还是无意间被康生利用，那是专案组才关心的问题。我们只记住一条就够了：正
是这位封疆大吏为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提供了一枚重型炸弹，从这里打开突破
口，在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新闻、电影、戏剧等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对
资产阶级的大批判，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无论阎红彦向何人告发，都改变不了
阎红彦确是这一牵连最广、受害最深的第一大文字狱制造者的事实。关于第二点，
当初定《刘志丹》为反党小说，就是以阎红彦指控“为高岗翻案”做根据的。我们看李
原是怎么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中央组织部委托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
院的文艺工作者审读了小说《刘志丹》。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写出报
告，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
史的小说’，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80年2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
告，并发出通知，为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所有有关人员和为数众多的受牵连人员平
反。”这个决定不仅推翻了康生的诬陷，也推翻了阎红彦的指控。但李原一方面说
中央为《刘志丹》小说及有关人员平反是“理所当然的，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却把
当年举报的那些货色几乎原封不动地搬了出来，说什么“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
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如果中央平反是正确的，阎红彦的
整个指控就不能成立。但李原耍了一个将阎红彦和康生做出“本质区别”的花招，说
什么阎红彦只说小说为高岗翻案，没说是反党，康生介入才变了性质。这是要维护
阎红彦的“正确”，实际上把中央的决定推翻了。我想问问李原：当毛泽东在八届十
中全会上宣布“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时候，你们首长当年是否做过这样的声
明？李原说他们是在《刘志丹》小说平反后才从报刊上得知康生的阴谋，但是当年给
《刘志丹》小说定罪的那些东西，不就是今天李原文章中披露的那些东西吗？他一边
做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一边把那些沾着血的检举材料抛出来，是不是欲盖
弥彰？我是直到看了此文才知道当年射杀我们的暗箭是从哪里发出的。看来这个秘
书太懒惰，太粗心，没把弄脏的白手套洗干净，就重新戴上了。


李原硬要按照主观愿望，把《刘志丹》和高岗叠加起来，把文本中没有的东西强加文
本，胡搅蛮缠，毫无根据地说小说利用刘志丹“宣传”、“美化”高岗。这种谎言在前
述审读报告中已被揭穿，但他们还要拿来作为攻击的武器，好像谎话说一千遍，人
家就相信是真的。因此，我们还要对他讲一点文学常识：小说是小说，高岗是高
岗，你只能看小说写了什么，怎么写的，不能把小说没写的东西，包括高岗做过的
一切都算到小说的账上。


小说作者李建彤送阎红彦征求意见的是校样，当时也只有校样，没有阎红彦在别处
看到的什么“样书”，送中央审查的样本是事发后奉中央之命临时赶印的，还有黑空
缺字。红二十六军政委罗炎是几个人物合并后用的名字，因为高岗当过红二十六军
政委，阎红彦就咬定这个罗炎就是高岗。但校样中只有两处写到他，一处是刘志丹
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见到省军委委员罗炎，罗炎给了他《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
报告》和《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两个文件，说了一句话：“听说你们争论得很
厉害，到底是些啥问题？”另一处是，刘志丹在南下失败后，回到照金，又和在省
委书记叛变后逃到照金的罗炎见了面。罗炎对刘志丹说了一句话：“大家盼你眼都
盼穿了。”仅此而已。阎红彦就凭这两句话，告发《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当时我
们都被打懵了，只顾交代哪几处写了高岗，却忘了问他们哪些地方是为高岗翻案。
当然问也白问，因为当时中央首长们都未看到校样，听见阎红彦制造的舆论，就信
以为真。这真像童话故事，听见一声“咕咚”，就以为妖精来了。办案人也摸不着头
脑，搞不清是在哪里翻的案，好几年都落实不了，最后只好不提了。


历史不是狂人的自传，不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从李原的介绍中，我们得知，阎
红彦在陕甘红军初创时期只呆过一年，此后五年大发展时期，他都在白区和苏联活
动。小说上卷送审校样只写到当时南下的红军在那里全军覆没为止，阎红彦的活动
不足其中一章。他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却要求历史以他为中心来展开。因此他们
就把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阎红彦如何和高岗斗法以及他们争论的问
题，强加给《刘志丹》。这次斗法，以阎红彦失败告终。阎红彦在边区高干会上是被
批判的一方，但小说并没写到1942年。


阎红彦关心的是：谁是西北红军缔造者。阎红彦的晋西游击队渡河到陕北，只有27
人，和杨琪（后任红27军军长）的商贩军汇合，到保安县去找刘志丹，被领到南
梁，和刘志丹合兵一处。立足未稳，阎红彦就在三甲塬来一场火并，把刘志丹的
“武装”消灭了。刘志丹顾全大局，没有反击，如果举兵自卫，阎红彦又不知向何处
逃窜了。《刘志丹》小说中是这样笼统交代的：“指挥部反怨部队成份不纯，要狠狠
整顿部队，加上整顿方法不对头，打伤了几个，开除了一批，吓跑了一群，一来二
去，人员大减，六七百人的部队，一下子降到二百来人。大家怨声载道，情绪低
落。”《刘志丹》作者心存宽厚，没把真相全部揭露出来，避开正面冲突，写成刘志
丹事发前去了西安，也没写杀人，只说整顿是个“方法问题”，错误人人有份，不涉
及个人责任。但阎红彦并不认为这是为他隐恶，而是没给他扬善。刘志丹被夺了
权，阎红彦收拾不了摊子，省委这才把谢子长从甘肃调来当总指挥。在阎红彦看
来，三甲塬整顿队伍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等于毛泽东上井冈山收编王佐武装，是
为建立西北工农军扫清障碍。此乃旷世奇勋，在西北第一个打起红旗，那就不仅是
“地方性领袖”，而且是“全国性领袖”（借用李原的说法）了。从李原的遣词造句
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处心积虑想说的是什么。比方说“红军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
武装会合”，1932年2月“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正式在陕
甘边区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又如，他们把永宁山的共产党员夺取民团的革命活
动说成“永宁山不过是一个小山头，因为是刘志丹的家乡，他在那里当过国民党民
团团总”，不把刘志丹当做共产党员，不承认他是奉党之命，到西北组织武装斗争
的，而是把他当做山大王、反动民团头子。这也是暗示：阎红彦才是在西北打起红
军旗帜、揭开历史新篇章的第一人。李原说得吞吞吐吐，意思我们还是明白的。阎
红彦争斗多年，就是争的这个东西：谁是“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造者。中央
说是刘志丹和高岗。阎红彦不服气，因为他“第一次正式在陕甘边区打出工农红军
的旗帜”时，高岗躲在西安还没有出来，刘志丹已经被他整倒了嘛。刘志丹和谢子
长都死了，就该他和高岗争第一把交椅了。否定三甲塬“整顿”，就是否定他的历史
功绩；但是肯定三甲塬“整顿”是“正确路线”，刘志丹就成了被阎红彦收编的一个土
匪头儿，他以前的革命活动（包括组织武装）也都不算“正式”的。阎红彦千里迢迢
跑到南梁，就是叫刘志丹投奔他？不知陕西党史界是不是接受这个观点。李原说：
阎红彦一向赞成写刘志丹。是呀，只要写成刘志丹归顺阎红彦，把刘志丹写成他的
垫脚石，他是举双手赞成的。但这对历史公平吗？他们对高岗的种种说法都是放烟
幕弹。他们说高岗不提古田决议对陕甘红军的影响是抬高自己；《刘志丹》小说提到
古田决议又说是美化高岗。他们说，高岗把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从1932年1月提前
到1931年10月，与事实不符；《刘志丹》没写成立的日子，又说是为高岗翻案。而且
他们评论人物还采取双重标准，对自己一套，对别人又一套。红军有过几个政委，
合在一起，就是“美化高岗”，因为高岗也当过红军政委；红军有过几个参谋长，合
在一起，就是“贬低阎红彦”，因为阎红彦也当过红军参谋长。他们把文革手法运用
得如此娴熟，还说是实事求是。


唯心史观看问题有个通病，只看到个人的活动，看不到影响这些活动的众多因素。
当他遭到挫折时，认为是受某某人迫害；当他迫害别人时，又觉得是理所当然，不
能通过情景逻辑去认识问题的成因。阎红彦和高岗斗法属于前者；阎红彦被康生利
用伤害无辜属于后者。他和高岗斗法，究竟是什么性质？他自己也没说出所以然
来，开小差，搞破鞋，可以把高岗搞臭，但仅凭那些鸡毛蒜皮，却无法将他击倒。
即使李原写的句句是实，也不足以证明阎红彦如何正确，给人的印象不过是阎红彦
揪住了高岗的小辫子，窥测到高岗的隐私，借机要挟。阎红彦1933年起就脱离了陕
北武装斗争；此后陕北红军大发展，陕北陕甘联成一片，创建陕甘宁根据地，他都
没有立功的机会；四年之后重返陕北，已是另一种局面，再想恢复“三甲塬态势”，
坐头把交椅，已经不可能了。又过了六年，高岗成了“西北王”，地位更加巩固，阎
红彦心理失去平衡了，那本来应该是他占有的位置。阎红彦想要别人承认他，还得
等待机会，他果然等到了高岗自我爆炸，等到了毛泽东的口头道歉，等到了换乌纱
帽，但是比起高岗爬到的那个高度，还差一大截呢！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高岗垮
台之后，毛泽东向他道歉之时，《毛泽东选集》上也还印着“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
正确路线”，没有把高岗名字换成阎红彦。新版的《毛泽东选集》注文中也写的是“执
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阎红彦还是挂不上号。
李原要为首长翻案，信口胡说，也不看看“毛选”。阎红彦最希望再召开一次西北高
干会为他翻案，始终未能如愿。而且高岗是自我毁灭的，不是他打倒的，过去受的
气无处发泄，就拿小说《刘志丹》来制造事端，目标直指“习仲勋反党集团”。这不仅
是一个报复的机会，也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证明什么呢？就是：阎红彦是一贯
正确的。只可惜还是没有成为“全国性领袖”，取政治局委员而代之。这只能怨历史
无情了。


唯心史观比较倾向于把一切看做一成不变的，如果一个人变坏了，那么，他过去也
不是好东西。不相信人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这么
看。阎红彦1942年的失败，不能仅归于高岗的欺骗。1962年的得手，也不是由于康
生“意外介入”，而是政治生态造成的结果。如果不是毛泽东把陕北当做长征的落脚
点和抗战的出发点，高岗爬不了那么高，阎红彦也不知去什么地方，开不开边区高
干会还得另说。如果毛泽东不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的状子也许还锁在书
记处档案柜里。无论是高岗、康生，作为个人，能量都是有限的，他们只有利用制
度的弱点才能发挥作用。一个有良好竞争机制的现代政党，它会采取民主的方法，
公开辩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处理思想政治上的分歧，而不必采取
密谋的方法，告发和破案的方法，来夺取权力，阴谋家野心家也难以找到藏身之
地。把一切罪责都推到高岗、康生身上，是唯心史观过份夸大个人作用的表现。有
一件事似乎被人忽略了：当初高岗用来攻击刘少奇的那些材料，就是高岗反党的罪
证；但文革中又作为刘少奇的罪状原封不动地抛了出来。按李原的逻辑，那就是毛
泽东也在为高岗翻案了。当年处理高岗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跑到杭州，没
有参加，解放后毛泽东没参加的中央全会也仅此一次，有关材料至今没有解密，我
们无法得知内情。但可以肯定：高岗不是阎红彦斗倒的，不是因为他在高干会上伪
造历史。阎红彦在权力场上的拼搏有得有失，总的说得大于失。《刘志丹》小说又给
他一个力图一搏的机会，但除了被康生利用来把西北代表人物一网打尽，他自己似
乎一无所获，搅了一场浑水，自己也不得好活。但是，《刘志丹》小说中还是把他当
作正面人物来写的，他的事迹概括在当过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参谋长的“戴鸿远”这
个人物中（戴鸿远是由三个人名字各取一字组成的）。因为阎红彦除了在三甲塬显
过身手，还没来得及轰轰烈烈干一场，就被左倾路线挤走了。按他们的逻辑，把别
人做的好事加到他身上，不也是美化他吗？但他反而觉得没有把他写成西北红军缔
造者，像毛泽东改造王佐一样改造刘志丹，且和别人合在一起，就是故意贬低他。
对刘志丹，该书既未当作地方领袖、也未当作全国领袖，而是当作英雄来写的，力
图按照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的精神来
表现他。这个评价是超越一切时空界限的。就创作方法而言，《刘志丹》小说确有败
笔，加在刘志丹头上的政治光环，不是抬高而是损害了刘志丹的艺术形象，它首先
是败坏了文学的真实性。刘志丹最震撼人心的地方，不是什么正确路线，而是处于
逆境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和宽容精神。


我的说明只限于我作为责任编辑职责范围之内的问题，就是限于《刘志丹》送审稿。
李原代首长发言，也应以首长看过的本子为依据（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刘志丹》
上卷前述有关罗炎的情节已经删去）。其他问题不能由我代李建彤作答。因为李建
彤有自己的观点，他人是不能代替的。事实上，不仅编辑部和作者意见有分歧，编
辑部内意见也是不一致的，经常发生争论，但又是在激烈争论中取得相互理解的，
挨了整也不发怨言。没人说：“当初听我的就好了。”令人不解的是：决定《刘志丹》
三卷本停止发行的会议，没让作者李建彤参加答辩，与会人说了什么，也未见公
布。这说明它是一个政治决定，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裁决。政治干预从来不是处
理艺术问题、学理问题的正当办法。其所以畅行无阻，是因为中国的法制尚不完
善。李建彤和一批陕北老干部曾向负责处理此事的习仲勋当面提出抗议。习仲勋为
息事宁人，始终以“团结为重”相勉，真正表现出政治家风度。具有反讽意味的是，
当初他们诬指《刘志丹》小说是习仲勋“篡党篡国”的纲领，现在查禁此书的还是那个
习仲勋。这明明是打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却认为“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这
种处理只是把问题搁置起来，既然谁也说服不了谁，就不要在历史问题上争论不
休，强行“统一认识”。我不知他们的文章为何当时不发表，要等到冯文彬、胡耀
邦、习仲勋这些老同志相继谢世之后才抛出来？是不是因为死无对证，可以信口开
河？阎红彦已经作古，死者无罪。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
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我不想介入这一场没有思想意义也没有学术
价值的争论，我对谁坐第几把交椅没有好奇心，个人的功过是非，生前是中央组织
管辖的范围，死后是党史学家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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